一双穿了8年的旧拖鞋，最近被瑞安侨联侨史博物馆收藏。拖鞋主人是现年71岁的旅荷华侨总会荣誉会长朱庆局，他生于瑞安市湖岭镇桂峰社区板寮自然村，“这拖鞋是我刚出国创业时买的，为省钱，最后用铁丝把拖鞋鞋面吊住继续穿。”

五月的板寮花红树绿，如果不是在村口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成立旧址”几个大字，很难想象这片风景优美之地曾展开过惊心动魄的武装斗争。朱庆局出生26天时,祖宅被国民党军烧毁，家中存粮被洗劫一空，欲哭无泪时，浙南游击纵队从军粮中挤出一百斤稻谷送到朱家，那时，只有军中病号才能吃到稻谷……

最近都在板寮闲居的朱庆局，爱到村中浙南游击纵队成立纪念碑亭园散步。那双穿了8年的拖鞋已被拍成照片带在身边，“这拖鞋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常用它教育儿孙：今天的好日子都是先辈用鲜血和汗水奋斗得来的。”

峥嵘七十载，家国同梦。生活节俭的朱庆局，为国内建设却常一掷千金。修桥铺路、建卫生院、救助汶川地震灾区……从1980年至今，朱庆局已捐资400多万元。实际上，作为革命老区和著名侨乡，在板寮乃至整个桂峰社区，像朱庆局这样的爱国爱乡者不是个例。据湖岭镇政府不完全统计，仅近两年，桂峰社区诸华侨为家乡建设捐资近千万。而放眼温州，从板寮村到小南门，从过去到现在，党和人民始终血肉相连，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共同谱写了国富民强的辉煌篇章，让温州70年奋斗史浓墨重彩。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鹿城区隔岸路家中书房里，原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干部、94岁的洪水平忆起自己年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缘起：“眼见国民党腐败得不可救药，读了《共产党宣言》后，我觉得这个党是真正为人民的党。”

几十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如洪水平一样，汇聚于信仰的旗帜之下——勿忘人民，为人类解放而奋斗。

当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18岁的贫苦江西少年龙跃参加红军时，他应该预料不到，1935年到1949年间，自己会一直在温州坚持革命，并先后任中共浙南特委（后改称“地委”）代理书记，后任书记。1936年，直面浙南根据地群众要求分配土地的诉求，根据省委指示，浙南特委领导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把土地和青苗妥善分配到户。这一工作深得民心，据200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龙跃传》记载：“从此红军开到哪里，那里的群众就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红军，帮助红军买米买菜，送草送柴；红军作战时，家家户户烧柴做饭送到火线上给红军吃。”

朱庆局的父母和当地众多乡亲，都曾为红军送过鸡蛋、洗过衣服。在国民党的腹心地带，竟出现这样一块“红区”，不能不说是历史奇迹。也正是有了可靠的根据地这一重要条件，1948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得以在板寮成立，龙跃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支队伍此后成为紧密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和解放浙南全境的主力部队，其成立标志着浙南游击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

洪水平、周炳杰等诸多当年的浙南游击纵队老战士至今犹记：“成立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当晚，政治部组织了盛大的文艺晚会，部队和附近数百群众一起观看演出。但很快得到情报，国民党部队正急行军向板寮进袭。为避免群众遭殃，龙跃拒绝先撤离，他和部队指战员及群众一起动手，直到把村中部队集会的痕迹全抹去，才率司令部离开。这时，国民党部队距离板寮只有数里之遥。”

“1949年5月6日，温州和平解放前夜，温州电厂为配合浙南游击纵队进城，发动工人坚守岗位保护电厂，使电厂得以在解放后迅速恢复正常生产。”胸怀振兴民族工业的使命，温州人高俊青于1914年带头出资在鹿城区小南路创办温州电厂(温州普华电灯股份公司)。2017年，记者采访高俊青年逾八旬的曾孙高强中时，他自豪地和记者分享了祖辈这段珍贵记忆：“那天，温州电厂一改过去只发半夜电的规定，一直发电至天亮，喜迎解放。”

而高强中不知道的是，为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两次派代表与当年驻守温州城的国民党驻军谈判，经多方协商与交接，最后得以签订相关和平解放协议。1949年5月6日深夜，浙南游击纵队分三路进入市区：一路由西郊入城，一路由九山入城，一路由三角门、小南门入城。

如果说当年温州和平解放是军民同心协力的结果，温州人民对革命者后代的呵护则更见证了鱼水深情。“我们兄妹是名副其实的浙南人民的儿女。我哥哥姐姐就出生在浙南游击根据地，吃的是根据地乳母的乳汁。那时，父母过着游击生活，不可能抚养婴儿。”2010年，龙跃之子龙江海来温州时，曾对记者讲述自家与温州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期间，龙跃夫妇被隔离，龙江海兄妹跟着外婆在上海艰难度日。经温州老同志努力，龙江海和姐姐被接到温州，“姐姐被安排在温州冶金机械厂工作，而我就在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瑞安湖岭插队落户。”插队两年后，经当地群众推荐，龙江海得以进入浙江大学，“以我家当时处境，除了温州，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可能得到上大学的机会。”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军队与人民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和平年代，党和国家继续坚持用实际行动回馈人民，不断演绎出新的动人故事。今年年初，瑞枫公路湖岭段改造提升工程验收成功，这条湖岭镇通往革命老区桂峰等地的唯一通道，完成了近30年来首次大修。为重修此路，当地百姓先行捐资800多万元，听闻此事后，省市各级政府亦都在最快时间内给予修路资金补助。最后，3000万元的投入让这条路变成了连通瑞安、青田和文成3个县市的致富路，惠及沿线61个村5.6万群众。

每天饭后，到离家不远的小南门商圈逛逛，是浙南游击纵队老战士徐立多年来的日常习惯。从温州和平解放到如今这70年里，徐立亲眼见证了温州从贫困偏僻之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热土，也亲眼见证了人民路小南门的日益繁华——在国家不投一分钱的情况下，温州人自筹16亿元对旧城区进行大规模综合性改造,为浙江乃至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方式提供了样板,温州人自筹资金在市区建设的人民路，被誉为“浙江第一街”。

小南门繁华的背后，有过淋漓的鲜血——这里曾是革命者刘英被捕之地。岁月轮转，上世纪八十年代，刘英之子刘锡荣主政温州，“这期间，刘锡荣一直为改革开放‘鼓与呼’，陪伴温州走过了艰难奋斗的岁月。”解放后徐立在工业生产一线工作多年，自1988年起担任温州市经济建设规划院院长，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他曾跟随刘锡荣专门到深圳考察学习，回来后牵头写就温州市改革开放规划，制定完善交通、通讯、卫生等公共设施的目标，明确提出科教兴市、兴办大学……

“最初，我参加革命的梦想就是能过太平日子，但国家现在的发展远超我想象。”徐立现在每天在手机上看新闻，他十分关心国际形势，拿出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诸多关于“一带一路”的理念。“‘一带一路’是一条开放发展之路，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真正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徐立说：“在我看来，这是良性循环。”

对更多温州人来说，“一带一路”也从来不是抽象概念。秉持敢闯敢干的改革精神，目前有38万温州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至2018年，温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额达到2770.88亿元，温州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超过30.6亿美元。此外，温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建设6个境外园区，是全国拥有国家级境外园区最多的地级市。

▲黄世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采访人物：黄世寅

人物身份：庆年坊十七号地下交通站创建人

穿过古老悠长的巷陌，站在“庆年坊十七号”（现为庆年坊46号）这座斑驳的建筑前，一颗红星依然闪耀其上，仿佛向过路人“述说”着发生在这里的革命故事。

1947年秋，国民党妄图镇压在京、沪、杭以及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与民主人士。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和支援浙南蓬勃开展的游击斗争，共产党决定从京、沪、杭紧急撤退一大批有被捕危险的学运骨干，把他们转移到浙南游击根据地。为此，中共永嘉县委在温州白鹿城区内建立了若干个地下交通站，庆年坊十七号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这段历史，黄世寅再清楚不过，庆年坊十七号不仅是他的家，这个地下交通站也由他一手创立。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94岁高龄的黄世寅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言语里满是激情。

当时他临危受命，在上海-温州城区-浙南根据地这条秘密交通线中，建立庆年坊十七号地下交通站作为联络中心。黄世寅回忆，在交通站建立后的日子里，他与另一位联络员陈田涛同志，各自将自己的住所用来接待辗转前来的干部。“一天，我们接到了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八个字‘棉纱三件，即日起运’”他知道，这意味着“日夜盼望的首批京、沪战友要来温了”。黄世寅解释，当时上海和温州棉纱贸易往来频繁，他们就以此作为掩护传送的暗号。就在来温的三位战友顺利抵达地下交通站的第四天，从上海来的第二封电报也到了：棉纱、棉花各壹件，明晨到温。

按照约定，黄世寅只身一人前往接应第二批来温的战友。他回忆起这段时笑言，小时候很喜欢读《福尔摩斯侦探案》，而当时他正扮演着福尔摩斯。同样是秘密工作者，黄世寅与战友的会面颇具戏剧性。几轮反复试探下，黄世寅的一句“放心吧，错不了，上海已经来电报，家里派我来接亲人”终于让对方放下心。

而除了秘密接待、安置、护送辗转而来的学运领袖、党员干部外，黄世寅还肩负着另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秘密传递浙南特委机关报《浙南周报》（《温州日报》前身）。黄世寅说，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鹿城，要想将报刊运进城危险重重。可他义不容辞，在其他地下交通员、学运骨干、党外正义人士的帮助下，一条条传送渠道被打开。“杨锦的舴艋船就是其中之一”。

黄世寅清楚地记得，在他从游击根据地潜回市区时，与永嘉县委政治交通员潘岩柱同行，一起登上瓯江上的秘密交通船。只见潘岩柱贴身衣袋里掏出一叠《浙南周报》递给杨锦，杨锦随手将报纸塞进后披篷的箬叶之中，稍稍拨动几张箬叶，顿时踪迹全无。

作为地下交通站的秘密工作者，黄世寅要将报刊送进城区的各个秘密联络点，在半年多时间里，他躲过城里便衣特务的眼睛，将《浙南周报》运送出去，在“地下”传播着革命的火种。

如今黄世寅已经很少提及这些旧事，在采访结束后，他默默地点上一根烟，脸朝向窗外，久久地凝视远方，思绪似乎仍停留在那些充满硝烟的革命岁月，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里。

▲洪水平向记者展示珍藏的旧照。

采访人物：洪水平

人物身份：温州和平解放谈判亲历者

前几天，见到温州和平解放谈判唯一在世的亲历者、95岁高龄的洪水平时，两张珍贵的旧照正摆放在他的桌上。一张是1949年1月在根据地拍的，照片里的8位小伙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政治部成员，站在左边第二位的就是洪水平，那年他25岁，板寸头，腰间挎枪，神气十足。另一张摄于1990年5月华东医院病室外，是曾任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与洪水平的合影，背面有龙跃的签名题字：水平同志存念。

这两件见证历史的信物，安放在了一栋毫不起眼的市区老房子里，陪伴着主人，一住就是30多年。

此刻，讲故事的老人就倚靠在藤椅上，身着蓝白衬衫的他显得格外精神，回忆起70年前的红色岁月侃侃而谈，思路尤为清晰。他时不时在白纸上写下几个名字，幕幕往事便浮现眼前……

那是1949年5月1日，深夜。瓯海郭溪岭头村景德寺东面的三间两进平房里，透出亮光，一场改变温州城命运的历史性谈判正在进行。房间里，挂着共产党党旗，三张铺着蓝白格子被单的八仙桌拼成会议桌，桌上放着热水瓶和茶杯。嘶嘶作响的煤气灯下，是八张严肃的脸，其中四人是浙南游击纵队代表胡景瑊、曾绍文、郑梅欣、程美兴，另外四人是国民党陆军第200师师长、陆军少将叶芳的代表卓力文、王思本、金天然、吴昭征。还有一人，坐在谈判桌一旁的小桌子边，正奋笔疾书，他就是时任纵队的政治部干事洪水平，也是谈判现场唯一的记录员。

“我全程负责记录，自问记得很认真，努力不放过每句话。”洪水平清楚地记得，谈判草案一共油印了9份，他也拿到一份，上面印有最高机密字样。在双方逐条讨论时，虽然十分严肃地字斟句酌，但均心平气和。可到次日凌晨3时半，谈及军事防区安排时，双方陷入了僵局。

短暂休会后，双方签订了《关于叶芳将军率部反正起义之协定》。那一夜，过得很漫长。会场除了送水和摆弄煤气灯的警卫员外，严禁任何人进入。几次进出会场的，只有洪水平一人。“大约在半夜，警卫员附耳低声要我到后进房间去，我看见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龙跃同志站在那里，隔着板壁倾听动静。他问我谈得怎么样，我说都还顺利……后来知道，他只站了一会就走了。司令员深夜来访，是要了解谈判情况，作出最后决策。”

5月4日，双方再次会聚于此，就进城细节进行具体磋商。6日下午，叶芳宣布起义。当晚8时，全城戒备，浙南游击纵队分三路进城。7日凌晨，温州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促成此次起义的重要因素有很多。”洪水平向记者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叶芳的左右手，人称‘内事不决问天然，外事不决问思本’，他的秘书金天然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天然的夫人，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会员，思想进步，对当时的形势比她的丈夫看得更清楚。她对天然的影响，间接地影响了叶芳。”

解放后，洪水平与金天然一同共事，分别任温州市人民政府秘书科科长和秘书……

如今，这位已入耄耋之年的长者，活得明白、健康和轻松。离休后的他，“吃饭散步睡大觉，读书写字做文章”，迄今为止出版了《温州城下》《伍家旧事》等12本书。今年下半年还会有新作面世。他家门口贴着一副对联：“敢道白发神仙眷，只是平头百姓家。”摆正自己的位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周炳杰和他的军功章。

采访人物：周炳杰

人物身份：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今年5月7日是温州城解放70周年的纪念日。这几天，已经91岁高龄的周炳杰总忍不住拿出那件蓝灰色军装，悄悄抚摸军装上闪耀的军功章。

在老人的记忆里，温州城解放的那一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周炳杰1928年出生在乐清芙蓉一个普通农家，16岁那年他加入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编入浙南游击纵队。1949年解放温州时，他是浙南游击纵队三支队第三大队八中队的中队长。日前，在老人的家里，他用带有浓厚温州腔的普通话，娓娓诉说那段令人激情澎湃的战斗岁月。

1949年4月底，周炳杰所在部队驻扎瓯海区泽雅镇周嶴村附近待命，只等和平解放温州城的号令。终于在5月6日傍晚，游击纵队接到了进军城区解放温州的命令。作为中队长的周炳杰带领100多名战士星夜兼程，经过藤桥、上戍、仰义、双屿等地，在5月7日清晨4点多钟到达了黄龙山。

然而为了成功解放温州，上级下达指示：周炳杰的队伍必须守在西郭城门外，防止有非起义国民党部队向西逃窜。心心念念盼着温州解放，真到了这一天，却只能驻扎在城外，一步也没挪移。老人说，那时候的他是多么想进城看一看。

就这样他们在城门外守了6天6夜，其间有很多市民出城，用不停歇的热烈掌声表达他们内心的崇敬和感谢。虽然没能进城，但周炳杰却很自豪，因为他们的坚守，温州的西城门没有逃出一个敌人。

距离温州解放6天后，周炳杰接到上级命令：国民党国防部交通警察总队有1200人从杭州逃窜到温州。为了新解放的温州，他们又一次奔赴战场，浴血厮杀。

5月13日这天，周炳杰的队伍和国民党军在藤桥，狭路相逢了。

虽然已经时隔70年，但老人对藤桥的战斗，记忆犹新。在藤桥一座1米20公分宽的木头桥上，他带领100多名战士在桥头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说：“国民党反动派用的是美式装备，我们虽然也有机枪，但是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

那时候周炳杰已经提为中队长，是战斗的指挥员之一，而他们连负责助攻这座桥。藤桥的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用重机枪疯狂扫射，周炳杰和战士们谁都没有退却。战斗进行到最后，周炳杰带领战士冲过了桥，把敌人一个连的枪缴了。

藤桥战斗他们共缴获8挺重机枪，22支轻机枪，500多支冲锋枪，步枪100多支。带着这些缴获的武器，来不及回首再多看一眼解放后的温州，周炳杰跟随大部队继续追击溃逃的国民党残部。

他先后转战温岭、黄岩一带，参加小门岛战役，到广东南海舰队司令部任职，直至1979年11月才调回温州。

回忆往昔峥嵘岁月，老人一直骄傲自己在温州解放的那一天，守卫了胜利的果实。但他也深深抱憾，没能亲眼目睹城内解放时的盛况。老人的遗憾直到从部队退伍回温工作之后才稍稍得到弥补。

如今，91岁的周炳杰依旧耳聪目明，晚年的他喜欢收看中央台和地方台的新闻，也喜欢各类军事题材的纪录片和电视剧，生活安详又充实。

▲1953年11月30日，温州市卫校首届医士白累德实习小组留影。前排左一为许岳林。由采访对象供图

采访人物：许岳林

人物身份：浙南纵队司令部电台通讯员

岁月早已染白了许岳林的两鬓，却并未磨灭那段历史的记忆。

许岳林“干革命”是从14岁开始的，那一年是1947年，许岳林在永嘉县立中学读书。高三学长沈大同是一名学生地下党，通过许岳林在黑板报上做的一首诗认识了许岳林，“看”中许岳林老实、可靠便试探性地询问他是否愿意为地下党工作，许岳林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许岳林负责起为地下党送信送书报的任务，一跑跑了两年，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1949年温州解放前夕，全城戒严，主要街道上均有设卡，入夜后百姓便不能通行了，许岳林隐隐觉得情况有些不一样了。5月7日早上许岳林出门时发现街上格外冷清，原先一大早开门做生意的店铺均没有开门，很快便传来消息温州已和平解放。

温州解放后约一个月，许岳林调到浙南纵队司令部电台，学习报务兼做通讯员。让许岳林至今印象深刻的是电台里的一台手摇发电机，电台的运转全靠这台发电机来发电。但是手摇发电是个力气活，当时一天定时收发加上临时紧急收发电报不下四五次，每次时间短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发电员只得铆足了劲儿地摇机器发电，总是累得满头大汗，下气难接上气，许岳林和报务员就时常主动跑上去接力发电，让发电员得以片刻休息。

温州虽然已解放，但局势并不稳定，国民党的飞机经常飞来骚扰，尤其在沿江一带还会投放炸弹，情势挺严峻。负责送电讯稿的许岳林压力挺大。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左右，电台会收抄新华社电讯，台长在当晚11点钟前翻译好，就交给许岳林送去报社用于第二天刊发，许岳林记得台长总是一再叮嘱他，必须尽最大努力以最快的速度把电讯稿送到报社，决不能让报纸“开天窗”。当时的报社设在大南门花柳塘，从电台所在五仑头步行过去大约有10里路，不管刮风下雨，许岳林总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耽搁。

出发之前，台长还会把当晚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告诉许岳林。许岳林向记者解释，“口令”是两个字组成，如“解放”“民主”等；“特别口令”则复杂一些，由四个字组成，如“红旗飘扬”“耕者有田”等。沿途，哨兵看到有人就会喝问：“哪一个？”如果是自方人员就回答：“同志。”哨兵接着问：“口令？”来人只回答“口令”的第一个字。哨兵认可后会说：“通过！”。“口令”的第二个字是作为哨兵“回令”用的，一般情况下，并不用哨兵回令，以免泄密。在特殊的情况下会用到更具保密性的“特别口令”，前两字作“问令”、后两字作“回令”。

用油布包裹好电讯稿、在身上仔细藏好、认真记下口令，许岳林就上路了，一路上漆黑一片，没有路灯也没有行人。虽然晚上容易犯困，但许岳林总是强迫自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因为一路上会接连遇上一个又一个岗哨，必须迅速、清楚地回答“口令”，不敢有任何马虎。

1949年8月浙南游击纵队改编为浙江警备一旅，许岳林编入三团，送电讯稿的工作就停了下来。

1951年许岳林进入温州卫生学校读书，成为温州本地培养的第一代临床医生，毕业后开始悬壶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