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發錢降低了居民勞動供給嗎？
本文非原創，轉載自公眾號「香樟經濟學術圈（ID：Camphor2014）"，作者余錦亮，編輯李兆辰。原文鏈接：【香樟推文1268】政府發錢降低了居民勞動供給嗎。
原文信息: Salehi-Isfahani D, Mostafavi-Dehzooei M H. Cash transfers and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program in Ira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5: 349-367.
1979年後，伊朗伊斯蘭革命領袖霍梅尼向伊朗人民允諾了眾多的福利。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石油補貼的數額已經超過了全國GDP的20%。這使得伊朗成為全世界能源效率最低的國家。之後的多屆政府均試圖廢除能源補貼政策，但始終難以脫離兩難：雖然石油補貼對富人更有利，但廢除石油補貼對窮人的傷害更大——對窮人而言，能源支出佔總體的比例更高。
僵局最終被內賈德總統打破，在取消石油和麵包補貼的同時，內賈德承諾每月向所有伊朗居民發放相同金額的現金。在2010年12月，政府提升了麵包和石油的價格，同時給超過6100萬伊朗人的家庭銀行賬戶存入現金。在政策實施的第一個年度，大約7500萬伊朗人收到了總額約相當於伊朗GDP的6.5%的現金轉移支付。補貼的平均值相當於伊朗人均中位收入的28%。
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很快招致了猛烈的攻擊，通貨膨脹和對窮人勞動供給的負向激勵是攻擊的主要緣由。由於通貨膨脹很快消退，討論聚焦到了勞動供給上——這也是所有收入補助項目都難以避免的非難。受補助的窮人擔心工作會使其失去補助資格，普遍的補助政策也可能通過增加居民的閑暇消費而削弱供給勞動的激勵。但後一種效應始終沒有得到紮實的實證檢驗。
伊朗的現金補助政策具有以下兩個獨特性質：一方面，這是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的、長期的補助項目，這一點與其他小規模實施的補助或由NGO和慈善機構主持的補助明顯的差別；另一方面，它是面向所有伊朗人的政策，工作與否和時間長短不會影響其獲得補助的資格。
作者利用伊朗現金補助項目實施前後的面板數據來檢驗該項目對居民勞動供給的影響。然而，由於同一時期的伊朗還受到國際制裁等事件的影響（制裁在2011年7月，即政策開始實施的第7個月後開始明顯增強），準確識別二者間的因果關係因此變得非常困難。
原文如此處理類似問題。政策實施時，有大約30%的居民沒有及時在第一輪申請時間截止前提交相關文件。他們因此只能在政策實施三個月後重交申請。作者巧妙的利用了這一時間差，構建了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實證回歸。由於改革前一年的數據的缺失，平行趨勢假設在此處無法檢驗；不過，作者在文中說明：區分處理組和控制組的主要變數為註冊時間，這一點與勞動供給無關。因此，假定勞動供給在改革前符合平行趨勢的要求應當是合理的。此外，作者也構建了反映補助對個體衝擊的強度的指標，在此基礎上採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做了進一步的分析。
上式中， 為個人在
時刻的勞動供給；
為啞元變數——若個體只在第二期收到補助，則取
，否則取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虛擬變數的設定與通用的雙重差分模型中的設定有微小的差異：處理組是僅在第二期接受補助的居民，控制組則是兩期均接受補助的居民。數據主要來源於伊朗2010與2011年的兩輪家庭收支追蹤調查。
其中， 表示補貼對個體帶來的衝擊強度，具體定義為現金轉移支付減去能源與麵包支出的增量後，這一數量占上一期家庭支出總額的比重。採取這一定義有助於消除內生性。
分析結果見表1及表2：實證的結果並不一致；不過，兩種模型均明確拒絕了現金轉移支付對勞動存在負向激勵的假設。作者還進行了一系列的異質性檢驗，其中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結論：例如，個體經營者可能會在獲得補助後會擴大經營規模，他們的工作時間也因此有所增加。
前述現金補助項目未對個體勞動供給產生顯著影響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在伊朗，失業率幾十年來一直處於兩位數的水平。這一點意味著對窮人而言，閑暇帶來的邊際效用可能非常低，遠遠無法彌補勞動供應減少可能帶來的效用損失；其次，伊朗的信貸市場也受到嚴格限制。特別是對窮人而言，即便可以預期未來會有一筆穩定收入，窮人也很難從銀行借到錢。現金補助政策對其勞動供給也就因此無法產生顯著的影響。作者也利用實證數據驗證了這一機制。
文章的實證設計頗為巧妙，對因果關係的作用機制的論述也非常細緻，其中的異質性分析也發現了很多有趣的現象。回歸係數不顯著的研究，也可以具備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
Abstract: We study the impact of a nationwide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 on labor supply in Iran. In 2011 the government started monthly deposits of cash into individual family accounts amounting to 29% of the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We use panel data and fixed effects to study the causal effect of the cash transfers on labor supply using the exogenous variation in the intensity of treatment, which we define as the value of cash transfers relative to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year before transfers. We also use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ology that relies on exogenous variation in the time households first started receiving transfers. With the exception of youth, who have weak ties to the labor market, we find no evidence that cash transfers reduced labor supply, while service sector workers appear to have increased their hours of work, perhaps because some used transfers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本文非原創，轉載自公眾號「香樟經濟學術圈（ID：Camphor2014）"，作者余錦亮，編輯李兆辰。原文鏈接：【香樟推文1268】政府發錢降低了居民勞動供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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