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案例說話，比較簡明直接。

《史記

》：

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裏，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

《漢書

》：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幹山南以分單於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於庭。」

這兩個記載說的是同一件事，但是說的情況完全相反。

很多網友依據《史記》得出的結論是：

李陵

奉漢武帝之命率領五千步兵出征，為主帥李廣利分兵，遭遇匈奴單於主力大軍。

但是如果看《漢書》，結論應該是：

李陵拒絕漢武帝之命，非要率五千步兵為主帥李廣利分兵，遭遇匈奴單於主力大軍。

《史記》是漢武帝讓李陵送死，《漢書》是李陵非要自己送死。這兩個觀點明顯是直接衝突的。

這裡面《史記》採用的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漢書》採用的則是「春秋之義」。

春秋筆法的特點是暗含褒貶，微言大義、一字寓褒貶，「行文中雖然不直接闡述對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卻通過細節描寫，修辭手法（例如辭彙的選取）和材料的篩選，委婉而微妙地表達作者主觀看法」。

春秋之義的特點是：「《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古人也稱作「書法不隱」。）《漢書》將所知道的細節進行了羅列，讀者自己去判斷。

簡單理解就是，春秋筆法玩陰的，春秋之義有一說一。

《史記》要達到微言大義、一字寓褒貶的目的，就必須丟棄很多細節。比如說，《史記》完全沒有記載說此次出征的決策過程，遑論細節，而是用高度概括的語言，直接給出了自己的判斷，讓讀者只能接受作者的結論。在將李陵單獨出擊的鍋甩給漢武帝時，《史記》只用了一個簡單的字：「使。」就讓人們以為李陵單獨出擊是漢武帝所主使的，是漢武帝為了捧自己的大舅子來犧牲忠良。而《漢書》將事情原原本本寫出來，人們才知道，原來事情的真相是李陵搶功。

有人會問，為什麼說《漢書》是真的《史記》是假的呢？

原因有三個。

第一，證據豐富度。《史記》在提出漢武帝出賣李陵的觀點時，沒有細節做證據，《漢書》不但有細節，而且細節十分豐富，足夠充當證據。除了開頭的引文之外，《漢書》用了整整一大段，詳細記錄了李陵爭功到最後決定出戰的整個過程，將整個事件娓娓道來，其可信度顯然要高於沒有細節只有判斷的《史記》。當然，單獨這一點，只能抬升《漢書》的信譽而降低《史記》的信譽，並不能確保一定是《漢書》正確。

第二，材料可信度。《史記》在此事件中沒有引用任何依據材料，只有司馬遷一張嘴。《漢書》引用了漢武帝所下的幾份詔書。詔書不是隨便下達的口頭命令，而是經過正式謄抄用印的官方文件，可信度很高。這樣，《漢書》的可信度就非常高，足以對抗《史記》作者司馬遷的個人信譽。說起來，司馬遷的個人信譽怎麼來的呢？是因為他敢於說漢朝皇帝的壞話來的。這是個循環論證的東西。一旦事實證明他說的壞話是謊話，他還有信譽嗎？

第三，邏輯鏈條完整性。《史記》的邏輯鏈條概括來說就是「漢武帝在軍國大事決策時完全是個小人」，然後從「漢武帝是小人」出發，判斷漢武帝的一切行為。這個邏輯不是很紮實。有網友就指出：「一國君主以消滅己方大將為目的安排戰爭似乎有點不合邏輯。」《漢書》的邏輯鏈條則不涉及「小人」「君子」，而是：漢朝官方詔書明確證明李陵搶功。在漢朝官方發布的詔書中，漢武帝明確說：「吾欲予李陵騎，雲『欲以少擊眾』。」而且這個詔書不是發給李陵的，是發給與李陵軍事行動有關的路博德的。這一證據，與《漢書》記載李陵「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於庭」的證據吻合。

這樣，《漢書》不但證據豐富度高，而且材料可信度強，同時具備完整的邏輯鏈條。很顯然，在這兩個觀點矛盾的情況下，要採信《漢書》。

這樣我們就可以排除幹擾去研究「春秋筆法」的問題了。

通過案例，我們發現，《史記》在使用「春秋筆法」時，首先去掉了關鍵細節，讓人們無法通過細節證據來獨立思考、脫離作者判斷事情真相。這樣，《史記》將作者使用概括性語言對事件記錄真實性的影響放大到了最大程度。然後，運用文字手段，在關鍵點上使用關鍵性的誤導辭彙。

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裏，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

在這句話裏，主語只有一個，是「貳師將軍李廣利」，謂語則是「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裏）」、」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司馬遷將「使」放在李陵前面，從而將李陵單獨出兵這一部分完全掛在了李廣利的名下，李陵出兵的原因也就自然而然地掛在了李廣利名下，乍看上去好像李陵單獨出兵是李廣利安排的。

這樣一來，司馬遷就通過春秋筆法，用「使」將一口大大的黑鍋扣到了李廣利乃至漢武帝的頭上。事實上通過《漢書》我們可以看到，這事兒跟李廣利一點關係沒有，李陵單獨出擊這事兒的決策過程他壓根就沒參與。

如果《史記》想要公允的記載這一段決策過程，那麼應該這樣寫：

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陵自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裏。

這樣就變成了兩個句子。一句話的主語是「貳師將軍李廣利」，謂語是「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另一句話的主語是「陵」，謂語是「（自）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裏）」。

這樣改有兩個原因。

一是將「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更改為「陵自將其射士步兵」。「使將」和「自將」是兩個截然相反的事情，必須得改。必須明確指出李陵是獨立出兵的。

二是將「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移到此戰的結尾。因為分匈奴兵是李陵自己的想法，和根本沒有參與此事決策的李廣利放在一起會引起誤讀。最好的位置是放在李陵「集結號」事件以後。可以這樣寫：「初，陵自將出居延者，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

其實李陵的人品很可疑。李陵的集結號事件是這樣的：李陵命令士卒做好突圍準備，以半夜鼓聲為號突圍。但是到了半夜，鼓聲沒有響，李陵沒有擊鼓就帶著十幾個人跑了。匈奴在追擊時殺死了和李陵一起逃跑的校尉、貴公子韓延年。李陵大概是為了防止誤殺，立即投降。李陵逃跑以後，漢軍依然有四百多人成功突圍，那麼如果他不放棄指揮丟下軍隊突圍，那麼漢軍可能損失會更小。

從這個事情上來看，司馬遷的人品似乎很有問題，不像他在文章裏寫的那麼高大上。這讓我想起了隋煬帝。隋煬帝也是一個很有文採的皇帝。唐太宗曾經看到過隋煬帝的文集。唐太宗說，看隋煬帝的文章，也知道稱讚堯舜批評桀紂，為什麼辦起事情來全是反著來的呢？（「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司馬遷在《報任安書

》等文章裏說得似乎也很好。什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好得很。聽其言，觀其行，再看他寫的東西，那春秋筆法用的，那叫人幹事兒？言行不一，甚至截然相反，再看那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令人有讀到大漢奸汪精衛詩作「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時的荒謬感。

能否鑒別「春秋筆法」和「春秋大義」，這似乎與對待儒家學說的態度一樣，又是一個智商鑒定機。據說漢武帝看到《史記》以後勃然大怒，閹了司馬遷。東漢時代認為《史記》是「謗書」。甚至一直到「鐵血大宋」以前都認為《史記》不如《漢書》，我覺得這是很科學的事情。因為這一歷史現象，解釋了為什麼「鐵血大宋」那麼慫。很明顯，慫是因為能力確實太差了，連好壞都分不清。魯迅說《史記》背春秋之義，這句話實際上將史記的史學價值從根本上做了否定。魯迅的能力也是很不錯的。當然，魯迅也指出《史記》的文學價值很高。能夠掌握正反兩方面的特點，魯迅對事物的把握能力確實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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