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七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的慘敗讓朝廷上下大爲驚恐。爲了剋制精於騎射、善於野戰的後金騎兵，明朝將希望寄託於西洋最新型的紅夷大炮。然而誰也沒料到，明朝花費巨資買回來的火炮竟成了帝國的埋葬者。

　　自朱元璋起兵之始，明軍就大量裝備火器。明朝建立後，與北元的長期作戰又進一步促進了明朝火器的大發展。明朝在槍炮技術雖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卻已經落後於資本主義加速發展的西方。

　　隆慶開關之後，鳥槍和佛朗機炮隨西方殖民者東來。鳥槍是明清兩朝對火繩槍或燧發槍的統稱，因其槍機形似鳥嘴，故稱其爲“鳥槍”。相比於中國火銃，鳥槍改進了點火裝置，無需一手持槍、一手瞄準，大大提高了射擊效率。

　　佛朗機炮是一種大型銅炮，由一個母銃和若干個子銃組成。子銃爲事先裝好火藥的火銃，母銃即炮筒。作戰時一個子銃發射完畢後即可更換下一個，從而提高了火炮的射速。

　　鳥槍和佛郎機炮皆爲作戰時的繳獲，明軍只是依式仿製，並未系統地學習製造和使用之法，又加該型火器本身就有設計缺陷，所以明軍在對陣後金騎兵時並沒有壓倒性優勢。

　　明光宗泰昌元年，在通州編練新軍的徐光啓從澳門買回四尊紅夷大炮，經多次驗證，紅夷大炮威力、射程遠勝於佛朗機炮。薩爾滸大敗之後，明朝分四次買回40尊紅夷大炮，並請葡萄牙炮匠傳授鑄造和操炮技藝。

　　在天啓六年的寧遠大捷中，袁崇煥在“城內架西詳大炮十一口，從城上擊，周而不停，每炮所擊，糜爛可數裏”。次年，皇太極繼位後金大汗伊始便親率大軍圍攻錦州，不料卻被紅夷大炮打得連城牆都無法靠近。

　　經此兩役，明軍上下士氣大振，但因明朝政治腐敗積重難返，自紅夷大炮引進之初就不斷遭到各種攻擊。朝廷上言官御史們一致認爲邊將不能專恃火器之力，不講守戰之道，“國家大計，依法度爲主”。

　　遼東前線將帥不和，袁崇煥斬了毛文龍後，其手下大將孔有德、耿仲明等投靠了登州巡撫孫元化，而明朝的150名葡萄牙炮匠和炮隊全部都在登州。在大淩河之戰中孔、耿兩人因糧餉不濟，率領一萬三千名“火炮火器俱全”的明軍倒向皇太極，並帶走了葡萄牙人鑄造的所有火器。

　　登州之變讓後金與明軍的實力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皇太極隨即組建了專業的火器部隊——烏真超哈，而且在葡萄牙人的幫助下，後金的火器性能也大大優於明軍。

　　明軍使用紅夷大炮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戰法，袁崇煥被殺之後，熊廷弼等攻守無道，盲目與後金野戰，致使“火器皆爲敵有”。

　　後金軍隊則在漢人降將和洋人教習的幫助下，不僅迅速掌握了紅夷大炮的用法，還在實戰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步騎協同戰法。何時工程，何時打援都有明確規定。清軍入關後每戰必用紅夷大炮，在洋人的幫助下，還造出了適宜南方山地作戰的便攜式紅夷大炮。

　　恩格斯說過：“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着的規律支配的。”明軍雖然在武器裝備上先勝一籌，卻因政治傾軋、派系爭鬥而自毀長城，縱使有徐光啓等人積極引進先進技術，也是於事無補。

　　明亡之後，順治在欽天監看到了徐光啓關於引進紅夷大炮的《徐氏庖言》一書，不禁感嘆道：“使明朝能盡用此言，則朕何以至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