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橋生

　　製表/黃文倩

　　進入南朝時期，嶺南雖然也難免戰亂的波及，但每次時間都不長，規模也不大，比起嶺北的戰亂不斷、王朝更迭頻繁，嶺南的經濟社會發展要平穩安定得多。

　　在文化方面，此時嶺南的發展也步入到一個嶄新的時期。雖然並沒有出現大的文化名人，也不見當地的重要撰述著錄，但在江東文化的輻射下，尤其是隨着大量貶謫、流寓文人的南來，嶺南文化獲得了源源不斷的滋養，得以高起點地接續上南朝主流文學的發展。

　　綜合《廣東通志》及諸史書所載考察，南朝時流貶嶺南之著名文士不下二三十人。略表如下：

　　從上表不難看出，在南朝宋、齊、樑、陳中，劉宋一朝的貶徙最爲嚴重，而且多是當時的豪門士族。其中尤以謝氏家族受禍爲烈。謝靈運直接在廣州被處死，其後人被棄置於此近二十年。謝緯以駙馬之身份，流寓廣州長達十年。沈懷遠也流寓於此達十年之久，還有吳地的張融、顧邁等，都是一等的高門士族。

　　這一次次的貶徙，透露出豪門士族與劉宋皇權之爭的殘酷無情。庶族地主代表劉裕建立起的劉宋朝，與門閥士族還處於一種相互牴牾的狀態中。所以，一方面，因於門閥士族以門第才望自負、恃才傲物之習難改；一方面，統治者顯然是有意識地要打壓門閥士族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優勢地位。

　　隨着時間的推移，到了齊樑時期，彼此尋求到了相對適合的方式，調整了各自的姿態，矛盾趨於緩和，皇族對於文士的尊崇也日益明顯。樑陳之際的文士，大多或因爲出仕爲官，或因爲避亂而來到嶺南，直接被貶徙的已經少之又少。

　　就這些流寓文人的去向地看，大體有“廣州”、“曾城”、“封溪”、“交州”、“始興”等。其中廣州、始興爲重點區域。具體看，流寓廣州的有王叔之、謝靈運、謝超宗、何長瑜、謝緯、顧邁、沈懷遠、劉祥、範雲、王僧孺、範縝、柳惲、徐伯陽、江總、陰鏗、岑之敬、袁敬等十餘人。流寓始興則有沈懷遠、範雲、蕭子範、陰鏗、江總等人。但其實，始興作爲當時出入嶺南的必經之地，恐怕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先抵達始興，然後陸續南下廣州等地。因此，在南朝時期，始興的發展，尤其是它在文化上的快速積累，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與其獨特的地理優勢，與一批接一批的文士南來是息息相關的。

　　南朝時流徙嶺南者，大多並非如此前的皇親國戚、位高權重者，而是當時數一數二的高門士族，其文化素養代表了其時文明的最高程度。而他們滯留嶺南的時間又都不短，使得他們有較充裕的時間去體驗、領會嶺南文明的精髓及異同，促使中土文明與嶺南文明的融合發展。文明因交流而共生，而精彩，流寓者以其較高的文明，促進着嶺南的提升發展，嶺南的風物人情反過來也帶給流寓者以新鮮的感受，使其創作題材獲得別樣的拓展。而隨着流寓者對於嶺南的文學書寫不斷豐富起來，嶺南的文學形象也從模糊走向清晰，進而走進主流的文學書寫中。

　　（陳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