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太祖皇帝趙匡胤死後，宋太宗趙光義（趙匡義）率軍親征北漢。北漢滅亡後，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形成了中原統一之勢，這時候的“攘外必先安內”就顯得尤爲重要。

　　在宋朝建立初期，就實行了用文人治理國家的原則。其實，這條政策的制定是有着其背景因素的，隨着社會發展，王朝的進步，文人體量越來越大，國內便熱衷以文治國。在當時，這是好事，但是，也涌現出了不少弊端。在選擇用文人治理國家的時候，文人的一些弊病不僅會影響到老百姓，甚至，還影響到了當時的君王。

　　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其實，是有很多軍事勢力並存的情況，百姓無法正常生活苦不堪言，這個狀態持續了很久。當時就是：誰有兵權，說就能稱王。可以說，是武人當道，大家都崇尚武力。反觀文人，在這個時期並沒有什麼地位。在那個混亂的時期，一個軍事王朝建立之後，外界的紛亂暫且不說，其內部也有非常多問題，有太多爭位奪權的人。

　　當時的政權危機四起戰事混亂，所以，很少有人能一直效忠於某一個人。面對日新月異的政權更替，人們賣主投靠新主人彷彿就成爲了一種常態。經歷了常年混戰，人們在絕境中掙扎了太久，再也不是那個志存高遠的心境，“生存”則成了唯一目標。所以，如果有人跑過來教育大家“你們要衷心，要孝順，更要忠君... ...”這似乎是大家都不愛的論調。

　　五代十國時期，有位不倒宰相馮道，歷來被統治者所咒罵，批評他毫無節操。

　　統治者說他：做起事情來，沒有任何禮義廉恥可言，非常令人不齒。可是，就是這樣一個人，經歷了四個王朝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的更替，輔助了十位皇帝，見證了十位君王后唐莊宗、後唐明宗、後唐閔帝、後唐末帝、後晉高祖、後晉出帝、後漢高祖、後漢隱帝、後周太祖、後周世宗的跌宕起伏。現在看來，馮道此人並未對哪個帝王做到了真正的“盡忠”。

　　戰亂頻繁，作爲帝王特別期待自己的臣子既有“忠心”又有“能力”，但是，崇武上位的衆多皇帝，卻沒有給老百姓帶來安居樂業，之後，依舊是戰亂四起，百姓難以求得一個安穩生活。所以，想獲得一個有能力又衷心的臣子是非常難的事情。所以，反觀馮道這個人，如果，把他定位成一個“求官、求虛榮”的人未免不夠全面。

　　其實，馮道這個人忠心的是老百姓，他有自己的“道”：那就是做對百姓有利的事。在五代時期，民間他卻有着“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偁譽”的聲望。可以說，馮道是非常務實的人，但是，這樣的人在皇帝眼裏顯然是“不忠”的。

　　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以後，馬上就籠絡大量有志之士。那麼，若是再面對類似與“馮道之流”，如何才能讓他們效忠自己呢？如何讓一些像馮道這樣的人來輔佐自己，讓大宋朝成爲他們輔佐的唯一王朝呢？所以，趙匡胤就制定了一些政策，來體現自己對文人的尊重。

　　趙匡胤選擇“以文治國”，現在反過來看，在當時這或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在宋朝滅亡時候，有人曾在宋王朝太廟中發現了一座趙匡胤生前所刻的“三誓碑”，又被稱爲“勒石三戒”，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三》中有記載：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保全柴氏子孫；不殺士大夫；不加農田之賦。

　　我們可以看到，這其中就有一個規定，那就是：凡我子孫，不得殺士大夫，不殺文人。

　　宋朝建立之初，摒棄了以往不健全的價值觀，而是建立了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在宋太祖趙匡胤平定了戰事之後，她就開始建立新的規則，“重視文人”就是一件頭等大事。攘外必先安內是宋初的主旋律，但是，建立新的君臣規則也是首要任務。

　　所以，儒家也就這樣被再次提上了歷史舞臺，因爲，儒家的核心思想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君君臣臣中的“君臣之道”。

　　之後，大宋就開始了以文治國的征程。

　　其實，“大宋朝不殺士大夫”這條規定，應該是被大家美化過了，與真實的歷史情況有所出入。很多學者認爲：趙匡胤不是不殺士大夫，而是希望大家暢所欲言，並不會因爲說錯話而掉了腦袋。這樣一來，很多文人學者都可以闡述自己的觀點，以此鼓勵有識之士可以更好的融入到國家大事的討論之中，從而，開啓了宋朝文化繁榮的局面。

　　雖然，宋朝本身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崇文”風氣的興起，讓宋朝文人中出現了許多愛國的“硬骨頭”，相信這些都與宋太祖趙匡胤的決定密不可分。還有一點就是，至於這個誓碑真假，歷史上衆說紛紜，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太祖這個誓約的確還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據記載：最晚從宋仁宗開始，大宋朝的文人基本上就是犯了事兒也不殺，最多就是罷斥流放之類。

　　所以，這裏還需要說一下，那就是：宋朝的歷代君主施政，秉承的是“不輕易誅殺”的原則，而不是絕對的“不殺士大夫”。可以說，這種做法是在人治獨裁製度下所能達到的最好的、最開明的、也是最有效的制度了。更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爲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

　　參考資料：

　　【《宋史》、《宋論》、《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雜傳第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