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ICHEL BAUWENS

譯者：獵火

來源：http://commonstransition.org/a-commons-transition-plan

【譯者註：本文為全文的最後一部分，綜述並總結了向公地的治理和所有權模式和社會知識經濟過渡的要素，包括國家方面的，道德經濟方面的，以及公地部門方面的，並提供了一份向公地過渡的政治力量重建政治的通用藍圖，即建立自下而上的的機構聯盟：公地聯盟、公地會議和Phyle。】

歷史機遇：物質/技術P2P基礎設施和數字/非物質公地的融合，以及面向公地的治理和所有權模式

今天，社會知識經濟的轉變受到技術、社會和技術趨勢以及「可供性」（即可以被解放的政治和社會力量所接受的技術可能性）的強烈趨同的青睞。

第一當然是互聯網等開放式技術基礎設施的對等邏輯，它允許生產社區的無需許可的自組織和價值創造，這些社區可以在本地和全球範圍內運作。互聯網實際上不僅僅是一種傳播媒介，更恰當地說，它是一種生產媒介。

第二是通過3D列印和生產機械小型化的其他趨勢「分配」生產資料。這為公民合作經濟的自組織提供了更低的准入門檻。這就是「製造業互聯網」。所謂的共享經濟允許關鍵基礎設施的共存和孤立和分散資源的「閑置」。物聯網允許更細粒度的控制以及對象的自治和互連。

第三是金融資本的分配，通過眾籌、社會貸款和其他可能性，允許公民自己進行更細粒度的投資分配。這是道德金融資本的互聯網。

第四是可再生分散式能源的發展，它允許能源互聯網的出現，以及更多地方層面的能源自治，如村莊、社區甚至家庭。

自由軟體、開放式知識、開放式設計展示了增加網路和非物質資源共享的可能性。其他三種分配形式指出了物質資源聯網和共享的潛力。換句話說，我們有很大的潛力來設計非物質和物質公地的融合。

因此，我們可以將社會知識經濟設想為為人類活動的每個領域提供大量相互關聯的知識共享，但這既可以通過物質條件（製造業和能源互聯網），也可以通過非物質條件（指標，法律框架等）實現。

然而，正如我們在價值體制的介紹中所表明的那樣，這些公地仍然可以成為「知識的提取主義」的主體，它有利於特權精英參與者。正如我們在技術制度方面的區別所表明的那樣，p2p技術支持可以嵌入到對價值敏感的設計中，這些設計可以為某些參與者提供特權，例如平台所有者。因此，最大的危險是我們一方面解開和分散的東西可以在另一方面由新的主導者重新介入。

因此，如果沒有財產和治理制度的深刻變革，社會知識經濟的承諾就無法實現。

這就是為什麼我必須堅持社會知識經濟（即自治生產社區以公地為導向的同伴生產）應該與同伴財產和同伴治理齊頭並進。

今天，像Facebook這樣的社交媒體，像谷歌這樣的搜索引擎，掌握在一種新型的「網路」寡頭壟斷的手中。許多支持平台，例如眾籌和社會貸款的平台，僅僅是分散式資本主義的形式，其功能類似於反向市場機制（如Kickstarter眾籌平台），不會產生和維持公地。

因此，知識創造和傳播手段的分配、生產機械和金融資本的分配、分散式能源的分配和重要的土地資源的分配都需要以分散式和共同所有權和土地相匹配。

雖然非競爭性和可分享商品的非物質公地可以通過開放許可來保護，但由此產生的物質生產應通過價值生產者自己的財產的道德實體進行。今天出現了廣泛的動態治理和財產制度，可以保證決策權的分散式和民主化。已經制定了諸如可行系統模型、社會政治和整體政治等治理創新，以便在生產性社區中進行民主決策；動態財產制度，如FairShares企業模型、團結合作社、社區土地信託等，已經發展到可以進行財產的共同化和分配。社會知識經濟的法律和監管框架應促進這種方式的發展和選擇。關鍵是要使多元化的共同財富有可選性，這對於生產性民主和環境與社會外部性的整合是一個關鍵要求。

正如我們在上面介紹的四種不同的社會技術制度中所見，p2p基礎設施和實踐可以嵌入到網路模型（分層控制，所有權和p2p社會邏輯的治理）；分散式資本主義（閑置和可分享資源的貨幣化），以及當地社區和全球公共財產和治理制度中。

我們的建議是建立兩個能夠確保非物質和物質公地內的民主所有權和治理的機構：

*多元所有權研究所

該研究所與上述公地機構合作，協助社會知識經濟的個人和社區以及行動者了解可用的所有權替代方案，促進獲取知識、獲得法律支持等。它可以模仿成功的公民倡議，比如舊金山在Janelle Orsi的領導下的可持續經濟法律中心；還有在歐洲的ShareLex運動。

*多元治理研究所

該研究所與上述公地機構合作，協助社會知識經濟的個人、社區和行動者了解可用的治理方案，促進獲取知識、獲得法律支持等。它有助於找到有利於多方利益相關者治理形式的人力能力方面的培訓。

成熟社會知識經濟的理想化和綜合性全面過渡計劃的要素

這是對過渡戰略邏輯的非常綜合的總結

分析

1.在專有（工業）資本主義的條件下

·工人作為勞動力的提供者以私人身份創造價值

·減少工人的生產知識；建立管理和工程層，代表資本所有者管理集體生產

·編碼知識是專有的，價值被記錄為知識產權租金

·資本所有者捕獲並實現市場價值，以工資形式進行部分再分配

·在資本-勞動力平衡的條件下，國家將財富重新分配給作為消費者和市民的工人

·在當前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國家將財富重新分配給金融部門，並為大多數人口創造債務依賴的條件。

2.在金融和「認知」、「網路」資本主義統治下的新興同伴生產條件下

·公民自願捐助者、有償勞動者和獨立企業家在共同的知識、代碼和設計池中創造價值

·資本所有者實現並捕捉了貢獻者和勞動力的市場價值；專有網路和協作平台捕獲並實現共享者/貢獻者的關注價值

·資本所有者從分散的分散勞動力（眾包）中獲益

·資本通過勞動力和平台的融資共同創造，不斷積累共同的知識、代碼和設計池；在自願公民貢獻者的不穩定條件和不受支持的以公地導向的企業家精神的條件下

·公地由福利機構管理，反映了捐助者、勞工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影響力平衡，但繼續擴大公共池；公地部門缺乏應對不平等的團結機制；市民社會仍然衍生於市場和國有部門

·國家削弱其公共服務和團結職能，支持其壓制性職能並補貼金融資本；國家只是最低限度地共同創造了以公地為導向的同伴生產的條件，並繼續向金融資本進行再分配

3.在公民支配下的強大同伴生產條件下

·公民自願捐助者和自治合作社通過共同池創造了外顯（codified）價值；通過以公地為導向的分散式製造實現勞動力和公民的重新生產，並使價值創造者掌握分散式製造和其他形式的價值創造

·公地貢獻者創建了以公地為導向的合作市場實體，它維護公地及其貢獻者社區

·合作社和其他公地友好型市場實體共同創建共同池，但代表其成員參與合作社積累；公地貢獻在其法律和治理結構外顯。

·創建企業聯盟和phyle【譯者註：原文為phyle，可翻譯為宗族、種族，但並不合適，此處暫不翻譯，下同】（圍繞聯合公共池工作的公司的結構化網路，並維持公共生產社區）

·通過開放供應鏈進行的社會生產的相互協調指導了市場活動

·公地支持的福利機構成為共同池治理的核心公民形式；在合作夥伴國的支持下，相關市場實體為同伴生產者和平民創造了團結機制和收入

·由公民/公地部門主導的國家成為合作合作國，創建和維持實現自治社會生產所需的公民基礎設施

·在合作夥伴國職能的支持下，市場成為一種道德和倫理經濟，以公地生產和相互協調為導向

·市場部門由合作的、以公地為導向的法律、治理和所有權形式主導；對剩餘的利潤最大化實體進行改革，以尊重環境和社會外部性，包括重新分配提取的「公地利益」

·治理機制改革為以公地和多利益相關方治理模式為導向；所有權模型從提取模型改為生成模型

·合作夥伴國模式通過公共服務和公共-公地夥伴關係的共同化，更新公共服務、團結機制和社會關懷

·社會再分配通過基本收入規定和減少必要的勞動參與來創造，為公民貢獻和貢獻型經濟創造條件

過渡動態

國家

·該國成為一個合作夥伴國，旨在實現自主社會生產並授予其權力，並在公地利益關注的背景下進行監管。

·國家力求最大限度的開放性和透明度

·國家把參與、審議和與公民進行實時協商系統化

·社會邏輯從以所有權為中心轉向以公民為中心

·國家通過公共服務和公共-公地夥伴關係的共同化來進行去官僚化

·公共服務工作被視為共同的資源池，並且其參與範圍擴大到所有公民

·通過參與性機制（參與式立法、參與式預算編製等）擴大代議制民主

·通過在線和離線審議機制擴展代議制民主

·通過流動投票（實時民主協商和程序，加上代理投票機制）擴展代議制民主

·對生產勞動、創業和道德投資的徵稅最小化；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社會和環境產品生產的徵稅；對投機性非生產性投資的稅收增加；對非生產性租金收入的稅收增加；對社會和環境的負面影響的徵稅增加

·國家支持公民的以公地為導向的基礎設施和道德的以公地為導向的市場的參與者

·國家改革傳統的企業部門，以盡量減少其對社會和環境的外部性

·國家從事無債務的公共貨幣創造，並支持專業的互補貨幣結構

道德經濟

·建立公地和公共利益導向的社會/道德/公民/團結經濟

·道德市場參與者圍繞生產性知識的公地，最終使用同伴生產和公地導向的許可來支持社會經濟部門

·道德市場參與者在其治理模型中整合了關注公地利益的和用戶驅動的以及工人驅動的多利益相關方

·道德市場參與者從採掘型轉向生成型所有制；開放的、以公地為導向的道德公司形式有特權

·道德市場參與者實行開放式會計和開放式供應鏈，以增強非市場生產的協調

·道德市場參與者建立了公地會議（Chamber of Commons）的地域和部門網路，以確定他們的共同需求和目標，並與市民社會、平民和合作夥伴國家建立聯繫

·在合作夥伴國的幫助下，道德市場參與者為開放式商業化創建支持結構，從而維護和維持公地

·道德市場參與者與全球生產性公地社區（開放式設計社區）和全球生產性協會（門類）互聯，在全球範圍內實現道德市場力量

·道德市場參與者採用1到8級的工資差異，並設定最低和最高工資水平

·對主流商業部門進行改革，以盡量減少社會和環境的負外部性；提供的激勵措施旨在實現企業與團結經濟之間的融合

·鼓勵混合經濟形式，如公平貿易、社會企業家、B型企業等被鼓勵實現這種融合

·為了滿足當地對基本商品和機械的需求，創建並支持根據需要的本地化製造的分散式微型工廠

·支持生產性知識的研究所是在地域和部門的基礎上創建的

·教育與生產性知識的共同創造一致，以支持社會經濟和生產性知識的開放公地

公地部門

·為非物質和物質商品建立公地基礎設施；社會被視為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公地，由道德市場經濟和合作夥伴國支持，其中合作夥伴國保護公地利益並創造支持性的公民基礎設施

·地方和部門的公地建立公地的公民聯盟，與公地會議和合作夥伴國建立聯繫

·聯鎖的公益協會（知識共享基金會）可以實現和保護各種公共資源

·團結合作社與合作夥伴國和以公地會議代表的道德經濟部門結盟，形成公共-公地夥伴關係

·自然公地由公共-公地夥伴關係管理，並以公地信賴的公民會員身份為基礎

後工業轉型中的社會運動的政治重建

向開放的知識型公地社會的轉變也至關重要地取決於政治的重新配置。這一節的目標是，根據自下而上的過程，為圍繞親公地議程的政治力量重建制定一份通用藍圖：

該提案旨在建立三個機構聯盟，其中兩個用於國內（地方、區域、國家），另一個旨在在重建全球治理（超區域和全球）方面發揮作用：

*「本地」公民/政治機構：公地聯盟

公地聯盟是一個沒有經濟理由的以p2p-公地為導向的網路、協會、場所的聯盟、聚會場所和網路。這些聯盟可以是局部地區的、地方的、跨國的等等。一個例子是巴黎的Communs Urbains倡議，它試圖為巴黎地區的城市公地活動創建一個公地平台；另一個巴黎/法國的例子是自由文化網路Libre Savoirs，它正在制定一套圍繞數字權利的政策提案。（Lionel Maurel向我傳達了這兩個例子）。

公地聯盟是制定政策建議的會議場所和平台，可以增強公地的公民基礎設施。公地聯盟可以與公地會議合作（見下文）或自主地合作，制定社會憲章，以圍繞親公地政治議程重建政治力量。

*「地方」政治-經濟機構：公地會議

與在營利性企業基礎設施方面工作的著名商會類似，公地會議專門負責協調對公地友好的道德企業（為了福利、使命或目的驅動的，道德/團結/社會經濟行動者關注公地利益而不是利潤或資本的積累）的緊急聯盟的需求，但關注領土。他們的目的是揭示新公地企業的融合需求，並與領土權力接觸，以表達和獲得其基礎設施、政策和法律的需求。

通過與上述公共聯盟的公民聯盟合作，會議可以制定社會憲章，圍繞以公地為導向的道德經濟的優先事項重建政治。

*全球經濟機構：P2P/公地 全球-本地《PYHLE》（THE P2P/COMMONS GLOBAL-LOCAL ?PHYLE?）

Phyle（最初由lasindias.net提出）是一個由公地導向、社區支持的道德企業組成的聯盟，它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和交換，為從事社會生產的平民和同伴生產者創造生計。同伴生產許可證的使用將創造的交換價值保持在公地範圍內，並加強了更加自主的反-經濟的存在，這種反經濟學拒絕利潤最大化的破壞性邏輯，而是不但努力為自己，也為新興的全球公地增加利益。Phyles圍繞公地創造了綜合經濟，使其更加自主，並確保其成員的社會再生產。為其成員創造福祉的高生產性全球phyle將逐漸為迄今為止佔主導地位的MNO創造一種反作用力。

* 結論是：

簡而言之，我們需要在公地聯盟中投射公民和政治權力，並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發揮影響力；我們需要phyle來從利潤最大化的主導體系中加強我們的經濟自主權；我們需要一個公地會議來實現領土政策；法律和基礎設施條件使替代性的、對人類和自然友好的政治經濟蓬勃發展。它們單獨來說都不是充分的，但它們可以成為必要的階段過渡的強大三元組。

參考文獻

  • Arrow K. (1962)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In Arrow, K. (Ed.)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p. 609- 62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vidsson, Adam and Peitersen, Nicolai (2013). The Ethical Economy. Rebuilding Value After the Cri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arandiarán, Xabier E. & Vázquez, Daniel (2013). Sumak Yachay. Devenir Sociedad del Conocimiento Común y Abierto. Designing the FLOK Society. v.1.5.2.
  • Belfanti, Carlo (2004) 『Guilds, Patent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Northern Italy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Ag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45(3): 569-589
  • Berners-Lee, T. (1999) Weaving the Web. Texere
  • Boldrin, M., Levine, D.K. & Nuvolari, A. (2008) 『Do Patents Encourage or Hinder Innovation? The Case of the Steam Engine』. The Freeman Oct., pp. 14-17
  • Boldrin, M. & Levine, D.K. (2013) 『The Case Against Pat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1): 3-22
  • Brec, E. (2008) 『NIHilism and Other Innovation Poison』. MSDN Blogs, Nov 1. Retrieved from http://blogs.msdn.com/b/eric_brechner/archive/2008/11/01/nihilism-and-other-innovation-poison.aspx
  • Burrough, Xtine (2012) Net Works, Routledge.
  • Dosi, G., Marengo, L. & Pasquali, C. (2006) 『How much should society fuel the greed of innovator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appropriability, opportunities and rates of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35(8): 1110-1121
  • Gates, B. (1991) 『Challenges and Strategy』. Memo, Microsoft Corporation, May 16. Retrieved from std.com/obi/Bill.Gates/
  • Gilfillan, S.C. (1935) Inventing the ship. Follett publishing
  • Gilfillan, S.C. (1970) Sociology of Invention. MIT Press
  • Hall, B.H. & Ziedonis, R.H. (200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atent Litiga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Working Paper. Retrieved from citeseerx.ist.psu.edu/v
  • Levin, R.C., Klevorick, A.K., Nelson, R.R. & Winter, S.G. (1987) 『Appropriating the Returns from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 (Special Issue on Microeconomics): 783–820
  • Levy, S. (1984) 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New York: Anchor Press/Doubleday
  • Mann, C.C. & Plummer, M.L. (1991) The Aspirin Wars: Money, Medicine, and 100 Years of Rampant Competition. New York: Knopf
  • Moser, P. (2013) 『Patents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1): 23-44
  • Nuvolari, A. (2004) The Making of Steam Power Technology: A Study of Technical Change during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PhD Dissertation,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earce, J.M. (2012a) 『Physics: Make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open-source』. Nature 491: 519–521
  • Pearce, J.M. (2012b) 『The case for open source appropriat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14(3): 425-431
  • Scholz, Trebor (2012). Cheaper by the Dozen: An Introduction to Crowdsourcing, pp. 47-54. Book chapter from: Xtine Burrough, Net Works, Routledge
  • Scotchmer, S.(1991)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Cumulative Research and the Patent Law』.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1): 29-41
  • Wark, McKenzie (2004). The Hacker Manifest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致謝

公地過渡計劃是Michel Bauwens為厄瓜多FLOK Society項目開發的第一個公地過渡計劃的非地區限定的改編版。厄瓜多計劃本身建立在最初的FLOK提案「Sumak Yachay.成為一個開放知識社會.設計FLOK社會.v.1.5.2.作者：XabierE.Barandiarán和DanielVázquez，2013年。」上，即設計FLOK社會，由XabierE.Barandiarán和DanielVázquez設計。FLOK協會的團隊領導人是DanielVázquez和XabierBarandiarán，Michel Bauwens擔任研究主任，由五位研究流協調員和助理協調員Daniel Araya協助。在這些提案的基礎上，該計劃特別要求採用一種超越技術的綜合或「整體」方法，並要求採取措施，考慮到社會變革的不同方面，這些變革如果不是同時發生，那麼至少要通過正反饋迴路的各種措施相互促進。它還通過查看基於公地的基礎設施來擴大和深化這一呼籲，這些基礎設施不僅用於了解知識，還用於其他社會和生產活動。


推薦閱讀：
查看原文 >>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