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簡要勾勒了世界資本主義地緣政治構成的不同方面，以及對全球系統性危機的概念解讀。這場危機涉及債務、徵佔和「新憲政主義」等問題。這些解讀不僅凸顯了人類正在面臨的一系列矛盾、疑問與潛在可能性，而且與創造我們的共同未來息息相關。

一、市場文明的地緣政治學

伴隨著左翼力量在地緣政治上的削弱，近三十年來世界經歷了一場顯著且真實的權力重構。這反映在資本與財富加速集中於佔世界人口極小一部分人的手中，進而構成一種全球性的財閥統治，其背後是一個主要依據資本利益行事的統治階級。

現今全球資本主義市場中大部分關鍵性部門正在加速聚集資本，例如媒體、計算機、能源、醫藥、汽車製造、金融等行業。曾經的國有或公共性質的企（事）業單位在公共物品、公共知識與公共服務商品化的普遍趨勢中正在被迅速私有化。這種資本主義新秩序是等級式構建的，並同時以階級、種族和性別為基礎。它系統性地強化著社會特權階層與富人的地位，這些人被稱為「市場文明」的首要受益者。「市場文明」目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主導模式。該模式體現著極端個人主義、自我導向、消費主義和對人類與自然的剝削，因而是不平等的、能源密集型的、浪費的和生態短視的。就定義而言，這一發展模式專屬於並且只能為這個星球上少數人口所用，然而卻消耗著全球大部分的資源。

但這並不意味著無人挑戰這種以市場文化為特徵的模式和主要由市場機制支配的資本的訓誡式權力。事實上這類權力並非霸權，它時刻面臨著反抗與鬥爭，原因之一在於它的分配結果誘發平等與社會正義等基礎性問題。用以管理指導這種基於市場的發展模式的治理系統，可以稱之為訓誡式新自由主義。它系統性地依託於一套不平等的地緣政治安排，例如《核不擴散條約》。該治理系統甚至涉及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以及它的「五眼情報聯盟」監視功能的延伸，但在更一般情況下，它有賴於美國的政治、軍事權力和國家的證券化，它們在2001年9月11日五角大樓與世貿中心遭襲之後被加強或擴散。這些全球性管制機制與干涉能力，尤其是那些完全由美國主導的部分，曾經戰勝了其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地緣政治對手——蘇聯。目前美國更擁有大規模軍事優勢，在世界範圍內擁有大量（永久性）軍事基地或設施。總之，美國與其關鍵盟友一道通過運用軍事與安全力量，以及功能拓展的全景機制，確保將盟友與敵國都置於一種持續穩定的監控環境中，以捍衛企業權益和政治權力。這些要素反映了「後9·11」時代在政治與經濟領域不斷出現突發事態的環境和世界資本主義證券化加劇的事實①。

二、系統性危機及其癥狀

同上述大環境相關聯的諸關鍵領域的形勢，因2008-2009年以來的全球性危機而惡化。但在2006年，資本主義的主要發聲機構——《金融時報》卻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如何在不閱讀馬克思《資本論》的前提下解釋為什麼世界上2%的最富的人擁有全球超過50%的資產②？相比之下，全世界大約90%的無產階級是「不受保護的」或處境不安全的勞動者，他們沒有工會組織，被僱傭者視為可被任意處置的員工，甚至其中整整70%的人沒有社會保險③。他們通常是沒有不動產的務工者與農民，在世界資本主義一體化進程中被邊緣化，卻遭受著這一進程各種勢力擠壓，包括被剝奪基本生活資料，被強制搬遷至第三世界諸多中心都市羣，一般居住在這些都市羣的貧民窟裏，在完全無規範管制的勞動力市場中尋找工作。

結合以上觀察，本文認為當前的危機其實相當深刻，它涉及的遠不止一場資本主義積累的危機，或是某種由宏觀經濟幹預或緊急援助推動的必要自我調節。為準確描繪這場危機的規模與深度，本文重構且拓展了葛蘭西的系統性危機概念。我想指出的是，任何有關這一全球系統性危機的解決方案都有賴於重振民主和更廣泛地動員社會進步力量，以敦促相關措施的出臺。這些措施應具備可持續性，而不是在實施中單方面地代表資本利益。事實上或許可以這樣講，目前的事態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漢字對「危機」的表述，這一表述同時包含危險與機遇的雙重時刻。同它相關聯的是現今全球政治形勢正在孕育的，同時也是葛蘭西曾經闡釋的一種矛盾事態：「危機恰好發生於一個舊的正在瓦解、新的尚未誕生的時刻；不同形態的病態癥候則在這一過渡時期大量湧現。」①

因此，本文的中心論點是，在這個癥候多發的時代，世界的未來孕育在由一系列相互交織、影響的危機所構成的多樣性之中。雖然相關侷限與可能性受制於不同力量間的關係結構，這些力量來自21世紀地緣政治與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中，來自不同領域或地區內（間）穿行的經濟、政治與軍事活動，但每一場危機都為不同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同時包含危險與機遇的歷史契機。當葛蘭西反思20世紀30年代世界發展問題時，他將系統性危機理解為一種代表性危機，以及主流意識形態存在形式與政治組織的衰敗。這不僅表現在舊制度在沙皇俄國的垮臺，也表現在自由主義的衰弱與法西斯主義的崛起。

21世紀初世界同樣經歷了一場代表性危機，雖然它的構成形式並不相同。可以確定的是，目前源自世界很多地區的充分證據表明，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資本主義訓誡式新自由主義治理的各主流政黨（如歐洲的基督教與社會民主黨，保守黨與自由黨），迅速地失去了人員與政治支持②。與此同時，對替代性方案的呼聲正在增長，其中很多是右翼的聲音，例如在歐洲一些國家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正在崛起；但在其他一些國家如希臘與西班牙，新左翼力量也在浮現。世界似乎正在迎來舊有政治體系結構的又一次僵局和對新方向的又一次探索。這一背景下的地方性、全球性政治窘局遠超出資本積累涉及的那些問題，形成更加基礎性、全球性的迷思，關乎造就人類共同未來的一系列道德、政治與治理問題③。

儘管如此，我們不應低估那些用以遏制挑戰、維持現狀的地緣政治戰略與法律手段，例如那些並不陌生的、同拓展國家監管職能和懲治異見者相關的手段。此外，另一個常常被忽視的問題是那些用以阻止民主力量參與世界政治經濟核心議題治理的手段的制度化。對於後一個問題的典型例證是「新憲政主義」，下文會在涉及這一概念同中央銀行業務關係時予以詳述。

新憲政主義包含一套多樣的網路，涉及地區性雙邊及多邊貿易與投資協定，以及平衡預演算法等相關機制。這些機製表現為一種十分特殊的法治形式，即保證私人財產權地位高於一切，包括保證資本進入與退出的完全自由（「自由貿易」），確保（公司）法定資本的完全安全，同時防止民主力量控制政治經濟活動。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這類企圖在過去三十年間尤為明顯，其不斷地提供新的憲法性措施以確保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例如世界貿易組織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這些行動相對地取代了世界範圍內的地緣政治安排，具有明確而獨斷的性質，其行動遠超過任何明瞭或一致的法治概念範疇④。

結合更為廣闊的時代背景，儘管南北國家面臨的一些困境伴隨債務帝國主義、剝削、威權主義、獨裁政治以及外部干涉的影響而顯得趨同，然而應當指出的是，危機的很多方面對南北國家的影響並不均衡，這種不均衡凸顯了生存機會的分配在不同階級、國家內部及相互之間的懸殊差距。我們生活在一個以資本對人類與自然日益增長的剝削為特徵的世界，而支配資本的權力正逐漸集中於愈發少數的巨型壟斷企業或壟斷寡頭手中，例如相當多的媒體是用新自由主義口吻提供有關各類事實或流行說法的正式版本。

然而，爭論正在關乎生活方式與可持續性的各類問題中浮現。氣候變化、糧食與健康安全等領域的僵局與政治鬥爭關係緊密，這些鬥爭涉及公司與私人控制對世界農業、生命科學、醫療與醫藥製造業的主導。

世界糧食危機包括全球營養不良與健康水平的不均衡分佈：當世界人口的25%遭受肥胖症與超重問題困擾的時候，另外25%的人口正在挨餓①。事實上全球每七個人中就有一個在這個物質豐沛的世界中斷炊。在市場體系中價格與收入決定一個人是有飯喫還是挨餓，或是否擁有醫療保險：如果沒有收入，這個人將無法成為藥品或是醫療服務的買主或消費者，也就是說，這些商品與服務須在市場中獲得。其實資本（包括由製藥公司和其他私人性質的供給藥品、健康科技以及保險相關的企業經營的資本）並不致力於提高全球衛生水平，而是在利潤導向下實現資本積累。資本能夠從肥胖症中獲益，也能夠從饑荒中賺錢。

類似地，糧食價格日益通過一個基於全球市場的價格體系決定。該體系以相對少數的巨型寡頭企業對農業的控制為基礎。通過追求利潤，資本積累驅動著該價格體系。事實上自21世紀初以來，很大一部分利潤開始同全球期貨貿易緊密聯繫，與銀行以及那些在土地買賣和農業商品中獲益的成羣結隊的投資者掛鉤。與此對應的是農業自給自足能力的持續減弱和對地方系統中個體生計的更大破壞，一直由公司控制的農業系統也傾向於增加對不可再生能源、化學肥料，以及世界淡水資源的消耗。這類基於化石燃料的集約化耕作與出口導向的農業生產正在推動農產品的單一栽培，並在實質性引發全球變暖的同時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大規模破壞。

三、債務、徵佔式積累與新憲政主義

在公共輿論廣泛支持社會保障、普及高等教育和衛生保健的時刻，水、土地、自然資源，與諸如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物品正在被加速私有化。這些徵佔社會公共物的「新圈地運動」加劇了圍繞全球系統性危機而展開的各類鬥爭。同這些徵佔平行發生的是，許多國家正在大規模回撤用於投資各類關乎發展潛能的資金。回撤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在努力支付不斷積累的債務，債權人通常是那些制定了冒進的、高度槓桿化投資的海外銀行，然而這些投資者已被各國政府出資幫助並擺脫了困境。

第三世界債務問題連同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核心都市羣的出現，構成徵佔與掠奪式積累的工具，這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的藉助殖民主義實現的原始積累同源。據統計測算，許多極度貧困國家，每年用於償還外債的金額佔年財政收入的比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且償還的數額經常是原始本金的數倍之多，而那些最初的借款很可能被鎖進了獨裁者與顯貴們的保險庫——如今是在他們的海外銀行賬戶中。私人銀行、公共機構（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連同富裕國家的政府所構成的聯合體，監督著窮國履行這些「公共」債務所規定的義務，例如歐盟所謂的「三駕馬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盟、歐洲中央銀行）機制。雖然目前世界銀行的一些政策嘗試部分減輕償還海外債務對南方國家造成的消極影響，但至少自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全球南方國家為償還外債已支付數萬億美元，這是以削減社會項目支出為代價的，婦女兒童受此影響尤為明顯，特別是在教育與醫療保健方面。

換言之，這些反覆發作的金融與債務危機，及其造成的災難性社會經濟影響，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並不是新鮮事，儘管截至不久以前多數北方國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這類消極影響。2010年之後，金融與債務危機轉移至歐洲和其他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帶，隨之而來的是政治上的緊縮政策，以及伴隨它的對社會公共物品的進一步徵佔。這些全球性矛盾還具有重要的性別與種族的維度。當今世界上大部分工作（包括社工類工作）都由女性來完成，同時世界上大部分貧困人口也來自全球南方的婦女羣體。

儘管如此，訓誡式新自由主義的各類力量，到目前為止在闡釋對系統性危機種種回應的過程中依然保持著優勢。相比之下，儘管在拉丁美洲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特例，但世界範圍內各類左翼主張或是表現得相對式微，或是在國際層面相互孤立。此時希臘的阿萊克斯·齊普拉斯於2015年1月憑藉其明確反對緊縮政策的競選綱領贏得大選，這可能意味著這個國家將置身於來自所有其他歐元區國家的反對聲中，那些國家選擇同新自由主義的德國站在同一陣線。

如上文提及，新自由主義式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新憲政主義的安排，它是法律意義上新自由主義信條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新憲政主義試圖將對經濟政策的掌控權從民主管理或監督中分離出去，並將其交予資本之手與金融利益集團。其中典型例子如歐洲中央銀行，它是眾多「獨立」中央銀行之一，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這些銀行在新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迅速增長與擴散。這種「獨立性」事實上賦予了中央銀行真正的行動空間，使其能夠充當最後貸款人角色，並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後強有力地為銀行界以及其他公司企業注資背書。

當這些中央銀行獨立於政府時，其董事會成員卻主要來自那些私人性質的金融利益集團（既不來自工會，也不來自傾向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家們）。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央銀行已經成為大規模發行不斷增加的主權國家債務的核心驅動力。據估計，全球債務在過去七年間增長了57萬億美元（其中政府債務增長25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86%①。為償還這些債務，可以預見在未來數年中圍繞財政緊縮而展開的政治鬥爭將大量湧現。這一規模的全球負債無疑將推動全球政治經濟的權力平衡向有利於債權人與債券持有者的方向傾斜。

在全球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的同時，大規模的貨幣擴張令那些超級財閥們更加富有，全球不平等程度恢復至20世紀20年代的歷史最高水平。通常說來中央銀行業務與貨幣政策的階級本質極少會在主流媒體或政治性討論中涉及，但不久以前一位相關政策的受益人卻令這一事實不再神祕。喬治·索羅斯，這位富有的金融家在2015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一次演講中警告，在歐洲中央銀行支持下依據計劃執行的歐元區刺激方案，即以「量化寬鬆」的形式為歐元區經濟注入1.1萬億歐元——也就是為私人銀行提供可用的低息貸款，這將「加劇國家間、民眾間的貧富差距」。索羅斯指出：「過分依賴貨幣政策趨向於增加資產所有者的財富，與此同時卻不會緩解工資水平的下行壓力。」②

為從新憲政主義與階級政治的角度更清晰地闡明這一貨幣政策觀點，下頁圖2顯示了歐洲經濟復甦計劃，2008年後僅僅得到2000億歐元（佔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的1.5%）的款項劃撥用於緊急救助。相比之下，4.5萬億的巨額緊急援助款項（佔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的37%）被劃撥至歐洲的金融部門，並且它早於任何可能來自「量化寬鬆」政策的追加資金。這是一次私人金融部門損失與債務的大規模社會化，爭議性地標誌著歐洲大陸歷史上財富由公民向私人債權人和金融利益集團的最大一次轉移①。

此外，拋開那些認為中央銀行「獨立於」政治勢力或地緣政治偏好的主張，2015年1月上臺、代表希臘新左翼的西普拉斯政府不會從歐洲中央銀行的善行中獲得好處，因為後者已經拒絕貸款給希臘銀行，不會擔保希臘政府公債。這是一項未對其他歐元區國家使用的措施。

簡而言之，歐洲中央銀行正在用「信用恐慌」威脅希臘，此時恰好是歐洲央行為債務重新談判尋求中場休息的時機。就像早先指出的那樣，當拒絕為希臘信譽背書時，在希臘，歐洲央行被認為是在懲罰希臘人民膽敢選舉一個違背歐元區經濟正統教義的政府。

四、綠色資本主義與綠色替代性方案

再來關注一下資本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以及「綠色資本主義」的有關倡議，這些主張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就已被廣泛討論。評判綠色資本主義的依據不應僅限於它們是否能夠應對具體的生態環境挑戰，還在於這些主張能否解決包含生態問題在內的民生與社會再生產的普遍性危機。此外，沿著這條主線，在歐洲左翼力量中間也確實存在一些實質性的思考，也在嘗試探索一條綠色替代性道路。但截至目前，相關努力沒有在歐盟內部獲得足夠的政治支持。

綠色資本主義主張對資本實施限制，防止其對全球資源的肆意掠奪，迫使其以更加有效率的方式利用能源。這些舉措誠然是可取的，但綠色資本主義與當下盛行的消費至上的增長模式完全一致。儘管這些消費行為或許能夠與較低水平的石油燃料消耗、較少量的化學肥料使用，以及更具可持續性的能源資源的採用相協調，但相關進程同樣伴隨土地攫取（包括近年來寡頭大規模購買土地；名流與政客紛紛尋求偏遠的藏身處來防止政治不測），以及更大範圍地使用轉基因種子和能夠控制生命形態的新技術，例如創辦更巨型的養殖場和為滿足肉類為主的飲食習慣而在養殖過程中濫用激素。從根本上講，綠色資本主義依然是以私人積累、對社會公共物的圈佔以及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為特徵。

伴隨著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通過，藉助「新碳經濟」，大氣層資源的商品化已經開始加速，其中的行為體能夠在資本市場中購買與銷售碳信用額或碳補償③。與此同時，在全球氣候談判中，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位居南北對話僵局的核心位置。農業技術領域面臨同樣的問題，例如對種子的私人控制。私人公司試圖出租它們的技術，而這些技術的價格是相對貧困的農民與相對貧窮的國家無力負擔的。因此，在全球範圍內多數人面臨的不斷加劇的經濟與社會不安全狀態面前，綠色資本主義的作為非常有限。

在我看來，旨在應對此類問題的左翼替代性方案應當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那些能夠緩解環境問題的技術當屬全球公共產品的範疇，而不是受私人公司控制的器物，也不應被大國或國家集團（如美國與歐盟）的國家立法，以及被那些新憲政主義的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其業已獲得對知識產權的裁判權——以知識產權之名目編入法典，並被重新定義為可交換買賣的商品。

五、重返常態」與創造未來

這些危機在政治上對富裕國家意味著什麼？在絕大多數北大西洋國家中，大約70%的工人就業於服務部門，加劇的私有化步伐使眾多就職於公共服務部門的工人面臨威脅。與此同時，在西歐的北部地區（尤其是在德國，儘管採取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但政府的危機處理辦法令失業率處於令人驚奇的低水平），相當多的人依舊相信，八國集團的領導者們能夠化解這場危機並使資本主義恢復常態。確實，許多在工會中「受保護」的工人在危機中獲得了庇護，其免受一些最糟糕影響的傷害（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凱恩斯式的自動穩定機制，例如社會失業保險），但是世界範圍的不安全狀態正在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中加劇。

然而，鑒於世界金融形勢和諸多國家財政狀況的持續惡化遠遠超出政治領袖們敢於承認的程度，關於資本主義可以早日恢復常態的想法已成泡影。與此同時，過去數十年間所謂的「常態」不僅意味著一場深層次的社會再生產危機，也表現在無休止的環境破壞、日益加劇且可憎的不平等水平，特別是全球經濟的停滯等方面，並伴隨著世界許多地區（如歐洲與日本）正在面臨的通貨緊縮。儘管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經歷了快速增長，消費主義也在加劇，但在歐洲，普遍失業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在規模上使人們回想起20世紀30年代的情景。

「常態」問題因此成為一個世界性難題。我們可以預期全球政治衝突開始增加，問題是如何將其導向進步的終點。在我看來，未來十年對於進步的政治性力量和政治經濟學家而言，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如何動員各類力量與主張、政策與治理建議來創造一種能夠應對全球系統性危機的新「常識」。真若如此，進步與變革的力量將有助於促成新的政治代理形式，其能夠同時代表全球南方與北方不同性別的人羣，這將是一種全新的、多樣化的和富有創造力的「後現代君主論」①。

就政策改革而言，當前的挑戰包括對緊急援助造成的巨額開銷的持續性政策回應，眾所周知其數額累計已達數萬億美元。以我在2009年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觀察而言，若能夠緊握住權力，它們將繼續將這一支付包袱分攤到普通民眾身上，其形式包括削減工資、減少在社會公益事業與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教育產業私有化，以求延續財政與社會性開支的緊縮狀態——這些進行中的盈餘提取方式恰是在過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中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所持續呈現的特徵。事實上，儘管最近股票市場價格有所恢復，但多國的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並且還在攀升，其中青年人失業問題尤其嚴重（雖然這一數值在不同國家的分佈差異很大），世界性饑荒也在加劇，嚴重的社會性紊亂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湧現，這些局面都是削減公共物供給、衛生保健與工資的結果。在此情勢中，部分進步的左翼已經開始更加系統性地主張，那些經濟緊急援助措施應該且可以被用於代價更小、但能產生更多社會性效果的目標上，例如加強社會性項目、醫療衛生，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公共物品供給，提高對經濟制高點的民主監督，以便確保相關決策以更加穩健而非更加輕率的方式制定。最近的一些地區性倡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主張①。許多人已經在呼籲，貫徹方針的具體方法包括系統性地建立和加強更加進步與公平的稅收制度（例如針對性地向社會上最富裕的20%人口徵稅），重點強化對偷稅漏稅的打擊力度和對離岸（金融）中心的管理（這兩項舉措將緩解政府財政問題），制定並推廣能夠引導生產行為面向更加有利於社會與生態結果的稅收機制和定價策略。最後，一項進步的戰略還應該是超越國界的，應當涉及全球再分配質量的諸多方面，例如在全球層面提供獲得更加健康食物的方法，改善醫療保障水平。

因此，我傾向於主張，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並不在於資本與民主政治自身之間，也不在於由此產生的個別解決方案上。資本的集中允許出現生產資料社會化，或至少允許其「經濟制高點」的社會化。我們面對的主要矛盾更加深刻且廣泛，並且因一場權力同其阻力間的全球性爭鬥而戲劇化，不再僅僅限於財政緊縮的相關爭論。它涉及在何種程度上新自由主義持續的全球化進程會加劇社會再生產的危機②，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基礎社會部門的重組，包括醫療衛生、政府監護、社會福利與人民生計等諸多方面。所有這些議題皆同民主的實現具有深層次聯繫。

這場全球系統性危機的廣泛內容和富有挑戰性的本質令問題顯得棘手。然而，若考慮到世界秩序演進的本質與趨勢，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權力與規則的種種形態，我們應當牢記，所有這些都是暫時性的、處於競爭中的事態，目前它們處於暴力與諸多無常形式支配之中。這些易變的形式既非全然進步，也非不可避免。我們應當謹記馬克思的信條：人類創造人類自己的歷史，但並不一定是在他們自己所選擇的條件下創造歷史。這一信條引領我們去相信這場全球系統性危機以及與之相伴隨的、關乎人類生存環境與星球未來命運的各類僵局不可能永遠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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