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德爾菲神廟的箴言「認識你自己」，至今仍然迴響在每一個人的耳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認識自我。不過，自古希臘以來，哲人們也早已意識到，認識自我是一件無比艱難的事情。德國偉大的智者歌德曾說：「人應該努力認識自我，在所有的時代都這樣講，反反覆復地這樣講。這是一個稀罕的要求，迄今沒有誰達到過，也根本沒有誰能達到。」（《歌德談話錄》）認識自我，是哲學的阿基米德點，是根本性的智慧，而按照古希臘人的看法，智慧惟有神明才能擁有，人，充其量只能做到「愛智慧」罷了。 　　 　　儘管認識自我是如此的困難，簡直與成為上帝一樣的無望，然而，人卻似乎註定要去做一些幾乎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即使不能成為上帝，我們也要儘可能地接近上帝；即使不能認識自我，我們也要儘可能地去尋找自我、發現自我並回歸自我。因為只有這樣，人的生命才能獲得意義。這種欲求，在青年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 　　 　　在青年時期，還有一件事情也同樣明顯，那就是：直接地認識自我是不可能的，除非得到他人的啟發，除非藉助他人的指引。在我們的認識自我的過程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即，我們首先發現的並不是自我，而是他人。在每一個人的心靈成長的過程中，總會在一些關鍵的時刻，出現那麼一個或幾個人，陪伴著他度過這個漫長而艱辛的自我尋找的旅程，有如一盞燈，為他的心靈投注一束光明，幫他驅散精神困惑之迷霧。在他的精神的暗夜中遠遠地飄搖在前，為他照明，為他指引方向。 　　在我的這個時期，有三盞這樣的燈，或者說，有三位精神導師，他們是周國平、鄧曉芒和易中天。我將要在這篇文章中，記錄他們對我的影響和我對他們的思考。 　　 　　一、周國平 　　 　　最早聽說周國平，大約是在本科四年級的時候。那時我是廈門大學美術系的學生。一天晚上，沒有功課，有些無聊，便照例到處亂逛，流竄於本系同級學生的宿舍之間。當時，我住202，寇子住303，大明住404。我平日常與寇子談佛論道，與大明談書論畫，爬上爬下的，樂此不疲，頗不寂寞。那天晚上我又去303找到寇子，天南海北瞎侃了一通。寇子突然從床頭撿起一本書，問道：「讀過周國平的書嗎？」我拿來一看，是周國平的《守望的距離》。「周國平？周國平是誰？」寇子便大驚小怪起來：「你居然連周國平都不知道！」 　　 　　我確實不知道周國平。不過在那天之後，我便記住了周國平的名字。 　　1997年9月，我成為易中天先生的碩士研究生。此後，便常聽到他提起 　　 　　周國平。 　　 　　一般來說，導師帶研究生主要就是做兩件事情，推薦書目和指導論文。易中天卻非常慎重，輕易不向我推薦什麼書目。他的眼界很高。有時我自己讀了一些書向他彙報心得，他總是不置可否，很少肯定或推許什麼學者或作家。我乾脆主動向他索要書目，他往往遲疑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說：「現在中國的學術界，沒多少好書可讀。」現在回想起來，三年之間，易中天真正推薦給我的書，一共也就這麼寥寥幾本：卡西爾《人論》、李澤厚《美的歷程》、鄧曉芒《靈之舞》、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真正推薦給我的作家，只有周國平。易中天說：「從酒店服務小姐到大學教授，都讀周國平。」事實上當時易中天也在讀周國平，他的記憶力又出奇的好，上課的時候，動不動就會冒出一兩句周國平的格言來，令人印象深刻。 　　 　　於是我感到我一定要讀周國平了。但是讀來讀去，總覺得周國平有些多愁善感，甚至覺得有些矯揉造作，不明白敬愛的導師為何對他如此青睞。 　　 　　有一天，易中天上課時說：「明天周國平會來廈大搞講座。」那自然是要我去聽了。 　　 　　第二天上午，我提前來到政法學院報告廳，發現人山人海，早已沒有空座位了。只好在後面站著。帶著幾分虔誠的心態，等待周國平的到來。那一天是1998年3月22日。 　　 　　不料周國平的演講竟然如此糟糕！他的語言和他的文字簡直有天壤之別！「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我已經聽了一個學期的易中天的精彩絕倫的授課，現在再來聽周國平演講，頓時感到一落千丈，不免大失所望。當時，我一邊聽一邊為他著急，他怎麼就不能把話講得稍微流暢一點？一邊聽一邊不斷地告訴自己，假如我上去講，一定講得比周國平好！剛聽幾分鐘，就頗想腳底抹油，一溜了事。可是說也奇怪，我居然就堅持聽了下來。更怪的是，聽著聽著，我慢慢地竟然被打動了，而且隨著我的被打動，周國平的演講似乎也慢慢地精彩起來。等到周國平回答聽眾的問題時，我發現我已經喜歡上他了。 　　 　　周國平的演講打動我的是什麼呢？多年以後，演講的內容，已經模糊不清了。我只知道那是關於哲學的講演。這個講演的文字稿後來收入《安靜》和《周國平人文講演錄》，名為《哲學與精神生活》。如果不去查書，那麼整場演講在我記憶中的保留下來的可能只有一句話。一個女生問道：「周老師曾經說，女人搞哲學，對於哲學和女人都是一種損害，這是不是一種性別歧視？」周國平答曰：「我確實說過這樣的話。也曾有很多人像你一樣質問過我。但這句話的後面還有一句，完整的表達是這樣的：在我看來，女人搞哲學，對於哲學和女人都是一種損害。上帝知道，我在說這話時，是多麼的愛哲學，又是多麼的愛女人！」就像一粒石子投進了湖水，周國平的回答引起了一陣笑聲在廳中回蕩。 　　 　　而我的心湖也隨之蕩漾起來。我覺得周國平很真誠。他的講演之所以打動了我，恐怕不僅在於講演的內容，而更在於他的真誠。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 　　 　　聽完講座，我沒有像哲學系的學生那樣，拿著周國平的書去請他簽名，而是馬上去了曉風書屋，買了羅素的《西方哲學史》。 　　 　　現在想來，我對哲學產生興趣，肯定與周國平的這個講座有關。無疑，本師易中天也是一個哲學修養相當高的人，他本來是搞美學的，並且通過美學訓練自己的哲學思維，他曾經把康德的《判斷力批判》讀了整整7遍，把馬克思的一些文章讀得滾瓜爛熟。與這樣的導師在一起，怎能不被激起哲學的興趣來？但是，我覺得易中天的影響只是一種潛移默化，有如雪花一般慢慢地灑落在我的心裡。一座山頭積累了一個學期以來的雪，已經聚沙成塔，便在這時，周國平來了，遂引發一場雪崩。 　　於是我重讀了周國平的《守望的距離》，並且此後慢慢收集了《人與永恆》、《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各自的朝聖路》、《安靜》、《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悲劇的誕生》（譯著）、《自由風格》（與崔健合著）。 　　 　　《尼采》大約算是我所讀的第一本「哲學書」。在我的閱讀經驗中，周國平與尼采時常重疊起來。我現在認為，周國平在本書確實把尼采「周國平化」了。這本書說的並不是尼采本人的哲學，而是「周國平的尼采」的哲學。記得周國平說過，不是尼采影響了他，而是他影響了尼采。周國平從「人生哲學」的立場和自身的體驗出發，通俗地講述了他所理解的尼采哲學，而且講得那麼的生動，讀來趣味盎然。後來周國平的著作，基本立場沒有改變，但是個人體驗卻在逐漸減少——《妞妞》大約是個較為明顯的例外。 　　 　　《人與永恆》也是有體驗的。據說周國平用了10年時間寫作這本書，確實，我覺得周國平的精華多半在此書之中。我讀此書的一個印象就是，周國平在書中談到的許多話題，我平日也曾思考過的。但是，第一，我沒有寫下來，所以我的思考不算真正的思考；第二，周國平寫下來的文字，總是比我就同一話題所預想的文字多了那麼一兩句話，那是因為周國平的思考總是比我的思考深了那麼一點點。所謂「學問」，所謂「才華」，所謂「功力」，所謂「深度」，恐怕也就體現在這「一點點」之中了。 　　 　　《各自的朝聖路》初版出版時，我正在談戀愛。當時還是我的女朋友的她，和我爭著看這本書，而她最感興趣的，自然是書中關於愛情、婚姻的部分。我想，這一部分，周國平的體驗似乎比較豐富，並且不會枯竭。但是，早年的體驗，確實在逐漸消失，因此在《各自的朝聖路》中，周國平編入了大量的讀書筆記。讀書筆記並非不能呈現作者的體驗，但一般是理解和分析多於體驗。對於作家而言，最寶貴的便是他的不可替代的個人體驗，當周國平的散文大量地以讀書筆記的形式出現時，我從中看出了一種不太樂觀的趨勢。 　　 　　《妞妞》是我最喜歡的周國平的著作。我覺得《妞妞》寫得比《尼采》還好。妻子懷孕的時候，我們又重讀了這本書。後來我在沒有寫完的《小鷗三歲》中說道：「……在自己即將當父親的時候看《妞妞》，更是得其時哉。與媽媽共享，則是得其所哉。《妞妞》確實是一本好書。它是一本抒情味道相當濃厚的哲學散文。可能有人認為它過於傷感，可能有人認為它有『煽情』之嫌，但其中確實有體驗，有感悟，有智慧，也就是說，有哲學。哲學並非必定出之以學術論文或科學著作的形式，並非必定滿篇行話、高深莫測，恰恰相反，世上不知有多少行話滿篇故作高深其實言之無物的偽哲學，卻堂而皇之地僭用了學術論文或科學著作之名！所以，有體驗、有感悟、有智慧的哲學才是真哲學。」這段文字寫於兩年之前，現在覺得不必有什麼改動。 　　 　　《自由風格》、《安靜》和《自傳》是我比較不喜歡的周國平的著作。 　　《自由風格》是與崔健合著的，以兩人對話的形式出現。但是我以為他們兩個人的「對話」有些名不副實。周國平有思想，但不太懂音樂，至少對音樂的技術層面比較陌生，因此毫無經驗，而崔健雖有豐富的專業經驗，卻缺乏哲學修養。周國平可以降低他的高度去就崔健，崔健卻無法拔高他的層次去理解周國平。這樣的談話，能夠談出什麼名堂來？ 　　《安靜》的文字太平淡了，有如杜甫對陶淵明詩歌的評論：「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平淡」是周國平有意識地追求的境界，但是，真正平淡的境界，必須像陶詩那樣「淡而有味」才好。陶詩的「淡而有味」，是由於陶淵明的感悟始終不離經驗，既有「理」也有「趣」。《安靜》沒有達到這種境界。它在抽空了人生體驗的同時，也奪走了閱讀的快感。 　　 　　《自傳》中的周國平，好似一個美貌的少女，對自己的美貌具有充分的意識，然後對自己的美貌孤芳自賞，反反覆復，來回吟誦，所以《自傳》中到處都是「我」的痕迹，有一種明顯的自戀情結。叔本華作為藝術天才之標誌的「客觀性」，在本書中蕩然無存。或許是由於這是「自傳」的緣故？但是，周國平的自傳，顯然遠遠沒有達到聖奧古斯丁、盧梭、托爾斯泰的高度，他所推崇的「精神」或「靈魂」，在本書中並不多見。這本書我在兩年前讀過一遍，就被人借走了，如今杳如黃鶴，不知所終。依稀記得周國平在書中提到一個人對他的評論，說他是這幾十年以來中國唯一的哲學家。就周國平對我的個人影響來說，我倒有幾分願意相信這句話是事實，但我以為周國平不必把它放在書中的。 　　 　　正是由於讀了《自由風格》、《安靜》和《自傳》，才使我在兩年之前放肆地說道：「周國平越寫越差」、「周國平江郎才盡」。前幾天我又買到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周國平人文講演錄》，翻看之後，發現我過去的判斷顯得有些輕率、有些武斷，希望通過這篇文章將它收回。周國平很忌諱人家提及他的年齡，因為他的心靈還保持著青春氣息，而且他的創造力依然源源不斷。這其實也是我對他的祝願。 　　畢竟，周國平是我最為喜愛也最為敬佩的哲理散文作家，我衷心地希望，這盞燈的光明不要黯淡下來。 　　 　　二、鄧曉芒 　　 　　真是很有意思，周國平曾說，「中國沒有真正的尼采研究。」鄧曉芒則說，中國的黑格爾研究「還沒入門」。若是換了別人，說出這樣的話來，定然遭來罵聲一片，但是他們兩人分別代表著目前國內尼采研究和黑格爾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們這樣說，真是再自然不過了。這就像蘇東坡聲稱自己是陶淵明轉世時，我們絲毫也不覺得他狂妄一樣。不過我覺得，儘管周國平是研究尼採的，但他身上似乎沒有多少尼採氣質，而鄧曉芒儘管是研究康德和黑格爾的，他卻很有些尼採氣質。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看法。我曾說：「鄧曉芒是中國最具有尼採氣質的哲學家。」易中天反駁：「他？中國的康德！」事實也許在兩者之間。 　　 　　我知道鄧曉芒，無疑得之於易中天的推薦。易中天和鄧曉芒，在武漢大學同學、共事了多年，並曾合寫了一部美學著作，兩人的關係，可以算是「哥們」了。 　　 　　易中天推薦的是鄧曉芒的《靈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並且語重心長地說：「這本書並不好懂！」對於一個剛剛由畫畫改行學藝術理論的碩士生而言，《靈之舞》對我確實是太難了。從碩士到博士，這本書我一直帶在身邊，讀了6年之久，大約也讀了6遍之多，最後我想大概是讀懂了。 　　 　　鄧曉芒的書，對我具有極為強烈的震撼力。這種強烈的內心震撼是閱讀周國平的著作所沒有體會到的。周國平的書，如《尼采》、《妞妞》，當然也相當感人，也能激動心靈，但是並沒有觸及我的意識的最深處，並沒有在我的思想的根底造成天崩地裂的變化。在閱讀鄧曉芒的《人之境》和《靈之舞》之後，我發現以往覺得天經地義的某些東西被徹底摧毀了。對了，「翻天覆地」，就是鄧曉芒對我的影響。 　　 　　易中天曾經和我討論鄧曉芒的著作和鄧曉芒的文風。他說鄧曉芒的文字儘管不是多麼「優美」，但仍有一種特殊的魅力，這種魅力來自他的「思辨的力量」。剛把話說完，馬上就搖頭：「好像也不只是這樣哦！」毫無疑問，鄧曉芒的「思辨的力量」十分強大，當世少有足與比肩者。與自稱「不務正業」的周國平相比，鄧曉芒簡直是標準的「學院派」，受過極為嚴格的西方傳統哲學的訓練和邏輯能力的訓練。但是，「思辨的力量」並非僅僅來自邏輯能力，假如沒有「洞見」，那麼「邏輯」又能是什麼呢？無非是任何一個人花上一年半載就可以掌握的一門技術而已。鄧曉芒既有「洞見」，又有「邏輯」，兩相結合，互相促成，如虎添翼。所以他想問題和看事情，往往比別人深入一層、深刻少許。比方說，周國平、鄧曉芒和張志揚三人，都寫過一篇關於毛姆小說《月亮與六便士》的隨筆。三篇當然各有所長，並且角度各不相同，但若僅以思想之深刻論，我覺得恐怕還是鄧曉芒稍勝一籌。 　　 　　洞見來自何處？來自體驗。「思辨」只是鄧曉芒的一個方面，他的另一個方面，就是他的思辨始終不離人生體驗，所以他說：「人生體驗是我的學術研究的基石。」有體驗，才有文學，也才有哲學。有體驗的哲學才是有生命的哲學。所以鄧曉芒必定要將他的哲學與他的生命融為一體。我至今還記得當年在南京的先鋒書店，站在書架旁邊閱讀鄧曉芒的隨筆《哲學與生命》時的那種激動，彷彿昨日一般，當時的心跳，至今仍在耳邊迴響。 　　 　　《靈之舞》就是把切身體驗提升為思辨形式的一部奇書。鄧曉芒始終不是周國平式的作家。一般的或純粹的作家可以停留於體驗之中，周國平式的富有哲學氣質的作家則能使體驗深化，而作為本色哲學家的鄧曉芒，則必定要將他的體驗變形，賦予其邏輯形式。 　　 　　在《靈之舞》中，鄧曉芒以他的深厚的康德、黑格爾哲學研究的功力，全盤反思了中國傳統文化，他的眼光獨到，並且刨根問底，入骨入髓，讓人不由地感嘆：「他的眼光怎麼這麼毒！」我覺得，讀懂鄧曉芒的書，看待世界的眼光必定發生難以想像的變化，而這就意味著靈魂發生了變化。這話說得有點玄。具體地說，鄧曉芒的眼光透過了他的個人體驗觸及到了心靈中的一個很深的層次：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並且釜底抽薪，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據進行了批判性的考察。通過閱讀《靈之舞》，我解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早在本科學國畫時就已經隱隱存在了，如影隨形，揮之不去，那就是我與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問題。現在我明白了，與傳統文化的延續，只是一種習慣，並不是一種必然，也不是一種義務。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就可以放下包袱，自由地去接納並吸收全世界的、特別是歐洲的更為豐富也更有活力的文化。所以這是一部「啟蒙」之書。我樂意接受鄧曉芒的啟蒙，並且我想，假如我的內心經歷具有某種普遍意義的話，那麼鄧曉芒的啟蒙似乎是中國當代青年學子的必經階段。因為直到目前，中西文化衝突的問題仍然擺在我們的面前。 　　 　　前幾天我剛剛讀了一本今年新出版的書：羅伯特?M?波西格的《萬里任禪游：人類尋找自我的奇妙心靈之旅》，這是一部美國人對西方文化進行全盤反思的「小說」，就其思考的透徹和批判的深度而言，與鄧曉芒《靈之舞》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新批判主義》是《靈之舞》的一個延續。這是一部隨筆文集，其中包括我非常喜歡的《哲學與生命》、《〈月亮與六便士〉的宗教意義》、《〈傷逝〉的文化衝突試析》、《孔子與蘇格拉底言說方式比較》等等。當然這部文集的主題是「繼承五四，超越五四」，自覺地深化並發展以魯迅的批判精神為代表的五四精神，故稱「新批判主義」。鄧曉芒認為，魯迅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是魯迅的批判還停留於「國民性」的層次，而他的批判則試圖超越這個層次而抵達「普遍人性」的層次。 　　 　　《靈魂之旅：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生存境界》是鄧曉芒的一部文學批評著作，與專業文學批評家的比較關注技巧、形式的同類著作大有不同，他的眼光一如既往地具有穿透力，一針見血，切中要害，直逼中國文學的「根」。正是由於他的這本書，使我對史鐵生的小說《務虛筆記》產生濃厚的興趣。我覺得《務虛筆記》簡直可以得諾貝爾獎。周國平在《各自的朝聖路》中也有一篇關於《務虛筆記》的評論，對照來讀，頗有收穫。 　　 　　在鄧曉芒的著作中，像《人之境》這樣通俗易懂的小冊子，絕無僅有。他的絕大多數著作都比較高深，曲高和寡，讀者寥寥。所以鄧曉芒的大部分著作都只印4000冊，與當年周國平《尼采》的數十萬冊，如今易中天《品三國》的百萬餘冊相比，這個數字顯得可憐兮兮的。大江健三郎在接受水均益採訪時說，假如村上春樹的書能夠賣出100冊，那麼他的書只能賣出3冊。但他認為，書的銷售量和書的價值以及書的影響無關。誠然！尼採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自費出版的，第一版僅印刷了40冊，恰好摺合鄧曉芒印數的1％。然而後世閱讀尼採的，何止成千上萬。尼采影響了周國平，周國平又影響了我們。同樣地，鄧曉芒並不直接面向大眾，他的讀者群是具有較高素質的「精英分子」。比如《靈魂之旅》其實是寫給作家們看的。鄧曉芒影響了作家，而作家影響了大眾，因此，鄧曉芒與尼采一樣，屬於「作家中的作家」。 　　 　　比較喜歡鄧曉芒的隨筆體和講演錄，他的專門的哲學著作和研究性論文，比如《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中西文化視域中真善美的哲思》，我也能勉強讀下來，但是很難產生髮自內心的喜歡，這當然是由於我原本只是一個業餘哲學愛好者。 　　 　　我曾想再度「改行」，專門搞哲學，報考鄧曉芒的博士生。因為易中天對鄧曉芒的學問和人品都倍加推崇，「鄧曉芒人非常好！」這幾個字從易中天的特別肯定和有意加重的口氣里傳達出來，顯得特別有分量。於是我下定決心，去武漢大學拜訪鄧曉芒。 　　 　　1999年，初冬季節，我來到鄧曉芒的家。 　　 　　鄧曉芒剛剛搬了新家。新家頗為寬敞，而且有一個很大的陽台。鄧曉芒告訴我，陽台上設有書桌，他平時基本上是在陽台上讀書。言語之間，對自己的新家相當滿意。他說他非常怕冷（我心想，和我一樣），所以在家裡也穿著鞋子。鄧曉芒當時就穿著一雙新鞋在家裡走動，那鞋像是初次穿上，商標沒有剪掉，在地板上拖來拖去，十分的礙眼。我看在眼裡，頓時記起了易中天對鄧曉芒的評論：「他一點也不會買衣服！」 　　我積極地向他提問。談我的碩士論文，談他的書，談魯迅，談易中天，談周國平，鄧曉芒一聽我提起周國平就說：「周國平很不錯啊！」可是我被告知不能報考他的博士。因為鄧曉芒當時已經為學生髮表論文的事情辭去了博導職務，據說這件事情，曾被登在美國《紐約時報》頭版頭條。而且鄧曉芒招收的是西方哲學史專業的博士生，必須是學德語或英語的，而我是學日語的。我打電話向易中天彙報了這個情況，易中天建議我選擇中國哲學史專業的郭齊勇教授。鄧曉芒說，經過一場對話，他發現我對中國傳統文化「持批判態度」，與郭齊勇的路數不符，假如師生的思想興趣差異太大，那將會很尷尬的。因此鄧曉芒把這個方案否決了。他幫我推薦了武漢大學的其他博導，後來我經過考慮拒絕了。 　　現在想來，我當初不去武漢大學，不能做鄧曉芒的學生，儘管是「最大的遺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在我心目中，鄧曉芒始終是一個符號，代表著一種最高的可能性，即一個人的思維所能達到的極限，就像偉大小說中的人物代表著人類生存的可能性一樣。對於這樣的符號，我想唯一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把他推到遠處，設為一個標準，並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我自己每時每刻所處的狀態，就像地平線始終在前方，使人能夠看到，然後不斷朝它前進。 　　迄今為止，我只見過鄧曉芒一次。但是這一次的見面使我永遠無法忘懷。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每天都要想起或說起鄧曉芒。時隔一年之後，我壯著膽子硬著頭皮，給他寫了一封信。信的開頭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話：「為什麼我不該寫信給克洛普施托克，把作品寄贈他本人並請他指正呢？難道我不該和活人打交道而非得在將來再去朝拜他的墳墓嗎！」不料鄧曉芒竟然回信了。寫完博士論文初稿，寄給鄧曉芒，他在百忙之中居然也仔細讀了並且提了不少修改意見並且頗多鼓勵。易中天告訴我，鄧曉芒讀了我的博士論文，對他說：「郭勇健具有你我兩個人的特點。」而收到鄧曉芒的信後，我的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我在以後的日子裡必須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配得上鄧曉芒的期許！ 　　 　　鄧曉芒的兩封親筆信，成了我的寶貝。我從這兩封信中看到的，不止是鄧曉芒對我的鼓勵，而且是一個前輩學者的風範。據說，羅曼?羅蘭年輕時曾經給心目中的大師托爾斯泰寫信，托爾斯泰居然給一個陌生的無名小卒回了一封數十頁的長信。這件事情激勵了羅曼?羅蘭。日後羅曼?羅蘭也名揚天下，求教者和崇拜者不計其數，但無論多麼繁忙，他都要爭取抽出時間回信。人文精神到底如何傳遞下去，這或許可以看作一個樣本吧。 　　 　　現在我不敢隨便給鄧曉芒寫信了，我怕他一眼看穿了我的淺薄。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把我自己覺得還算滿意的著作奉到他的面前，只是不知道那時他是否還記得我。 　　 　　三、易中天 　　 　　除了鄧曉芒，恐怕很少有人比我更了解易中天了。 　　 　　鄧曉芒熟悉年輕的易中天，並且和易中天一起成長、共事，長達十餘年之久。而我則比較熟悉成熟的易中天，如今也和易中天成為「同事」，從認識他到現在，也已經過去了十年。儘管是每日都能相見，但在同一城市、同一大學、同一院系，總是親近。 　　 　　更重要的是，易中天是我的導師。 　　遇上易中天，我的人生便隨之而改變了。現在回想起來，就像「易中天吧」中的許多網友所說的，能夠成為易中天的學生，真是幸福，真是令人羨慕。 　　 　　的確，做易中天的學生，聽他的授課和談論，簡直是一種享受。我想，人生最大的快樂之一，就是能夠和一個富有才智的人生活在一起，聽他知人論世，聽他高談闊論，聽他談笑風生，聽他妙語如珠如天女散花一般。這種智性的快樂，在碩士三年期間，易中天完全滿足了我。在他的課堂上，就像置身於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呂克昂學園。在呂克昂學園裡，哲學家不像現在的大學那樣老師單方面地授課，學生單方面地聽講。亞理士多德的哲學教學是在散步中進行的。哲學家一大清早便起來，披上希臘長袍，沐著朝陽，迎著海風，到廊柱下面散步，後面跟著一大幫學生。哲學家一邊走著，一邊隨口拋出智慧的言論，學生們如獲至寶地傾聽著、收藏著哲學家的言論——它們便成了後人皓首窮經地研究的文獻。所以亞理士多德的學派又被稱為「散步學派」或「逍遙學派」。哲學本來並不是枯燥無味、讓人敬而遠之的一門學問，我們完全可以在一種挺輕鬆、挺逍遙的氣氛中研究哲學！白居易在《長恨歌》中云：「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舞。」希臘學園的情調，在易中天當年的研究生的課堂上，似乎一度復現了。 　　 　　希臘哲人認為，「邏各斯」是在對話過程中產生的。易中天的授課也喜歡採用「對話」的方式。哲學研究上有一個術語，叫做「假裝討論」，就是假設與別人進行對話。不但與別人進行對話，而且與自己進行對話。要想知道自己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那就要站在自己的對立面，提出相反的觀點，自己反駁自己——這是當年易中天傳授給我的一招。為什麼對話或討論這般重要？因為在與別人對話的過程中，很多自己沒有發現的東西顯露出來了；在與自己對話的過程中，所思考的東西變得越來越複雜了。有人說哲學就是「把簡單的東西複雜化」，這句話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讚揚。實際上，不止是哲學，一切理論思考都是如此。使事情或問題複雜化，是衡量一個人的思維能力和理論能力的一個重要標準。真正的哲學家或理論家，往往有能力在常人司空見慣的地方、覺得毫無問題的地方發現了問題，在常人覺得一馬平川的地方發現了許多曲折和起伏，在常人覺得根本不值得思考的地方思考出很多東西。總之，通過不斷的對話，我們的思考便越來越深入，思維也越來越嚴密。 　　 　　易中天的許多文字，比如《懺悔與做人》，就體現了上述的「曲折和起伏」。我把《懺悔與做人》視為易中天最為出色的文章之一。 　　真正的對話只能在同一思維層次展開。所以一開始，易中天似乎並不怎麼喜歡我，因為我還跟不上他的思維，無法和他對話。在本科時我也讀書，但那都一種是毫無目的和不求甚解的讀書，更何況我還是從「實踐」轉向「理論」、從「美術」的領域轉到「美學」的領域！所以在入易中天門下之時，我根本上就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人。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無知」有時竟是一件幸事。易中天常說，他最討厭那種「什麼都知道」的人，因為什麼都知道，其實也就意味著什麼都不知道。因此，他帶研究生，最喜歡的是那種腦中一片空白的人，也就是具有可塑性的人；假如是已經不幸受過一些陳腐學術訓練的學生，那就一定要先把這學生的腦袋「格式化」。經過「格式化」，才可以輸入新的程序，進行新的思維訓練。而只有經過了這種訓練，才可以達到與導師對話的層次。當然，「對話」本身也就是一種思維訓練。而我，由於我的無知，得以免去了「格式化」的手續。 　　 　　不過易中天更看重的並不是什麼「思想的格式化」或「思維訓練」，而是一個學生的悟性、靈氣。因為導師的思維訓練只是針對中等資質的學生，而有悟性、有靈氣的學生，只要導師稍做啟發，自己就能夠進行思維訓練了。有悟性、有靈氣的學生，才能和易中天這樣的導師達成一種默契。 　　 　　莊子有一個著名的比喻，說明他與惠施之間的默契。他們倆就好像一對身懷絕技的搭檔，莊子一斧頭砍下去，將惠子鼻尖上僅有蒼蠅翅膀那麼大的一點白粉劈得乾乾淨淨，卻沒有傷著對方一根毫毛。現在惠子死了，莊子雖然還有斧頭砍白粉的絕技，卻沒有了能夠鼻子沾白粉的搭檔。在碩士第二年之後，我自以為有時與易中天便能達到這樣的默契。那兩年時間，真是我的智性生活和靈性生活的一段難得的幸福時光。 　　何謂「悟性」或「靈氣」？實在不好說。易中天在《破門而入：易中天談美學》的第一講中做了一些簡要的描述，我不能說得比他更好，有興趣的參看他的書也就可以了。我到南京讀博士之後，據說那時易中天在為研究生上課時常常提到我的名字，道是：「郭勇健很有悟性！是個有慧根的人。」我那時聽到一個師弟的轉述，只顧高興，未及深思。但是我現在要比當年成熟了一些，了解了課堂上的易中天大約只是想用這種說法來激勵我的師弟師妹們罷了。的確，我現在常常有些懷疑：我真的如易中天所說的那般有悟性嗎？或許我真的有些悟性，但那多半也是被易中天啟發和鼓勵出來的。 　　 　　我曾經對一些同學說過，易中天是最好的導師，離開了易中天，我也就不需要任何導師了。這並不是說易中天遠在廣大學者之上，已經窮盡了人間學問的奧秘，也不是說我已經得到了易中天的全部「真傳」或是什麼「不傳之秘」，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易中天成功地在我身上培養出了自學的能力，或者也可以說，研究的能力和思考的能力。一切教育都是自我教育。當易中天激發出我的自我教育的能力，他培養學生的工作便已大功告成了。 　　 　　那個責任心過強而又比較衝動的歷史學家李治亭，無端地譴責易中天「誤人子弟」。我只是易中天的不肖弟子，沒能繼承他的全部學問。王志綱曾說，易中天有好幾個抽屜。確實如此，但我只能打開一個抽屜。這個抽屜裡面裝的是美學或藝術哲學。易中天對人類學、城市文化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我既無興趣，也少受益。又如，眾所周知的易中天的傑出的口才，我根本學不到手。我想包括思維方式在內的許多東西都可以學，口才卻多半源於天賦，不是學不學的問題。然而，儘管我並不怎麼高明，但自信倒也不算太差，並沒有如李治亭所說，被易中天所「誤」。相反，易中天倒是讓我「悟」到了很多東西。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易中天可能真的「誤」了我。他改變了我的人生。易中天始終認定：「郭勇健除了讀書，什麼都不會！」終於促使我選擇了走上這條終身讀書的永無盡頭的道路。劉孟節有詩句云：「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現在我也常常反思，讀了近十年的書，落得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手無縛雞之力，毫無生存能力，把自己變成一個性格乖戾的書獃子，所以我也常有「讀書誤我」的感慨。 　　然而同時，讀書畢竟也為我提供了一種人世間最豐富、最持久的快樂和幸福。假如使一個學生熱愛讀書並堅決地選擇了讀書和寫書的人生道路也算是「誤人子弟」的話，那麼，我是心甘情願地被易中天所「誤」的。 　　 　　我已經寫了好幾篇關於易中天的文章，而且我對他的基本看法一直沒有改變，所以現在就不必多說廢話了。但是，談論易中天，假如不稍微涉及如今央視《百家講壇》上的《易中天品三國》，那未免也太不夠意思了。 　　 　　易中天在央視《百家講壇》開講《三國志》，其宗旨是「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文化，以文化說人性。」那他實現了這個目標沒有？ 　　 　　我以為易中天實現了大半。其中「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文化」，基本上實現了；「以文化說人性」，並沒有完全實現。 　　「人性」是一個大概念，這個概念有兩個指向或兩個維度，即經驗性的維度和超越性的維度。我說易中天沒有完全實現「說人性」，那是由於在人性的超越維度方面，《品三國》有所欠缺，有所不足。因此，有些學者批評《易中天品三國》有些「淺」，也不是全然沒有道理——只是他們僅僅停留於感受，無法道出個中緣由罷了。 　　 　　易中天並非不能深思，他的思想中也並非沒有「超越」的一維。我在上面提到的他的《懺悔與做人》這篇文章（收入《書生意氣》），就極為出色地將經驗之維與超越之維打通，結合得恰到好處，天衣無縫。所以它既能娓娓道來，妙趣橫生，亦能保證思考的深度，以至於上海著名的批評家周澤雄讀後自嘆不如。因此我想，《易中天品三國》之所以給人一種「稍嫌不足」之感，甚至招來「淺」的批評，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易中天的分析能力，而在於他所要分析的《三國志》這個題材。 　　 　　在我看來，要真正實現「說人性」，最好選擇諸如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歌德、司湯達等人的作品，這些偉大的藝術家對人性有著極為豐富的知識和極為深刻的洞察，為中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傳統文人所難以想像。徐葆耕在《西方文學十五講》中指出：「基督教造就了西方的懺悔傳統，這一傳統表現在文學上就是無所畏懼地探求心靈的真實。中國儒家有一個與此相對立的教導，叫『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其間自然也包含著倡導者的一番苦心，但是，至少在文學上，這種主張帶來了一個副作用，即阻礙了向心靈底蘊的掘進。」實際上，「人性」在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中幾乎是一個盲區。在中國，只有少數作家如魯迅突破了這個根深蒂固的慣例，把眼光探及人性。易中天在《懺悔與做人》中大量使用魯迅小說為例，原因就在這裡。 　　 　　不論是《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都把主要目光盯在「故事」、「歷史」、「文化」等方面，而在「人性」這方面，特別是人性的「超越性」方面，即使不能說付諸闕如，至少也是淺嘗輒止的。易中天要品《三國志》，只能在《三國志》所提供的「人性」知識的前提下著手，但既然原始材料已然是這樣的了，你還能夠怎麼樣？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任是易中天能力再強，畢竟不能無中生有！因此，易中天對《三國志》的人性挖掘，一開始便帶有某種「悲劇色彩」，透出幾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味道。易中天多次強調，他發現中國的許多歷史人物，但凡成功的都可以歸結為做人的成功，但凡失敗的都可以歸結為做人的失敗。「做人」在《品三國》中基本上還是經驗的概念。《品三國》對「人性」的挖掘，也大致停留於經驗層面，比如人際關係、為人處世、人物性格等等。 　　 　　講《三國志》能夠講到《易中天品三國》這樣的程度，已經是十分稀有難得的了。換了別人，未必會比易中天做得更好，不論他原本是搞歷史的還是搞文學的。 　　 　　順便提一提，最近央視《百家講壇》上播得正火的于丹《〈論語〉心得》，與《易中天品三國》的困境有些類似。于丹確實講得相當精彩。但是，「于丹心語」無非一些世俗的和實用的「智慧」，沒有多少哲學的內涵。此「智慧」非彼「智慧」也！把于丹《論語心得》與周國平《人與永恆》相比，其間的差別一目了然。當然這同樣不是于丹的過錯，毋寧說是孔子思想本身的特點所帶來的直接後果。黑格爾說過：「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哲學史講演錄》）倘若你原本就已經置身於孔子的視域，那麼你所看到的東西，又豈能比孔子更多？ 　　 　　其實這個問題，易中天已經在電視觀眾面前指出來了。能夠意識到這個局限，本身就意味著已經超出了這個局限。因此，易中天畢竟非同尋常。 　　 　　現在，讓我簡單地小結一下。 　　 　　周國平、鄧曉芒和易中天，是我的三盞指路明燈，他們在我的自我認識的道路上，曾經並且仍然為我指引方向。當然，我並不是只受他們三人的影響，只讀他們三人的作品。我在閱讀他們的同時，也讀葉秀山、陳嘉映、史鐵生等人，正在或將要讀歌德、托爾斯泰、愛默生、蒙田、羅素、柏拉圖等人。但是，在那個階段，卻是他們三人對我的影響最大，他們三人在我的心靈中刻下的痕迹最深。歸根到底，我進一步閱讀的東西，幾乎也都是他們三人在作品中向我介紹的。 　　 　　自我是什麼？自我並不是一個現成給定的、固定不變的東西，等著你前去發現，就像從道路上撿起一件丟失的物品。自我是一個有待形成、有待塑造的東西，而塑造自我的，乃是他人。既然如此，發現自我或認識自我，其實也就是不斷地去發現他人或認識他人。「我是誰？」黑格爾答曰：「我就是我們」。由於「他人」幾乎是不可窮盡的，所以「自我認識」也便成了一個幾乎永遠沒有盡頭的過程。所謂「自我塑造」，因而就表現為選擇讓誰來塑造自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你所能夠選擇的，不過是願意讓誰來塑造自己，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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