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只有幼年、少年、青年，而沒有中年和晚年。他的中年和晚年被國民黨反動派剝奪了。從他一生的歷史看，有幾個階段：

（一）從他出生到1917年（在北京俄文專修館）

北京俄文專修學校校徽

這是他的青少年時代。可以說是一個破落戶的飄零子弟。他家原是書香門第，以後破落，其母因家貧負債，在年初二自殺。瞿秋白時年僅16歲，兄弟姐妹好幾個，分別寄居於各親友家。骨肉離散，這樣一種狀況對他後期思想發展影響很大。母親死後不久他曾寫了一首詩“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舊痕新，世日饑荒無人管，落得靈前受孑身。”從中可以反映出他當時的心境。他母親生前已負債累累，家中房產變賣已盡，不得已而住在祠堂裏。由其叔祖時的官宦大戶而至今日，使他對人情冷漠、世態炎涼體會很深。

1912年，民國建立後的第一個國慶節時，當時的總統袁世凱下令全畫慶祝，年僅14歲的瞿秋白在燈籠上寫了“國喪”兩字，以抗議袁世凱的篡國。這個思想的產生與其小學校長的影響有關。他是孫中山派的革命黨人，對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不滿，視國慶爲國喪。

（二）1917年至1923年初，留蘇回國，這是他一生的第二階段，是他從艨朧中看曉霧的時期

瞿秋白的思想認識發展與老一輩革命家有不同之處。陳獨秀、李大釗、吳玉章、毛澤東等同志，早年大都經歷了戊戌維新時的新黨，辛亥革命的亂黨（孫中山）到“五四”以後的共黨這樣一個發展過程。陳獨秀、吳玉章同志的自傳中都講到此點。瞿秋白則不一樣，他年紀輕一些，沒有經歷前兩個階段，直接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當時他去北京，找謀生的飯碗。幾次考學不成，又無學費，轉而進了不要學費，又給吃飯的俄文專修館。在他進館時，正值十月革命爆發後，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的火種傳人，影響中國的時期。

1920年畢業後，因北京《晨報》要派記者赴俄，瞿秋白因此而作爲記者赴俄，能較直接地瞭解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早一些接受馬克思主義。從他這個發展過程也可以看出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當時的中國，要去了解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探索中國革命的出路，這是必然的。而恰恰反映在瞿秋自身上則有偶然性。如果他當時進了北大而不是俄文專修館，那很可能走上另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個人機遇有偶然性，但整個社會產生這樣的人則是必然的。

當時瞿秋白沒有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在《多餘的話》中他談到，他未曾全文通讀過《資本論》，這是老實話，他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是從當時報刊雜誌中零星積累而得來的。1922年，陳獨秀赴俄開會，瞿秋白擔任翻譯，由陳介紹入黨，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1923年初與陳獨秀一起回國，在俄期間，瞿秋白曾兩次見到列寧，並有兩張照片。在老一輩革命家中見到列寧的人是不多的，與列寧合影的爲數更少。惜之，這兩張照片至今未見，不知是否保存下來了。

（三）1923年至1928年1月

在這段時期中，瞿秋白同志爲黨作了許多工作，寫了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擔任過書記成爲中共領導人之一。他在《多餘的話》中說，他沒有擔任過總書記，僅是書記。“八七”會議後接替了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此期他在理論上、在黨內的政治生活中，都曾與不正確的東西作過鬥爭，也犯了一些錯誤。這是瞿秋白政治、理論上發展最高的階段。

（四）1928年1月至1930年。在蘇聯參加六大（作爲中國參加共產國際的代表），與米夫有過鬥爭。國內是李立三、向忠發掌權。

瞿秋白翻譯的《國際歌》發表在《新青年》第一期

（五）1930年至1934年1月。受王明左傾路線的打擊，被開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在上海從事革命文藝活動。他的大量文學作品、譯作多產生於此時，並與魯迅建立了友誼。在實質上領導着文化上的反圍剿鬥爭。建國初期有關瞿秋白與魯迅之間的友誼談得很多，魯迅是怎樣受瞿秋白的幫助，又怎樣關心瞿秋白的。魯迅曾贈給瞿秋白一幅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瞿秋白也曾爲魯迅的雜文集寫過序言，對魯迅的一生作了最具權威性的評價，說魯迅是紳士階級的貳臣逆子，是由進化論者而成爲階級論者。這不僅是對魯迅的正確評價，也是當時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從進化論、民主主義者而成爲階級論、馬克思主義者的反映，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道路。可以說，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之前，進化論是近代中國社會革命的指導思想。上一代，上幾代的反封建思想就是從進化論而來的。從中國革命的指導理論說，前一段是進化論，後一段是階級論。瞿秋白的評價指出了這個共同性。瞿、魯兩人之間的相互瞭解是很深的，這種階級感情，革命友誼是應該受到重視的。然而十年動亂時期，把這些都忘了，不提了。毛澤東同志與蔡和森同志的友誼，周總理和陳毅同志的友誼，這些老一輩革命家之間的同志感情和革命友誼應予以大力宣傳，發揚光大，因爲今天這些東西太少了。革命友誼多少年被不正確的東西干擾，破壞了，現在應以大力提倡、發揚。

（六）1934年至1936年1月。瞿秋白接受組織命令赴江西蘇區工作。此期瞿秋白的心情是抑鬱的。但服從了組織決定，拋下了心愛的文藝工作，離開楊之華，任蘇區教育部長，做了不少工作。

瞿秋白與楊之華（1924年攝於上海）

爲什麼紅軍長征時他沒有走。據說紅軍離開江西時，他把自己的馬（馬伕）都送給徐特立同志。也有說當時陳毅同志曾要另給他一匹馬，讓他趕上大隊，然瞿秋白說他應該留下來，服從組織決定。在這中間是否有其他一些關係，瞿儘管不愉快，但還是遵從組織命令。

最後被捕就義。總其一生，還是光輝的。

對他的評價，我個人認爲，應以尊重的感情來看他的書，我想主要談兩個問題：①左傾盲動，②《多餘的話》。

一、盲動主義。

瞿秋白本人也承認，並說李立三的盲動也始於他。這是有勇氣的行爲。我認爲他的盲動是歷史錯誤大於人物的錯誤。理由是：

第一，當時的黨不過7足歲，年輕的黨，年輕的書記（瞿秋白時年28歲）。在當時那種困難複雜的局勢下，接受黨的任務，挑起這副擔子。他在《多餘的話》中說這是個歷史的誤會，他挑不了這個擔子，是歷史把他推上去的。應該說黨也沒有經驗，瞿本人也沒有經驗，犯錯誤在所難免。

第二，瞿秋白的錯誤是在“八七”會議緊接着批陳獨秀、彭述之的右傾之後發生的。當時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鎮壓下，確有“山重水複疑無路”之狀，黨員人數從大革命時期的5萬下降到1萬。這時的瞿秋白是受命於危難之際，當時黨內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憤怒、仇恨的感情是普遍的、必然的。矯枉不能過正，過正仍然是枉，但矯枉過正往往是有其歷史性的，在中國社會長期頑固性中，不這樣，有些東西就扭不過來。在秋收起義、廣東起義後，瞿秋白仍不認爲已是革命低潮，仍然要前進，犯了盲動主義錯誤。

如果把這段歷史與以後的歷史比較，在歷史的對比中看他的盲動主義還是情有可原的。他的盲動主義僅4個月，而且開始認識，正在糾正，較之後來的盲動主義長期沒有認識，要別人來糾正，瞿秋白的錯誤實在是不算大的。更何況在這個錯誤中歷史的因素更大於個人的因素，個人的主觀原因在這次盲動主義中不是主要的。這個比較主要是針對王明的，沒有後來的歷史，就不能得出這個結論。王明錯誤長達4年之久，而且還要別人來糾正。

這些是我個人的體會。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作爲歷史經驗教訓是可以說的。但是我們把歷史現象擺出來之後還要說明爲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以往過多地苛求瞿秋白的責任，但實際上他是無罪的，至多是錯誤。

瞿秋白關押處

二、《多餘的話》。

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夠多的了。解放初，我教新民主主義通史不曾涉及這個問題。在編《新民主主義通史》時，纔看到《多餘的話》以及瞿秋白的一些詩。許多人對此是否是瞿的作品表示懷疑，我則懷疑這種懷疑論。1979年中央組織調查，討論瞿的問題，在上海也找了些同志（約30人）開座談會，多數人仍然認爲《多餘的話》不可靠，我認爲不能說不可靠，這是瞿秋白的自白，有幾條理由爲證。有些人認爲我的話太“玄”，不同意，這個懷疑是由來已久的。瞿秋白於1936年6月被害，10月《社會新聞》雜誌將《多餘的話》發表了幾段，當時的革命者皆認爲這是國民黨造謠，不引起注意，因爲《社會新聞》是份右傾的刊物。1937年7月，《逸經》雜誌全文連載《多餘的話》，這是一份既非與共產黨有關，又非與國民黨有關的中立派自由知識分子所辦的刊物，因而反響很大。鄭振鐸專門到《逸經》雜誌社去查原稿，回來後與茅盾講，此稿非瞿秋白的字，因而是國民黨反動派僞造的。香港報刊以後也轉載。而當時的革命者一般都不相信，原因：一、非其手稿，不可靠；二、更重要的是革命者們特別是與瞿秋白關係密切的人，都有不願意、也不希望瞿秋白留下這樣一種不健康的東西的感情。這種感情最容易獲得大多數人的同感。在這種感情作用下，即使有正式手稿，心理上也會持否認態度的。如《李秀成自述》一直說此係曾國藩僞造。解放後，在臺灣的曾氏後人將其影印公開後，上面李秀成的字跡與曾國藩改篡的字跡一清二楚，還有人說這是曾國藩派人模仿李秀成的筆跡僞造的，總有一種要保存李的清白的感情，所以即使是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的也予以否定。這種爲親者諱、爲尊者諱的感情常在歷史研究中起作用，而且常是盲目地否認事實。其實我們應該看到這樣一種客觀事實：儘管歷史上造了許多假的東西，但壽命都不長，最終都會爲歷史的真實所揭穿。但假的也有假的作用，這使人會考慮他爲什麼要作假。袁世凱在戊戌後僞造假日記，以洗刷自己，雖然現在盡人皆知此是假的，也還是作爲資料保存了下來，從反面證明袁的爲人。

我認爲《多餘的話》是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一，從整個《多餘的話》所涉及的人和事來看，是真的，假不了，許多細枝末節反映了這點，造假是不可能的。《多餘的話》中提到的人並不多，有李立三、陳獨秀、楊之華等，他們或是早已公開的，不成其祕密，或當時在地下工作的，如楊之華，敵人無法知其行蹤。但其中講到1934年與魯迅的關係時，則一筆帶過，他不願意牽連魯迅。而與鄭振鐸一起辦雜誌的事，則寫了許多，因爲這在當時是公開的無罪的，從這些細微之處就可以考其真實性，這是瞿秋白當時心理的真實反映。

其二，從思想看。我們如果接觸了瞿秋白早年的東西，瞭解瞿秋白的思想，也就會發現，《多餘的話》中所寫的是瞿秋白的思想。他認爲他成爲政治家、共產黨的領袖是一個歷史的誤會，這個思想瞿早年就曾吐露過。30年代初他與魯迅、茅盾的信件往來中，曾署名“犬耕”，意即犬代牛耕，非其本意，力不從心。我們從《多餘的話》可以看出，有許多思想，早年已存在，“犬耕”就是與他的“歷史的誤會”聯繫着的。

其三，文字風格。搞歷史的人要考證真僞，學會辨認文字風格是很重要的一條，缺此不能成爲歷史學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要注意歷史的科學性，還應注意考據歷史有大量的膺品，必須分清，否則就不成爲歷史了，當然這並不是說僅僅埋頭考據就行了。我以瞿秋白的兩首詩爲例，可以看出瞿秋白的文風是一貫的。

其一、雪意（1917年寫於俄文專修館）

雪意悽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

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

其二、舊夢（1936年寫於獄中）

山城細雨作春寒，料峭狐衾舊夢殘。

何事萬緣俱□後，偏留綺思繞雲山。

瞿秋白30年代初在上海時，曾把以前的詩抄給魯迅（其中包括前一首），底下注明這些詩感情頹廢，有不堪回首之意，調子較低。

兩首詩中都有“舊夢”一詞，但第二首的“舊夢”較之第一首的“舊夢”內容更多了，色彩更雜駁了，它不僅有早年家貧喪母，飽嘗世態炎涼之苦的意味，也有後來的赴蘇參加革命，任書記，在上海搞文藝工作及至蘇區等二十年中的生活經歷等等。在詩中流露的不是澎湃的革命之情，而是文人的感傷。這兩首詩相距近二十年，但詩的格調、意境、手法甚至遣詞都是相似的，是別人所無法代筆的。

我就是根據這幾點證明《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寫的。他的手稿大概永遠也找不到了。據宋希濂講，當時抄了兩份，一份報送國民黨中央，給蔣介石，一份留在綏靖公署，而手稿則按瞿秋白的要求，寄給他的親人了。1979年在檔案中發現一份抄件，內容較《逸經》發表的更多出幾段，我反覆看了這幾段，沒找出什麼太大的要故意刪去的意思，看來可能是遺漏的。

丁玲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寫得很細，很好，所有寫有關瞿秋白回憶文章的人都沒有超過她的，把瞿秋白的生活、爲人刻劃的很細膩、很感人，從這篇文章中所反映的瞿秋白的思想、爲人看，也可證明我的話並不“玄”。前兩年《新文學史料》上刊載的茅盾的文章，回憶30年代初的事情，從他的話中也可證明我的論斷。茅盾認爲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最後吐露自己的真實感情，但不是向敵人，是向同志，而且也不是求得同志的寬恕而是希望大家不是重蹈覆轍，他沒有怨言，完全是真實感情的流露，當然作爲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感情不十分健康，但是真實的。

瞿秋白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佈，對中國革命是有貢獻的，他是英勇犧牲的。作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多餘的話》確是多餘的，不太健康。他在臨終前也沒有激昂的口號，但從他臨刑前的照片來看，他是完全平靜從容的，沒有一絲恐懼。中國古語說慷慨就義，這固然可取，然而從容就義比慷慨就義有更深更含蓄的意味。

國民黨CC派曾派人勸降瞿秋白，一定要攻下這個堡壘，一星期中曾勸降九次，但毫無效果。他們用楊之華的信打動他，而瞿秋白回答說，他相信楊之華是堅強的，如果楊之華被捕，會比他更堅定。這說明瞿秋白沒有爲感情所動，不過這個材料有可疑之處，楊之華的信從何而來。

文革時期刊印的《多餘的話》

當然，《多餘的話》從政治家的角度來看是多餘的，反映了瞿秋自身上的文人與政治家的矛盾，是文人積習的表露，但作爲歷史來說並不多餘。瞿秋白早年參加革命，後受王明打擊，內心有許多傷痕，《多餘的話》是反映了這種傷痕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消滅人世間的傷痕，消滅剝削壓迫走向大同，但在消滅傷痕的過程中，免不了會留下一些傷痕。在歷史的前進中，在消滅傷痕的過程中，傷痕、錯誤是免不了的。歷史學家應該正確對待它，分析這些傷痕，找出其原因，使後人少留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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