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宴風波】

　　沸沸揚揚的焚書事件，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最終的原因都很清楚，當然是秦的決策人秦始皇頒布了焚書令；原因的原因也很清楚，那是因為丞相李斯的上書建議。

　　李斯上書是專長，在對他的歷史記載裏，有過好幾次上書的記錄。最出名的是《諫逐客書》，文采飛揚，妙喻連珠，是秦之難得的好文；最糟糕的當是關於焚書的上書，是秦之不該得的壞文。

　　李斯上書並非來自作文的衝動，他是文人不錯，同時他更是立志當官並果真當上了大官。曾經為士和已經入仕的雙重經歷，對觀察他的上書尤為重要。

　　上書的原因來自鹹陽宮的一次爭議，這是發生盛大宴會上的偶發事件，可把它稱作「國宴風波」。而國宴風波則因為制度之爭，制度之爭說白了就是「古今之爭」，即過去的分封制與秦推行的郡縣制之間的爭論——二者的分歧是一個老問題，同時也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場鬥爭遲早要來。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一場存在已久的鬥爭，雖說它的到來不以人們的意志而轉移，但它真的爆發時，我們仍然可以研判，爆發的時間、地點是否合適。而這一點，可能影響到鬥爭的最終走向。

　　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鹹陽宮設置酒宴，舉辦招待酒會。這次官方的正式聚會，估計參加者眾，文武百官想必盡數出席，連七十位博士也都受邀到場。一場氣氛熱烈的招待會，在進行中有些不愉快，恐怕秦始皇本人也無法意料。

　　沒有確切的史料解答，秦始皇為什麼安排此次大聚會。我們能夠掌握的信息是，此時秦一統天下已經八年，北方和南方的形勢進一步穩定，秦版圖空前廣大。北方攻防結合，蒙恬的三十萬大軍北逐匈奴，收復今內蒙古一帶的大片土地，設三十四個縣(一說四十四縣)，並在一條漫長的防禦帶上開始修築長城；南方戰事與安撫並舉，隨著南越平定，嶺南一帶收入版圖，設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秦以遷徙的策略，讓漢人同越人雜處。

　　南北邊地基本安定，當是招待酒會一年前的事，估計不是舉辦此次宴會的主因。有觀點認為，此次宴會當是一年一度的「國慶」招待會，或可聊備一說。以我看，秦始皇設宴招待羣臣，很可能關乎都城建設的慶典，比如位於渭水北岸鹹陽宮殿羣的落成。

　　此前一百三十多年前，孝公和商鞅決定移都鹹陽，拉開了都城建設的序幕。其中的鹹陽宮，當是所有宮殿建設中最為浩大的工程，它在昭王時代建成啟用。伴隨秦統一天下的進程，氣魄過人的嬴政，早有把國都建成天下之都的謀劃。據說，秦軍每征服一國，便安排專業人員繪其宮殿，依樣在鹹陽附近仿造重建。渭水北岸，高高的坂原，各具特色的六國宮殿由此平地拔起，應該是眾星捧月地圍繞著先前的鹹陽宮，形成蔚為大觀的渭北鹹陽王宮區。

　　而舉辦招待會的公元前213年，恐怕是鹹陽都城建設的一個轉折點。從建設的時間表上分析，渭北的建設大功告成，渭南宮殿和皇室園林新一輪規劃建設即將全面鋪開。都城向渭南拓展，昭王是先行者，一座橫橋飛架南北，更是一個帝都氣度非凡的象徵；秦始皇的規劃手筆則更大，一北一南雙城對峙的空間佈局，被後人推崇為「象天」的構造，顯示出千古一帝不可一世的霸氣。

　　以一場盛宴作為建設的慶典，只是我的猜度，相比不能確定的原因，完全能夠確定的結果則是，由秦始皇名義擺開的這場宴會並不愉快，發生了意想不到的爭議。

　　一般的爭議都來自意見不合，它的背後是人的價值觀的差異和性情氣質的衝突，一比高低的辯論，各不相讓的是非之爭，在酒桌上是常事。而這事發生在「國宴」上，就可能會讓情況變得略為複雜。

　　沒有先兆的事件，突發於酒宴進行之際。

　　秦朝國宴是何種禮儀，我沒有看到史書上的記錄，估計要比周朝的規範簡略，屬於周天子舉辦宴會縮水改造版。但進酒的程序一般不會變，總會從公卿開始為皇帝祝酒，以下類推。輪到參與議政的博士官團隊進酒時，氣氛想必十分熱烈。因為這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羣體，能說會道，再加上共有七十名之多，即便廳堂再大，隊列也會顯示出一定的規模。

　　此時，管博士的官是僕射(讀「夜」)周青臣，他領頭趨前頌揚說，從前「秦地不過千里」，完全仰仗「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把諸侯國改置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您的威德，自古到今誰人能比呢？

　　話說得很馬屁，但是在酒宴的特殊場合，借酒表忠，話說大些，也屬於禮多人不怪。嬴政很受用，史書上說「始皇悅」是實情，不高興纔怪呢。

　　沒想到，關鍵時刻殺出了一個淳于越。當然這個關鍵時刻不是議程設定，而是淳于越的發言帶來的，他當面向秦始皇表示不同意見：

　　一是，殷朝、周朝統治天下達一千多年，靠的是分封子弟功臣，來給自己當作輔佐。如今陛下雖然擁有天下，但自己的子弟卻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現像齊國田常、晉國六卿之類謀殺君主的臣子，沒有輔佐，靠誰來救援呢？凡事不師法古人而能長久的，還沒有聽說過。

　　二是，周青臣當面阿諛，只能加重陛下的過失，這人不是忠臣。

　　嬴政聞言後什麼反應，書裏沒有記載，但宴會廳裏總免不了些許尷尬。此時，唯一的記錄是「始皇下其議」，嬴政可能不高興，卻不便發作，打破僵局的最好辦法是———面對羣臣徵求意見：你們同意他的意見嗎？

　　歷史，又一次把發言權交給了李斯。

　　此時的李斯位至丞相，居三公之首，他是在嬴政即位那一年進關入秦的，來到秦國已經長達三十四年。長期在嬴政身邊工作，加上位高權重，再加上有雄辯之才，李斯在皇帝尷尬時分不可能袖手旁觀。

　　果然，李斯一言，豈止滿座皆驚。

　　【焚書建議】

　　李斯的焚書提議，是直陳於宴席之間，還是事後上書所為，同一本《史記》上，《李斯列傳》和《秦始皇本紀》給出了兩種答案。

　　籠而統之，李斯的觀點主張大體如下——

　　首先是闡述自己的認識論，即對歷史時勢的認識，突出「與時俱進」的史觀。

　　「時變異也」，是他討論這個問題的出發點。五帝的制度並非一代重複一代，夏、商、周的制度也不是一代因襲一代，可是為什麼都能治理天下？李斯解釋說，並不是他們故意要彼此相反，而是由於時代變了，情況不同了。

其次，強調製度和政策的現實必要性，通過對時局的分析，批判復古派。

　　「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李斯的話說得有些重，「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李斯直接點名批駁了，但還在講道理，況且淳于越所說的是夏、商、週三代的事，哪裡值得效法呢？從前諸侯並起紛爭，才大量招攬遊說之士。現在天下已經平定，法令統一，百姓在家就應該致力於農工生產，讀書人就應該學習法令刑禁。

　　接著，李斯上綱上線了，話鋒一轉，開始咄咄逼人：「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這番話就等於定性了，意思是儒生之所以要效法古代，目的是以此來誹謗當世，惑亂民心。

　　分析、評價、定性，李斯在鋪墊之後，提出了「驚世駭俗」的焚書建議——

　　丞相臣斯昧死言：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李斯的這個建議來得不尋常。

　　先看首句，所謂丞相李斯冒死進言的表達，並非是為表示決心與忠心，也不是客套話，而是臣子對皇帝說話和行文的一種慣例，其本質就是為了突出「君尊臣卑」不同地位的定位。明白這一點很重要，大臣之所謂「臣」，意味著要從思想和行動上臣服於一國之君的「尊位」；至於一般官吏和老百姓，那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君——臣——民」的尊卑，不僅是政治規範，而且還是行為準則。

　　第二個自然段針對現實的議論，交代古代因為「天下散亂」、「諸侯並作」，引出過去私學泛濫的話題；聯繫「皇帝並有天下」的現實，認為在是非分明、黑白清晰的時代，私學的害處早已暴露無遺：

　　一是，會引發民間聚集一起來非議法令；

　　二是，會助長一種歪風，就是根據自己所學，對朝廷出臺的政策指令亂髮議論；

　　三是，會帶來政壇上的邪氣，入朝不入心，出朝亂議論，在君前誇耀自己以求取名利，追求奇異說法以抬高自己，在民眾當中帶頭製造謗言。

　　像這樣的壞風氣壞現象如果不禁止，會出現什麼結果？李斯從上和下兩個層面分析說，在上面，君主威勢就會下降，意思是人家就不買你皇帝的賬了；而在下面，朋黨的勢力就會形成，那就會形成像呂不韋一黨的政治勢力了。所以，一定要禁止。

　　第三段纔是關鍵，怎麼來禁？李斯長期擔任司法長官，主持過秦律修訂，列出幾條法令對他來說是本職工作、小菜一碟——

　　規定一，要求史官除保留秦國史記之外，將所有史書燒毀，可謂「內外有別」。

　　規定二，焚書的具體法條，一是要求集中焚書，除博士官以「職務行為」藏書外，個人收藏的《詩》、《書》、諸子百家著作，全部都要送到地方官那裡去統一焚毀；二是禁止言論自由，有敢在一起談議《詩》、《書》的處以死刑示眾，借古非今的更要滅族抄斬。

　　規定三，是對執法者的要求，官吏如果知情不報，故意隱瞞，以同罪論處。

　　規定四，時間期限以三十天為限，拒不燒書的，臉上刺字，並罰做苦力。

　　規定五，屬於免責條款，醫藥、占卜、種植之類的書不在清除之列。

　　規定六，屬於補充規定或延伸性條款，禁止私學，願學法令的，「以吏為師」。

　　以上李斯的系列化主張，在我看來，並非全是在宴會上的言說。很大的可能是，他在鹹陽宮的酒會上，只是旗幟鮮明地批駁了淳于越的「復古觀」，並指出其危害性，而具體的焚書建議，則是事後「深謀遠慮」的結果。

　　對於宴會上的「復古」言論，李斯在事後可以有幾種選擇：一是不再追究；二是高度重視，組織更加猛烈的批判；三是乘虛而入，讓鬥爭全面升級。

　　李斯在秦國政壇屬於步步為營的「不倒翁」。他出於呂不韋的門下，卻能夠成功地擺脫和呂黨的牽連，獲得嬴政的信任與重用；以楚國遊士的身份入秦，卻能度過逐客的危機，步入皇帝一人之下的相位———這一切，除他本人的才幹之外，還得益於他的遠見、謹慎，和對時機的判斷與把握。同時，從中看可出他性格氣質的影響，作為河流氣質「下游型」的知識分子，如何借勢和把握借勢的時機，李斯深諳其道。

　　由此帶來新的問題：李斯的深謀遠慮，何以引發一個被後人口誅筆伐的惡劣事件？對李斯的焚書奏議，秦始皇大筆一揮「可」，是否可以作為秦政正式走向文化專制乃至全面專制的標誌？焚書事件的發生，在它的背後還會有哪些不為人注意的原因？

　　【制度大討論】

　　圍繞分封制還是郡縣制，朝堂之上的制度之爭，不是第一次。

　　早在八年前，秦始皇完成統一之初，朝廷就此曾展開過討論。

　　那一次，是由丞相王綰提出分封建議引起的。王綰認為，諸侯剛剛消滅，而燕、齊、楚地處偏遠，如果不在那裡設王，就無法鎮撫，所以向秦始皇提出了立各位皇子為王的奏議。

　　秦始皇未置可否，把議題拿到桌面上讓大家討論。結果是，「羣臣皆以為便」，大家都說好，可見分封一派在當時的秦國政壇佔主導地位，在人數上處於絕對多數。

　　只有廷尉李斯不以為然。一邊倒的聲音裏，他果斷地站了出來，以周的衰亡為例，旗幟鮮明地向秦始皇表示——分封之法不可取：

　　「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親屬很多，可是他們的後代逐漸疏遠了，互相攻擊，就像仇人一樣，諸侯之間彼此徵戰，周天子也無法阻止。現在天下靠您的神靈之威獲得統一，都劃分成了郡縣，對於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賦稅重重賞賜，這樣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讓天下人沒有邪異之心，這纔是使天下安寧的好辦法啊。設置諸侯沒有好處。」

　　分封會帶來彼此之間的徵戰，這是李斯提出否定的要點，也是他進行論證的邏輯起點，秦始皇對此深表贊同，當即表態說：

　　「從前天下人都苦於連年戰爭無止無休，就是因為有那些諸侯王。現在我依仗祖宗的神靈，天下剛剛安定如果又設立諸侯國，這等於是又挑起戰爭。想要求得安寧太平，豈不困難嗎？廷尉說得有道理。」藉助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語式，決定權通常都掌握在關鍵人的手裡，秦始皇顯然是能夠決定製度最終選擇的關鍵人物，他一錘定音，以設立了三十六郡的創新制度，結束了第一次朝堂上的古今之爭。但這一次的制度之議畫上句號，不等於說分封的強大聲音從此煙消雲散。

　　今天，我們也許很難明白，王綰的分封之議為什麼會在秦權貴大臣中有如此巨大的市場？一個似乎是「倒退」甚至是「復闢」的制度，為什麼會有眾多追隨者？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大臣的心裡都會有一份王綰式的擔心，那就是統一後的秦帝國地域過大，邊遠地區「天高皇帝遠」，大家擔心那裡的局面不大容易控制。再一點，就是分封制搞了那麼多年，有一套完全可以借鑒和參照的運作模式與制度規定，它足以在各個階層尤其是公卿大夫階層，形成習慣成自然的「文化基因」。

　　滅山中賊易，滅心中賊難。

　　秦帝國雖然消滅了諸侯，但是兇悍的利劍與鐵蹄無法消除諸侯在人們心中的影響。何況，丞相王綰還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復古派，他只是一位非典型的分封制度設計者。因為他的分封主張，是指對局部地區的分封，是為了安撫邊遠地區而採取的制度化安排。這種主張並不是周的分封制的複製或翻版，而是一種帶有混合併行意味的新制度——以郡縣製為主、郡縣和分封合二為一的制度，它大體類似後來西漢推行的郡國制。對此大臣們紛紛稱是，我想主要也就是基於其郡國並列的特點，否則，我們容易得出秦廷上下都是一批老古董和保守黨的錯誤印象。

　　然而，從史書的記載上，我們直到今天也不清楚，王綰提出的設王分封，具體的制度設計到底是怎樣的。他提出來的讓皇子為王，究竟是多大許可權的王？如果是像周朝封國那樣的諸侯，可以擁有土地、人口、軍隊，並享有政治、經濟、行政、軍事等一切治權，秦始皇一定不會滿意。如果是名義上的王，享有經濟賦稅的特權，其行政和軍事權力由中央政府節制，這樣的分封其實倒也未嘗不可。

　　一個龐大的帝國，一個天下一統的河山，從戰火中突圍出來，一下子來到人們眼前，也許這樣的局面來得太快，讓身居高位的王綰，還來不及考慮未來國家制度的具體細節。這樣在朝堂上，他只給我們讀史者提供了一個引子，一個關於郡國制制度設計的可能性猜想，便隨之成謎。

　　相比王綰，李斯不僅是鮮明的革命派，他更是注重細節的行政幹才，一位思維縝密的務實官員。從他身為小吏就癡迷「帝王之術」的成長經歷可以判定，他為天下歸一這一天，等待並準備了多年。

　　在秦並天下之初，力主推行郡縣制，大致來自李斯國家利益至上的一貫思想，也會來自他對帝國實施中央集權的信心。更為重要的是，他對分封導致徵戰存在著隱憂和足夠的警惕——而這一點，秦始皇的看法，一定和他高度一致。但從人數上看，他們君臣二人是少數派。

　　雖說少數派戰勝了多數派，但這是一次正常而和平的討論。無論是王綰提出對邊地的分封，獲得了絕對多數的響應；還是李斯的不同意見，都可以視作正常的制度選擇的討論。從秦始皇讓大家議論，以及最後決策的過程看，它大體是在一種商討的氣氛中完成任務的，屬於決策前的正常議事程序。

　　然而八年之後，分封制又被提出，但事情的發展卻驚心動魄。

　　【韓非的幽靈】

　　歷史並沒有給出更多的信息，淳于越重提分封話題，是一時興之所至隨口一說，還是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從一場歡慶的酒會，到全國燒起同一把焚書的火，可以肯定的是，事態的發展應該說超出了淳于越的意料，甚至也超出了秦始皇的意料。從事件的演進和後果上看，李斯無疑是始作俑者，是事實上的文化縱火犯。

　　關於李斯焚書的動機，後人評說甚多，代表性的觀點有這麼兩條——

　　一是為了迎合秦始皇，而迎合的目的就是為了取得信任，保住自己的官位。所以李斯無所不用其極，把思想認識上的問題上綱上線，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忠心，來迎合原本多疑的秦始皇。

　　二是深受法家愚民思想的影響，不想讓民間百姓掌握知識，更不想讓他們有獨立的思考和思想，認為這樣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治理。

　　第一點涉及私慾，第二點則關乎立場，我以為，對立場的堅守，是李斯提出焚書建議的主因。

　　依照對知識分子性情氣質的劃分，李斯當屬河流氣質下游型的知識分子，他的身上具有「從勢」和主動型的鮮明特徵。從勢，並不意味著他要喪失一切原則和立場，相反他要以一定的立場來證明和上級站在同一條戰線，並會形成議政甚至制定政策的慣性思維，形成他基於立場出發的第一反應。 而主動的特徵，會讓他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

　　李斯的第一反應，並非是一個單純士子接受外界刺激後的第一個反應，也不是那個出自本能的原始性反應。他的第一反應是經過對立場的長期醞釀，對職業的訓練有素，對未來的穩定預期，而形成的個人風格化的價值判斷。而這個價值判斷，一定和秦始皇的立場並無原則衝突，這也是他多年受信任和被重用的原因。就此而言，在反對分封制的問題上，他不需要刻意地迎合秦始皇以求信任，無論他的思想，還是他的職責所繫，此時他都和秦始皇站在同一個戰壕裏。

　　主動出擊防患於未然，也屬於李斯的第一反應。防什麼？是由他的思想意識決定的，不會脫離他國家意志和強權至上的思維軌跡。而所謂分封問題，只是他推進防範體系的一個難得的由頭，是進行破題的現實材料。李斯不會擔心分封制度會捲土重來，因為早在八年前，秦始皇和他還屬於少數派的時候，就果斷地選擇了郡縣制。而經過八年的制度化實踐，帝國的實力和勢力不斷強化，在這樣亙古未有的「大好形勢」面前，自負而又好大喜功的秦始皇，怎麼可能捨棄「獨創」的郡縣制而去重蹈分封制的覆轍呢？這一點李斯自然清楚，而重彈老調的淳于越，顯然是在不合適的地點說了不合適的話。

　　但是話又說回來，即便淳于越再不識時務，也決不是導致最終焚書的理由，只有李斯的基於立場的第一反應，纔是醞釀風暴的策源地。

　　焚書之舉，是法家的傳統動作，這幾乎是眾口一詞的聲音。這個傳統能上溯到什麼時候，大多數意見認為是從秦孝公與商鞅時代開始的。因為《韓非子》有記載說，「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孟子也說過，「諸侯惡周禮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這一法一儒的典籍裏，關於焚書的記載，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信息——

　　商鞅讓厚道的孝公焚燒詩書，很可能是焚書的第一個教唆犯；

　　秦國的焚書和推行法令兩種措施，像一枚錢幣的兩面相提並論，這種思維一直延續到秦朝的建立；

　　從孟子所言中，似乎焚書之事還不限於秦國，焚書的動機說得很清楚，是「諸侯惡周禮害己」，也就是怕過去的正統思想影響自己的政策。

　　孟子作為戰國時期儒家孟門一派的領袖，對焚書動機的尋找可能過於簡略。相比之下，法家的理論家韓非對此政策研究，當是同時代的翹楚。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這是韓非對理想社會的勾勒——以全民學「法」運動禁止書籍的傳播，以政府官員的訓誡禁止「先王之語」(歷史記載)，以動員民眾對敵作戰禁止私帶兵器。韓非的理想同樣來自於他的第一反應，來自於他法家思想家的極端立場。「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他的基本判斷，而這個基本判斷的背後，是他對專制政權效率的推崇，以及對民心民意無情的打壓。至於如何壓制駕馭老百姓，韓非總結的「禁奸之法」，也有上中下三策，「太上禁其心」，這無疑是最佳辦法，讓你的心不要亂想，實際上就是控制思想，管住大腦的思維———古人習慣把頭腦的工作叫做「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這好理解，就是不許亂說，不許亂動(只做法律允許做的事)。

　　當然，韓非之說，主要還是理論主張，無論推行愚民政策還是落實專政措施，他的作用基本是限於倡導者，也可以算是政策的研究和設計者，但不能算是具體的實施者。關於法家在秦國的長期實踐，他也只是一名觀察者、研究者、欣賞者。至於秦國是否在孝公時期焚過詩書，韓非的話未必可信。因為一是史書無此記錄；二是商鞅變法時的秦國，屬於文化落後地區，儒家不屑光顧，被東方視為愚昧之地，沒有多少書可供一焚。但秦國圍繞「耕」和「戰」的富國強兵之道，被他一眼看穿。「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于軍」，能入韓非法眼的社會就當這樣，勞動之人和從軍之人，聽從政府統一號令(以吏為師)，達到歸於功(富國)和勇於軍(強兵)的需要。

　　如此社會，思想文化根本不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而是如何禁止的問題。

　　這就是李斯要完成的使命。

　　李斯雖然殺了韓非，但是對韓非的思想遺產卻是爛熟於胸，作為法家政策最重要的實施人，他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韓非思想在現實中的延續，甚至可以這樣比喻，李斯是活在人世間的「韓非的幽靈」。所以李斯的焚書建議中，對韓非的領悟早已是輕車熟路。他給出的理由只是一句話，叫做「主勢降乎上，黨與成於下」，那就是帝王威信下降和知識羣體成勢的結果，其潛臺詞卻無比豐富，如果任由「私學」非議和對抗皇帝所立之「法」繼續，如果還有書的存在，如果還有不利的議論，那麼，處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讓人臣所尊？而那些勢力和影響越來越大的知識分子將如何控制？

　　焚書令是在第一反應的前提下，李斯和秦始皇在專制路線上達成的又一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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