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傳奇人物盛宣懷的兩重面孔（下）｜封面人物
"
官乎？商乎？公乎？私乎？愛國乎？賣國乎？成乎？敗乎？
"
貪腐問題和賣國謎團
1910年4月，在寫給親家翁、充幫辦津浦鐵路大臣的孫寶琦的信中，盛宣懷列舉了自己辦洋務以來的功績、勞苦，將自己所受的種種委屈、憤怒一泄而出：「試問天下有十個盛杏蓀，實業便有數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鑒其吃虧，苦太甚，俱各援以為戒，竟無一人肯步其後塵。」
觸發他傾倒這番苦水的，是因為遭到又一次嚴厲的彈劾。自1870年代跟隨李鴻章辦洋務企業以來，來自官場的彈劾一直和盛宣懷如影相隨。
1880年，時任翰林院侍講的大儒王先謙等人彈劾招商局營私舞弊案，盛宣懷首當其衝，被指控購買旗昌船產時「扣帑入己」和「侵漁中金」。
後經江南製造局總辦李興銳、津海關道鄭藻如、江海關道劉瑞芬查實，所謂「中金」實為「花紅」。因旗昌向招商局索要10萬餘款，用於遣送在各口岸所用的辦事人等，「津貼薪水、盤川（路費）令渠回國，或另謀事業」。
一向與盛不和的徐潤、唐廷樞也替盛宣懷鳴不平，在回稟李鴻章的函件中，唐作證說，從畫押、領款、付款，有關金錢，從頭至尾，盛宣懷都沒有經手，沒有機會染指其間。
1883年，盛宣懷同時督辦電報局和金州礦業，再遭彈劾。並被清廷科以降級調用的處分。
這其中也有原委。當時，他被李鴻章委任為金州礦務局督辦，同時還在主持閩浙電線分頭開工的事。正值中法戰爭期間，海疆吃緊，急需利用電線。而閩浙電線的鋪設卻因為商股未齊影響了進度。情急中，盛宣懷「暫挪金州礦款十萬以濟急需」，並事先都向朝廷有關人士打過招呼。
之前保奏盛宣懷的左宗棠上疏為他力爭，南北洋大臣又派曾國荃複查此案，說盛不僅無罪，還有功。最後，朝廷把對盛宣懷的處罰改為「降二級留任」。
1899年，盛宣懷遭嫉惡西學的頑固守舊派大學士徐桐彈劾，徐稱：「輪船、電報創立三四十年，獲利不貲，而上不在國，下不在商，所稱挽回利權者安在？」
清廷派軍機大臣剛毅到滬清查輪船、電報兩局的賬目。最後，剛毅向政府奏明清查結果，以及兩局歷年來報效政府的數目。彈劾未有結果。
翻看這些記錄在案的彈劾案，罪名基本查無實據，且多為對洋務企業這一新生事物的無知和誤解。彈劾的發起者，多來自朝中清議派和保守分子，也是李鴻章最為厭惡的一批喜好高言大義的迂腐讀書人。
晚清史上，有關盛宣懷中飽私囊、貪污腐敗之說一直廣為流傳，並且，常和李鴻章搭上干係。清末實業家張謇的友人劉厚生就如此說：「（盛）弄錢的方法很多，但凡有借鴻章力量而弄到的錢，他定有一份貢獻干爺（李鴻章），干爺亦視為應得，從不客氣……盛宣懷所經辦各種事業，沒有一件不含著為己的作用，他的口號叫作『非私不談公』。」
盛家以錢多、地多、股票多而著稱。盛宣懷去世後，李鴻章長子李經方做他的遺囑執行人，於1920年在《申報》公布財產清理結果：總額為銀元13493868.855，扣除應償款及提存各款，各房子孫們可分到11606014.388。這已是歷經革命、「浸漁過半」後的現款數目了。
家有萬貫並非原罪，需要追問的是——盛宣懷這些獲利的途徑到底合法不合法？
在盛宣懷所創辦的一系列「官督商辦」企業里，他個人都持有商股。這也合理合法，且並非沒有風險。早年在湖北開礦，以及後來把身家投入漢冶萍公司，盛宣懷個人都蒙受過巨額損失。這就是他自己所說：「他人坐享海關道大俸大祿貽之子孫，我則首先入股冒奇險而成茲數事。私乎？公乎？」
據說，盛宣懷最初持有招商局的股票不多。1883年，徐、唐二人先後出局，當時招商局瀕臨倒閉，股價大跌，每股股價從正常年份的兩百多兩跌至四五十兩。盛宣懷藉機大批吃進股票，一躍成為招商局的最大股東。
一方面是招商局的最高負責人，一方面又是最大的股東，於公與私，他都有使招商局擺脫困境、取得成功的動力。所以，劉厚生譏諷盛宣懷「非私不談公」。
從現代經濟學看，這符合市場經濟的邏輯和產權理論。
然而，「公」與「私」的利益交錯，官與商的身份並舉，越來越撕扯著盛宣懷。在紛亂的晚清政局裡，他最終不免「進退失據」。
盛宣懷一生無法洗刷的污點是，被指在他的主持下，漢冶萍公司和日本簽訂了一系列借款合同，致使日本勢力全面滲透到漢冶萍三企業。至辛亥革命風潮期間，日本方面藉保礦產為名，乾脆在大冶駐兵、築路，「儼為己有」。有人感慨說，漢冶萍「名系中國，實為日人也」。
這自有日本人的陰謀。在已公開的日本上海總領事小田切之助和日本外務省的秘密函件中，有大量密商如何使日本政府得以掌控漢冶萍公司的內容，以達「有在中國扶植我國勢力之利」和「有東方制鐵事業由我國一手掌握之力」。為避免引起盛宣懷的警覺，小田切建議以日本商人的名義通過民間貸款的方式，達到掌握大冶鐵礦的目的。
一個畢生創辦企業和洋商爭利的實業家，一個先人一步與洋人爭路權和礦權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一個精明老到的外交高手，何以一步一步墮入其中、無力自拔呢？
策劃和參與中日借款合同的小田切和盛宣懷打交道多年，在致正金銀行總行代理總經理山川勇木的一封密信里，他寫道：「盛宣懷因已將全部私產投入漢冶萍公司，當然會感到極大苦痛。所以他很想由哪裡舉（借）一筆債收回其資金，以預防在萬一之時發生漢冶萍公司與自己資產之間的糾紛……因此，他才按預定計劃以萍鄉煤礦作擔保……此種場合，對我們來說，正是可乘之機。」
「東南互保」抗旨大戲的總導演
從風雲驟變的1898年到1900年，大清帝國的政治中心瀰漫著血腥氣息。短短兩年間，百日維新、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輪番上演。
作為信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官員，盛宣懷對康梁一黨的維新主張沒好感，對頑固守舊的後黨也不贊同，所謂「更新不求實際，復舊又似太激」。作為帝後都要爭取的人物，他幾次被召入京，幾次又借故匆匆離去，避開了政治風暴。
在之後「庚子國變」中，盛宣懷卻導演了一幕聯合抗旨的「東南互保」大戲。
戊戌政變後，慈禧著手廢黜光緒帝的計劃。她冊立端郡王載漪次子、15歲的溥儁為「大阿哥」。溥儁之母是慈禧的親侄女，慈禧的弟弟桂祥之女。按計劃，預備於庚子年元旦舉行光緒的讓位禮，並改元「保慶」。
1900年1月25日，一向熱心國事的上海紳商、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聯合章太炎、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名旅滬維新人士致電總理衙門：反對另立皇儲，懇請光緒帝親政。慈禧聞之大怒。有御史參盛宣懷，說經元善是盛宣懷所用之人，慈禧諭令他追查，否則唯他是問。
盛宣懷早已搶先一步暗示鄭觀應等人通知經元善遠避。經遂攜家眷輾轉逃至澳門。然後，盛宣懷上奏慈禧，詳說此事與己無關，並提議對經元善先行革職處理。在李鴻章的「通緝」合作下，盛宣懷得以開脫。這就是清末轟動一時的「經元善案」。
一個小小洋務企業經理的反對，自然無法撼動慈禧的意志。讓她真正如鯁在喉的，是公開阻擾她廢帝立儲的駐京各國公使們。他們同情光緒和他失敗的變法嘗試，幫助康有為、梁啟超等一干維新黨在政變中得以脫逃。在流亡日本期間，康、梁繼續著他們的維新活動。
外國大使們的公然干涉，加之自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們不斷提出領土和權利的要求，讓慈禧這個善於權術、身居深宮的女人有充分理由怨恨洋鬼子們——「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她後來事敗西逃時自行解釋說。
端郡王載漪此時開始頻頻進宮面見慈禧。他力主清廷對外宣戰，並大肆鼓吹髮源於山東的排洋民間組織——義和團如何「刀槍不入」、「槍炮不傷」，慫恿慈禧藉助義和團排外。慈禧「因召入面試」,「亦信矣」。載漪所統率的虎神營開始練習義和拳術，隨後他又在自己的王邸設立神壇，朝夕必拜。
朝廷中，以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為首的極端守舊派佔了上風。在慈禧授命下，載漪一時間幾乎集軍權、政務和外交權於一身。4月10日，他調董福祥的甘軍從南苑進駐北京城，作為撫拳滅洋的依靠。在他和剛毅的主持下，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口號，進入北京城內「勤皇」。他們沿途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襲擊神父、牧師和中國教民，攻進天津租界。
不知所措中，各國公使多次照會清廷，要求取締義和團，但未獲回應。5月，英、法、德等國組成聯軍，從渤海灣登陸，自行鎮壓義和團。
慈禧一開始舉棋不定。朝中高官們就義和團是「剿」是「撫」發生嚴重分歧。就在這時，聯軍攻陷大沽口，局勢驟變。軍機處給慈禧呈上一份列強的外交照令，內有4條要求：「一、指明一地由光緒居住。二、代清政府收取各種錢糧。三、代清政府掌全國軍隊。四、歸政給皇帝。」
後來證明，這份外交照令是載漪指使軍機章京連文沖偽造的，目的是讓他的兒子溥儁順利坐上大清龍椅。
如載漪所期，慈禧果然勃然大怒，立即召開御前會議，隨即下詔宣撫國民。6月20日，清廷正式向11國列強「宣戰」。為顯示決心，慈禧下令將主「剿」的高官徐用儀、立山、聯元等人斬首在菜市口。
在混亂、失控的1900年春夏，盛宣懷一直密切關注著時局。6月5日，他電奏朝廷，請求降旨嚴飭「剿匪」，以杜絕外患。緊接著又分别致電張之洞、劉坤一，希望兩位封疆大吏聯手上奏，向朝廷推舉李鴻章來處理不斷升級的危機；他甚至致電時任直隸總督的榮祿，請他出面，讓朝廷調李鴻章來督直，「限十日到津，平內亂、勸阻洋兵進京必能做到。」
對於盛宣懷的頻頻來電，已坐冷板凳數年的李鴻章此時猶豫不決，回復以時事「似非外臣所能匡救」，而且「內意主撫，電奏無益」。張之洞、劉坤一雖力主剿匪，但在由誰來處理此事上，表現得彼此推諉。
6月24、25日，清廷連下詔書，命各省督撫「聯絡一氣保疆土」和「招義民禦侮」。情急中，盛宣懷再與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電報相商。他聲稱「朝政皆為拳黨把持，文告恐有非兩宮所自出者」，一旦列強們以保護公使的借口出兵，「全局瓦解」，「將來必如咸豐十一年故事方能了事」，「北事不久必壞，留東南三大帥以救社稷，似非從權不可。」
為使東南諸省聯合「抗旨」之舉師出有名，他特意從清廷的詔書里摳出了「聯絡一氣保疆土」的字眼。
盛宣懷的陳情和勸說，加之形勢的緊迫，終於得到一直處於觀望狀態的地方大員們的應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回說，自己願意「列敝銜」其中，「敢懇杏翁（盛宣懷）幫同與議指授滬道，必更妥速」；兩江總督劉坤一複電說，「欲保東南疆土，留為大局轉機」，非照杏翁方案辦不可；江蘇巡撫鹿傳霖說，「此時江海各處，惟有力任保護」，才能有所補救；李鴻章乾脆直接說清廷的宣戰詔書是「矯詔」、「亂命」，不予奉行。
上海是洋人聚集的首要之地。在盛宣懷的指導下，上海道台余聯沅與西方各國駐滬領事簽訂《東南互保章程九款》，內容包括：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隨後，盛宣懷又四處活動，聯絡各地巡撫，把「互保」的範圍擴大到西南、中南和山東，以及教堂、教民甚多的四川等地。
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后妃和一小部分王公貴族倉皇出逃，開始她人生第二次「西狩」。
這個精明強硬的女人再次顯示了她的韌性。她一邊西逃，一邊陸續發布幾道上諭，命慶親王返京準備與聯軍議和，命「全權大臣」李鴻章北上收拾殘局。待第二年和談結束，作為拳民之亂的「首禍」，載漪父子被流放到新疆伊犁。
1900年的這一場義和團運動席捲了華北、內蒙古和滿洲。據《劍橋晚清史》統計，在高漲的排外騷亂中，共有231名外國人士（包括神職人員、外交使節和一般外籍平民）被殺，成千上萬名中國教民喪命，教堂、鐵路、電報設施被毀。
在盛宣懷一手導演的「東南互保」政策下，中國最富庶的東南半壁江山安然無事，避免了義和團的災難和外國列強的入侵。
內外亂稍平，論功行賞。之前聯絡「抗旨」大逆不道的盛宣懷，成為保下大清江山的頭等功臣。
1901年3月，西安，仍在「西狩」的慈禧與軍機處大臣們商議和談事宜，說起「東南互保」之功，在座者都認為如「無盛某維持策劃，劉（坤一）、張（之洞）亦無所措手，何論余（聯沅）道了」，慈禧「深以為然」。同月，她還對榮祿說：「今日看來，盛宣懷為不可少之人。」
自追隨李鴻章以來，盛宣懷一直做的是辦洋務的經濟實務工作，並不直接捲入政治。在庚子國變中，他何以如此「出格」，策劃、導演這一出聯合抗旨、「東南互保」的戲碼呢？
在他給張之洞、劉坤一的電文里，可一窺他的心之所系：「自北方匪亂以來，長江各省商貨停滯，市面敝壞，於今幾及三月。不獨中國商民吃虧，即各國商民亦受其害……而和局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寧，商務愈難振作……恐非十年不能規復。」
作為一名畢生從事實業和建設的經濟官僚，盛宣懷深知經濟發展由來不易，對破壞性的社會運動有著本能的恐懼和反感。5月，義和團運動蔓延開始時，當他得知「拳匪」拆毀盧保鐵路幾半，已是痛心疾首。8個月前，盧保鐵路剛剛竣工，當時盛宣懷身患重痢，依然帶病北上驗收工程。他隨即電告李鴻章，指責山東巡撫毓賢是禍亂的源頭。
1900年的南方，一名「亡命之徒」在勾畫他的新共和國藍圖，他把盛宣懷列進了他的「新政府內政官員名單」。
他叫孫中山。庚子大亂時，他一度想策動李鴻章「兩廣」獨立，並得到香港總督卜力的支持。被李鴻章拒絕後，他在香港洋面的一隻船上謀划了10月8日在惠州三洲田山寨的武裝起義。起義很快失敗。這次起義又稱「庚子惠州之役」。
在孫氏所列的名單上，盛宣懷是惟一一位清政府高官。
一條鐵路搞垮了大清朝
歷經庚子之變後，大清已氣息奄奄。
在朝野各方壓力下，慈禧太后宣布「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隨著光緒和慈禧相繼去世，中樞機構日益式微，地方實力派正在崛起。革命黨組織的武裝起義、暗殺活動此起彼伏。
在立憲派國會請願運動的壓力下，清政府於1911年5月頒布《新訂內閣官制》，實行「責任內閣制」。第一任內閣由慶親王奕劻任總理大臣，13名國務大臣中，滿族8名，其中皇族佔5人。盛宣懷被簡授為郵傳部大臣，是僅有的4名漢族內閣成員之一。
皇族內閣的出台，使得朝野各方的體制內改革共識瀕臨破產。動蕩不安的時局中，台上是皇族唱戲，台下則四方鼎沸，黑雲壓城城欲摧。
盛宣懷是一個勇於任事的人。根據《清史稿》的記載，從宣統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出任郵傳部尚書到四川保路運動爆發這半年裡，盛宣懷不辭辛苦，「數上封事，收回郵政，接管驛站，規畫官建各路，展拓川藏電線，釐定全國軌制，稱新政畢舉。」此外，他還支持、幫助南洋高等實業學堂校長唐文治辦起了吳淞商船學校，實現了他多年培養輪船人才的願望。
據他兒子回憶，見他往往「丙夜不息，味爽而興」，就和母親商量，讓她勸告父親「節養」。盛宣懷對兒子們說：「汝曹何知？國家存亡危急之頃，豈臣子暇逸時耶！」
以挽救時局自許的盛宣懷，卻因推行鐵路國有化政策，引發四川保路運動，繼而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成為致使大清覆滅的「歷史罪人」。有人戲稱，是一條鐵路搞跨了大清朝。
清政府修築鐵路始於甲午戰爭以後，最初由國家來修建，因為資金籌措不易，不得不舉借洋債。1903年後，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勃興，「拒外債、廢成約、收路自辦」成為全國士紳的鮮明口號。清政府也鼓勵民間自辦鐵路。由中國商紳集資，通過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建設鐵路成為共識。
然而，允許鐵路商辦政策推行幾年下來，問題與弊端層出不窮：資金籌措嚴重不足，且遲遲不能到位；各地商辦公司管理混亂、效率低下，股資被挪用、貪污的腐敗亂象頻生；各省、地區各自為政，幹線的統籌和協調問題成為難題。
事實證明，民間自辦鐵路更多的是一種「激於道德義憤與愛國情緒」的行為，而不是發展中國鐵路事業的理性之舉。
1910年8月17日，盛宣懷入京見皇帝。宣統帝尚年幼，當政的是其生父攝政王載灃。載灃就時局、諸多要政大事，諮詢盛宣懷的意見。期間談到鐵路問題，盛宣懷明確地表示鐵路築路權必須收為國有的觀點。
他首先對湘、鄂兩省拒款的不切實際進行了批評，說粵漢鐵路贖回已經達3年之久，迄今卻一無成效。這一事實足以說明那些堅決主張商辦的士紳們是何等清談誤國。事實上，按目前拒款派的辦法，即使再過30年，所集之款也不足建造鐵路。
其次，他認為，向外國借債雖非萬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與外國談判並簽定合同時，能做到「嚴定限制，權操於我」，使外人只有投資得息之利，無干預造路用人之權，在這種條件下借洋款是利大弊小。
這番談話令攝政王聞奏後「大為動容」，他立即命令盛宣懷與外務部、度支部妥商辦理。
1911年5月初，言官石長信的一份奏摺轉到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手中。他非常讚賞石的建議：主張把貫通全國的幹路收歸國有，由政府借款興辦；其餘支路，則由各省紳商集股商辦。這樣就能很好地平衡鐵路國有和商辦的問題。
5月9日，清廷下詔：宣布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繼而又諭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義收取「租股」。而後又批准主政郵傳部的盛宣懷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約，借款修路。
鐵路國有化政策出台以後，得到雲南、貴州、廣西這些邊遠省份的響應。而在四川、湖南、湖北與廣東，遭到了士紳們的反對。其中，態度最激烈的是四川。
這基本是一個國家和商民之間討價還價的問題。
川漢鐵路是一家民營公司，原本募集股本1400萬兩，其中700萬兩已投入鐵路建設；餘下的700萬兩中，有300萬兩被一個叫施典章的經理挪到上海去做墨西哥的橡膠股票投機，並且虧空凈盡。
盛宣懷根據不同省份商辦鐵路的情況，制定了不同的贖買收回方案。對川漢鐵路，他只同意發給股東大約400萬兩的國家保利股票，至於被原公司經理人虧空的300萬元，拒絕為之買單。他的理由也很充分：清廷的錢來自全國百姓，政府沒有權力慷全國百姓之慨，來彌補四川商辦鐵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機損失。
與此同時，他與美、英、法、德四國代表進行鐵路借款的談判。經過二十餘次艱苦談判，最終迫使四國代表作出較大讓步，達成了600萬英鎊的借款合同。
公平地說，這一份後來被四川保路運動中激進分子攻擊為「喪權辱國」的借款合同，是清末歷年來罕有之借款良約：貸款年利息僅為5%，而當時中國國內錢莊的平均利息高達12.5%至14.8%；以百貨雜類與鹽厘捐作抵押，這預防了未來路權落入洋人之手的可能性；在用人權上，嚴格限制洋人總工程師的數量、職權範圍；規定修路優先使用中國工業產品與原材料。最為重要的是，這份借款合同被嚴格地限制在「商業性質範圍」，四國銀行及其政府不擁有經濟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條件。
無論比之於張之洞在1909年與三國銀行簽定的草約，還是清廷在雲南、山東、東北簽訂的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鐵路建築合同，以及兩年後由民國政府與六國銀行簽定的「善後大借款」，盛宣懷都有足夠理由為自己感到驕傲。
他也一腔樂觀地相信：只要採取上述辦法，粵漢鐵路分段趕造，限定3年內接通，則在10年之內准可還本。而且，新頒布的鐵路國有政策，不會與民爭利，只要商民願意，可以附股，與國家同受利益。
然而，之後事態的發展，讓這位擅長算經濟賬的精明商人完全始料不及。
由於清政府堅決不為300萬虧空買單的強硬態度，川漢鐵路股東中激進派逐漸佔了上風。6月13日，清廷與四國銀行的正式合同文本到達成都，經過激進人士在報刊上的曲解與猛烈抨擊，借款合同立即被市民們視為喪權辱國的「賣國契書」，民情越發激昂。許多青年學生和下層人士也加入進來，激昂的民族主義情緒成為保路運動中的主流。
在給攝政王載灃的電文中，四川護督王人文描述了6月17日四川商辦鐵路總公司動員大會的場面：「到會一千餘人，一時哭聲震天，坐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臣飭巡警彈壓，巡兵聽者也相顧揮淚。日來關於鐵路合同攻難之文字演說紛紛四齣，禁不勝禁，防不勝防。」
王人文電奏朝廷，請求順川民的要求，收回成命。兩天以後，他再次電奏表明意見和態度。這一次，他甚至指名道姓指斥盛宣懷「欺君誤國」。
農曆六月二十九日起，成都全市罷市，學校停課，各街供光緒牌位。在保路同志會中，出現了革命黨人的身影。
被稱為「趙屠夫」的趙爾豐到任取代王人文，他也感受到民情激昂。他一再和四川地方官員聯名電奏，請清廷曲顧大局，收回川路國有的詔令，以免激生意外。
當四川地方官員一再奏請收回國有化詔令，盛宣懷和同樣志大心切的鐵路督辦端方都表現得異常強硬。1911年的電報檔案里，記錄下盛宣懷在整個事變過程中的態度，以及後來被批為「欺君之罪」之舉——調動、催促地方督撫用軍隊鎮壓參與運動的士紳百姓。
8月26日，盛宣懷致電趙爾豐：對於罷市罷課這樣的要挾，「請出告示嚴禁，銷患難未萌」。
8月28日，盛致電鄂督瑞澂：保路風潮只須略有兵威，不煩鎮壓。川督所用的兵警都是川人，所以才會害怕。請他調動宜昌的駐軍去重慶，保護商埠，以作聲援。
8月30日，再次致電瑞澂：現在民氣囂張，誠不宜專尚壓力，「殊覺寬猛兩難。」
9月14日，致電雲貴督撫：說鄂軍援軍需要二十餘日才能趕到四川，請派雲南、貴州靠近四川的軍隊統領帶槍隊千人馳往四川，「即可將風潮威懾解散」。
在盛宣懷與端方這兩位強硬派的影響下，清政府沒有作出絲毫讓步，反而對川督趙爾豐施壓，要求他進行強力鎮壓。
10月6日，趙爾豐逮捕了蒲殿俊、羅綸等幾位帶頭的激進分子。成都市民聞訊後，聚集於總督府前。省府巡防軍開槍射殺民眾數十人。血案發生後，局勢一發不可收拾。至夏秋，從四川開始的保路風潮，迅速蔓延到廣東、兩湖等地，革命形勢迅速成熟。
10月10日，武昌新軍兵營一聲槍響，辛亥革命的序幕就此拉開。11日，端方受命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行軍至資州時被起義士兵所殺。各省紛紛宣布獨立。
如今觀之，四川保路運動是一起經典的群體性事件危機案例。常年累積的政治、社會矛盾，地方士紳的貪婪，中央政府僵硬的回應能力，終使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其中，代表中央政府的盛宣懷，拒絕對四川商辦公司300萬元虧空進行補償，是激起四川反對鐵路國有風潮的導火索。
歷史學者蕭功秦說：盛宣懷是一個有著過人聰明的成功商人。「但政治家的智慧並不等同於商人的智慧。政治家的精明首先表現在對民眾心理有切實的洞悉，需要有一種對複雜問題進行協調的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商人需要的是精明的斤斤計較，而政治家則需要著眼於政治上的大局，一種大智若愚的胸襟。
「當一個精明的商人在承擔政府官員角色，並面對政治大局時，如果仍然沒有擺脫經商時那種單純的算盤思維，他就是大愚若智了。」
武昌兵變當日，張謇正在漢口料理大生紗廠的事務。此時，這位晚清名流已辭官辦實業近二十年。他後來評論清末鐵路國有化失敗的原因時，嚴厲地批評盛宣懷，說他完全不懂得國家對於人民應懷有一種「涵復之義」。
用今日話語來說，即政府有對民眾的要求作出回應的道義，即便這些要求有時看起來不那麼合理。
在京城，資政院成為保清派各省代表聲討、圍攻盛宣懷的陣地。
議員黎尚雯歸納出盛宣懷的四大罪名：違憲之罪，變亂成法之罪，激成民變之罪，侵奪君上大權之罪。每一條都「罪無可逭」，「按律宜絞刑。」
當晚，盛宣懷連夜趕寫奏稿，為自己辯護。這份奏摺沒來得及寫完。10月26日，朝廷宣布將盛宣懷革職，永不敘用。「最後的奏摺」如今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圖書館的「盛檔」中。
在「非誅盛宣懷不足以謝天下」的輿論氛圍中，駐京公使們出手干預了。10月28日，朱爾典爵士自北京發出致格雷爵士電，內稱：「由於昨日資政院通過一項決議，請求皇上下令處死盛宣懷，所以四國公使走訪了慶親王，得到保證說：不會加害於盛宣懷。盛在四國使館的十名士兵護送下，於昨天深夜前往天津，將先赴青島。」
朱爾典發出電報當天，盛宣懷抵達青島，隨後又到了大連。在日本顧問高木陸郎的陪同下，經大連登船前往日本避難。
大官商的終局與輪迴
1912年11月30日，盛宣懷從日本回到上海。
在人生最後幾年裡，他回歸到一個商人的本色，很少操心政事，如他所說，「故園獨處，書畫自娛，如夢初醒，不欲知秦漢以後事。」他出任招商局董事會的副會長和漢冶萍公司的會長，著手整頓這兩家公司的業務，竭力使之擺脫官僚的控制。
1915年冬，盛宣懷病重，卧床不起，已不能管事。第二年4月27日，他在上海病逝，終年73歲。當家的庄夫人為他舉辦了一場轟動上海灘的盛大葬禮。
在盛宣懷避難日本期間，孫中山曾屢屢拋來橄欖枝，暖語相慰，並保證發還他的個人財產，希望他能幫助新生的國民政府籌款，以期渡過財政難關。
盛宣懷一邊和孫中山書信相和，恭維孫是「文明之代表」，並給予工商、實業方面的建議，說自己一旦回國「下走皆唯命是從」。但在給親家孫寶琦的函件里，他對孫中山評價甚低，批「惟其念太奢，恐更無步驟」。
相比孫中山，他更屬意和他積怨很深、曾有奪產（招商局、電報局）之恨的袁世凱，屢次公開為袁出來坐鎮時局大唱讚歌。他希望袁能夠早日收拾亂局，平定天下，恢復治世，甚至暗示袁皇袍加身也是可以的。
儘管如此，盛宣懷和孫中山還是差一點成為親戚。
在上海灘，宋家和盛府頗有淵源。1920年初，宋子文從美國留學回來時，曾在漢冶萍公司做英文秘書。當時，上海灘人稱「盛老四」的盛宣懷四子盛恩頤是總經理。宋子文因此常去盛府走動，結識了明媚動人的七小姐，很是傾心，主動提出當她的英文老師，隨即展開追求攻勢。
七小姐的母親庄夫人一聽說宋子文的父親只是一個「教堂里拉洋琴」（牧師）的，立刻棒打鴛鴦。盛老四隨即把宋子文調到武漢，去當漢陽鐵廠的會計科長。宋子文仍然苦苦追求，不肯放棄。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身為孫夫人的宋慶齡召弟弟去新政府做事。南下前，宋子文拿著去廣州的火車票，一路追到杭州，希望七小姐和他一起私奔。七小姐沒有答應他的請求，在分別前，她把金葉子贈與宋子文。
宋子文後來平步青雲，做過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行政院院長，控制了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創辦了建設銀行、中紡等一系列現代企業，主持外交和與西方列強的借款，成為新一代的豪門權貴和大官僚資本家。後來娶了江西富商之女張樂怡為妻。盛七小姐得聞此事，大病一場，直至32歲才嫁人。
三十年河西。抗戰勝利後，盛老四的兒子盛毓度因在汪偽政權做事，被捕入獄。在其原配夫人的跪求下，七小姐打電話向宋子文說情，宋子文在那頭一個「OK」。第二天中午，盛毓度就被放出來。
1947年，宋子文因為推行貨幣改革引發了黃金風潮，加之「四大家族」的罵名，遭到朝野各方的攻擊。有「傅大炮」之稱的著名學者傅斯年在報紙上接連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必須剷除》等系列檄文，炮轟他官商不分、公私不分，轟動一時。
宋子文被迫辭去行政院長職務，隨後退出政壇。國民黨兵敗後他定居美國，當了二十多年寓公，1971在舊金山去世。在他身後，關於宋家的首富之說、貪腐傳聞、八卦故事依然是各種野史小說津津樂道的題材。
這一對差一點成為翁婿的兩代官僚資本家，命運划出了相似的弧線，也作出相似的拷問——官乎？商乎？公乎？私乎？愛國乎？賣國乎？成乎？敗乎？
（參考書目：《盛宣懷傳》，夏東元著；《中國第一代實業家盛宣懷》，易惠莉著；《劍橋中國晚清史》，費正清、劉廣京主編；《李鴻章評傳：中國近代化的起始》，劉廣京著；《清末「保路運動」的再反思》，蕭功秦著；《盛宣懷家族》，宋路霞著；《李鴻章與洋務運動》，孫志芳著）
本刊記者|徐琳玲發自常州、蘇州、上海
編輯|鄭廷鑫[email protected]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