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传奇人物盛宣怀的两重面孔（下）｜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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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乎？商乎？公乎？私乎？爱国乎？卖国乎？成乎？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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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问题和卖国谜团
1910年4月，在写给亲家翁、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的孙宝琦的信中，盛宣怀列举了自己办洋务以来的功绩、劳苦，将自己所受的种种委屈、愤怒一泄而出：「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太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
触发他倾倒这番苦水的，是因为遭到又一次严厉的弹劾。自1870年代跟随李鸿章办洋务企业以来，来自官场的弹劾一直和盛宣怀如影相随。
1880年，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大儒王先谦等人弹劾招商局营私舞弊案，盛宣怀首当其冲，被指控购买旗昌船产时「扣帑入己」和「侵渔中金」。
后经江南制造局总办李兴锐、津海关道郑藻如、江海关道刘瑞芬查实，所谓「中金」实为「花红」。因旗昌向招商局索要10万余款，用于遣送在各口岸所用的办事人等，「津贴薪水、盘川（路费）令渠回国，或另谋事业」。
一向与盛不和的徐润、唐廷枢也替盛宣怀鸣不平，在回禀李鸿章的函件中，唐作证说，从画押、领款、付款，有关金钱，从头至尾，盛宣怀都没有经手，没有机会染指其间。
1883年，盛宣怀同时督办电报局和金州矿业，再遭弹劾。并被清廷科以降级调用的处分。
这其中也有原委。当时，他被李鸿章委任为金州矿务局督办，同时还在主持闽浙电线分头开工的事。正值中法战争期间，海疆吃紧，急需利用电线。而闽浙电线的铺设却因为商股未齐影响了进度。情急中，盛宣怀「暂挪金州矿款十万以济急需」，并事先都向朝廷有关人士打过招呼。
之前保奏盛宣怀的左宗棠上疏为他力争，南北洋大臣又派曾国荃复查此案，说盛不仅无罪，还有功。最后，朝廷把对盛宣怀的处罚改为「降二级留任」。
1899年，盛宣怀遭嫉恶西学的顽固守旧派大学士徐桐弹劾，徐称：「轮船、电报创立三四十年，获利不赀，而上不在国，下不在商，所称挽回利权者安在？」
清廷派军机大臣刚毅到沪清查轮船、电报两局的账目。最后，刚毅向政府奏明清查结果，以及两局历年来报效政府的数目。弹劾未有结果。
翻看这些记录在案的弹劾案，罪名基本查无实据，且多为对洋务企业这一新生事物的无知和误解。弹劾的发起者，多来自朝中清议派和保守分子，也是李鸿章最为厌恶的一批喜好高言大义的迂腐读书人。
晚清史上，有关盛宣怀中饱私囊、贪污腐败之说一直广为流传，并且，常和李鸿章搭上干系。清末实业家张謇的友人刘厚生就如此说：「（盛）弄钱的方法很多，但凡有借鸿章力量而弄到的钱，他定有一份贡献干爷（李鸿章），干爷亦视为应得，从不客气……盛宣怀所经办各种事业，没有一件不含著为己的作用，他的口号叫作『非私不谈公』。」
盛家以钱多、地多、股票多而著称。盛宣怀去世后，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做他的遗嘱执行人，于1920年在《申报》公布财产清理结果：总额为银元13493868.855，扣除应偿款及提存各款，各房子孙们可分到11606014.388。这已是历经革命、「浸渔过半」后的现款数目了。
家有万贯并非原罪，需要追问的是——盛宣怀这些获利的途径到底合法不合法？
在盛宣怀所创办的一系列「官督商办」企业里，他个人都持有商股。这也合理合法，且并非没有风险。早年在湖北开矿，以及后来把身家投入汉冶萍公司，盛宣怀个人都蒙受过巨额损失。这就是他自己所说：「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私乎？公乎？」
据说，盛宣怀最初持有招商局的股票不多。1883年，徐、唐二人先后出局，当时招商局濒临倒闭，股价大跌，每股股价从正常年份的两百多两跌至四五十两。盛宣怀借机大批吃进股票，一跃成为招商局的最大股东。
一方面是招商局的最高负责人，一方面又是最大的股东，于公与私，他都有使招商局摆脱困境、取得成功的动力。所以，刘厚生讥讽盛宣怀「非私不谈公」。
从现代经济学看，这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和产权理论。
然而，「公」与「私」的利益交错，官与商的身份并举，越来越撕扯著盛宣怀。在纷乱的晚清政局里，他最终不免「进退失据」。
盛宣怀一生无法洗刷的污点是，被指在他的主持下，汉冶萍公司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借款合同，致使日本势力全面渗透到汉冶萍三企业。至辛亥革命风潮期间，日本方面藉保矿产为名，干脆在大冶驻兵、筑路，「俨为己有」。有人感慨说，汉冶萍「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
这自有日本人的阴谋。在已公开的日本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之助和日本外务省的秘密函件中，有大量密商如何使日本政府得以掌控汉冶萍公司的内容，以达「有在中国扶植我国势力之利」和「有东方制铁事业由我国一手掌握之力」。为避免引起盛宣怀的警觉，小田切建议以日本商人的名义通过民间贷款的方式，达到掌握大冶铁矿的目的。
一个毕生创办企业和洋商争利的实业家，一个先人一步与洋人争路权和矿权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一个精明老到的外交高手，何以一步一步堕入其中、无力自拔呢？
策划和参与中日借款合同的小田切和盛宣怀打交道多年，在致正金银行总行代理总经理山川勇木的一封密信里，他写道：「盛宣怀因已将全部私产投入汉冶萍公司，当然会感到极大苦痛。所以他很想由哪里举（借）一笔债收回其资金，以预防在万一之时发生汉冶萍公司与自己资产之间的纠纷……因此，他才按预定计划以萍乡煤矿作担保……此种场合，对我们来说，正是可乘之机。」
「东南互保」抗旨大戏的总导演
从风云骤变的1898年到1900年，大清帝国的政治中心弥漫著血腥气息。短短两年间，百日维新、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轮番上演。
作为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官员，盛宣怀对康梁一党的维新主张没好感，对顽固守旧的后党也不赞同，所谓「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激」。作为帝后都要争取的人物，他几次被召入京，几次又借故匆匆离去，避开了政治风暴。
在之后「庚子国变」中，盛宣怀却导演了一幕联合抗旨的「东南互保」大戏。
戊戌政变后，慈禧著手废黜光绪帝的计划。她册立端郡王载漪次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溥俊之母是慈禧的亲侄女，慈禧的弟弟桂祥之女。按计划，预备于庚子年元旦举行光绪的让位礼，并改元「保庆」。
1900年1月25日，一向热心国事的上海绅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章太炎、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名旅沪维新人士致电总理衙门：反对另立皇储，恳请光绪帝亲政。慈禧闻之大怒。有御史参盛宣怀，说经元善是盛宣怀所用之人，慈禧谕令他追查，否则唯他是问。
盛宣怀早已抢先一步暗示郑观应等人通知经元善远避。经遂携家眷辗转逃至澳门。然后，盛宣怀上奏慈禧，详说此事与己无关，并提议对经元善先行革职处理。在李鸿章的「通缉」合作下，盛宣怀得以开脱。这就是清末轰动一时的「经元善案」。
一个小小洋务企业经理的反对，自然无法撼动慈禧的意志。让她真正如鲠在喉的，是公开阻扰她废帝立储的驻京各国公使们。他们同情光绪和他失败的变法尝试，帮助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干维新党在政变中得以脱逃。在流亡日本期间，康、梁继续著他们的维新活动。
外国大使们的公然干涉，加之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们不断提出领土和权利的要求，让慈禧这个善于权术、身居深宫的女人有充分理由怨恨洋鬼子们——「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她后来事败西逃时自行解释说。
端郡王载漪此时开始频频进宫面见慈禧。他力主清廷对外宣战，并大肆鼓吹发源于山东的排洋民间组织——义和团如何「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怂恿慈禧借助义和团排外。慈禧「因召入面试」,「亦信矣」。载漪所统率的虎神营开始练习义和拳术，随后他又在自己的王邸设立神坛，朝夕必拜。
朝廷中，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首的极端守旧派占了上风。在慈禧授命下，载漪一时间几乎集军权、政务和外交权于一身。4月10日，他调董福祥的甘军从南苑进驻北京城，作为抚拳灭洋的依靠。在他和刚毅的主持下，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入北京城内「勤皇」。他们沿途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袭击神父、牧师和中国教民，攻进天津租界。
不知所措中，各国公使多次照会清廷，要求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5月，英、法、德等国组成联军，从渤海湾登陆，自行镇压义和团。
慈禧一开始举棋不定。朝中高官们就义和团是「剿」是「抚」发生严重分歧。就在这时，联军攻陷大沽口，局势骤变。军机处给慈禧呈上一份列强的外交照令，内有4条要求：「一、指明一地由光绪居住。二、代清政府收取各种钱粮。三、代清政府掌全国军队。四、归政给皇帝。」
后来证明，这份外交照令是载漪指使军机章京连文冲伪造的，目的是让他的儿子溥俊顺利坐上大清龙椅。
如载漪所期，慈禧果然勃然大怒，立即召开御前会议，随即下诏宣抚国民。6月20日，清廷正式向11国列强「宣战」。为显示决心，慈禧下令将主「剿」的高官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斩首在菜市口。
在混乱、失控的1900年春夏，盛宣怀一直密切关注著时局。6月5日，他电奏朝廷，请求降旨严饬「剿匪」，以杜绝外患。紧接著又分别致电张之洞、刘坤一，希望两位封疆大吏联手上奏，向朝廷推举李鸿章来处理不断升级的危机；他甚至致电时任直隶总督的荣禄，请他出面，让朝廷调李鸿章来督直，「限十日到津，平内乱、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
对于盛宣怀的频频来电，已坐冷板凳数年的李鸿章此时犹豫不决，回复以时事「似非外臣所能匡救」，而且「内意主抚，电奏无益」。张之洞、刘坤一虽力主剿匪，但在由谁来处理此事上，表现得彼此推诿。
6月24、25日，清廷连下诏书，命各省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情急中，盛宣怀再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报相商。他声称「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一旦列强们以保护公使的借口出兵，「全局瓦解」，「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方能了事」，「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似非从权不可。」
为使东南诸省联合「抗旨」之举师出有名，他特意从清廷的诏书里抠出了「联络一气保疆土」的字眼。
盛宣怀的陈情和劝说，加之形势的紧迫，终于得到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地方大员们的应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回说，自己愿意「列敝衔」其中，「敢恳杏翁（盛宣怀）帮同与议指授沪道，必更妥速」；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电说，「欲保东南疆土，留为大局转机」，非照杏翁方案办不可；江苏巡抚鹿传霖说，「此时江海各处，惟有力任保护」，才能有所补救；李鸿章干脆直接说清廷的宣战诏书是「矫诏」、「乱命」，不予奉行。
上海是洋人聚集的首要之地。在盛宣怀的指导下，上海道台余联沅与西方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九款》，内容包括：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随后，盛宣怀又四处活动，联络各地巡抚，把「互保」的范围扩大到西南、中南和山东，以及教堂、教民甚多的四川等地。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著光绪、后妃和一小部分王公贵族仓皇出逃，开始她人生第二次「西狩」。
这个精明强硬的女人再次显示了她的韧性。她一边西逃，一边陆续发布几道上谕，命庆亲王返京准备与联军议和，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北上收拾残局。待第二年和谈结束，作为拳民之乱的「首祸」，载漪父子被流放到新疆伊犁。
1900年的这一场义和团运动席卷了华北、内蒙古和满洲。据《剑桥晚清史》统计，在高涨的排外骚乱中，共有231名外国人士（包括神职人员、外交使节和一般外籍平民）被杀，成千上万名中国教民丧命，教堂、铁路、电报设施被毁。
在盛宣怀一手导演的「东南互保」政策下，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江山安然无事，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列强的入侵。
内外乱稍平，论功行赏。之前联络「抗旨」大逆不道的盛宣怀，成为保下大清江山的头等功臣。
1901年3月，西安，仍在「西狩」的慈禧与军机处大臣们商议和谈事宜，说起「东南互保」之功，在座者都认为如「无盛某维持策划，刘（坤一）、张（之洞）亦无所措手，何论余（联沅）道了」，慈禧「深以为然」。同月，她还对荣禄说：「今日看来，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
自追随李鸿章以来，盛宣怀一直做的是办洋务的经济实务工作，并不直接卷入政治。在庚子国变中，他何以如此「出格」，策划、导演这一出联合抗旨、「东南互保」的戏码呢？
在他给张之洞、刘坤一的电文里，可一窥他的心之所系：「自北方匪乱以来，长江各省商货停滞，市面敝坏，于今几及三月。不独中国商民吃亏，即各国商民亦受其害……而和局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宁，商务愈难振作……恐非十年不能规复。」
作为一名毕生从事实业和建设的经济官僚，盛宣怀深知经济发展由来不易，对破坏性的社会运动有著本能的恐惧和反感。5月，义和团运动蔓延开始时，当他得知「拳匪」拆毁卢保铁路几半，已是痛心疾首。8个月前，卢保铁路刚刚竣工，当时盛宣怀身患重痢，依然带病北上验收工程。他随即电告李鸿章，指责山东巡抚毓贤是祸乱的源头。
1900年的南方，一名「亡命之徒」在勾画他的新共和国蓝图，他把盛宣怀列进了他的「新政府内政官员名单」。
他叫孙中山。庚子大乱时，他一度想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并得到香港总督卜力的支持。被李鸿章拒绝后，他在香港洋面的一只船上谋划了10月8日在惠州三洲田山寨的武装起义。起义很快失败。这次起义又称「庚子惠州之役」。
在孙氏所列的名单上，盛宣怀是惟一一位清政府高官。
一条铁路搞垮了大清朝
历经庚子之变后，大清已气息奄奄。
在朝野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宣布「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随著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中枢机构日益式微，地方实力派正在崛起。革命党组织的武装起义、暗杀活动此起彼伏。
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1911年5月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第一任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8名，其中皇族占5人。盛宣怀被简授为邮传部大臣，是仅有的4名汉族内阁成员之一。
皇族内阁的出台，使得朝野各方的体制内改革共识濒临破产。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台上是皇族唱戏，台下则四方鼎沸，黑云压城城欲摧。
盛宣怀是一个勇于任事的人。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出任邮传部尚书到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这半年里，盛宣怀不辞辛苦，「数上封事，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画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称新政毕举。」此外，他还支持、帮助南洋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唐文治办起了吴淞商船学校，实现了他多年培养轮船人才的愿望。
据他儿子回忆，见他往往「丙夜不息，味爽而兴」，就和母亲商量，让她劝告父亲「节养」。盛宣怀对儿子们说：「汝曹何知？国家存亡危急之顷，岂臣子暇逸时耶！」
以挽救时局自许的盛宣怀，却因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引发四川保路运动，继而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成为致使大清覆灭的「历史罪人」。有人戏称，是一条铁路搞跨了大清朝。
清政府修筑铁路始于甲午战争以后，最初由国家来修建，因为资金筹措不易，不得不举借洋债。1903年后，随著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清政府也鼓励民间自办铁路。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成为共识。
然而，允许铁路商办政策推行几年下来，问题与弊端层出不穷：资金筹措严重不足，且迟迟不能到位；各地商办公司管理混乱、效率低下，股资被挪用、贪污的腐败乱象频生；各省、地区各自为政，干线的统筹和协调问题成为难题。
事实证明，民间自办铁路更多的是一种「激于道德义愤与爱国情绪」的行为，而不是发展中国铁路事业的理性之举。
1910年8月17日，盛宣怀入京见皇帝。宣统帝尚年幼，当政的是其生父摄政王载沣。载沣就时局、诸多要政大事，咨询盛宣怀的意见。期间谈到铁路问题，盛宣怀明确地表示铁路筑路权必须收为国有的观点。
他首先对湘、鄂两省拒款的不切实际进行了批评，说粤汉铁路赎回已经达3年之久，迄今却一无成效。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那些坚决主张商办的士绅们是何等清谈误国。事实上，按目前拒款派的办法，即使再过30年，所集之款也不足建造铁路。
其次，他认为，向外国借债虽非万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并签定合同时，能做到「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在这种条件下借洋款是利大弊小。
这番谈话令摄政王闻奏后「大为动容」，他立即命令盛宣怀与外务部、度支部妥商办理。
1911年5月初，言官石长信的一份奏折转到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手中。他非常赞赏石的建议：主张把贯通全国的干路收归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其余支路，则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这样就能很好地平衡铁路国有和商办的问题。
5月9日，清廷下诏：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继而又谕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义收取「租股」。而后又批准主政邮传部的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约，借款修路。
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以后，得到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的响应。而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遭到了士绅们的反对。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四川。
这基本是一个国家和商民之间讨价还价的问题。
川汉铁路是一家民营公司，原本募集股本1400万两，其中700万两已投入铁路建设；余下的700万两中，有300万两被一个叫施典章的经理挪到上海去做墨西哥的橡胶股票投机，并且亏空净尽。
盛宣怀根据不同省份商办铁路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赎买收回方案。对川汉铁路，他只同意发给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至于被原公司经理人亏空的300万元，拒绝为之买单。他的理由也很充分：清廷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与此同时，他与美、英、法、德四国代表进行铁路借款的谈判。经过二十余次艰苦谈判，最终迫使四国代表作出较大让步，达成了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公平地说，这一份后来被四川保路运动中激进分子攻击为「丧权辱国」的借款合同，是清末历年来罕有之借款良约：贷款年利息仅为5%，而当时中国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高达12.5%至14.8%；以百货杂类与盐厘捐作抵押，这预防了未来路权落入洋人之手的可能性；在用人权上，严格限制洋人总工程师的数量、职权范围；规定修路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最为重要的是，这份借款合同被严格地限制在「商业性质范围」，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无论比之于张之洞在1909年与三国银行签定的草约，还是清廷在云南、山东、东北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铁路建筑合同，以及两年后由民国政府与六国银行签定的「善后大借款」，盛宣怀都有足够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
他也一腔乐观地相信：只要采取上述办法，粤汉铁路分段赶造，限定3年内接通，则在10年之内准可还本。而且，新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会与民争利，只要商民愿意，可以附股，与国家同受利益。
然而，之后事态的发展，让这位擅长算经济账的精明商人完全始料不及。
由于清政府坚决不为300万亏空买单的强硬态度，川汉铁路股东中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6月13日，清廷与四国银行的正式合同文本到达成都，经过激进人士在报刊上的曲解与猛烈抨击，借款合同立即被市民们视为丧权辱国的「卖国契书」，民情越发激昂。许多青年学生和下层人士也加入进来，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保路运动中的主流。
在给摄政王载沣的电文中，四川护督王人文描述了6月17日四川商办铁路总公司动员大会的场面：「到会一千余人，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弹压，巡兵听者也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王人文电奏朝廷，请求顺川民的要求，收回成命。两天以后，他再次电奏表明意见和态度。这一次，他甚至指名道姓指斥盛宣怀「欺君误国」。
农历六月二十九日起，成都全市罢市，学校停课，各街供光绪牌位。在保路同志会中，出现了革命党人的身影。
被称为「赵屠夫」的赵尔丰到任取代王人文，他也感受到民情激昂。他一再和四川地方官员联名电奏，请清廷曲顾大局，收回川路国有的诏令，以免激生意外。
当四川地方官员一再奏请收回国有化诏令，盛宣怀和同样志大心切的铁路督办端方都表现得异常强硬。1911年的电报档案里，记录下盛宣怀在整个事变过程中的态度，以及后来被批为「欺君之罪」之举——调动、催促地方督抚用军队镇压参与运动的士绅百姓。
8月26日，盛宣怀致电赵尔丰：对于罢市罢课这样的要挟，「请出告示严禁，销患难未萌」。
8月28日，盛致电鄂督瑞澂：保路风潮只须略有兵威，不烦镇压。川督所用的兵警都是川人，所以才会害怕。请他调动宜昌的驻军去重庆，保护商埠，以作声援。
8月30日，再次致电瑞澂：现在民气嚣张，诚不宜专尚压力，「殊觉宽猛两难。」
9月14日，致电云贵督抚：说鄂军援军需要二十余日才能赶到四川，请派云南、贵州靠近四川的军队统领带枪队千人驰往四川，「即可将风潮威慑解散」。
在盛宣怀与端方这两位强硬派的影响下，清政府没有作出丝毫让步，反而对川督赵尔丰施压，要求他进行强力镇压。
10月6日，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几位带头的激进分子。成都市民闻讯后，聚集于总督府前。省府巡防军开枪射杀民众数十人。血案发生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至夏秋，从四川开始的保路风潮，迅速蔓延到广东、两湖等地，革命形势迅速成熟。
10月10日，武昌新军兵营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11日，端方受命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行军至资州时被起义士兵所杀。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如今观之，四川保路运动是一起经典的群体性事件危机案例。常年累积的政治、社会矛盾，地方士绅的贪婪，中央政府僵硬的回应能力，终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其中，代表中央政府的盛宣怀，拒绝对四川商办公司300万元亏空进行补偿，是激起四川反对铁路国有风潮的导火索。
历史学者萧功秦说：盛宣怀是一个有著过人聪明的成功商人。「但政治家的智慧并不等同于商人的智慧。政治家的精明首先表现在对民众心理有切实的洞悉，需要有一种对复杂问题进行协调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人需要的是精明的斤斤计较，而政治家则需要著眼于政治上的大局，一种大智若愚的胸襟。
「当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承担政府官员角色，并面对政治大局时，如果仍然没有摆脱经商时那种单纯的算盘思维，他就是大愚若智了。」
武昌兵变当日，张謇正在汉口料理大生纱厂的事务。此时，这位晚清名流已辞官办实业近二十年。他后来评论清末铁路国有化失败的原因时，严厉地批评盛宣怀，说他完全不懂得国家对于人民应怀有一种「涵复之义」。
用今日话语来说，即政府有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回应的道义，即便这些要求有时看起来不那么合理。
在京城，资政院成为保清派各省代表声讨、围攻盛宣怀的阵地。
议员黎尚雯归纳出盛宣怀的四大罪名：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民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每一条都「罪无可逭」，「按律宜绞刑。」
当晚，盛宣怀连夜赶写奏稿，为自己辩护。这份奏折没来得及写完。10月26日，朝廷宣布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最后的奏折」如今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的「盛档」中。
在「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的舆论氛围中，驻京公使们出手干预了。10月28日，朱尔典爵士自北京发出致格雷爵士电，内称：「由于昨日资政院通过一项决议，请求皇上下令处死盛宣怀，所以四国公使走访了庆亲王，得到保证说：不会加害于盛宣怀。盛在四国使馆的十名士兵护送下，于昨天深夜前往天津，将先赴青岛。」
朱尔典发出电报当天，盛宣怀抵达青岛，随后又到了大连。在日本顾问高木陆郎的陪同下，经大连登船前往日本避难。
大官商的终局与轮回
1912年11月30日，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
在人生最后几年里，他回归到一个商人的本色，很少操心政事，如他所说，「故园独处，书画自娱，如梦初醒，不欲知秦汉以后事。」他出任招商局董事会的副会长和汉冶萍公司的会长，著手整顿这两家公司的业务，竭力使之摆脱官僚的控制。
1915年冬，盛宣怀病重，卧床不起，已不能管事。第二年4月27日，他在上海病逝，终年73岁。当家的庄夫人为他举办了一场轰动上海滩的盛大葬礼。
在盛宣怀避难日本期间，孙中山曾屡屡抛来橄榄枝，暖语相慰，并保证发还他的个人财产，希望他能帮助新生的国民政府筹款，以期渡过财政难关。
盛宣怀一边和孙中山书信相和，恭维孙是「文明之代表」，并给予工商、实业方面的建议，说自己一旦回国「下走皆唯命是从」。但在给亲家孙宝琦的函件里，他对孙中山评价甚低，批「惟其念太奢，恐更无步骤」。
相比孙中山，他更属意和他积怨很深、曾有夺产（招商局、电报局）之恨的袁世凯，屡次公开为袁出来坐镇时局大唱赞歌。他希望袁能够早日收拾乱局，平定天下，恢复治世，甚至暗示袁皇袍加身也是可以的。
尽管如此，盛宣怀和孙中山还是差一点成为亲戚。
在上海滩，宋家和盛府颇有渊源。1920年初，宋子文从美国留学回来时，曾在汉冶萍公司做英文秘书。当时，上海滩人称「盛老四」的盛宣怀四子盛恩颐是总经理。宋子文因此常去盛府走动，结识了明媚动人的七小姐，很是倾心，主动提出当她的英文老师，随即展开追求攻势。
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一听说宋子文的父亲只是一个「教堂里拉洋琴」（牧师）的，立刻棒打鸳鸯。盛老四随即把宋子文调到武汉，去当汉阳铁厂的会计科长。宋子文仍然苦苦追求，不肯放弃。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身为孙夫人的宋庆龄召弟弟去新政府做事。南下前，宋子文拿著去广州的火车票，一路追到杭州，希望七小姐和他一起私奔。七小姐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在分别前，她把金叶子赠与宋子文。
宋子文后来平步青云，做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控制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创办了建设银行、中纺等一系列现代企业，主持外交和与西方列强的借款，成为新一代的豪门权贵和大官僚资本家。后来娶了江西富商之女张乐怡为妻。盛七小姐得闻此事，大病一场，直至32岁才嫁人。
三十年河西。抗战胜利后，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因在汪伪政权做事，被捕入狱。在其原配夫人的跪求下，七小姐打电话向宋子文说情，宋子文在那头一个「OK」。第二天中午，盛毓度就被放出来。
1947年，宋子文因为推行货币改革引发了黄金风潮，加之「四大家族」的骂名，遭到朝野各方的攻击。有「傅大炮」之称的著名学者傅斯年在报纸上接连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系列檄文，炮轰他官商不分、公私不分，轰动一时。
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随后退出政坛。国民党兵败后他定居美国，当了二十多年寓公，1971在旧金山去世。在他身后，关于宋家的首富之说、贪腐传闻、八卦故事依然是各种野史小说津津乐道的题材。
这一对差一点成为翁婿的两代官僚资本家，命运划出了相似的弧线，也作出相似的拷问——官乎？商乎？公乎？私乎？爱国乎？卖国乎？成乎？败乎？
（参考书目：《盛宣怀传》，夏东元著；《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易惠莉著；《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刘广京主编；《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刘广京著；《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萧功秦著；《盛宣怀家族》，宋路霞著；《李鸿章与洋务运动》，孙志芳著）
本刊记者|徐琳玲发自常州、苏州、上海
编辑|郑廷鑫[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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