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兵临莫斯科,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德苏胜负未分,他为何急于倒向国民党政府?按道理他不是应该等等再看么,那么急做什么?


我不觉得他是突然倒向国民党。而是本来是想脱离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建立第三方势力。但后期和苏共中共闹翻,才导致他倒向国民党。而不管是倒向苏共中共还是国民党,对他来说只是为了他在新疆能称王而采用的权宜之计。只是没想到最后玩脱了。

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于1941年6月。而他早在1939年4月就已经开怼汪小川(《新疆日报》副社长,中共党员)。9月对邓发不满导致其离开新疆。之后,大量曾经在新疆中央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已经被调离迪化到各个地州市进行工作。到了1940年9月,陈潭秋对延安报告说,新疆的工作已经非常艰难,前途危险。但又在同年早些时候(反共高潮期间),协助新兵营学员携武器回到延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敢抗蒋命为共产党输入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实属不易。(写在后来,现在想想,排回去也是因为不想让这么大的力量继续留在新疆吧)

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左右摇摆,不如说是维持平衡。从1938年开始,他就把他自己提出的六大政策视为既不是共产主义,更不是三民主义,也不是新民主主义。1939年,他把新疆政权定义为六大政策集团以区分于国共两党。

而导致盛打破这种平衡地一个重要原因即《新苏租借条约》的签订。盛视之为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加上苏德战争中苏联损失异常,而同时期,中共因皖南事变陷入困境。使得盛对共产党不再抱有希望,导致了319事件,然后倒向国民党政府。

综上,盛世才倒向国民党政府的原因有:

1,为了施行六大政策而在新疆维持国共势力的平衡,导致了与中共逐步交恶。

2,《新苏租借条约》的签订,导致盛对苏极度不满。

3,苏共与中共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导致盛对共产党不再抱有希望。

319事件,盛倒向国民政府的导火索,盛在其自传里附上了陈秀英的自白书以证明盛世骐为陈秀英被苏共指示所害,但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认为盛世骐是盛世才所杀。他的自传,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经常被视作洗白之作(本身就是对彭绍贤的回怼)。

Ref:

蔡锦松 《盛世才评议》1999 《西域研究》

陈潭秋 《关于新省一年来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92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盛世才 《六大政策教程》1980《新疆风暴七十年》

盛世才 《边关琐忆-检讨彭绍贤先生的十大错误》2014 《彭绍贤,盛世才回忆录合编》


有一种蜕变,发展到后来的各种违反良心的「阳谋」,再无心理障碍。叶挺的南昌起义是正规军脱离南京和武汉政权的另一种发展,除了战斗,没有什么无端杀人的行为。叶挺的广州起义则是背叛了诺言,学生教导团杀了张发奎的亲信团长等人,其实可以扣押就可以了;作为主力工人武装战斗力不行,杀pm很积极。引发一贯同情盟友薛岳和张发奎的报复,周文雍和陈铁军就无法被赦免了。还有就是朱玉阶率领湘南起义的29团杀回湘南,攻击同学和恩主范军长部队,违反了协议;再有就是陈昌浩要违反共同反蒋协议,攻打四川军阀,还杀了讲义气不愿意违反协议的四方面军参谋处长满族人舒穆禄-玉章。总之,打天下的「英雄」,总是良心先泯灭才行;当然先确立一种「正义」,促使自己可以这么做。以后的肃反肃托等等,就无所畏惧了。更不要说本身就对盛世才的不去信任所以才造成的失去这一将才乃至于极大增加解放新疆的难度了!


因为盛世才的上位,纯靠「认大哥、抱大腿」的模式,他能称霸新疆完全就是投靠苏联,依靠和苏联军队的联合作战打败张大耳和马仲英,否则依他自己的实力,和张大耳平分秋色,但军事素养上他逊于马仲英。而新疆的地理位置又刚好夹在苏联和陕甘宁边区中间,所以刚开始他外听苏联,内听延安的策略一度让他坐稳了新疆军阀的位置。然而随著纳粹德国兵临城下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他又错误的判断苏联要完蛋,他自己又不像杨增新那样具备摆平各方势力、自主治理新疆的能力,所以他准备二次「认大哥、抱大腿」国民党政府,其实二战结束后,他还想反悔再把苏联的大腿抱回来,但斯大林厌恶他的反复,不认这个小弟,最终导致他彻底倒向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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