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今幾乎所有的理論和現實問題人們的看法、認識都不同，甚至根本對立，包括對毛澤東時代的上山下鄉運動。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按照唯物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觀點，之所以對同一事物同一問題產生不同和根本對立的認識，取決於多種因素，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就對上山下鄉的認識來說，也同樣如此。就主觀因素來說，既有心理因素、知識因素、個人經歷因素，但最重要的是世界觀、歷史觀、方法論因素。今年12月22日是毛主席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發表50周年。筆者也是一名1968年響應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的老三屆學生，以往曾經寫過多篇談論上山下鄉的文章，今在紀念上山下鄉50周年之際，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和視野再談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認識。本文包括六個部分即：

一、如何認識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如何認識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

三、如何認識中國農民的本質特徵

四、如何認識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歷史必然性

五、如何認識上山下鄉的本質和主流

六、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做人的標準和培養人的途徑究竟是什麼

本文較長，分三次發表。第一次先發表第一、二部分。

一、如何認識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時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對上山下鄉認識的根本不同，實際涉及到如何實事求是看待中國革命、建設、教育等一系列問題。首先涉及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不同。有些根本否定上山下鄉的研究者為了否定上山下鄉，首先要否定中國革命。他們認為，上山下鄉屬於「文化大革命」一部分，文革屬於中國革命一部分，而「革命」本身就是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所以他們認為，解放以後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政治運動的本質是搞階級鬥爭，文革是搞階級鬥爭，作為與文革密切聯繫的上山下鄉也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時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狼性教育」，老三屆是「喝狼血長大的」，「階級鬥爭的狼血喝的最多」，「狼血已經滲透到每個細胞」。老三屆上山下鄉，也把這種階級鬥爭的「狼性」教育、「仇恨」教育帶到了農村。因此也就必須否定上山下鄉。這種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因而否定上山下鄉，顯然是典型的唯心史觀。

唯物史觀中社會基本矛盾原理認為，社會發展是一個矛盾的運動過程，這種運動過程就是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這兩種矛盾最初相適應，後發展到不適應，再發展到適應的過程，由此導致社會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變革，推動社會的發展變化。私有制必然必然產生根本對立的階級。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對立集團，他們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不同、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分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階級鬥爭就是不同集團之間的鬥爭，根源是經濟利益，其表現為經濟鬥爭、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階級社會中的社會基本矛盾就直接外在地表現為階級鬥爭。一切階級鬥爭最終要通過政治鬥爭來解決，而一切圍繞權力之間的政治鬥爭的實質是經濟利益根本不同的階級之間的鬥爭。當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阻礙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發展時，變革和根本改變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社會革命就到來了。革命是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是先進的革命的階級推翻反動統治階級，用先進社會制度代替腐朽社會制度的質變的鬥爭，以此推動社會歷史的進步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中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現象，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階級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用這種階級鬥爭觀點解釋歷史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反之就是歷史唯心主義。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個過程正如毛主席所說，也是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抗鬥爭的革命的過程，而且自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這種革命就開始轉入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28年浴血奮戰，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這場革命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革命，它結束了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它使中華民族發生了歷史上最偉大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怎樣評價這場革命的歷史意義都不為過。任何否定這場革命極其偉大歷史意義，必然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劃入到開歷史倒車的行列和逆流之中。站在這種立場上，不可能對毛澤東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做出科學的評價，包括長達20多年的上山下鄉。

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絕不意味著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終結，而是新的開始，正如毛主席所說，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繼續革命的的道路還更長、更艱巨、更偉大。革命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就存在敵對階級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就必然存在階級之間的「仇恨」現象。任何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絕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和滅亡，必然十倍百倍千倍地「仇恨」社會主義和企圖復辟舊的剝削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被歷史實踐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客觀現象和客觀規律。共產黨人在奪取政權之後，不可能不把鞏固自己的政權和防止舊制度復辟擺到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上來。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如何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和對青年一代進行階級鬥爭的思想政治教育。這種教育包括兩方面：一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共產黨、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愛」的教育，二就是對一切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企圖復辟舊制度的階級敵人、帝國主義和剝削制度的「恨」的教育。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理論把「愛」看做絕對的善，把「恨」看做絕對的惡。這是唯心史觀的觀點。唯物史觀絕不抽象地否定一切「仇恨」現象。階級社會中剝削和反動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是引起勞動人民對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仇恨」和反抗鬥爭的始作俑者。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人高度評價這種「仇恨」和反抗鬥爭。恩格斯1845年所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針對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和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把「愛」和「恨」絕對對立的觀點說，工人階級對自己的階級兄弟表現出的是他們的仁慈和愛，而對資產階級則表現出「憤怒」、「熾烈的憎恨」，「切齒痛恨他們的壓迫者，痛恨那種使他們陷入這種境地並把他們變成機器的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頁）「只有靠著對當權的資產階級的烈火般的憎恨，靠著不可熄滅的內心激憤才能保持住人類應有的意識和情感。」（同上，第399—400頁）這是無產階級階級性的典型表現。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包括社會主義革命中必然要對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不斷進行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但階級教育不能單純歸結為只是「仇恨」教育，它首先包括著對社會主義和人民的「愛」的教育。正如周總理在學習雷鋒題詞中所講：「憎愛分明的階級情感」。毛澤東時代我們黨確實把階級教育作為整個社會思想政治教育的極其重要內容，包括對青年學生的教育，也包括對工人和農民的教育。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人確實打上了階級教育的深刻烙印，這是引導青年奮發向上的最重要的動因，同時也是上山下鄉的重要動因之一。少數對上山下鄉持否定者根本否定中國革命、否定階級鬥爭的客觀事實和客觀規律，且把我們黨的階級教育歪曲為單純的只是「仇恨」教育且惡毒地稱之為「狼性」教育而根本否定，實質暴露了這些人對中國革命的「仇恨」，對中國人民艱苦奮鬥推翻三座大山的「仇恨」，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仇恨」，對勞動人民的「仇恨」，且這種「仇恨」才是地地道道的「狼性仇恨」，甚至有過之而不及。他們口口聲聲譴責「仇恨」、「狼性」，實質是他們念念不忘「仇恨」和「狼性」，時時踐行「仇恨」和「狼性」。只不過他們「仇恨」的立場、對象與共產黨人的階級教育的立場、對象截然相反罷了。基於這種立場和世界觀怎麼能夠對上山下鄉做出客觀的正確評價呢？

二、如何認識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

對上山下鄉認識的不同還涉及到中國社會發展的戰略問題。否定上山下鄉者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進程都是城市化的進程，也就是經濟發展落後的農村人口向經濟發展先進的城市人口轉移的過程。而上山下鄉則是動員大批城市人口到落後的農村去，這是「跟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進程背道而馳的」，「農民進城是歷史潮流，知青下鄉是歷史反動」。這就涉及到如何認識歷史發展規律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戰略和模式的根本區別問題。

唯物史觀認為，任何社會發展都有規律性，既有共同規律，也有特殊規律。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確實有一個階段是不斷城市化的過程，是農村人口不斷湧向城市的過程。《共產黨宣言》談到資產階級的歷史功績時就指出，資產階級使農村屈從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起來，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況。當代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發展狀況也是如此。但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並非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因為資本主義以私有製為經濟基礎，其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追求剩餘價值，其發展的基本的經濟規律是剩餘價值規律。這種經濟規律的特點就是必須不斷地把具有少量土地和生產資料的農民轉變為單純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而農村人口大量湧向城市，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徵。而激發這種人口轉移的內在動力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思想。資本家為了進一步擴大生產，在擴大生產資料的同時，必然要購買更多的勞動力，而農村人口恰恰是這種作為特殊商品的勞動力的直接來源。

社會主義國家的職能之一當然也是發展生產力。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究竟是什麼？尤其是中國的歷史條件，根本無法照搬西方的發展之路。其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出發點是少數資本家追求剩餘價值，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出發點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精神的需要，是著眼於全國各個地區及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二，社會主義國家剛剛建立之初，必然存在較為嚴重的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其三，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相對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的，經濟發展起步又非常低，剛解放時整個國家一窮二白。其四，整個中國地大物博，不僅城鄉差別之大，沿海和內地、內地和邊疆之間的差別也更為巨大。同時內地和邊疆還有大量未開墾的處女地。其五，建國以後，中國人口發展迅猛，從1949年的4.7億發展到1965年短短16年間增加到6.5億，而糧食增產速度遠遠沒有人口速度發展之口。解決糧食問題也成為建國初期黨和國家的一項戰略問題。其五，中國農村、內地、邊疆發展需要大量具有科學文化知識的認識分子和勞動力。還有戰爭等其它多種因素，決定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簡單照搬西方道路，而是優先發展農村、發展內地、發展邊疆實現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是不斷擴大城市人口減少農村人口，而是農村城鎮化。毛主席1956年《論十大關係》中特彆強調農業是基礎，發展農業。在沿海、內地工業發展的關係上，強調「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地，是工業布局逐步平衡。」（《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0頁）毛主席還說：「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27頁）即使將來生產力發展，農村人口過剩，正確的方針是農村辦工業，農民就地成為工人。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曾說過：「農村人口不要引入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這樣才能真正解決農村人口過剩的問題，這樣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問題，就是要農村生活不低於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於城市。每個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經濟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這樣才能解決農村人口過剩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時代有一個激勵和振奮人心的口號即「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這個口號一是典型地體現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和基本思路。二是強調國家、社會、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是廣大農村、內地和邊疆地區。它絕不意味著城市和沿海地區不發展，但發展的重點確實是農村、內地和邊疆地區。三是一切有理想、抱負願意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人民做貢獻的青年人應該到這些地區去，去改變這些地區的落後狀況，去縮小三大差別，去為國家和人民做更大貢獻。前不久中央電視台播放的電視劇《最美的青春》正是上世紀六十年初青年大學生到荒漠沙地上艱苦奮鬥植樹造林的故事，就具體體現了那個時代國家的發展戰略思想。正是得益於這種偉大戰略思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內地工業和邊疆地區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這是鐵的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客觀事實。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近4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放棄和背離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原則和發展模式，從為了祖國的富強「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轉變成為了個人利益的「到城市去，到海外去，到最能賺錢發財的地方去」，其結果一是曾經被鄙視的私有觀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華大地蔓延開來，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其消極和危害作用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二是大批農民離鄉背井到城市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不僅為私有企業打工，同時也為國有企業打工，他們與國有企業的關係也同樣是僱傭關係，而非國有企業的真正主人。三就是導致大多數農村土地凋敝，農民基本或完全喪失種植糧食的積極性，留守農村的基本都是婦女、老弱病殘和留守兒童。三大差別不僅沒有消除，而且差距進一步拉大。四是導致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畸形發展，現代化進程中大量的城市病癒發嚴重。

那種用西方國家的發展之路評價中國發展之路，而根本否定上山下鄉，否定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實際是一種用個別代替一般的普世價值的形而上學發展思想，是著眼於少數人的根本利益，自覺不自覺把中國引向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之路的指導思想。

2018年12月11日

作者：郝貴生。本文激流網首發，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