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父親起得很早，和康有爲約定同去清室東陵。父親歸來帶回一張長約一尺三四、寬不到一尺的小幅宣紙，上面寫有四句詩，下面屬款是“有爲”二字，既無上款，也無印章。

那時大凡康有爲寫的條幅，上面總要有名章和“維新百日，出亡十四年，經三十一國，行四十萬裏”的印章。父親拿着這張寫有詩句的宣紙告訴母親說：“明天送到琉璃廠去裱，裱時要上下加裱兩塊同樣大小的宣紙，準備請人題跋”接着父親就把題詩的經過向家人繪影繪聲地講述了一遍，我們姐弟兩人在旁聽着。

可惜事隔近60年，大半忘卻，現僅能記其概略。好象父親說，到東陵後，一進龍門口（東陵的天然屏障）轉過一座小土山，東陵全部景色便盡在眼前，民國以後，各系軍閥此去彼來，陵樹多被盜伐，只有陵墓附近松柏倖存，倒也青翠蔥鬱。

到了東陵以後，先到孝陵、後到景陵（孝陵和景陵是順治和康熙的陵墓）憑弔。這時康有爲停步凝視，若有所思。後來就走到守陵人住所，稍事休息。

康向守陵人索要紙墨，願付資以償。當時筆墨尚有，惟紙張一時難得，經守陵人再三搜尋，始得大僅盈尺的宣紙一張。於是康有爲在這張紙上握筆急書七絕一首：“鳳閣龍樓水匯來，二陵鬱鬱氣佳哉；滿山松柏叢萬綠，嗟爾王孫且勿哀。”下書“有爲”二字。康有爲寫完，父親便把這寫好的詩句搶在手中，向康說：“把它送給我吧！”

康有爲遊東陵的這首詩經過裝裱，一直懸掛我們家中。從詩中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康當時仍有復闢的想法。父親去世後，這副條幅始終保存在家裏。

作爲一代文物，對康有爲晚年思想，尚有參考價值。在“文化大革命”中，家人恐因此罹禍，就把它從條幅上挖剪下來，疊藏在布枕中，與枕內蕎麥皮揉在一起，日久忘懷，十年以後，蹤跡全無。

那次康有爲重返北京，許多往事都湧上他的心頭。雖然戊戌變法已是近30年前的舊事，但對康有爲來說，卻恍如昨日。據父親說過，1926年的秋天，康有爲來京後連日和舊友相聚，詢問他逃離北京後的京中情況。

他最關心而又傷心的事，莫過於有關戊戌變法的一人、一事、一地、一物。曾有人對康述及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六人被殺時之情況。

說當時六人從刑部提出後，因爲劉光第過去曾在刑部任職，刑部內部情況比較清楚。刑部有東西兩個門，凡是押綁犯人出東門者都不是死囚，出西門者是立即問斬。

劉光第一看他們這六個人的囚車從西門而出，馬上高聲說道：“我們全完了！”及至行刑前，劉光第看到監斬官是剛毅，因屬同僚舊識，馬上朝剛毅喊：“你過來我有話說。”剛毅急忙背過臉去。

康有爲聽後傷心已極，他決定要親赴當年刑場菜市口去憑弔。一天下午由他的子女陪同來到菜市口，當他看到鶴年堂藥店時，立刻停下腳步，站在藥店門前的便道上左右顧盼。

他嘆了一口氣說：“這就是當年的刑場！”語音未落，不禁潸然淚下。他的子女勸他回去，但他卻遲遲不願離開。最後還是他說要再到從前居住過的南海會館看看，這才離開了菜市口。

還聽父親說過，康有爲在“公車上書”前，曾召集各省舉人一千多人在宣武門外達智橋鬆筠庵舉行集會。這次來京，他又親訪達智橋，重瞻鬆筠庵的舊貌。至於詳細情況，均已記不起來了。

康有爲這次重來北京，逗留不久，便經天津轉赴青島。記得他到天津後，給父親來過一封長信，言述他到天津以後的情況。他說到津後，奉軍褚玉璞設宴招待了他。

席間他又說起他的一貫主張。褚玉璞還送了他2000元云云。這封信放在書桌抽屜中，保存了一段時間，後來就不知去向了。

我父親名恆鈞，字詩峯。於光緒三十年左右留學日本，歸國後創辦《大同報》，以後又繼續創辦《京兆日報》等報。辛亥革命後，曾爲北洋政府時期的衆議院議員。一度擔任天津《益世報》編輯。1932年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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