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 二十一世紀儒商的風格——2005年12月3日在觀察家年會上的演講二十一世紀儒商的風格 ——2005年12月3日在觀察家年會上的演講袁偉時各位先生、各位女士：非常高興在這裡跟大家討論儒學和儒商的問題。最近我聽到很多提倡儒學、國學言論，各種各樣的觀點都有。我想，假如不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乃至四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發展，很難對這些問題作出恰當的判斷。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充分的歷史知識，同時要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了解。雖然自知所知無多，還是感到有責任說幾句話。我今天想說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什麼是儒學？儒商應該如何界定？為此首先要弄清什麼是儒家或儒學。古代的字典《說文》對儒的解釋是：「儒，柔也，術士之稱。」1934年胡適撰寫的《說儒》提出好些值得我們重視的觀點：具體說來，儒是殷民族的教士，殷商亡國後為周所用，提高了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孔子本身就是古代中國有卓越貢獻的大儒，在古代世界中是當之無愧的教育家，整理了古代文獻——五經。他對儒學的內容則有兩大貢獻：「（1）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仁以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 由此可見，儒家是不斷變動的，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可是，並不是所有儒者，都能真正傳承孔子思想的精華。孔子生前就有「女（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的告誡。孔子不幸言中，古往今來，固然不乏足為楷模的「君子儒」，而欺世盜名牟利、言行不一，乃至「滿嘴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小人儒」、假道學更是屢見不鮮。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它在歷史上的作用非常巨大，不但熔鑄了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漢民族，影響所及，還推動了東亞文明的發展。不過，它的內容非常龐雜，精華和糟粕並陳，而且從來沒有統一的儒學。它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20世紀的好些著名的學者，往往把它同中國傳統文化相提並論，並且作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概括。「天人合一」這是最為流行的定義。有人說它的內涵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因而把它說成是可以挽救西方文化闕失的靈丹妙藥。可是，從古至今，中國並沒有保住美好的環境。不但今日中國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歷史上對環境的破壞也是無法掩蓋的事實。黃河流域原來森林茂密，現在舉目皆是黃土，黃河流的是沙漿。西漢公羊學大儒董仲舒力倡「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思想，他的本意是天人感應。首先肯定尊卑貴賤皆由天定，要服服帖帖，不能違反。其次則說天災或變異是天的譴責，要人主趕快回歸儒家的仁義道德。其中並沒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思。時賢看到西方流行環保了，牽強附會，把新的思想強加給他，這犯了研究古代文獻的大忌：「添字解經」。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文化的特徵是「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當然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精華。但是，這些不是中國古代思想最本質的東西，也不是古代中國特有的東西。古希臘哲人就說過：「人的生活，無不需要和諧與節律」。 我國倫理學的元老，現年92歲的周輔成教授四十多年前便撰文指出：經過梭倫改革後的雅典，社會生活就是力求以中庸與和諧為中心的。 1996年在維也納發表的《尋求全球倫理標準》的宣言也指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條規則是每一個偉大的宗教傳統的組成部分。」 我們拒絕妄自菲薄，更不能盲目自大。我比較讚賞的定義是陳寅恪先生提出的。他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綱大家知道，六紀是什麼呢？我們說話里有句話「六親不認」，跟你關係的親疏不一樣，有幾個親等。《白虎通》規定：「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 中國文化與眾不同之處就是按照親疏不同，決定是非乃至刑罰。這在中國傳統的法典，從《唐律》到《大清律例》毫無例外。美國著名法學家羅納德?德沃金說過：「法律是最結構化的和最外顯的社會制度。」 儒學已經具化在歷代律例中，具化在民間的族規、鄉約中。換句話說，它已轉化為中國古代社會制度。我們說儒學或者中國傳統文化，我認為這是最經典的定義。陳寅恪先生說的是儒學或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當然不是全部。比如中國傳統的文學藝術、醫藥、豐富的典籍和諸子百家的著作，古代的建築，如此等等，都是寶貴的文化遺產。第二個要回答的問題是：儒學或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中國是不是必然衰亡？儒學是宗法式的自然經濟時代的產物。它與自然經濟交相為用，成為古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支配性的學術。但是列強入侵以後，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化，社會情況變化了，這樣的地位就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了。於是，我們面對好些理論和實踐問題。首先是傳統還要不要？在西方流行的理論叫做沒有傳統就沒有現代化，你不保持傳統，你就沒有辦法實現現代化。這些論者認為，中國或者東方很多後發展國家為什麼現代化過程那麼坎坷，就是反對傳統，否定傳統，所以不能實現現代化。但是，回過頭來，你看兩百年的中國歷史，中國近代的愛國志士，幾乎無不認識到要救國就要學習西方，但知識階層的多數卻是拒絕學習西方的。是傳統壓倒了改革的呼聲，才使中國沉淪。這不是矛盾嗎？問題的困惑來自哪裡？來自沒有分清文化的具體層面。文化應該分為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在制度文化層面，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腐朽了，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假如不徹底改造，中國社會轉型是沒有可能的。這個傳統的衰亡是無法避免的。社會文化的另一方面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在這個領域，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有很大差別的。我們提倡多元文化，指的是非制度性的文化。文化傳統有大傳統、小傳統，大傳統就是精英文化、經典文化，小傳統主要是那些民俗。在非制度領域，它的正常狀態應該是自由發展、自然更新。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自由度擴大，各國的非制度文化必然爭奇鬥豔，高度繁榮。總之，必須認清這個要點，講文化，你是講制度文化還是非制度文化？假如講制度文化，就要跟中國傳統告別。講非制度文化，這屬於私人選擇的範圍，他人和公權力是不應干預的。比如安身立命的理念，我喜歡道家，他信仰佛家，你喜歡儒家，有人則喜歡基督教文化，為什麼不行？有人既過西方情人節，又過傳統的元宵節，有何不可？只有在文化革命那樣反常的情況下，才會幹預這個領域的東西。第三個問題是：時至21世紀，怎樣才是真正的儒商？弄清楚以上情況，才能對怎樣才是21世紀的儒商有明確的界定。不同時代的儒商應該有不同的風範。儒是儒雅，是有文化教養，不固陋、卑鄙。儒商，就是有文化教養，努力吸納全世界優秀文化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商人。在前現代的中國，眼界狹窄，懂得以儒學為主幹的傳統文化就可以稱為儒商。在現代中國，一頭扎進自身的傳統文化中，已經不可能成為合格的儒商。要達到這個標準，看來簡單，實際不容易。看看中國大陸提倡儒學的一些人的狀況，你就知道了。大陸當前提倡儒學的人們，可說是良莠不齊。其中一些人有這麼幾個特徵：第一，鼓吹極端民族主義，根本沒有考慮這樣做對國家的前途會帶來怎樣的後果。第二，公開反對民主、自由。第三，沒有教養，非常粗野，連起碼的文明禮貌都不懂。在台灣和美國一些提倡儒學的中國學者，從牟宗三到杜維明先生，他們都力求將中國的傳統文化跟民主、自由、法治結合起來；而且他們大都有歷代儒者之風，具有深厚的學養和優雅的風度，即使你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也會尊敬他們。大陸的一些儒學提倡者與他們有很大差距，出現了令人震驚的大倒退。這是不是文革遺毒還在自覺不自覺起作用？文革敗壞了幾代人，要撥亂反正，絕非易事。應該同這些返祖現象劃清界限。21世紀的儒商要有自己的風格。我想有幾點是不能遺忘的。第一．以最寬廣的胸懷，繼承全人類的優秀文化。今日中國正處在現代化的關鍵時刻。固守傳統只能把中國推向歪路。應該有空前的大氣魄，把古今中外全人類的優秀文化都吸收過來，為我所用。以傳統文化來說，我們不應比19世紀的儒生還不如，不能光知道孔孟，諸子百家都要有所涉獵，特別應該讀讀管仲、司馬遷、王充。與此同時，從蘇格拉底、洛克到20世紀的波普爾、羅爾斯等西方思想巨人我們也應有所了解。作為商人，更應該知道西方的經濟學，學習他們的經營和管理之道，方能立於不敗之地。今年是廢除科舉百周年。中國現代教育從誕生之日起，就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干擾：一是廣州國民政府開始的黨化教育。二是腐朽的傳統教育觀念的反撲。一個嚴酷的現實是：不但中國的大學教育嚴重落後於發達國家，中小學教育也遠遠落在他們後面。中國的青少年應該繼承全人類的優秀文化遺產，還要勇敢推進人類文化。他們中要產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學技術文化最高峰的愛因斯坦、楊振寧、李政道、比爾?蓋茨、羅爾斯、德里達、海耶克；這類推動世界學術文化的巨人就是當代的孔孟老莊。目前愈演愈烈的讀經運動對不對，要在這個標竿下去衡量。在我看來，要中小學生讀經是作繭自縛的逆流。死記硬背、培養「乖孩子」，扼殺少年兒童的創造精神是中國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謂讀經運動在最好情況下，也許能培養一批循規蹈矩的小老頭，這與他們肩負的現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稱的。1988年諾貝爾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利根川進（To Ne Gawa Susumu）獲獎後在日本的談話引人深思。當人們問他：為什麼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國外工作時取得的？他直言不諱地說：東方文化不適應科學發展。因為在科學研究中要取得出類拔萃的成果必須「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而這與講究尊卑上下的東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弟子規》、《三字經》這些前現代的蒙學教材，灌輸的正是講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我們有責任再一次大聲說：為了中國的未來，「救救孩子！」要是有人把民族虛無主義的帽子往我們頭上扣，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對他們說：你們錯了！我國現行的中小學教材，就包含了中國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經過慎重研究後適當調整就行了。事關數以億計的中小學生的事，他們目前的負擔已經夠重了，任何莽撞和嘩眾取寵的舉措都是錯誤的。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堅決反對民族主義。中西文化論爭已經進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國人應該站在人類文明的制高點上，以最寬廣的胸懷，進行文化清理。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歷時之久，代價之巨，罕有其匹。這不是偶然的。要敢於從源頭上清起，對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漢唐時代的文化，我們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靜地分析。是則是，非則非，毫不寬假。這樣做有利於徹底消解狹隘民族主義，有利於中國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顛峰。軸心時代幾個偉大的文明，每個文明都有它的貢獻，中華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國古代文化跟古希臘、古羅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後於人家。古代中國缺什麼？缺科學，缺政治學，缺邏輯學，缺法治，連數學也比別人落後……我們特別缺乏自由和權利保障。西歐成為現代化的原發地不是偶然的。法國史學巨擘布羅代爾說得好：「歐洲的命運在各個地方都由特別自由（libertes）的頑強的成長來決定。所謂特別自由是指局限於某些集團——這些集團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權（franchises）或特權。」「自由與穩定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們率先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原來是少數人的公民權或自由，終於發展為全民的自由。而傳統中國的宗法專制統治從中央到鄉村一以貫之，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政府固然是專制，鄉村的鄉規、民約、族規也逃不脫宗法專制。 前一段時間，當楊振寧教授提出來《易經》不利於現代科學發展，很多人出來反對，但是從學術角度看，他講的完全是大實話。這個不是他首先發現的。四百年前，1601年利瑪竇到了北京。他於1582年到達澳門，到北京這條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裡度過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國雜記》，裡面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人不講邏輯。很多人攻擊這個論點說，誰講話不講邏輯。有人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中國人講話當然有邏輯，但是中國沒有邏輯學。我們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們沒有文法學，我們使用文字的時候知道這樣寫，但沒有語法理論。這完全是事實。到明清以後，我們科舉考試都是考四書五經，但是西方中世紀的年輕人學什麼？他學七門課程：1，文法學。2，修辭學，包括法律基礎知識。3，邏輯，不但要學基本知識，還要經過至少一年的辯論訓練。4，音樂。5，算術。6，幾何。7，天文。這七門課通常要學四年。然後學哲學、醫學、法學和神學等專門課程。利瑪竇那時候還發現，中國不獎勵、不鼓勵研究科學，這是受制度方面的影響。因為在中國，學四書五經你前途無量，可以作為上升的階梯。但是你如果研究科學技術，那對不起，沒有多大用。而且要是私人學天文、研究天文，那是犯法的。所以古代中國學術根本發展不起來。 漢唐時代跟羅馬時代比一比怎麼樣？明顯有一條，它有法治，我們沒有。中華法系是一個根本弱點，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為一個統治工具，是保障統治者權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統治者跟民眾之間的契約。所以當西方，英國1215年有《大憲章》的時候，我們根本還不知道法治是怎麼回事，他們慢慢培植出法治的傳統，我們這套傳統是沒有的。這就是說我們要考慮中國的問題，從源頭上說就有問題。一個偉大的民族要敢於正視自己的弱點，敢於正視自己的缺點。恩格斯就說過，一個偉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我們再看19世紀、20世紀給是什麼情況呢？我們不願意打開國門。為什麼不願意打開國門呢？利瑪竇到中國以後，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爭論。他帶進很多新東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為羅馬教庭讓中國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規，不許拜祖先，不許尊孔。康熙皇帝下令將除了朝廷里為皇上服務的傳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國。這是歷史上很有名的禮儀之爭，中國跟外國文化上的連接基本斷了。到了鴉片戰爭，西方文化再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已經完全落後了。為什麼我們有七次鄭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業還那麼不發達？這也是傳統文化的惡果。哥倫布探險比鄭和晚幾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鄭和的航海事業卻中斷了，原因在哪裡？鄭和是宣揚國威，為此耗資巨大，難以為繼。哥倫布是海盜式的，他要尋找金錢，尋找寶物，逐利的行動帶來成功。 19世紀的具體歷史不用講，中國那個時候跟外國打了五次大仗，每次都打敗了。甲午戰爭打敗後，1895年有兩個人出來講了兩段話，那是19世紀中國最好的總結。一個是順天府尹胡燏棻給皇帝的奏章，他說：「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之術。」 這是一個主張。第二個，嚴復。嚴復是19世紀70年代留學英國的學生，他有20多年不說話，作為北洋海軍學堂的監督（校長），沒有對朝野各項大問題公開發表過什麼意見。但是中日戰爭以後，他不能不說話了。為什麼有些國家那麼強盛，而中國那麼衰弱、窮困?「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國家盛衰的關鍵在「自由不自由」 。這十三個字是過去的總結，又是中國社會改造的綱領。我們2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恰恰證明嚴復這段話是非常英明的。我舉個例子，1975年，我有機會列席廣東省佛山地區三級幹部會。新會縣委書記在彙報中說：有個公社書記提出，什麼時候生產隊長不打鑼，農民自動開工就好了。後來人民公社一解散，把經濟自由還給農民，還用不用打鑼？二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不是托逐步擴大經濟自由之福嗎？到今天為止，我們所以存在那麼多經濟問題，在我看還是自由問題沒有徹底解決，很多部門還是政府壟斷，金融部門你不能進去，國防工業你不能進去，如此等等。經濟自由尚且沒有徹底解決，其他領域更不用說了。19世紀嚴復有這樣精闢的總結，但是還是不聽，還發生義和團事件，那是中國人的恥辱。以為可以靠民族主義，靠排斥西方文化，就可以使國家獨立和強大，結果怎樣？代價是整個國家一再受人家侵略，賠了七億兩白銀，死了一億多人，主要是內戰自相殘殺和餓死的。20世紀怎麼樣？我們同樣走得很坎坷。開頭有一個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時候民族工礦業，每年以15％速度增加；財政收入從19世紀末七八千萬兩到辛亥革命前達到三億兩。後來不但是辛亥革命，還有國民革命，然後是人民大革命、社會主義大革命。每一次革命下來，中國的面貌當然有些變化，但是沒有根本上的變化。中國的根本變化靠什麼呢？這裡面要講到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我想他推動7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是很偉大的歷史功勛。他1992年的南巡講話，提出不要計較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切有利於中國的都拿來為我們所用，這是最好的總結。到這個時候，我們假如不記住這樣一些歷史經驗，我們就是太對不起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了。秉承鄧小平的思想，我國政府還做了一個很正確的選擇，毅然參加WTO。進入WTO的意味著什麼？要按照現代人類文明，主要是西方文化所制定的規則來改造中國的社會制度，主要是經濟制度要跟國際接軌，特別是政府的行為要規範。因為WTO規則主要規範政府行為的，不但要市場經濟，而且要法治。這是一個。第二個，1997年、1998年中國相繼在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上簽字，一個是社會權利公約，一個是政治權利公約。只要簽了字，中國代表在上面簽了字，就意味著從理論上、道義上、原則上這是對的。這是社會發展的必須，體現我們應該達到的道德標準、文明的標準。自從有這樣一個選擇以後，歷時四百年的東西文化的論爭已經有結論了，你不必再費精力去爭論了；還是努力為制度層面跟國際接軌做點實事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來談儒家、儒學。第三．用什麼方式回饋社會？應該毫不含糊地說：商人發展好自己的企業就是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假如你有餘力，去做文化事業，社會福利事業，那當然很好。究竟怎樣做文化事業？很重要一條，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要去助長那些不應該助長的東西。現在很多提倡儒學的人，提出要用他那一套來改造我們的社會運行機制。我想他們是錯誤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商人假如想為發展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做出貢獻的話，最重要一條就是珍惜自己來之不易的財產，成立自己的基金會，辦哈佛大學那樣的私立大學，這是社會成本最低的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第四．提倡東西融合的道德。首先講我們現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時候都有很腐敗東西，我們現在道德水準比起文化革命來講大大提高，比文化革命前也是提高了，首先要肯定這條。現在我們建設道德應該怎麼建設呢？我認為，對中國最適合的就是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仁義禮智信，這是最好的。現代道德的出發點是珍惜生命，熱愛自由，維護尊嚴。人們期望中國傳統文化在提高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上能發揮重要作用。儒學和儒者能否不負眾望，關鍵是不要沉迷於復古，而要勇敢地承認個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價值。以此為基礎，經過時代洗禮的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必然會大放光芒。 2005年12月7日星期三修改定稿 發表於《經濟觀察報》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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