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四年即公元1392年，朱元璋擺了一次大型酒局。這場酒局的名字叫“百叟宴”。

　　“百叟宴”是古代中國官方傳統酒局，歷代帝王爲表示尊老敬賢，不定期地邀請各地壽星賢達，前來官府或皇宮赴宴。朱元璋作爲大明開國皇帝，彰顯堯舜之君狀，也沿襲了這一作法。而且，他還有另外盤算——利用此次“百叟宴”，解決一個心腹之患。

　　朱元璋特意吩咐手下，要請一個人。這個人務必請到。這個人是誰呢？

　　他就是江西道監察御史解縉的父親解開。

　　解縉美滋滋迎着老父親進了京城。他以爲這是父親沾他這個兒子光，皇帝肯定會當着父親面誇自己一番。

　　殊不知，這次酒局對他而言，恰似鴻門宴。

　　酒會上，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朱元璋招呼解開到身邊來，老解也本以爲皇帝要誇讚兒子，不料，皇帝突然對他說了這樣一句話：把你的兒子領回家吧。明史記載，朱元璋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大器晚成，若以爾子歸，益令進，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朱元璋說，常言道：大器晚成。你的兒子太年輕了，不要着急趁早出名，那未必是好事。把你兒子領回家，修煉十年再來，屆時朝廷還可重用他，時間不晚。

　　朱元璋這句話的潛臺詞，其實就是給解縉短暫的政治生涯做了評語。認爲解縉政治悟性不高，不懂規矩，油梭子發白——欠練。

　　雖然朱元璋沒有治罪解縉，表面看才子沒有違法大明王法顯規則，但實際上卻觸犯了龍顏——個性與皇威犯衝。此時的朱元璋已經到了遲暮之年，顯然，他此生是不準備再用才子解縉了，他的洪武王朝，給才子劃上的，是句號。

　　酒局上，解開聽了皇帝那番話，立刻明白了朱元璋的意圖，馬上叫來兒子，回家。解縉一聽是這個通知，尤如五雷轟頂。完了，這不是被單位開除了嗎！沒想到，想不通，但皇令就是天命，敢不執行！於是父子一起向皇帝辭行。朱元璋還算給出路，沒有將才子趕盡殺絕，他當場宣佈，給解縉十年長假，還給了才子一大堆書，什麼《宋史》《元史》，讓解縉回家別閒着，做朝廷的編外撰修。

　　本來，解縉還想在皇帝面前說點什麼，他對廟堂表現了無限的留戀。他志在政壇，心有不甘。一個少年得志的才子，入仕不到三年，就被打回老家，硬要大器晚成，心裏是何等的痛苦。現代的年輕人經常能聽到這樣一句話：成名要趁早。而解縉19歲成名，不可謂不早，但好景不長，僅僅三年，22歲的他便成了回鍋肉。

　　自洪武二十四年起，解縉返鄉內修，一修就是八年。

　　這八年解縉主要做的事是奉旨修史，這個他是非常在行的。作爲史志的朝外編輯，其編撰之功爐火純青。但志在廟堂的才子仍難耐一顆虎落平陽驛動的心。

　　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1398年六月，在家悶了八年的解縉突然聽到從京城傳來的一個重大新聞：洪武大帝駕崩，朱元璋死了。而解縉老母也恰在本月剛剛去世，正是解縉守孝之際，解縉父親解開已90高齡，而且，此時離朱元璋的“十年回爐期”約定還差兩年。

　　一邊是情同義父的國君去世了，一邊是剛辭世的家母，一邊是與先皇時間的十年回朝約定，一邊是九十歲高齡的老父子孝不待，在君臣父子等級森嚴的禮法社會，解縉應該做出何種抉擇？

　　在經歷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之後，解縉的決定是：啓程離家，赴京歸朝。

　　爲什麼解縉非要回到朝廷不可？

　　有人認爲，解縉是官迷，名利心太重。如此就過於庸俗化了才子。我們當然不能排除解縉的名利之心，但才子回京，除此之外，還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這更深刻原因，我認爲主要有兩個。而這兩個原因，也可以說是決定古代中國才子的命運的主要因素。

　　一是志向。解縉生在書香門第，從小接受的是儒家正統思想教育。儒者的人生價值理想的實現是九個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所以，古代不管屬於哪一類才子，他們的最高理想大都是作官。只有官場失意乃至當官無望時，他們纔會選擇做一個“專職作家”或者“田園詩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代中國的詩人作家自由撰稿人，並非自願的選擇，而大多是仕途壯志未酬者。

　　例如先秦詩人屈原唐代詩人李白，都是因爲官場失意，才流落民間，專職寫作的。這些縱情山水的作家的無論身在何處，最關注的還是國家大事，最大的期望還是期望被君主召回，委以要職，實現政治理想。這是才子做官的第一個深刻原因，傳統價值觀決定。

　　第二個深刻原因，是經濟問題。這個原因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卻是非常敏感和重要的。

　　還是拿屈原李白來說。爲什麼屢遭打擊，才子李白仍仍戀戀難捨從政之路？除了從政是他的最高理想之外，固定的俸祿、優裕的生活，恐怕也是仕途對李白始終沒有喪失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李白的“野外生活”水平，遠不如入仕爲官。漫遊是要花錢的，不爲官了，旅差費從哪裏來？雖然也有些官員出於附庸風雅給他饋贈，但靠人救濟，總非長久之計。

　　可見，李白爲官，更有出於經濟地位考慮的生活所逼。在唐玄宗身邊當翰林時生活優裕，而一被開除生活就陷入困頓。離開朝廷後詩仙雲遊各地，看起來很瀟灑，其實就是“尋求愛心”之旅，到處寫詩贈詩，廣交朋友，廣泛交友作甚？很大一方面，就是爲了借錢度日。何致如此？究其根本，就是朝廷不發工資就沒生活來源。

　　這就是中國才子的通病——攀上權貴就得意，離開權貴就落魄，究其根本，是沒有獨立經濟地位所至，獨立的經濟地位是他們的死結。所以，當那些才子的獨立人格屢遭質疑時，當他們渴望豢養的科舉心態總是揮之不去時，我們不能不從經濟地位這個基礎上尋找答案。大一統封建專制社會，用俸祿的餌食把才子牢牢限制在圈中，即使在動亂年代，因爲他們找米下鍋的依賴性，所以不是爲地主所用、就是再次轉而依附在造反的農民身上。如此的經濟弱勢地位，深化的是“求用於老爺”的意識；鞏固的是先天的軟弱與依賴性。

　　解縉的情況不比屈原，而比前輩李白好不了多少。朱元璋在令解縉返鄉編書這段時間，俸祿是不是照常發，史書沒有記錄，我想即便解縉能按月領工資，也是相當微博的。在朝沒有額外補助的明朝官員，工資是低得可憐的。

　　於是，解縉義無反顧地折回廟堂，暢想梅開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