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八年即公元1410年，原內閣首輔大學士解縉外放三年，司職交趾布政司參議，總得來說中規中矩。

　　這年2月，交趾布政司奉命進京彙報工作，因爲交趾布政司的最高行政長官、布政使王偁和解縉私交不錯，所以就這個好活給瞭解縉。指定解縉，代表布政司進京向中央政府彙報工作。、

　　這是一次難得的覲見皇帝的良機，如果彙報成功，不僅交趾布政司要受到嘉獎，沒準解縉本人也有可能重回中央。

　　解縉做了充足準備，寫了詳實報告，時年42歲的他，信心滿滿地來到京城。但不巧的是，他卻沒有機會見到皇帝。皇帝不在京城，朱棣外出征戰韃靼，剛剛率軍北征了。

　　在永樂年代的史料中，我們經常看到朱棣北征的記錄。那麼，這個北征韃靼是怎麼回事呢？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知道，明朝雖然滅了元朝，但並未完全消滅蒙古鐵騎在中國的勢力，一部分蒙古鐵騎跑到了中國北方沙漠地帶，分裂爲韃靼瓦剌等部落，繼續襲擾大明。爲了徹底解決北部邊患問題，朱棣穩定國內局勢後，從永樂八年即公元1410年開始，親率明軍進行五次北征。此次北征爲第一次，特點是：作戰的週期非常長。

　　史料記載，永樂八年朱棣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師出京城，在路上行了整整三個月，直到五月八日，才發現敵軍、斷斷續續交鋒了兩個月。七月中旬北征結束，朱棣率大軍折返北京，返程時間小半年，等到達都城南京，已經是歲末，11月了。爲什麼北征軍行軍速度這麼慢？這就和朱棣親征的目的有着相近的原因。對於朱棣執意北征且五次親征的動機，一般學者都認爲不是雄武偉略，就是窮兵黷武，其實，還有一個軟性因素，卻被忽略了。那就是“郊遊、狩獵”心態。行伍出身的皇帝大都不願悶在宮中，但外出遊玩的方式各有所好。比如有的皇帝喜歡下江南，打着微服私訪的旗號尋花問柳，而朱棣的出遊方式是遠征。

　　史料記載，朱棣的北征軍一路遊山玩水、狩獵賞景，所獲者野馬、狡兔、黃羊甚多，一路上，朱棣的談話也無非圍繞着風景：“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這和軍國大事沒有關係，實乃遊客觀光之語。這個樣子的朱棣，行程能短得了嗎？

　　就這樣，從二月等到十一月，解縉等得花兒開了又謝，實在是等不下了。本來，解縉在京城閒居等皇帝前期，心情非常好，還詩興大發，寫了不少詩，其中有句詩歌很體現心情：“丈夫有志亦如此，筆下自有鬼與神”。

　　可見，他是躊躇滿志，準備東山再起的。

　　但是，一等半年多，單位那邊還等彙報結果呢，老這麼等下去也不是辦法，漸漸他失去了等待耐心，於是做了一生中最不該做的一件事。

　　未能等到皇帝的解縉，靈機一動：當今皇上不在，不如去拜見監國，如此也算完成了使命，對單位也能交差了。

　　監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國家代理元首，總統外出訪問，國不可一日無主。那麼，總統行前就要任命代理總統。臨時執掌國家最高行政權。

　　那麼，當時誰是大明的監國呢？

　　在古代中國，如果不出意外，監國一位大都由儲君、也就是皇帝的固定接班人太子擔任。保守的大明王朝當然更不例外。朱棣在出徵前，任命太子朱高熾爲監國，替皇帝代理朝政。

　　既然皇帝不在家，那就是向代理皇帝彙報吧，於是解縉走入東宮，向擔任監國的太子朱高熾彙報工作。不知解縉是怎麼向朱高熾彙報工作的，朱高熾給解縉說了什麼。總之，彙報結束後，才子樂顛顛地回單位工作去了。史料沒有關於關於這場會見的詳實記錄，但根據解縉的表情，可以做個合乎邏輯的版本猜想：

　　朱高熾見到昔日恩師登門，又驚又喜，師徒二人惺惺相惜，好一番敘舊。

　　解縉對朱高熾彙報工作的同時，還訴說了思念，和自己所蒙受的委屈。朱高熾大爲同情，對解縉高度評價和勉勵。

　　通過這次彙報，解縉以爲自己要否極泰來了，即便當今皇帝不用我，下屆皇帝已經心中給我預留一席了，殊不知，他這不是否極泰來，而是走向深淵。

　　如果按我們常人角度看，皇帝不在，地方大員來京彙報工作，去朝見正在留守監國的皇太子，這種事，於公於私，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各位不知，古代老皇帝和現代一些單位老領導一樣，出於對最高權力的迷戀，最忌諱“人未走茶先涼”，最狠“忘本”屬下。所以儲君之位就非常敏感。

　　老皇帝即便立了儲君，這個儲君在接班之前也要備受煎熬和考驗，單以權力而論，儲君個人幾乎與國家統治大權絕緣，往往沒什麼實權，且地位充滿變數。歷史上，太子被老皇帝懷疑、監視、廢除，甚至被殺，遭遇非正常死亡、以悲劇收場的情況屢屢發生。

　　到了大明王朝，雖然趨於保守，堅守嫡長制，儲君的確立相對有序，但太子的地位也不併十分安穩。永樂二年，朱高熾雖被父親朱棣立爲太子，但沒過上一天踏實日子，因爲二弟朱高煦奪嫡之心仍在膨脹，戀權的父親生性多疑，所以自己受到的狐疑和審查並未消失，反而加重了。他的儲君生涯，一開始就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壓力山大。

　　朱高熾做了五年太子後，由於北部邊關戰事吃緊，父親朱棣要在外面建功立業，所以不得不把他叫來擔任監國。雖然給了監國之位，但監國之權卻是限制級的。朱棣給朱高熾的授權不包括以下三項內容：文武除拜、四裔朝貢和邊境調發。這三項內容中，第一項是人事任免權，第二項是外交權，笫三項是軍事指揮權，可以說，人事權外交權和軍權都沒交，這三權纔是最高權力的歸屬。即便是臨時，也不屬於朱高熾。

　　爲了顯示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朱棣還不時敲打太子。比如，永樂七年，朱高熾在擔任監國的一次朝會上，批評了刑部尚書劉觀。不久卻遭到父親寫信批評。因爲這個劉尚書是朱棣的寵臣，老爹的人，豈是兒子你想批就批、想動就動的？朱棣時時告誡兒子，朝中大事，“必須奏決”，明確大事必須向他請示彙報。什麼事，你得提前向我報選題，我批了你才能幹。

　　朱棣這樣做，自有他的盤算。他長年在外，萬一太子私啓權柄，將帝國官場操縱在他一人手裏，把自己架空了怎麼辦呢？一旦自己班師回朝，成了太上皇了，還有什麼意思呢？所以，朱棣在離京前嚴格規定：不允許太子獨留私見官員。目的很明顯，防止結黨營私，圖謀不軌。

　　爲了確保最高權力不被接班人盜走，朱棣在離京之前，雖令太子監國，但卻加派了特務耳目，對東宮的一舉一動卻進行了嚴密佈控。朱高熾監國，朱棣則監子，權力的傳導過程完全置於朱棣祕密管控之下。在這種監控下，別說一個外人，就是一隻外鳥飛入東宮，也休想躲過皇帝特務的探頭。

　　所以，東宮的這次君臣會，朱高熾與解縉的一舉一動，早已被人盯上了，他們看得一清二楚。這是才子的劫數，也是太子黨的一難。

　　《明史》記載：“永樂八年，縉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

　　才子與太子依依惜別，懷抱希望回到南疆崗位。他以爲不久可以東山再起，再度成爲皇帝寵臣。不知他期望的是本屆皇帝還是下屆皇帝。但是，一個自己埋下的大坑卻被他忽略，把一個沒有一點實權的“傀儡監國”真的當成了“執行皇帝”，豈不是所託非人，挖坑自陷麼？

　　盯上才子的，不僅有皇帝的探子，還有天敵的眼線。漢王黨對解縉的一舉一動早就暗中監視。對這些暗中的探頭，解縉一無所知。

　　鬼使神差，時間總是就差那麼一點點。當年十一月，解縉前腳剛走，朱棣後腳就回來了。特務紛紛來到老皇帝跟前彙報工作，尤其是漢王朱高煦的眼線，供出了一個重大事件：有人暗中串聯，搞陰謀詭計。舉報解縉“私會太子”。

　　《明史》 記載：“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

　　一個“伺”字，體現了朱高煦整人的毒辣，說解縉是瞧準了老領導出差機會，有預謀地來與新領導私會的。

　　那麼，朱棣的反應如何呢？《明史》 記述了三個字：“帝震怒”。

　　“無人臣禮”，捅到了這位強人帝王的最敏感處。

　　什麼是“無人臣禮”？

　　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分不清大小王，擺不正位置，不懂政治規矩。被指責爲“無人臣禮”的大臣，一般爲行事張狂、目無領導的下屬，放到今天，可能也就是組織紀律問題，但在在古代中國，可了不得，不是違紀，而是彌天大罪！

　　在朱棣心中，對文人士大夫是有很大偏見的，尤其對沒有氣節的文人，一邊使用一邊鄙視。

　　早在靖難之役成功，登上皇位之初。他就表現了對文人無行的厭惡。

　　史料顯示，在朱棣第一次永樂朝會時，爲了表現自己英明神武、從善如流，朱棣命人擡出了一口大箱子，裏面全部是建文帝在位四年來大臣們寫的奏章，其中多爲削藩及靖難的應對之策，對於朱棣當然是多爲不利。

　　朱棣笑着對眼下投靠新主的文人們說：這些奏摺裏，是不是也有你們的啊？

　　大臣們見了，更是面面相覷，生怕災難降臨在自己頭上，這時候，從大臣中走出一位文官，他叫李貫，曾是建文帝的近侍，也就是皇帝身邊的人。李貫上奏道：啓稟皇上，在這些奏章之中絕對沒有我的。因爲建文帝登基四年來，我沒有寫過一次奏章，更沒有建議削藩這等事情

　　李貫對朱棣講這句話的本意，是說他從來沒有與朱棣爲敵，因此應該重用他。誰知朱棣聽了，未置可否，並沒有露出欣喜之情。他反而問道：李貫你爲官幾年？一年朝廷給你多少俸祿？

　　李貫如實說了，做了幾年官，享受多少俸祿。聽後朱棣勃然大怒，說道：你爲官幾年，作爲臣子，不寫奏章，不知道爲君王分憂，白白浪費了國家幾年糧食。該當何罪？

　　李貫聽了，嚇得戰戰兢兢，手足無措。最後，這個李貫受解縉案牽連，被朱棣免去官職，將其發配雲南，而且要求其三世不得爲官。

　　建文事件，徵安南事件，以解縉爲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前倨後恭的表現，令朱棣大爲不屑。同時多疑的他開始懷疑，解縉這麼做是不是在做下一場邀寵新君準備？等我死了再來個鹹魚翻身？

　　對水性才子，朱棣出離憤怒。他要撲捉戰機，對才子及太子黨進行一次殘酷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