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皇帝罷工：「萬曆怠政」的謎團與真相

文官們一向把徵稅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現在皇帝竟然派太監出來搶他們的徵稅權，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一方面向皇帝控告太監們在各地徵稅的暴行，一方面在各地掀起了「人民群眾」抗拒太監徵稅的浪潮。

按照文官們的記錄，皇帝派出去徵稅的太監全都是十惡不赦之徒，徵稅已經徵到了跟攔路搶劫差不多的程度，導致了無數商民破產、無數市民失業，民不聊生、國將不國。在江浙、湖廣、江西、山東、河北等多個省的十多個城市，爆發了大小數十次針對太監的抗稅暴動，他們罷市、奪礦、焚燒稅監的房屋、殺死徵稅人員等等。光看這些記錄，好像全中國都已經陷入了可怕的動亂之中。

而萬曆皇帝，卻完全對此視而不見。對於文官們控告太監的奏章，要麼不予回復，要麼就是偏袒太監，處罰與太監作對的地方官員。活脫脫的一副昏君加暴君的嘴臉。

除此以外，萬曆皇帝還幾十年不上朝，也很少和大臣見面，對大臣們的奏章，大部分不予批示回復，直接就留中不發。尤其是對官員的選任，他表現的非常冷漠，大批重要職位的官員退休或者去世了，空出來的位置大臣們推舉上來的候選人他既不同意也不反對，就讓那個職位在那裡空著。這就是明朝歷史上著名的「萬曆怠政」。

對此，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更是給它起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名字：「斷頭政治」。柏楊在書中說：

明王朝開始出現一種自從人類有政治以來，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斷頭政治。中國歷代王朝的皇帝，無論如何昏聵凶暴，總是經常地（甚至每天）都要出席金鑾殿上舉行的清晨會報，跟群臣見面，討論國政。必要時還出席小型的在別殿舉行的高階層會報，聽取並裁決大臣的意見，術語稱為「早朝」或「視朝」。

然而，自一四六○年起，第九任皇帝朱見深（明憲宗）繼承他冥頑不靈老爹朱祁鎮的寶座後，他比老爹更冥頑不靈，索性不再露面。朱見深在位二十四年，始終藏在深宮，大臣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大臣……

明政府象一個斷了頭的巨人，在懸崖絕壁上，蠕蠕而行。

……第十四任皇帝朱詡鈞（萬曆）更加愚暴。據說他又染有從海外初傳入中國的鴉片煙癮，所以他更多了一個吸毒者的特質。張居正於上世紀（十六）逝世，像撒了堤防一樣，使朱詡鈞的凶頑性格，洶湧而出。張居正是一五八二年（萬曆十年）死的，朱詡鈞可能當年就染上了嗜好，因為就在這一年，他就開始不跟大臣見面。最初，隔幾天還出現一次，後來隔幾十天出現一次，久之隔幾個月出現一次。而到了一五八九年（萬曆十七年）的元旦，那是天經地義地必須跟群臣見面的重要大典，朱詡鈞卻下令取消。而且從那一天之後，朱詡鈞就像被皇宮吞沒了似的，不再出現。

斷頭政治已夠駭人聽聞，而朱詡鈞的斷頭政治，尤其徹底。他的祖先們雖然關閉深宮，國家事務，還利用「票擬」「硃批」，仍在鬆懈地推動。朱詡鈞三十年的斷頭政治，連「票擬」「硃批」都幾乎全部停止。官員們的奏章呈上去後，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無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單獨行使職權，他的權力來自他自己的「票擬」和皇帝的「硃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於沒有能源的機器，毫無作用。朱翊鈞時代的斷頭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國行政遂陷於長期的停頓。到了一六一○年（萬曆三十八年），中央政府的6個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長，其他五個部，全沒有部長。六部之外的監察部（都察院）部長都御史，已缺十年以上。

一六一九年（萬曆四十七年），遼東軍區總指揮（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新興起的巨敵後金汗國，在薩爾滸（遼寧撫順東）大敗，死四萬五千餘人，開原（遼寧開原）鐵嶺（遼寧鐵嶺）相繼陷落，距瀋陽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動。全體大臣跪在文華門外，苦苦哀求皇帝批發軍事奏章，增派援軍，急發軍餉——前線戰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飢餓中殺敵，可是朱詡鈞毫不理會。大家又轉到思善門外跪求，朱詡鈞同樣毫不理會。

世界上再找不出這種政治形態，宮門緊閉，人們無法進去，奏章投進去如同投進死人的墳墓，得不到任何輕微的迴音。人民的哭號，官員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變兵變，遍地的詬詈聲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詡鈞都無動於衷。

明政府現在已成了一個斷頭的殭屍。

這段描述實在是非常誇張。清人趙翼就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也是出於這個原因：皇帝不幹活，也不讓政府幹活，既不作出指示、也不任命官員，天天派太監出去橫徵暴斂，搞得遍地民變，國家如何不亡呢？這個邏輯看上去還蠻有道理的。

但細細分析起來，裡面的問題很多。

憲宗朱見深的故事我們在第一卷裡面講過了。他是明朝的中興雄主，不上朝但牢牢的控制著朝政，把國家治理的很好。憲宗之所以停止早朝，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有口吃的毛病，說話說不太清楚，覺得這樣在大臣面前有失體統，乾脆就別說了，改為批閱奏章。

上朝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形式。皇帝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下面一般大臣每人奏報一兩件事，都是事前寫在朝笏（就是古裝劇裡面常見的大臣們拿在手裡的長條形板子）上照著念一遍，然後請旨。在明朝早期，朝會還比較認真的討論國家大事。到了後期，形式主義越來越嚴重，變成了走過場，每天例行公事：各部門按照規定的順序、時間、規範報告一下日常事務，進京朝覲的官員來朝拜，得到封賞的人來謝恩，新科進士被授官、京官到外地任職的也要來請皇帝指示，還有王府和邊鎮武將差遣來給皇帝請安的使者，皇帝全都得接見一遍。大家見了皇帝都要先三拜九叩，什麼身份說什麼話、皇帝該如何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一套流程下來，幾個小時就沒了，啥正事也辦不成。回頭還是得靠批閱奏章來處理政務。這種形式主義的早朝，實在是沒必要上。

閻崇年《明亡清興六十年》里說萬曆皇帝怠政的表現主要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講、不見、不批」。其中郊祭（祭天地）、廟祭（祭祖）、朝會、講習經筵都是形式主義，就是浪費時間，特別郊祭、廟祭這種禮儀典禮，皇帝不去還能省不少錢。

所謂「不批」則不符合歷史事實，《神宗實錄》上皇帝一直在批閱奏章，不然萬曆三大征是怎麼打贏的？

最後真正靠譜的指責就是一個「不見」。萬曆皇帝跟大臣確實的見得少，但有重要事情會臨時把內閣首輔召進宮單獨奏對，不能說是完全不見，只是不在正規場合見。

萬曆皇帝不願意多見大臣的原因，他自己解釋說是身體不好，尤其是有腿疾，「腰痛腳軟，行立不便」、又說「足心疼痛、步履艱難」（申時行《詔對錄》）。

文官們對此完全不相信，輪流上陣對皇帝進行批判。如果我們只看文官的奏章，言之鑿鑿，一定認為萬曆在說謊。但1958年，考古學家對萬曆皇帝的陵墓進行發掘，打開皇帝的棺材，發現萬曆皇帝兩條腿骨不一樣長，經過鑒定應該是因為長期的足疾而導致腿部筋骨萎縮、甚至身材都有些萎縮。這是一種十分痛苦的疾病，走起路來就痛，甚至可能不走路也痛。一條腿長期行動不便，不敢受力，幾十年下來腿骨才會出現明顯萎縮。可見萬曆皇帝並沒有撒謊，他終身都在與足疾帶來的痛苦對抗。從畫像來看，萬曆皇帝在明朝皇帝中身材是最胖的，這應該也跟他行動不便、缺乏運動有關。肥胖可能誘發很多心腦血管方面的疾病，那麼他說自己「頭暈眼黑，心滿肋漲」等癥狀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如此看來，萬曆皇帝不怎麼見大臣，而用批閱奏章的方式來處理朝政，跟明憲宗朱見深的原因是一樣的，主要是由於疾病。

萬曆皇帝一直在不斷的批閱奏章，但他對四種奏章不予理睬：

第一種是辱罵皇帝的。萬曆知道這些人是在搞政治投機，就是來找打、找罷官謀取政治利益的，這種人當然不用理他；

第二種是控告徵稅太監罪行的。這個問題他有自己的看法和信息渠道來判斷，一般也不予理睬。這個後面解釋；

第三是提一些大而空的意見的，說國家現在問題很多，我有十條建議，諸如廣開言路、重用人才等等，卻不針對具體的事情提出解決方案。說到底也是為了博取虛名，顯示自己很有治國才能罷了；

第四種是文官集團之間互相攻擊、爭權奪利的，特別是為保守派和東林黨黨爭服務的。

文官集團提交的奏章，絕大部分都是上面這四種內容，除了這四種內容以外基本就沒啥別的事兒了。所以萬曆皇帝「怠政」，也是被動怠政，手下那幫官員除了爭權奪利啥正經主意都提不出來，想在奏章上批示點有用的東西也難。萬曆想不怠政也可以，就得把朱元璋的辦法拿出來，請海瑞出山，文官們又死活不願意，那就真沒辦法了。

文官們真正希望看到的皇帝「勤政」，也不是想讓他真管事，而把是徵稅太監都收回去，一切權力交到文官手裡，然後天天坐到金鑾殿上接受他們三拜九叩、按照規定流程說規定的話；退朝之後參加經筵，聽理學大師講解程頤朱熹的高深理論，講完之後大家一起歡樂的聚餐——明朝經筵之後吃的很好。此外還要參加各種複雜繁瑣的禮儀典禮。把這些事兒幹完之後皇帝也就也沒時間看奏章了，只需要在內閣草擬的意見上面批示同意就可以了。能夠達到這個標準的皇帝，就是他們心目中的聖賢君主。

萬曆當然不喜歡文官集團給他安排的這個角色，但也狠不下心來整治文官集團，所以只能消極怠工。但真有正經事務的，他仍然會批複指示。萬曆三大征就是他直接指揮安排的，一個也沒耽誤，這就是明證。

三大征的最後一仗在萬曆二十九年結束。結束之後萬曆仍然沒有閑著。從《神宗實錄》里可以找到一些萬曆二十九年之後的政務活動記錄，大家可以看看，萬曆到底有沒有真的「怠政」：

萬曆三十年二月，萬曆以「今帑藏空虛，邊餉告急，戶部堂官互相嫌疑推委，借詞告病，不肯代君分憂，誤軍國大事」，勒令戶部尚書陳蕖及戶部侍郎張養蒙致仕——這是在處罰懶惰的官員；

萬曆三十年三月，根據官員上奏，把大運河河道衙門和漕運總督衙門分開——這是在改革官制；

萬曆三十一年一月，下旨要求戶部會同兵部，前往九大邊鎮核實軍隊人數，以制止將官吃空餉，安定民心——這是在整頓軍隊；

萬曆三十一年（1603）四月，戶部上疏請改革並推廣「一條鞭法」，提出了十一條改革建議。萬曆皇帝批示同意執行——這是在改革財稅制度；

萬曆三十二年，總理河道李化龍請開泇河以解決黃河水患。萬曆批准同意執行。同年李化龍開河成功，黃河多了一個分洪渠道。第二年，又任命曹時聘為總理河道，在泇河分流地的上游朱旺口大修堤壩，建成一百七十公里大堤，從此後黃河水患大幅度減少。清人靳輔以此為「明代治河最大成就」——這是在興修水利；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戶部說：運司鹽課，過去兩年，兩淮拖欠了一百餘萬兩，長蘆拖欠了十八萬兩，山東拖欠了七萬餘兩。請求派人調查並處理相關責任人，確保國家鹽業收入，以解決邊防軍餉匱乏的問題。萬曆批示同意執行——這是在整理鹽政；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發生日食，禮部欽天監所推算的日食起止時間都不準確。禮部官員上疏說：來華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洋曆法，比中國的精確，請求找他們來幫忙。萬曆下旨召李之藻到北京，參與曆法編訂，因為李之藻從外國傳教士那裡學習過天文、數學、地理等知識——這是中國官方正式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的開始。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巡按遼東御史熊廷弼請設邊鎮常平倉，用來調節邊鎮地區的米價，以及儲糧備荒。萬曆批示同意，並說：設常平倉有益於邊鎮，以後把常平倉的管理作為官吏考核的內容之一——這是加強邊鎮管理。

萬曆四十一年五月，鑒於廷臣結黨交攻日益嚴重。萬曆下旨警告吏部、都察院：近年來廷臣紛爭，議論混淆。朝廷已經一再優容。近日卻有越演越烈的趨勢，致大臣不安其位，杜門不出，甚傷國體。自今以後，務必秉公奉職，不準各立門戶，結黨亂政，互相紛爭，顛倒是非。否則一定嚴加懲處——這是抗議文官黨爭（不過沒有發生任何作用）。

萬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中國河南、河北、山東、江淮等地區遭遇嚴重旱災，發生大面積饑荒，不少人以搶劫為生，社會秩序日益混亂。萬曆連續下旨，發戶部太僕寺銀十六萬兩賑災；又發通州倉米七萬石，發臨清、德州二倉米十萬石，並發北直隸各地備荒米以及收買鄰近豐收地區的雜糧，資助饑民；又發淮安府庫存白銀一萬六千餘兩，買米煮粥，以治饑民；在河南則留稅銀四萬二千餘兩，糴谷賑濟饑民；此外還大規模的減免受災地區錢糧賦稅……這一段時間萬曆皇帝對於各種救災的奏章批複都很多，幾乎是有奏必回。這次持續兩年的大救災，是明朝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賑災行動之一——這是在組織救災。

從上面這些記錄來看，萬曆皇帝在文官們所說的「怠政」期間，鎮壓內部叛亂、打擊外敵入侵、興修水利、組織救災、改革官制稅制等等，好像該乾的事兒都幹了，甚至還讓禮部編訂曆法的時候學習西方天文數學知識，開了中國歷史的先河。他真的在「怠政」嗎？

真正怠政的是皇帝，還是那些忙於黨爭的文官大臣們呢？

萬曆四十年（1612）四月初二日，南京河南等道御史等官奏言，竟然說：「皇上深居二十餘年，不見大臣一面，不議國家一事。」這不是擺明了在胡說八道嗎？可能在這些御史言官看來，三大征加上上面那些事情都不算國家大事，只有「爭國本」、梃擊案、妖書案、禁毀李贄的著作、跟言官們吵架才能算是國家大事。除此以外實在找不出別的理由來解釋他們為什麼要這麼說。

如果按照把文官們某些奏章裡面的說法當成歷史事實，那麼萬曆皇帝在這幾十年裡面就是在後宮沉溺於酒色財氣，長期怠政，禍國殃民；

如果按照我上面列舉的材料，又可以說萬曆皇帝這幾十年是在經受長期病痛折磨的同時，一直堅持努力治理好國家，該乾的國家大事幾乎一樣沒落下，而且三大征打的還很不錯、治理黃河效果很好、學習西方開了風氣之先、組織救災頗有成效。

我們該相信哪一個呢？

===============

作者：李曉鵬 博士。

微信公眾號：鵬友圈1982

新浪微博：李曉鵬1982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