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这种事情或许像鬼，听过的人多、碰过的人少，然而一旦遇上，对生活就是难以想像的冲击──成立一年多、目前服务7个家庭的「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其社工黄芷娴碰过一位阿嬷不得不养一个癌末的大儿子、两个年幼的孙子，因为不会用网路，就连家里大门坏掉也只能用绳子勉强绑著撑著，像极这个家正面临的人生。

「生活已经够难了，我没有办法。」曾经有位因为冤案与丈夫分离、一夕沦为「单亲」的妇女这么对黄芷娴说。这些家庭要面临的不只是经济支柱消失，同时也必须照顾一个消失的家人，去监所探监的路往往遥远、也往往难以配合工作时间，甚至连要写信给在监狱里的人，都会累得写到一半就在书桌上睡著。

「虽然不是自己的错，但被冤判了，他们会觉得我害了我的老婆、小孩、我的妈妈，害他们为我这么辛苦……」这是黄芷娴看到的受冤者常态。一人受冤、全家坐牢，如此人生，黄芷娴从冤狱平反协会服务当事人时就看过很多。（封面图片为示意图，非当事人家庭）

冤案当事人的无助自责：从经济支柱变成「被照顾者」，他跟家人说「没来看我也没关系」

说起如何确认「冤案」的存在，黄芷娴说目前服务的7个个案都是经过律师阅卷确认证据瑕疵，尽管这些冤案当事人在监狱喊冤往往会被嘲讽「假肖」，他们的清白，家人再清楚不过──有一位被控性侵的个案，案发当下甚至是跟太太在一起的、根本有不在场证明，虽然证据不被采信，太太每次去探监总是跟监所人员诉苦：「我是他太太，如果他是性侵犯，我早就跟他离婚了，我怎么还会这么大老远花这么多心力跟钱来看他？」

进牢并不是终点，接下来家人要面临的，往往是家里少了一个主要经济支柱、这个经济支柱也成为「被照顾者」的困境（示意图/谢孟颖摄）

有些被冤的人曾选择逃亡、也有人无可奈何接受命运进了监所，再怎么喊冤最终人还是进了牢里，只是进牢并不是终点，接下来家人要面临的，往往是家里少了一个主要经济支柱、这个经济支柱也成为「被照顾者」的困境。，冤案家庭面对的不只是「少一个出力的人」，更是「多一个要照顾的人」。

黄芷娴记得，有个冤案当事人是清寒家庭，孩子说当年爸爸身上只带了1000元就走，离开时把所有的钱都留给80岁的阿嬷跟孩子，淡淡说句：「爸爸要离开了，很久才会回来。」

听到这事，黄芷娴直说这让她非常惊讶又心酸──这一家人住偏乡，搭客运再转火车、再搭车到监所，剩下有没有500元都不知道，而监所什么都要钱，洗发精肥皂看医生卫生纸全都要自己出、一个月最省也要2000元，「只有500，你连一个月都活不下去……里面当然有水有三餐，但你会活得很没尊严……」

人在监狱里没有钱，就必须靠劳力来换取各种生活物资，然而黄芷娴也说，她接触的无辜者在一开始多半是不愿意做的：「我已经受冤进来，我还要低声下气做人家小弟？」家人来探视、寄钱或许是解救这些无辜者的一个途径，然而现实是当家庭少掉一个经济支柱，其他人光是面对生活、照顾与教养孩子就已很忙碌，许多无辜者会内疚、自责、说没来看没寄钱也没关系。

「家庭支持度」也是监所评估假释的一个指标，然而「家庭支持」很难被量化评估，造成监所会以接见次数、写信频率来判定，有些家庭实在办不到。黄芷娴记得，一位受冤者的太太就跟她说过「我真的没办法」，要照顾小孩、要工作要养家、要寄钱给丈夫，她好几次要写信却写到直接在桌上睡著、一路睡到早上，醒来以后又要去工作，工作回来就完全忘了，信就这样被压在最下面。

靠「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下次再牵到爸爸的手，是很久很久以后了

当家中的主要经济支柱因为冤案入狱，一些本来就处在风险中的家庭，更是可能因此分崩离析。以目前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关注的一个家庭来说，那家庭是身为单亲爸爸的小儿子进去关、留下两个孩子，剩下一位80多岁的母亲与一位骨癌末期的大哥，变成这阿嬷一个人要顾两个孩子跟无法下床的大儿子。阿嬷不知道有「喘息服务」可以申请，一般社福系统案量太多了、社工分身乏术，这些事情往往会被「漏接」。

而就孩子的部份，爸爸入狱时他们还很小，在孩子心目中爸爸是万能的，「很聪明、很强、做菜很好吃」，但当家里飞来横祸、爸爸入狱，两个住在偏乡的孩子所有能跟爸爸出去玩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山上探险、溪边烤肉这一切完全都没有了，家里又很偏僻，完全没童年耶！他们家里之前连电视都没有，甚至没有洗衣机……」

爸爸入狱时他们还很小，在孩子心目中爸爸是万能的，「很聪明、很强、做菜很好吃」，但当家里飞来横祸、爸爸入狱，两个住在偏乡的孩子所有能跟爸爸出去玩的机会都被剥夺了（示意图/谢孟颖摄）

在一般社福系统判定上，这个家庭是「清寒家庭」、认定是低收入户的话就会给予补助，但在黄芷娴看来，这家庭缺的绝对不只钱。例如前阵子这家的大门坏了，那是个传统的卡榫木门，小孩子来传讯息求救时，黄芷娴跟杨雅伶知道事情大条了──这些事情以前都是由爸爸处理的，现在家里能行动自如的大人只剩下阿嬷，但阿嬷不会查网路、家里也偏僻、不知道去哪找师傅，不管是要修门还是有大型废弃家具要丢都不知道怎么办，她能拿绳子栓著勉强挂著门，直到黄芷娴、杨雅伶两位「非典型社工」来帮忙修门时才解除困境。

「这门是他们家残存的、对『家』的安全感，但这事，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黄芷娴叹。

带孩子出去玩也不是靠钱能解决的问题，一般社福系统也很难做到单独带一个家庭的孩子出去一整天，但在冤狱当事人家庭的服务上，黄芷娴与杨雅伶想做到的是每周日带小孩出去玩、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带他们去看爸爸。

爸爸被关的地方实在离家太远了，两个小孩也不太知道怎么去，黄芷娴就带他们去，她还记得第一次带孩子去探监时，妹妹哭到满脸涨红却没发出声音，被问「看爸爸有没有很开心」那妹妹还是一直哭、一直哭，直到问「下次再带妳来看爸爸好不好」，妹妹才眼睛一亮，问：「是可以手牵手的那种吗？」这问题也让黄芷娴非常难过，他们的爸爸被判10年，下次牵到手，是很久很久以后了。

最难解困境：爸爸受冤让她们不得不一夕长大，才国中就已觉得「无力挽回我的人生」

冤案家庭的孩子失去的不只是父亲而已，黄芷娴也看到他们不得不被迫长大的一面。当爸爸离开以后，各种生活大小事有很多阿嬷其实都不懂、缴水电帐单也要孩子去提醒，他们不只是被阿嬷照顾也必须照顾阿嬷，而在成长的过程里，也没有一个大人可以教他们穿什么衣服、用什么手机、想买什么阿嬷也会觉得不需要，变成在同侪互动上也会有问题，他们甚至在学校被霸凌。

杨雅伶也记得，前阵子她带自己的妹妹跟目前已升上国中的这对冤案家庭姐妹一起去玩，那姐姐竟跟她的妹妹说：「妳要好好念书喔。」这话让杨雅伶非常冲击：「通常会讲这话的是成年嘛，但她才国中、她明明还有机会，她对国小二年级的我妹讲这话……我在想，到底是不是这环境不够好，让她在国中就发现她没办法好好念书，就算好好念书也无法得到大家想的『好』的成果，让她会觉得：我已经无力挽回我的人生……」

缺乏爸爸的爱、缺钱、缺乏对未来的盼望，造成那孩子去外头找「爱」与「资源」，也一度碰上危机。杨雅伶印上深刻的是，某天晚上10点多她接到孩子的电话，那孩子被警察抓到去某个成年男性家里不回家，人在警局里打过去一直哭，那阵子真的是最煎熬的──孩子甚至曾在脸书上面写著「没脸再见你们」、「你们付出那么多我却搞砸了」之类的话，黄芷娴与杨雅伶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让孩子愿意回家。

「到底是不是这环境不够好，让她在国中就发现她没办法好好念书，就算好好念书也无法得到大家想的『好』的成果，让她会觉得：我已经无力挽回我的人生……」（示意图，非当事人家庭/谢孟颖摄）

此外，冤案家庭也难免面对外人的闲言闲语，当一个大人长期不在家时难免让邻居有各种臆测，黄芷娴跟杨雅伶也是在某个契机才能让当地教会知道爸爸是碰上「冤案」，牧师知道以后才理解为何孩子都不来教会了，牧师还说：「也不用说到底冤不冤，就算是不冤的人，我们也要协助。」

谈起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以来看过最让自己难受的处境，黄芷娴说，她其实每个环节都很受不了，若是自己的丈夫受冤、10­–20年，「我还要自己养我们的小孩吗？各种我都会觉得很崩溃，打诉讼对我来说可以一起撑一下，但我很难想像我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爱要很深……我也没办法想像我没有爸爸、看著爸爸只能透过听筒、过年过节都看不到爸爸，一定很悲伤。」

杨雅伶则叹：「我如果是冤案家庭的小孩，我会撑不下去……明明是个该被照顾的年纪，如果我是成年人我可能还可以决定我要跟这人离婚、或狠下心跟你一起逃，但如果我还是小孩，我不可能去赚钱，连要在外面租房子都不行，这社会还有什么我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地方？」

对于这些困难，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成立一年多来，黄芷娴与杨雅伶不只要作为受冤者与家人之前的桥梁、接起被牢狱断裂的亲情，也试图补足每个冤案家庭缺少的一块，尽力做到像「家人的陪伴」。例如围炉，过年期间她们也会四处奔走，陪伴那些少了丈夫、少了爸爸、儿子的家庭一起买菜、吃火锅、一起吃晚餐，也从这些日常的陪伴去了解每个家庭的现况，即时提供协助。

就算一个人今天真的犯了罪，他该受的就只有处罚，这些责任不该归属到他家人身上──这是黄芷娴盼望社会大众能理解的，而冤案家庭更是如此。尽管「一人受冤，全家坐牢」仍是冤案家庭的日常，黄芷娴跟杨雅伶仍想撑下去，让这些受冤的人终有一天可以回到「家」，那个还是好好的家。

了解更多冤案家庭需要的帮助、捐款支持，请参考「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脸书（连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