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司法不可信」一语或许是人们看看新闻脱口而出的愤懑，然而对一群在牢狱之中的人们，却是真实的人生──曾在冤狱平反协会服务多年、如今投入关怀冤狱家庭的黄芷娴，她看过一对老夫妻退休前一夕耗尽所有积蓄、经营数十年的老店因为邻居闲言闲语拉下铁门，看过一个爸爸只带了1000元进监狱、能否活过一个月都不知道，也看过坚持「我没做」逃亡的年轻人最终因为担心妈妈而入狱──这些人的共通之处，就是「冤」。

「他们通常没想过人生会卷入冤狱、甚至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被认为是『犯罪者』，那个冲击是很大的……你可能失去工作、承受别人的异样眼光，还有每次要上法庭前的不甘心跟挫折──我明明就没做，为什么要被当犯人来问话？」

很少人能够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因为一场官司彻底崩毁，然而在黄芷娴看来，一切陷阱从警局问话就开始了，做笔录表达稍有不精确、不知道能请律师、在法庭上不会表达、又遇上对证据错误解读的法官，一个平凡人便会就此入狱。而黄芷娴与年轻社工杨雅伶成立的「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开张至今1年多的服务7位个案虽仅是台湾冤案冰山一角，却也让她们忙得不得不走遍全台。（封面图片为示意图，非当事人家庭）

起诉后定罪率高达97%的台湾司法「错杀」陷阱：如果没判他「有罪」，犯人到底在哪里？

说起冤案如何发生，黄芷娴说这就像一个「扣扣子」的过程，一排扣子第一颗若是扣错，后面就会步步错。黄芷娴坦言自己在接触法律工作前也没想过「我万一卷入刑事案件该怎么办」、甚至觉得光是找律师就是一大难事，而目前「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服务对象多半是中老年人，在法治教育与资讯取得方面更是匮乏，更要命的是：「有些人又会想说『我没有做，法律会还我清白』，所以没想过好好找个律师……」

「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服务对象多半是中老年人，在法治教育与资讯取得方面更是匮乏，更要命的是：「有些人又会想说『我没有做，法律会还我清白』，所以没想过好好找个律师……」（示意图，非当事人家庭/谢孟颖摄）

一个刑事案件的第一步是警局调查，做笔录过程其实就可以、也应该找律师了，然而黄芷娴看见的是很多冤案当事者抱著「我没做」的信心忽略这些基本概念，也难以判断自己说出的话若成为证据以后有何影响，而当这些无心说出的话被当成「证据」一步步上呈检察官、法官，就会越走越偏，把一个人从「无罪」推向「有罪」。

更要命的法官的「有罪推定」心态。尽管台湾任何一个读过法律系的人都听过「无罪推定」，事实是台湾刑事案件一旦被起诉后定罪率高达97%，被起诉就几乎确定是有罪了。说起「有罪推定」这风气，黄芷娴其实没太怪罪法官，她直言：「说真的，这很考验人性。」

「假设这案件真的是大案件，有人被性侵、有人被杀了，就算证据看起来有问题，送过来的这人如果没判他『有罪』，犯人到底在哪里？对被害人要怎么交代？」黄芷娴说。

甚至有些案件在定谳前媒体就会大肆报导、一口咬定谁是凶手，2002年卷入杀警案遭冤判死刑、等待15年才获平反的郑性泽便是个血淋淋的案例：「因为真的死了个警察，警察遗族也是犯罪被害人，过去新闻都一直说郑性泽杀了人，对苏姓员警的太太跟儿子都会很难接受──他们会一直想：凶手到底是谁？就算后来平反了，大众也会想：只是证据不足，才没判你们有罪。」

当法官面对一大叠罪证、看似清晰的控诉、要给被害者「交代」的心情，一个平凡人被起诉，便几乎难以逃脱，曾被控性侵的陈龙绮甚至被法官说「不要太得意，重新鉴定没你的DNA，不代表你没做！」如今「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服务的7位个案皆是经由律师层层评估后有冤的案件，刑度4–20年不等，即便有不在场证明仍遭定罪，这在大众看来是难以想像，对他们来说却是真实的人生、磨难的开端。

几十年小摊贩遭街坊辱骂到生意做不下去！受冤者无奈入狱：不是我接受这判决，但这制度是这样，我没办法

有些被冤的人会选择与体制对抗，例如陈龙绮便曾经选择逃亡，只是「逃亡」的代价是人生就此停在原点、担心受怕没有尽头，黄芷娴回忆，陈龙绮当初逃亡便是住在很高的高楼，窗户一开便能结束生命：「妈妈都很担心他自杀，他那边窗户一开就会死，他很常想说，人生就要这样结束了……那逃亡太煎熬了，你可能要下楼丢个垃圾就很紧张，想说是不是后面那些人在看我。」

「逃亡太煎熬了，你可能要下楼丢个垃圾就很紧张，想说是不是后面那些人在看我。」（示意图，非当事人家庭/谢孟颖摄）

黄芷娴也碰过一位曾经逃亡的冤狱当事人，妈妈因为看不到儿子天天哭，后来他选择出来坐牢，就是让妈妈至少找得到人、让妈妈别再担心：「他想说这样没办法，顶多我自己进去苦一点，让妈妈不要那么担心……」

逃亡过程不仅煎熬，社会大众也会觉得「你如果没有做，为什么要逃」，于是更多数的受冤者选择是直接「进去」，目前无辜者行动联盟服务的阿水（化名），便道出别无选择的无奈：「不是我接受这判决，但这制度是这样，我没办法，我只好进去。」

无论垂死挣扎还是放弃抵抗，一个卷入冤案的人在正式「进去」前，家庭就会开始剧变。黄芷娴接触的其中一个家庭原本是自己做生意、在自家楼下市场摆摊的小摊贩，本来都想著再做几年就要退休了，没想到卷入冤案，几十年存下来的钱通通拿去打官司──更要命的是，案件在调查阶段就被检警弄到街坊皆知，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开始对他们讲很难听的话，那些都是认识几十年的街坊邻居了，后来他们生意做不下去，还没定谳前就失去工作……」

而社工杨雅伶说，有位大哥本来是跟太太在同间工厂上班的、太太还在里面当组长，她曾问大哥「回去」以后要不要去那工厂，大哥直说「不可能」──原来是这大哥在上班期间碰到被害者家属跑来工厂谈和解，根本没有涉案的这位大哥当然不想理他，当场对家属说：「为什么要谈条件？谈了不就代表这是我做的？」好死不死这场景刚好被主管看到，这一刻大哥就知道，他怎样也不可能回到同个地方工作了。

也有个家庭是这样的──案发后被冤为被告的一家人在街头巷尾被贴满字条辱骂，尽管太太非常生气、赶快撕掉，但一家人没有能力、没钱搬离那里，后来直到孩子都成年了也还是不敢下楼丢垃圾，「下楼就怕有人在讲他爸爸。」

即便不是因为他人的闲言闲语失去工作，黄芷娴说，当一个本来有工作的人碰上动不动就要开庭的状况，开庭时间多在周一到周五，这上班族也会变成动不动就要跟老板请假──光是进入法院前的准备程序可能就要开两次，案件若复杂点一次也会开上一整天，而且往往要这次开完庭才能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才能去乔班表，如果不想让同事知道，也许就是默默离职了。

「有水有三餐，但你会活得很没尊严」每月开销最省2000、闷热长褥疮、下工厂被敲头的监所日常

再怎么不甘心，一个冤判的案件最终还是会进入监狱。人们常说监狱是个「吃免钱牢饭」的地方，但也只有真正进入监狱的人才会知道实情──黄芷娴说，事实是监狱里什么都要钱，洗发精、肥皂、卫生纸、看医生、各种大小生活用品、写信给家人的信封信纸与邮票，一个月最省最省也要2000–3000元，其中「电池」是奢侈品，夏季的监所闷热异常，许多受刑人会因此闷出褥疮，唯有开随身小电扇才能稍稍舒缓。

黄芷娴记得，曾经有个当事人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与老母亲就入狱了，离开时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家人、说「爸爸要离开了，很久才会回来」、身上只带了1000元就走，听到「1000元」这数字，黄芷娴非常惊讶又心酸：「他们是住在偏乡的，这1000你搭客运、搭火车跨县市再搭到监狱，我不知道你还剩下有没有一半，但进监所什么都要钱，就算抓500好了，只有500，你连一个月都活不下去……里面当然有水有三餐，但你会活得很没尊严……」

虽然监狱受刑人之间有个不成文规定「没钱就用劳力换」，但黄芷娴说，这对冤案当事人来说是很难过去的一关：「我已经受冤进来，我还要低声下气做人家小弟？」许多受冤的人早期都是不想做，没钱、家人没办法寄钱探视也要忍著，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做了。

虽然监狱受刑人之间有个不成文规定「没钱就用劳力换」，但黄芷娴说，这对冤案当事人来说是很难过去的一关（示意图，非当事人家庭/谢孟颖摄）

受冤的人跟一般受刑人一样，也要下工厂折纸袋、纸莲花、每个人都又固定的份量要做，但有位年迈的无辜者是这样的，他的关节退化、会痛、折得很慢，竟当场被管理员敲头；受冤的人也跟一般受刑人一样要吃饭，5分钟内就要吃完，黄芷娴说一位当事人阿山哥也是上了年纪、牙齿很不好，为了赶这5分钟，他干脆把所有饭菜加水吞下去，用喝的也要喝完。

无辜者总是抱怨得幽微，例如若要说里面东西很难吃，只会回答：「不好说，猪看了都掉眼泪。」管理员的坏话更是听不到，都有监听，监狱超收过于拥挤的状况，黄芷娴也只能问他们「可以平躺吗」、「睡得好吗」来旁敲侧击。

心理上的苦更是巨大。许多无辜者都说会被其他「同学」酸「不可能是冤枉的」、「很有机会啦，但不要作梦」，更难受的是掌握受刑人假释生杀大权的教诲师通常也很难理解到这世界上真的有冤案存在──在监所若想假释出去就必须表达出「悔意」，但这些人根本没犯案，要怎么表达「悔意」？「我无法自己冤枉自己！对无辜者来说，就没做啊，还要说出犯罪细节就更痛苦……加上他可能不是个这么会读书的人，你叫他背这些东西有意义吗？」黄芷娴问。

舍房又挤又难睡、挂心自己的案件、担心家人、不被监狱里的任何人信任、平反之路遥遥无期──种种的苦闷加起来，无辜者在监所吃安眠药也成常态了。黄芷娴曾问一个位当事人一天吃几颗，他说3颗，接下来竟自己笑了：「在我们这边，这是小case了。」

「我这人已经没用了」冤案当事人最难一题：回归社会

最让黄芷娴担心的，还是这些受冤入狱的人未来有一天还是会「出来」，出来以后该如何回归社会呢？光是要重新适应「一般生活」就需要一段时间，例如在狱中长达7年的阿山哥，他在去年年底才刚假释出来，回到家被太太笑说连瓦斯都不会开，他在监狱太久，只记得下工厂、5分钟吃完饭、折被子、洗战斗澡，所谓「一般生活」仿佛已是上辈子的事了。

更困难的是求职──阿山哥本来是在家做小工厂加工的，入监以后就留给儿子做了，之后虽然假释出来，关了7年已经60多岁、身体状况差到不行，他在监所时就曾经绝望地对社工说过：「我这个人已经没用了，『出来』也不能再做些什么……」

黄芷娴也认识一位冤案事件当事人，他本来在台北市面包师傅，一关19年假释出来，他原本学的是传统糕点，已经不适合当今的精致糕点潮流了、找不到工作。19年岁月过去，他不知道怎么找工作、不会用网路、也没有朋友问，只好回到家乡一间间问有没有缺工。「真的要很坚强啊！出来什么都没有，但就是马上需要用到钱。」那位当事人曾经这么说。

社工杨雅伶说，她听过最难过的一句话，还是无辜者跟她说：「你们不用来看我了，再怎么来看，我还是这样。」杨雅伶深知自己也只能陪他讲话15分钟、15分钟后他就必须回到监所的日常，身为社工也只能尽力把握那15分钟去倾听，去修补他们的需求与家庭。

在监狱太久，只记得下工厂、5分钟吃完饭、折被子、洗战斗澡，所谓「一般生活」仿佛已是上辈子的事了（示意图，非当事人家庭/谢孟颖摄）

「回归社会」是件极困难的事情，黄芷娴也坦白说她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但现在「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能做的，就是尽量让少了一个人的家也能安稳地过下去、让狱中的人不要那么挂心、让他有机会去相信未来。例如无辜者阿水曾经劈头就问黄芷娴：「能不能帮帮我？救救我的孩子！」在狱中的阿水很少能看到孩子、很担心孩子会不会「学坏」，黄芷娴与杨雅伶便开始带孩子去监狱看他、让孩子写信给他，后来阿水也会这么说：「有你们两个在，我很放心。」

「阿水说，过去他的人生中没有人对他这么好的，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也会主动讲，说希望他出来以后跟我们还是朋友……」这是黄芷娴最感动的事。

面对这群无人会相信、平冤之路遥不可及、也被排除在一般社福体系之外的「法律边缘人」，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正在做的，就是尽力接起一个个破碎的心、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虽然就连黄芷娴自己的朋友也会问她「这年头怎么还会有冤案」，黄芷娴仍盼望社会大众最少最少相信「冤案真的存在」，少一点异样眼光、多一点信任，对这些受冤的人们就是一份助力。

在被冤的那一天之前，或许谁都很难相信自己会变成冤案当事人，就连真正的冤案当事人也是很难相信的──然而冤案确实存在，也有无数受苦的灵魂正在牢狱，这些被推向法律最边缘的人们甚至不敢奢求平反的一天，只要他们得到些许信任、能持续有社工关怀，或许，回归社会的路可以稍稍不那么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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