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瓜》這一短篇只是董立勃衆多關注鄉村的作品之一。平白如話不加修飾的語言，對農民生活的家常描述，即使對鄉村幹部的醜惡行徑也沒有大肆渲染，甚至小說中也有意添加了敘事人的話語，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從平靜的敘述中強烈地感覺到那種與醜惡相比照、相抗衡的人性素樸，以及那種無言的悲劇感。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在看似如旁觀者一樣的敘事下，仍然掩藏不住作者的敏銳與悲憫之心。——by謝有順

故事背後的命運推演：評董立勃短篇小說《殺瓜》

文| 謝有順

幾畝瓜田，瓜農陳草及給他平靜生活帶來波瀾的兩個買瓜人：村主任王大強和殺人犯劉紅國，這是對董立勃短篇小說《殺瓜》的簡單勾勒。

短篇小說的寫作，不比長篇小說宏大或瑣細敘事可以有條不紊地慢慢鋪張開來，也不比中篇小說仍然可以遊刃有餘地好好講一個故事，精悍可讀的短篇小說依賴於匠心設置的結構或場景、情節來做故事的推演，從而得以窺看社會一隅，還有人物的命運變幻。

董立勃

小說一開始講述陳草的生活，賣瓜是一家人維持生計的唯一來源，雖然日子過得緊巴巴，但陳草也沒有什麼抱怨，唯一感到內心不安的事是村主任王大強買瓜的時候總是“打白條”。與此同時，小說採用“故事套故事”的方式插入了另一個農民劉紅國的敘述，因不選村長繼續連任，遭到報復，最後不堪刁難屈辱，在深夜裏揣刀殺了村長一家。兩個農民的經歷經過這一串聯似乎有了一種對照感和命運相連感，由此，鄉村社會生態的一角和並非個案的農民命運隱現出來。

“故事套故事”是《殺瓜》的最大特色，這一技法在我看來有兩個妙處，其一，作者能夠有富餘的筆墨來從容地塑造陳草這一瓜農，他老實本分，一心一意地經營自己的小買賣；勤儉質樸，晚飯就吃中午剩下的一個饅頭，餓了就再吃那些不大好賣的瓜，即使吃不下了也硬撐着吃完，絕不浪費；善良悲憫，陌生人開車將瓜棚撞壞，他得到了一千塊的賠償金，在沒有花錢重新搭建了瓜棚後，又覺得是坑了人家。在得知劉紅國被槍斃後，燒了他丟失的一百塊錢，以視對他的感恩和祭奠。但是這種種的優點並沒有改善他的生活境遇，相反他性格中的隱忍，不敢怒也不敢言的弱點使他成爲了王大強眼中“好管”的村民。作者對陳草刻畫得越細緻深入，那種人物的命運感也就越強烈。其二，“故事套故事”，在揭示人物命運的同時，使得人物形象與命運有了相互補充和對照，小說中的懸念和留白也有了推敲之處。

讀罷小說，或許會有疑問，劉紅國以前是一個怎樣的人？小說中只有一個場景正面寫到了劉紅國，即在陳草那買瓜吃瓜，從這看出他性格中的豪爽；他挑瓜的嫺熟，對陳草心理的把握正也可看出他同樣是一個勤勞能幹，對人心有體諒的善良之人。陳草和劉紅國雖性情各異，但是都不能逃脫鄉村政治版圖下木偶般棋子般被擺佈的命運。小說結尾寫到陳草終於有了行動向王大強要瓜錢，但結果怎樣故事並沒有說下去。而我們感覺到的是，大概是受了劉紅國的“啓發”，陳草的命運走向也許會與之相同吧。

作家董立勃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寫小說，在蟄伏了一二十年之後又重新提筆寫作，說到前後期的風格變化時，有一點他一直在做嘗試：重視“審美”的因素，在客觀、冷靜、平和地書寫惡的同時，尋找溫暖的事物。

《殺瓜》這一短篇只是董立勃衆多關注鄉村的作品之一。平白如話不加修飾的語言，對農民生活的家常描述，即使對鄉村幹部的醜惡行徑也沒有大肆渲染，甚至小說中也有意添加了敘事人的話語，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從平靜的敘述中強烈地感覺到那種與醜惡相比照、相抗衡的人性素樸，以及那種無言的悲劇感。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在看似如旁觀者一樣的敘事下，仍然掩藏不住作者的敏銳與悲憫之心。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