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通福的寫作，貌似平凡，背後卻有着自己的精神譜系——這個精神譜系，說白了，就是不斷地重申那些從故鄉而來的古老信念。“父親要求我們保持勤儉、正直、尊長、敬賢的品格和追求讀書成才的目標”，這樣的話，樸素，但卻透着古風，這幾乎成了徐通福身上所無法抹去的精神烙印。——by謝有順

　　寫作是朝向故鄉的一次紮根

　　文| 謝有順

　　中國的很多作家，都有一個從鄉村到城市的遷徙經歷——少時在鄉下生活，成年後留在城市工作，可是，他們對城市生活，往往感到陌生，回憶起那些童年的、鄉村的記憶，反而覺得親切。所以，當代文學中，作家們寫得最好的，還是那些與鄉村、小鎮有關的作品。何以城市生活在作家眼中變得如此僵硬而缺乏感覺？因爲城市是一個公共世界，它往往抹平個人的感覺差異，城市生活中所看見、聽見的，吃的、住的、玩的，幾乎千篇一律，這樣的生活，本質上是非文學的——文學所要表達的恰恰是個別的、私人的感受。因此，我尤爲重視文學寫作中那些精微的、地方性的、小視角的、生機勃勃的經驗和記憶，那種無法被粗暴的消費文化所分割和抹平的記憶，我覺得這纔是文學書寫中最動人的景觀。

　　我把這個記憶的原點，稱之爲是寫作的根據地。每個作家，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寫作根據地，而寫作，正是朝向這個根據地的一次精神紮根。格林說，作家的經驗在他的前二十年的生活中已經完成，他剩下的年月不過是觀察而已。“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時觀察世界，一輩子只有一次。而他整個寫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龐大公共世界，來解說他的私人世界。”看到這一點之後，我們就能理解，爲何那些偉大的作家一生幾乎都在寫自己所熟悉的故鄉。魯迅寫紹興，沈從文寫湘西，莫言寫高密東北鄉，賈平凹寫商州，福克納寫自己那像郵票一樣大小的家鄉——每一個偉大的作家，往往都會有一個自己的寫作根據地，這個根據地，如同白洋澱之於孫犁、北京之於老舍，上海之於張愛玲，沱江之於李劼人，馬橋之於韓少功。詩人黃禮孩說：“在省略了身份，省略了祖籍，省略了故鄉的今天，在身心日漸凋落的時候，在你無法把身體安放在哪裏時，回到出生地，尋找適合自己進入和表達的地方，尋找更自由的呼吸和從容，肯定是寫作上的一次再啓程。”確實，當現代化的思想日漸一統天下時，強調地方視角的敘事，強調來自出生地的記憶，正是對文學地理學這一豐富可能性的捍衛。

　　在這樣一個迷信進化論、追求日日新的時代，真正的寫作，有時必須是一種精神的後退。退守到自己的根據地裏，使自己的感受、經驗、記憶變得有來源地，而不是飄忽的，這就是寫作的紮根。文學是有出生地的，作家是要追問自己的精神來源的。儘管像故鄉、出生地、老家這樣的說法，更多的是一個精神概念，並非地方主義的標籤，但通過它重申一種讓靈魂紮根、人心落實的寫作品質，在當下這個浮躁、掛空的時代，有着特殊的意義。一個作家的精神，必然受一個地方的地氣滋養；一部作品的面貌，也必然帶着那個地方的特徵和細節。因此，在我的閱讀習慣中，我特別留心一個作家是從哪塊土地上長出來的，我相信，一個人的寫作祕密，正是潛藏在他那些感受、經驗和記憶的根鬚上。

　　寧化

　　當我讀到徐通福先生的文字時，那種天然的親切感，正源於此。他是我的福建老鄉，從他老家寧化縣，到我老家長汀縣，不過是百兒八十里路，半個多世紀前，這兩個縣同屬汀州府，爲客家人的居住地，整個閩西山區，週迴數百里，風俗、口音、飲食都相似，那裏的人情、風物、歷史，我也並不陌生，所以，讀着徐通福的文字，我的思緒往往會飛越那些山川、小河，回到自己的家鄉：祖屋，長衫短褂，鍋邊糊，母親，村口的小路，荒地，布鞋，班駁的老牆，花生，地瓜……多麼熟悉的事物，彷彿就在眼前。這些都是我小時吃過的食物，也是我在故鄉生活時經常看到的場景。就像胃是有感情的，小時吃過什麼，就能記着什麼；眼睛和思想，我想也是有感情的，碰到那些熟悉的事物，也會情不自禁地多看幾眼，多想幾回。因此，當拿到徐通福的散文集《風雨家園》（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時，我首先挑出來讀的，就是那些和閩西風物、個人記憶有關的篇章——如《祖屋》、《長衫短褂千層底》、《兩地鍋邊糊》、《母親的佛緣》、《山裏人》、《尋找培田》等，從這些文字中，我接續上的是一片我所熟悉的熱土，以及那些情深意長的故鄉人，他們就站在文字的另一端，看着我，並與我說話。我迷戀這種閱讀感覺。說句實話，這些年來，很少有類似的貼身的文字，能迅速激活我心中那些沉潛了多年的故土記憶。儘管經常有朋友來勸我，在研究文學之餘，可以多寫一點有關故鄉和個人的閒筆文字——畢竟，在我的評論文字中，偶能見出個人的性情，甚至也不乏散文的筆調，但我總覺得，童年和故土的記憶，對一個寫作者而言，是一筆巨大的寶藏，如果面對它的情感還沒有醞釀成熟，輕易動筆，就有可能浪費這筆財富。

　　可是，我卻意外地在徐通福的筆下讀到了這樣的文字：

　　閩西有無數座山，在閩西的萬山叢中，有無數個村莊。我的家就在其中一座村莊裏。如果你是城裏人，是很難分清此山與彼山、此村與彼村的，但你一定會留意那些身着藍布“大襟衫”，腳穿千層底布鞋，腦後綰着髮髻的婦女。那羣婦女中，有一位就是我的母親。（《長衫短褂千層底》）

　　這是一篇文章的開頭，樸實，莊重，深情，因爲即將要敘說的是母親，大山裏的母親。我被這個母親形象所感動，並且認爲，徐通福所寫的，也是我的母親。我還小的時候，只要是晴天，穿的也是母親做的布鞋，那綿密的針腳，嚴實的鞋面，小時候並不知道花費了母親多少的心血；等到現在明白了，已經不忍心讓年老的母親爲我再做一雙布鞋。現在回想起來，那一雙雙鞋，一件件毛衣，甚至我的衣服上所有的扣子，都是母親一針一線縫織而成的。這些衣物，老家還存着一些，我們兄弟姐妹當然早已不穿它們了，可是，有一年回家，我偶然發現，儉樸了一生的母親，終歸不捨得把這些舊衣物丟棄，它們還是被洗得乾乾淨淨地收在一個大木箱裏。如果十年前我看到這些舊東西，或許會嘲笑母親多此一舉，現在的我，卻惟有感動。母親何嘗不知道，這些舊衣物早已沒了穿的價值，留着它們，與其說是捨不得，還不如說是爲了保存她自己一份舊時的念想。那一刻，我終於理解了母親，我知道，自己確實是長大了，母親也確實老了。於是，我繼續讀着《長衫短褂千層底》，記憶在這個瞬間就全部都活起來了：“一年四季，不論春夏秋冬，只要得閒，母親都要拿出一家老小的鞋樣，打開那隻箱子，把破衣服拆成布片，用地瓜粉熬成漿糊，一層層粘好晾乾，再按鞋樣大小裁成一隻只鞋底。這道工序完成後，母親用事先搓好的粗麻線和錐子，在上面紮上密密麻麻的針腳。母親扎的針腳非常勻稱，周邊是兩道封閉的平行線，中間是無數個‘人’字，麻線拉得鬆緊適度，做成的鞋底十分結實。”——這也是我熟悉的母親的身影，她一直定格在我的成長記憶裏。直到今日，我也無法忘懷這樣的場景：一年到頭，母親都在爲我們六個兄弟姐妹的吃穿而勞碌，縫衣服、衲鞋底，更是她不間斷的閒活，有時候，母親的眼睛花得厲害，就會讓我幫她把線穿到針眼裏，可是我手忙腳亂一陣之後，多半會換來母親的一句嗔怪，“小小年紀，眼神還不如我呢。”我的母親，和徐通福筆下的母親，何其相象。她們的白髮是一樣的，心地是一樣的，甚至，衲的鞋底的針腳多半也是差不多的，因爲她們的心裏懷着同樣一份對兒女的愛，她們也生活在同樣一塊土地上。

　　——我想，這就是一個作家無法割捨的根。母親的形象，家居的細節，對故土的感念，它的背後是一種熾熱的情懷，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徐通福的寫作，最有價值的部分，我以爲正是他面對故鄉時的那種誠懇和真情。他的寫作根據地，終歸還是在寧化縣的根竹村。這個盛產竹子的小村莊，教會了他如何正直、謙卑地看待人世與人情，以致他後來一路行軍，走得再遠，也擺脫不開來自故鄉的這雙眼睛：

　　我家至今仍居住着一座近三百年的祖屋。此屋兩側橫樓直巷，主樓雪棟對廳，前後三進，內置兩個天井，外帶一方門樓照壁，出大門是一個魚池。外牆一式尺二青磚，裏屋樑柱交錯，全爲木質結構。屋頂飛檐抖擻，山牆嵯峨，直衝霄漢。房外三面清流環繞，門前屋後羣山聳峙，一條大道直通村口。（《祖屋》）

　　這幢祖屋，或可看作是徐通福的歷史，也是他的精神來源地。他所描述的“直衝霄漢”和“一條大道直通村口”，彷彿是一個象徵，表明這幢祖屋裏的人，有高遠的志向，走出村口、直上雲霄，都有可能，但是，“對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屋、故土，子孫們奉若神明，不能釋懷”，何以如此？這就是客家人的傳統，無論走到哪裏，在他心頭的那條維繫故土人情的絲線，是永遠扯不斷的。

　　母親和祖屋，這可能是客家文化中最爲經典的兩個意象，在徐通福的筆下，他對這些都做了很好的發揮。我認爲，徐通福的文學觀，他的情感抒發，他看待世界的方式，都受他與故鄉的這種血緣關係所決定。他的根長在這裏，他的寫作也就必然帶着這裏的氣息和味道，所以，他的眼神是溫潤的，他的感情是敦厚的，他的文字，也是老實的，不事雕琢，樸實無華——這大概就是一個根竹村人的本色。我特別看重一個作家身上的這種氣質，它因爲連於故土而顯得面目清晰，而從終極意義上說，一切的寫作都是朝向故鄉的一次心靈旅行、精神紮根。

　　徐通福的寫作，貌似平凡，背後卻有着自己的精神譜系——這個精神譜系，說白了，就是不斷地重申那些從故鄉而來的古老信念。“父親要求我們保持勤儉、正直、尊長、敬賢的品格和追求讀書成才的目標”，這樣的話，樸素，但卻透着古風，這幾乎成了徐通福身上所無法抹去的精神烙印。所以，他的這部書稿，儘管除了與故園有關的篇章，他還寫了很多軍旅記趣，人生感悟，南北見聞，但我讀過之後，深感徐通福無論寫什麼，他的精神基點並無大的變化。他的一切感受，都是從故鄉這個根鬚裏長出來的。即便像《倔強的大山》、《楓樹排的秋天》這樣優秀的篇章，寫得頗有軍人的氣勢和大方，但從文字的根底上看，我們依然可以讀出，那是根竹村的大山、根竹村的秋天。徐通福沒有因爲自己走得遠了，看得多了，就喪失一個根竹村人的底色。他堅持通過小視角來發現世界、理解人生。這讓我想起波蘭詩人米沃什說過的一句話：“我到過許多城市，許多國家，但沒有養成世界主義的習慣，相反，我保持着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就寫作而言，在到處都充滿世界主義喧囂的今天，“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反而能贏得我們的尊敬。

　　或許，在徐通福的一些文字中，“小地方人的謹慎”這一寫作視角貫徹得還不夠徹底，個別篇章，裏面的感嘆和抒情也顯得公共有餘、個性不足，類似“歷經幾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後，又將迎來新世紀的曙光”這種篇末昇華的陳舊模式還時有出現，所幸，徐通福並非專事寫作之人，越過這些不足，我們終究還是記住了這樣一個誠懇、實在的人。古人云，“修辭立其誠”，誠者，心也——好散文是情發於心，意通智慧，而它最終所要表達的，其實還是作者這個人。讀一種散文，假如能夠讓我們由此認識一個人，一段人生，足矣。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