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電影的幾段札記

文| 謝有順

1、中國電影比之中國文學，差距太大。這麼多票房驚人的電影，從來沒有講清楚過一個故事，也無印象深的對白片斷。真是一奇。程永新先生說《流浪地球》就如“傷痕文學”，當時影響很大，回頭看極其粗糙。《我不是藥神》也是，對社會的認知、表達都簡陋，但一點情懷已足以讓很多人感動。中國文學敘事能力已遠超“傷痕文學”，可《流浪地球》特效已近好萊塢水準，敘事、表演、對白、情理邏輯上仍然幼稚。劉慈欣的原著，文學水準談不上多高，至少語言一般，但也遠超電影人的見識。帶着地球流浪的創意極具原創性，格局廣大，呈現在電影中只剩一些精神雜碎。張藝謀說，文學是電影的柺杖，如今導演多金而傲慢，普遍思想平庸，卻輕忽編劇環節，無文學造詣，堆再多錢也做不好一個匠人，遑論成爲藝術家。可惜了那麼多錢。

2、看了電影《地久天長》，不否認演員表演一流，但整體上並沒有一些人說的那麼好。雖敘事流暢，人物立得住，命運感強，但藝術觀念老舊，節奏緩慢，枝蔓不少，個別地方玩鏡頭語言也屬多餘。有一種誠懇，卻無多少新意。中上而已。

3、《波西米亞狂想曲》是傳記電影，受制於現實人事，必須講清楚皇后樂隊的基本狀況，沒有太多虛構的自由。但依然好看。主演選得好。最重要的是，好的西方電影，總會讓人想到人性和靈魂這兩個詞，總能拍出個體內心裏隱祕、沉默甚至戰慄的一面。多數中國導演卻根本不知人爲何物，更談不上深度理解人物了。

4、看了《影》。張藝謀是攝影出身，其電影，優點是對畫面、色彩有感覺，求變；缺點是空洞。涉王道、權力、真假，皆大話滔滔而觀念腐朽。子虞的惡是下等的惡，境州對小艾的愛膚淺，人性的各種反轉全是向下的；人物設置對比強烈，所謂陰陽，意旨過度明晰，而藝術貴在似與不似之間迴旋——無細微的處理，就無黑澤明式的精神張力。無好感。

5、《我不是藥神》能上映，背後一定藏着艱辛，它的現實感、批判性值得力贊。中國電影近年票房高漲，藝術水準卻創新低，《我不是藥神》敘事流暢，並完成了對一個法律事件的思考，已是難得。但問題也很多：悲劇當喜劇宣傳；前面鋪墊繁冗；特寫鏡頭太多；劉思慧太時尚、主要人物全是好人、警察形象處理、張長林轉變突兀，這幾點比較假；批判的矛頭只指向資本，避重就輕了——可以理解的無奈。豆瓣、大衆點評上打九分以上的就明顯高估了。

6、再不看《無問西東》，就真是朋友圈不正確了。失望。不否認電影有情懷，可故事粗糙（沈光耀的略好）、表演做作、對白生硬、結構散亂、攝影敗筆累累、特技不忍卒看，就藝術而言，只是勉強及格。

電影的開頭完全是超級爛片的開頭。空戰場面比電腦遊戲還簡陋。1963年的中國（文革還沒開始），羣衆根本不可能那樣公然打死一個人而沒人理，而由“黃曉明”一個人把屍體擡去埋。核專家在那個年代根本沒有一個人回家鄉的自由，“章子怡”也不可能找到戈壁去（參照鄧稼先的故事，他老婆一二十年都不知鄧在哪，也不能通信）。國難當頭，沈光耀耗費極爲珍貴的航空油去給孩子們空投那麼一點食物，算什麼情懷？電影開頭說“章子怡”他們三個是中學同學，在北京，後又說“黃曉明”在雲南那個偏遠村子是孤兒，由村民養大。爲對筆跡，居然能翻出多年前一逗到底的學生作業本……這些年，中國的電視劇進步極大，有好劇，電影是退步得厲害。電影是畫面與聲音的藝術，這部電影兩者皆無。

7、好的電影對白是非常講究也非常節省的，甚至不用對白，靠眼神、動作就能讓觀衆印象深刻。藝術還是要有儀式感，要有欲言又止、只可意會但能給人無窮想象的東西。印度電影《小蘿莉的猴神大叔》裏，那個六歲小女孩演得多好，全程沒有說話，一句臺詞都沒有，但她演得令人心疼，這就是電影藝術。很多的印度電影，包括很受歡迎的《摔跤吧！爸爸》《起跑線》《神祕巨星》等，其實敘事上都無多少新意，甚至還用很老套的講故事的方法——比如插進非常長的歌舞場面等，但由於印度電影往往有一個好故事，而且人物性格、情感的完成度很好，就能感動觀衆。中國電影也曾經講過很好的故事，像《霸王別姬》《活着》《秋菊打官司》等，都令人印象深刻，而像《霸王別姬》裏這樣的臺詞，“說好的一輩子，差一年，一個月，一天，一個時辰，都不算一輩子”，更是中國電影裏極爲經典的對白了。但由於對編劇環節的漠視，這樣的故事和對白，如今很難在中國電影裏見到了。

劇本的好壞是一部電影的根本。有的時候，一個細節的疏忽、一句對話的穿幫、一件事情或一種命運的邏輯扭曲或斷裂了，都會瓦解我們對整部電影的信任。故事如何層層推進，人物命運如何合理地轉折，時代背景、風俗人情如何交代，說出來的部分如何與沉潛在底部的、沉默的部分對話，這是藝術的匠心，也是電影的光彩所在。假若無視這一藝術根本，電影就會只剩一個技術的空殼。張藝謀的很多商業大片，像《滿城盡帶黃金甲》《長城》《影》，就是如此，場面壯觀、色彩考究、器物精美、攝影也多有亮點，惟獨缺一個強有力的故事內核，無法在敘事的演進中落實一種精神和命運，技術上再有追求，終歸顯得空洞。

（謝有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