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書法

第一節碑帖簡介

碑和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各有其不同的特指和泛稱。現在我們所說的碑帖，是泛指可供學習書法臨摹仿效的範本，幾乎包括所有古代著名的金石刻辭的拓本和名賢的刻本、臨摹本或影印本。下面就分別進行介紹。

碑起源於周代，最初是指人為樹立的經過加工的石版。其或立於宮廟之前，供「識日影，引陰陽」之用；或立於宮廟大門之內，用以拴系將作犧牲的牲口；或立於墓穴四角，用以吊引棺槨進入墓穴。這些碑都還沒有文字。大約到了漢代，由吊引棺槨入墓穴的碑演化成了所謂「神道碑」，開始在碑石上鐫文刻字，或埋入墓內，或立於墓道，以紀頌死者的事迹功勛。自此之後，鐫刻文字的碑碣（方曰碑，圓曰碣）便興盛起來。除了為死者立碑之外，也有為重大緝私、征伐，以及為寺廟、名塔的修造等立碑的。所以歷代遺存下來的碑碣極多，據清人孫星衍、邢澎《寰宇訪碑錄》及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所記載，其數目在一萬以上。

古人不論為何事立碑，目的都是想垂示後人，令其傳之久遠，因而碑的書手一般都是當時的書法名家。隋代前碑文書法的精美，都能證明其書手均非等閑之輩。唐代以後的碑，依習慣都署有書家姓名，大都是人所共知的名流。可以這樣說，古代的書碑是當時書家表現自己技藝的重要機會。歷代遺存下來的這些碑版字跡，又成為保存我國書法藝術珍貴遺產的寶庫。

由於古代沒有紙，用竹片、木片和布帛為書寫材料，人們把寫在竹片、木片上的叫簡，寫在布帛上的就叫做帖。後來在書學上把所摹刻的古人書法及其拓本也叫做帖。由於這種帖是供人學習書法臨摹的法范，所以也稱法帖。法帖有單帖和叢帖之分。單帖是只取某一人的某一書跡單刻為帖；叢帖則是兼取多人的多種書跡分卷合刻為一帙的帖，也叫套帖。單帖出現得早，大約在魏晉時期已經開始流行，唐宋之後大興。著名的有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獻之的《洛神賦十三行》等等。

第二節碑的種類

廣義的碑是刻帖以外所有文字刻石的總稱，所以其中包括多種具體的形制。

一、刻石

刻石之名由來已久，比「碑」更為古老。宋初出土的戰國時代秦國的《詛楚文》應該屬於刻石，文字屬籀文系統。《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說：「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峰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此後就把秦始皇為了使自己的公德萬代流傳而刊刻的六塊石頭稱為「刻石」，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之罘刻石》。《泰山》等刻石上的字體是小篆，據說出自李斯之手筆。小篆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幫助下對古文字進行的第一次官方的整理和改造，所以《泰山》等刻石上的小篆，無論在漢字史上還是書法史上都有很高的價值。

小篆雖然是秦代由國家規範的正體文字，但它並沒有擺脫古文字線條繁複、體勢拘束的格局，不便書寫。故與小篆同時，民間卻開始流行一種「解散篆體」的隸書。漢興而承秦制，隸書得以更快地發展並廣泛應用。但西漢時無論較少見的篆書還是多見的隸書，一般用於匾額和簡策，刻石很少見。其中最早的是《群臣上壽刻石》，是一豎行篆書，字已含有明顯的隸書味道。此外的西漢刻石皆為古隸，即無波磔的隸書。《萊子侯刻石》全文35字，是西漢刻石中字數最多的。另外還有《五鳳二年刻石》、《魯北陛刻石》、《霍去病刻石》、《廣陵中殿刻石》、《麃孝禹刻石》、《楊量買山刻石》等。

二、摩崖

摩崖指的是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文字，就是在需要敘功或記事的地方，就地剷平一塊石壁勒刻文字。由於石壁不能像碑石那樣進行精細的加工，所以字的石底都不平整，而且摩崖的字一般都較大。有人認為秦之《碣石刻石》即是摩崖，但因已沒入海中無法得見。其他如貴州的《紅岩刻石》、河北的《壇山刻石》，前者文字至今不識；後者僅四篆文，傳為周穆王所書，但從其字來看絕不可能，且原石久佚。現存最早的摩崖文字是陝西褒城的《開通褒斜道刻石》。褒斜道是連通褒水、斜水兩條河谷的一條人工架設的棧道，長200餘里，用工70餘萬人，歷三年而成，於是在道中摩崖上刻此銘文以記此事，時為東漢永平六年（公元63年）。字體為古隸，大小、長度、廣狹參差錯落，既有天然的韻味，又有雄強的骨力與威勢，被稱作「神品」。

其後出現的摩崖還有：東漢隸書的《石門頌》、《四狹頌》、《郙閣頌》（以上三種被合稱為「三頌」）、《楊淮表記》；北魏至北齊間，今山東境內的雲峰、太基、天柱、百峰諸山上的《鄭文公上、下碑》、《論經書詩》、《登太基山詩》、《東堪石室銘》、《尖山摩崖》、《崗山摩崖》、《葛山摩崖》、《鐵山摩崖》（以上四種合稱「四山摩崖」）、《石門銘》、《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南朝梁刻於今江蘇鎮江焦山的《瘞鶴銘》等等。

摩崖有不少都是直接奏刀鑿刻，故其書風多自然開張、氣勢雄偉、意趣天成，表現出一種陽剛之美。

三、碑與碣

狹義的碑當然會有大小和頂部形狀的區別。如果不加區分，統統都可稱之為碑。如果分開來說，則有碑和碣的區別。流傳最廣的是唐代李賢註解《後漢書》時的說法：「方者謂之碑，員（即「圓」本字）者謂碣。」這就是說，從正面看，上頂為圓弧形的是碣；上頂平，正面呈長方形的是碑。還有一說法出自《唐律疏議》引《喪葬令》：「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既然從官位的高低來規定，顯然大者為碑，小者為碣。但具體的尺寸之別沒見記載。歷史上直接稱作碣的甚為少見，如東漢永壽元年的《孔君墓碣》、柳宗元撰文的《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唐代出土的十個春秋時代秦國刻石「石鼓」，有人稱為「獵碣」、「陳倉十碣」。這是因為其上文字記載的是秦國國君出獵的事，出土的地點在陳倉。其石形似鼓，與碣略近，但它並不栽埋於土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碣。原石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四、墓志銘

東漢末年，曹操下令禁碑，其後魏晉兩代也因循此令，所以碑版稀少。但人們悼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託，於是產生了這種埋放於墓中的刻石形式。其先以平常的敘述性語言記死者姓名、籍貫、郡望、官爵、生平及生卒年月，稱為「志」，末尾有幾句押韻的文字加以概括並表達悼念之意，叫做「銘」，合稱為「墓志銘」。定型後的形制是兩塊一樣大的正方形石頭，刻有銘文的一塊在下為底，刻碑額內容的在上為蓋，多用篆書，有時四周還有花紋裝飾。禁碑之令廢除後，此風不改，墓碑與墓志銘兼而有之者多見。

墓志銘在定型之前，有多種樣子。如清乾隆年間出土的晉代《劉韜墓誌》，只一石，長二尺余，寬尺余，上尖下平，形似玉圭，稱「圭形墓誌」；方趺圓首與碣無別的，如《劉寶墓誌》；定型為有底有蓋二石是在北魏時期，如果底、蓋俱全，稱為「一合」，如北魏的《元顯雋墓誌》、《馮邕妻元氏墓誌》等。

墓志銘盛行於隋唐，特別是在唐代，數量遠超過六朝，至今著錄的就有2000餘種，僅張舫的《千唐志齋》所錄即達1250種。宋元及以後則銳減。

五、石經

石經是指刻石的文字是儒家、佛家或道家的經典，它是從內容的角度來命名的。

在古代印刷術尚未發明以及廣泛應用之前，文字的傳播只能依靠手寫，不但效率低，而且輾轉傳抄往往導致錯誤頻出，大大影響了文字的準確性。特別是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後，儒家思想已經佔據思想界的統治地位，於是儒家經典準確地普及已成必須。《後漢書·蔡邕傳》曰：「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公元176年）乃……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輛），填塞街陌。」《熹平石經》的刊立對校正古籍以及對文字、書法的研究都有重要價值。可惜不久即遭兵火而毀損散落。宋代以後偶有殘石出土。煊赫一時的46塊碑石，今天只能見到寥寥數塊殘石。

其後相繼出現的儒家經典刻石還有：曹魏正始年間的《正始石經》，以古文、篆、隸三體刻《尚書》、《春秋》二經，故又名《三體石經》。唐開成二年（公元837年）所立的《開成石經》，又稱《唐石經》，因共刊物12種經典，還稱《石刻十二經》。後蜀廣政年間（公元938—965年）所刻立的《廣政石經》。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年刊於汴梁太學的《嘉祐石經》，因以楷、篆二體刻制，又稱《二體石經》。

佛教經文刻石的風氣盛行於北朝，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後連綿不斷。所刻經典以《金剛經》、《心經》、《般若經》、《華嚴經》、《陀羅尼經》、《四山刻經摩崖》和北京房山的《石經山刻經》。

道家經典常刻石的一般為《道德經》、《消災護命經》。有趙孟所書，三次上石的茅紹之木，墨池堂本和安素軒本《道德經》，有傳為柳公權書的《消災護命經》。

六、造像記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始於龍門開鑿石窟刻制佛像，有些附有造像題記，記載出資造像者，即「供養人」，造像的因由，即為造像記，總計有2000餘塊。著名的造像記有所謂「龍門四品」、「龍門十品」、「龍門二十品」、「龍門三十品」之名。

「龍門四品」包括《始平公》、《孫秋生》、《楊大眼》和《魏靈藏》四種造像記。「十品」包括《孫保》、《侯太妃》、《賀蘭汗》、《慈香》、《元夑》、《大覺》、《牛橛》、《高樹》、《元詳》、《雲陽伯》。「二十品」名聲久負，它包括「四品」全部，「十品」中的《侯太妃》、《賀蘭汗》、《慈香》、《元夑》、《高樹》、《元詳》，另加《馬振拜》、《高太妃》、《道匠》、《尉遲》、《一弗》、《解伯達》、《惠感》、《鄭長猷》、《法生》、《元祐》20種。「三十品」乃「二十品」之外另選的30種。這些造像的書法都屬於魏碑書的代表作品，體現出一種渾厚、樸拙、自然、雄強的陽剛之美。

除以上六種外，屬碑類的刻石還有界至（界碑）、經幢、橋柱、井欄、石闕、題詠題名、醫方刻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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