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诗人海子去世三十周年。我们为读者朋友找到了作家苇岸的纪念文章。苇岸是海子的生前好友，此文为大家呈现了一位更加生活化的诗人。

　　1984年7月海子在北京留影（唐师曾摄）

　　怀念海子

　　文│苇岸

　　作为一个海子生前比较密切的朋友，一个海子最后岁月的“见证人”（西川语），海子死后，我曾写过《海子死了》与《诗人是世界之光》两篇悼念文章。现在，在海子辞世五周年之际，我再次写下此文，谈谈我与海子交往中上面两文未涉及的一些事情，以共同怀念我们的诗歌天才，亲爱的兄弟。

　　我和海子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冬天，时间约在1985年底或1986年初。那天晚上，他是随一个写小说的朋友，一起到我家来的。当时他所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正准备由市区迁往昌平，部分教师的宿舍先行搬到这里，临时住在城西北角西环里小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租用的楼里。我记得当朋友向我介绍说“这是海子，政法大学的教师，写诗的”，我感到很惊异，因为看上去他还完全像个孩子。他身体瘦小，着装随便，戴一副旧色眼镜，童子般的圆脸，满目稚气。虽然他此时已二十出头，但在他身上，依然是一种少年的和早慧的气息。海子1964年生，1979年十五岁时即从安徽怀宁家乡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他毕业时的年龄恰是我们一般入学时的年龄，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初编校刊，后走上了讲坛。我尚未读过他的诗，也未听说过海子这个名字，但他的神童历程，已令我肃然起敬。一生远离巴黎，居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的故乡小镇，写出“把我们得不到的幸福给予所有的人吧!”（《祈祷）》的法国诗人雅姆（一个我非常喜爱和崇敬的诗人），被里尔克敬重地称为“外省的诗人”。此时我将我眼里的海子，看作“一个外省的少年形象的诗人”。他实际已在自己的诗中，写下了“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自己。”（《1985年诗抄之二：种籽》）这同样震撼心灵的诗句。

　　这之后，我们好像见面并不多。真正密切交往，是后来的事了。不久我从家里搬出，恰好也住到了西环里。我住的6号楼距他们的15号楼很近，一楼之隔，几分钟的路。由于我们都是单身居住，这使我们的来往没有任何顾忌。谁想到谁那儿去，完全不必考虑此时是什么时间。直到1988年他们搬进位于城东的政法大学新校，我们在西环里做了近两年的邻居。

　　海子在我所结识的朋友中，是我感到交往上最无障碍，最自然、轻松、愉快的一个人。他胸无城府，世事观念很淡。他意识上并不努力将自己纳入某个“类”（诗人或其他）中，进而染上这个类惯有的毛病。比如：一事当前，先盘算做了是否掉价或有失身份；满脑子名士观念，社交上人为地制造距离感等等。海子不是一个刻意做诗人的人，他是一个一心一意写诗而绝少其他念头的人。我在《诗人是世界之光》里写道：“海子涉世简单，阅读渊博，像海水一样，单纯而深厚。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喜欢，他也会很快和任何一个人交上朋友。海子给我的印象，让我想起惠特曼的一句话：‘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诗人是世界之光》是一篇日记体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则：“1988年7月7日晚上去政法大学新校海子宿舍。开门的海子长发抵肩，脸带伤痕。我已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他的样子使我吃惊。……”稿子发表后，我注意到“长发抵肩”的“抵”，被细心的编辑改成了“披”。两字的差异在于，“长发抵肩”是指头发一时无心剪理而长至肩头，“长发披肩”则指日常倾心于蓄长发。我想编辑可能认为，作为前卫诗人的海子，平日大概也是一副一般现代派艺术家的作派。但海子不是这样。平日的海子，既有着农家子弟温和与纯朴的本色，又表露着因心远而对世事的不谙与笨拙。

　　幼年海子

　　海子比我小几岁，但无论是在文化视野，还是在诗学修养上，他都是一个先行者和远行者。他对诗歌更为专注和深入，他是一个洋溢着献身精神的纯粹的诗人。我可以说，与海子的交往，使我获益很多。我曾写过一首关于麦田的诗，其中最后一节为：“麦田被道路切割/麦田把村庄环绕/居住在麦田之内/便是居住在贫匮之外”。海子看后，认为不如将“贫匮”改为“贫穷”。他的指点，使我恍然明白应该怎样使字词或诗本身从矫情的“文化”，回到实地的“生活”。在海子的诗中，麦田是被直呼为麦地的：“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五月的麦地》），“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答复》）。他的称呼，是农民兄弟自己的称呼。我是个倾心信仰人类曾经有过“黄金时代”的人，信仰人类的初始生活像河流的源头一有清澈。为此，我写过诗《美好如初》。我相信“人（只要他肯）皆可以为尧舜”（孟子），为“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泰戈尔）动心。我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在艺术与文学中，我更崇尚艺术家的使命。对一项艺术形式的探索或革新，我也许会无动于衷，但当我读到“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纪伯伦）、“当大地还有生灵遇难，我又怎么能幸福”（马勒）这样的文字，我会深受震动。我觉得艺术家就是那些努力使人类重新回到“童年”或走向“尧舜”的人。我曾就此同海子交谈过，他认为，人一开始就是复杂的，分裂为二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知道，海子的观点是更为深刻的、本质的、真实的，我的信念，则更多地源自一个个体生命的意愿与心情。我是一个至今仍滞留在善恶泾渭分明的一元论中，不忍面对（或承认）人性真面目的人。

　　海子广读博览，涉猎宽泛。他看书的速度很快，每次我到他那儿去，发现他正在读的必定是一本新的书。有时他从我这儿拿走一本书，第二天便会将读完的书送还。我有不少书是经他谈论、推荐，才买来或首读的。这里我首先要说的，是美国19世纪作家梭罗的那部光辉著作：《瓦尔登湖》。由于海子的传播，我读到了这本有生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海子讲，他1986年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1987年读的最好的书是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孤筏重洋》是一本小书，译本为1981年版，定价很低，海子碰上时大概买了好几本，分送给朋友。托尔·海雅达尔是挪威学者，一个年轻的勇士，他为了证实他的“太平洋诸群岛上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是从南美大陆乘木筏漂洋而来”的惊世设想，只身驾驶木筏做了一次试验。此书记录了他的这一历时九十七天、飘流四千海里的辉煌壮举。海子卧轨时，身边带了四本书，其中即有我们上述谈到的两书（另两本为《新旧约全书》和《康位德小说选》）。1988年春，海子去了一趟四川，回来后，有这样三个细节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他说的一句近乎戏谑的话：四川常年阴天，所以当地人看起来就像每天都在搞阴谋似的；二是他送给我一张他在沐川与宋渠、宋炜兄弟合影的照片；三是他向我推荐他在当地书店买的一本有着“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内持续文明进步长达30一60代人以上”论断的书：《表土与人类文明》。海子曾到我这儿找过关于大地的书，他说至今尚未看到一本这样的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沾点边。那次他并未如愿，只拿走了汉姆生的小说《大地的成长》和一本《爱鸟知识手册》。去年我在王府井书店，意外地买到一本与大地相关的书。读后我难以抑制地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我说：“好兄弟，现在我告诉你，有一本一定更合乎你心愿的书，已被介绍过来，书名译作《沙乡的沉思》。美国伟大的生态学家，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土地道德’首倡者，可敬的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著。”海子的诗歌理想（“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的萌生、衍进和形成，是与他的阅读同步推进的。如果我们看看他的诗学著作《诗学：一份提纲》，我们会对他的阅读感到吃惊：仿佛人类的全部文化都已装进这个二十几岁青年的头脑中。海子不仅沉浸在人类既往文化的无边海洋中，同时他也敏锐地感应与关注着当今世界文学艺术的动态和发展。比如，他所称的“处在某种边缘和动乱、混血的交结点上”的异军突起的拉美文坛；因社会渐渐松动而陆续解禁及新问世的一些具先锋色彩的前苏联作家作品（我觉得海子是偏爱北方的“斯拉夫的俄罗斯”的）。就后者来说，他读了，我们在一起谈过的就有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艾特玛托夫《断头台》及刊于《世界文学》1987年2期的沃兹涅辛斯基的作品《0》等。海子对国内文坛的一些新锐作品也是留意的，我印象中他读过的即有《棋王》、《红高粱》和《金牧场》等。

　　我们常一起进城。主要是去书店、看展览或见见朋友。我现在能够记起的有这么几次。一次在新街口书店，我们每人买了一本奥维德《变形记》。这是一本深受历代作家喜爱的书，《神曲》中，它的作者被但丁列为荷马、贺拉斯之后的人类第三大诗人。我曾有在买来的书上即兴写下一两句话的习惯，类似“有助于文明社会丧失了的想象力复苏”（《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等。在这本书上我写了“热爱人类的童年”，时间是1986年11月29日。另一次是海子随我去顾城处，那天我们被主人诚恳留住了。都谈了什么，我完全想不起来了。印象仅存的一个细节是，晚上我们一起看一个有关西藏的电视片，当时美术馆刚刚举办了一个“西藏民间艺术展”，我问顾城去看没有，顾城说了这么几句：听江河讲不太好，就没有去。后来我忽然醒悟了，江河是只看书、看画片、听音乐，而不看实物和自然的，我被他骗了。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到美术馆看一个国外画家的画展。是一人的，还是一个画派或国家的画展，我搞不清了。只记得这个展览出售许多印象派以来的绘画大师的画册，印制精美，都是原版进口的，很贵，但机会难得，我们每人买了一册。海子选的是塞尚，我选了马蒂斯。塞尚，一个崇尚体积和结构，注重造型的革命性画家，被世人公称为“现代绘画之父”。除此，我仍想更深地理解海子这一选择。写作本文的时候，恰好我的一位熟知海子作品的画家朋友，自沪来京观看意大利当代画家米莫·巴拉第诺画展。我请他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海子的作品虽然有着理性的框架，但本质上仍是抒情的，直觉上他需要补纳“理性”，故他选择了塞尚；我选择马蒂斯也是基于这个道理；即我的“理性”，需要补纳“抒情”。另一位深爱海子诗歌，且对绘画艺术很有造诣的朋友，在电话里向我谈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海子选择塞尚，原因很简单，就是塞尚的画打动他了。他认为塞尚的绘画总体上仍是抒情的。他让我看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塞尚的评价，那上面有这样一段话：“塞尚的艺术目的是，通过纯粹的形和色彩，表现思想并激发起感情。他的艺术有着深邃的理性。其晚年作品达到了抒情的顶峰。”

　　1979年夏，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海子在天安门前留影

　　画家从作品对海子与我的判断，我觉得是恰当的。海子的本质是“抒情”的、“诗歌”的，而我本质上是“理性”的、“散文”的。当我读到梭罗的《瓦尔登湖》，我的确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这就是我在诗歌路上浅尝辄止，最终转向散文写作的原因。我是一个本能地习惯于在事物中寻找意义的人。我有一盒《世界管弦乐名曲》磁带，其中有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这也是一首海子极喜欢的乐曲，有时，在写作中他也会突然跑来听一听（如西川《怀念（之一）》所讲：“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我们曾各自谈了对这首乐曲的理解。我是从“意义”着眼的，我听到的是东方驼队在暮色草原上沉重的行程，及俄罗斯民族的忧郁与悲戚。海子则更多地是从“精神”来理解的（恕我已记不准他的话了）。另有一次，我们无意中谈起各自的笔名。海子原名查海生，我以为他的笔名是取“大海的儿子”之意，海子否认了。当时我孤陋到尚不知蒙藏高地的湖泊，是被诗意地称为“海子”的。他问我的笔名来历，我说起初来自北岛的一首我很喜爱的诗《岸》。此外，这个名字在视觉上是一片朴素风景；还有它原本的谐音可警我在灵魂上自励一生。这是一个宜看不宜称的笔名，至今无论是别人这么叫我，还是我自称，我都有点难于开口。

　　布莱认为，年轻一代的美国诗人在成长中，正在被学院生活的稳定、富裕所软化。他主张诗人应自觉接近自然和底层普通大众，过艰苦的日子。和梭罗一样，他身体力行。布莱从哈佛大学毕业，在纽约生活几年后，便迁到了明尼苏达州马迪森市附近的一个农场。在美国，我还知道诗人弗洛斯特和散文大师怀特等，亦在农场（美国的乡村）定居。在僻远的地方生活久了的诗人，唯一感到不利的是什么呢？布莱说：“最近我认识到住在一个不需要你，不敬重艺术的城镇，就一定会产生自我怀疑。是的，叶芝有时和自己争辩：不知多少次好奇地想到自己，原可以在一些人人能理解和分享的事物中证实自己的价值。”住到昌平这座距市区30公里，毫无文化和精神可言的北方小城的海子，是否具有与布莱相同的感受呢？海子曾有一首关于“孤独”的诗，发表时，我注意到他换了这样一个标题：《在昌平的孤独》。海子死后，由诗转向散文的钟鸣君，在他的一篇名为《中间地带》文章中，煞有介事地肯定：“海子的自杀与他生活、往返的两个地区有关。”即一面是单调乏味的小镇；一面是他上过大学，有许多亲密朋友，精神可以得到拓展和丰富的文化中心。作者尽可从地缘分析角度谈论问题，但我不赞同这篇牵强、晦涩文章的武断结论。

　　在骆一禾致友人书信和西川的纪念文章里，都对海子的居室有所提及。一禾写道：“海子是个生命力很强，热爱生命的人。”“他的屋子里非常干净，一向如此。”的确这样。在他的楼道门上，贴着一幅优美的摄影作品，内容为风景中的欧洲城堡。从楼下上来，你会觉得这幅画在向你说：这是一个诗人的居所。一张床，几个书架，一只书桌，大体构成了我们这位热爱生活的诗人居所全部内容。墙上饰有一块醒目的富于民间色彩的大花布，一张梳着无数条小辩子的西藏女童照片，凡高的《向日葵》，还有一幅海子很喜爱的俄国画家弗鲁贝尔的作品：画面是一个坐着的男孩或小伙子，英俊、漂亮，神情略显优郁，画题为《坐着的魔鬼》。一禾说，海子的屋子里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印度香的气味，并曾警告他“不要多点这种迷香”。这与他的写作有关。海子喜欢夜里写作，每晚他还要喝咖啡。

　　到了1988年上半年，他们搬进了新校。这使我们的来往骤然减少。新校在城东，由西环里骑车，至少需二十分钟。海子不会骑车。我到他那儿去，又时常扑空。此后直到出事，近一年时间，我们见面的次数很有限。

　　1989年3月21日，星期二，这是悲剧发生前五天。临近中午，我外出回来，意外地发现海子正站在楼下等我。他脸色憔悴，神情异样。还未上楼，他开口就说：“我差点死了。”他说，他夜里三点来过，见室内没有亮灯便走了。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事很复杂。到了楼上，他说他已四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很想吃。我去厨房做饭，为他煮粥。正式谈话，是在吃饭时开始的。我拿来啤酒。他说不喝了，并发誓从今以后永不再喝酒（我不知海子是何时开始嗜酒的）。我认为这是一次生死转折，应该庆贺一下，再喝最后一次。我们喝了一瓶。他向我讲了事情的经过。上星期，他们教研室搞了一次聚餐，他喝醉了，说了许多同女友关系的事，醒后大为懊悔。他觉得这是对女友的最大伤害，非常对不起她，特别是讲给了那些他平日极为鄙视的人听，罪不容忽，只想一死受过。我说，让我同她谈谈，她会谅解你的。他说，不行，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因为这样她就知道了。后来，我们转了话题。谈到诸如《流放者的归来》，预言家诺斯特拉达穆斯及他的预言集《世纪连绵》，早逝的班禅大师等。下午4点，我们出来。我还要到校准备当晚的课，他提了一瓶啤酒。我说，你已发过誓了，不要再动酒。他说他先不回去，想到北面山上再独自呆会儿。他似乎不好意思回校，他仿佛对我说过他已在宿舍留好了遗书。我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充分估计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四天了，加上今天的情景，意识里，我总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一位编报的朋友恰好要来昌平，我嘱他这天一块儿来谈谈。他答应了，我们在街上就这么分了手，我下意识地想，什么时候他还会突然跑来。

　　海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留影

　　他没有来。4月2日，我收到城里一位朋友的信，劈头就是：“海子死了。”时间是3月26日。这消息惊天动地，使我毛发高耸。此时，我觉得我才是一个真正的有罪的人，不可宽恕。我为什么没有送他回去？为什么没有再去看看他？为什么没有想到陪他几天？这些天我在干什么呢？今天才得到消息，且来自城里。在《海子死了》（原为《我的悲哀》，编辑改为此题）一文中，我做了深深的忏悔：“我们同在昌平。我可能是得知你欲入绝境的唯一的朋友，可能是你生前所见的最后一个朋友。然而我低估了你内心的痛苦和负疚的情感，忽略了你诗人高贵和脆弱的精神与灵魂。我没有给你更多的宽解与劝慰，我们的分别像往日一样简单，我万万没有想到从此竟永不能再见。我不知这五天你是怎么度过的，没有想起适时去看看你，那时我正意外地热衷于劝世，与培根为伍，去论他未论的幸福。我没有尽到一个朋友的责任，失去了或许能挽留住你的时机。这是我最大的疏忽和过失，我终生的悲哀和憾事。”

　　导致我疏忽的还有一个因素，即我一直认定，海子遇到大事，一定会去找骆一禾和西川。我深知他们的友谊：友好的大学同窗，亲如手足的诗歌兄弟。正如一禾在致友人书中所讲：“我们三人的友谊在北京是很著名的。”当时我与骆一禾和西川都不熟，无法也未想到与他们联系。后来，经一个写诗的朋友中介，我们在一禾家里，就海子事，进行了一次长谈。3月21日，海子找过我后，并未再与他俩见面。一禾讲，海子24日可能去过火车站买票，25日晨离校去山海关，26日晨5时半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铁道上卧轨。他选了一个火车爬坡的路段。他死得从容，身体完整地分为两截，眼镜也完好无损。他又好几天没吃东西，胃里很干净，只有几瓣桔核。他带在身上的遗书简单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遗作由骆一禾处理。

　　关于海子的死因，当时有各说种法。虚妄的，铁心的，听到别人的灾难便兴奋的。如：海子练气功走火入魔，想试试火车的力量；海子写完《太阳》之后，感到难以为继了；海子想以死来提高他的诗等。一禾的“有过‘天才生活’的人，大都死于脑子”的说法，是善意的，研究的，负责任的。他的角度，是依据海子留在校内的遗书中说他出现了思维混乱、头痛、幻听、耳鸣等症兆，伴有间或的吐血和肺烂了的幻觉等来确定的。他认为，“这是脑力使用过度以后脑损伤的症侯”。而我丝毫没有觉察3月21日的海子，头脑或神经有任何异常。他只向我讲了他的酒后失言，他的内疚和苦痛。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特意通过电话与西川交换了一下看法。西川认为，加缪讲，任何诗人的自杀都是有其直接原因的，一禾的说法，提供了一个“背景”，它还是另有导火索的。我觉得这样的判断是全面的，客观的，接近真实的。而这个导火索，应该是3月21日海子讲的那件事情。

　　一禾称海子为“赤子”。这是一个真诚的，献身的诗歌赤子。海子曾计划出资一千元，自费请一学院剧团上演他的一部诗剧。他的这一心愿，未能实现。当他听说“幸存者诗歌俱乐部”，是一个只有对当代中国诗歌具有较大贡献的人方可加入的诗人组织，他便庄重地提出了申请。经过诗人林莽和一平的介绍，他带着他的景仰和赤诚，成了这个组织最年轻的成员。“幸存者诗歌俱乐部”成立于1987年冬，最初由尚在国内的“朦胧诗”主要诗人发起、构成。这是一些开创了一代诗风，启发并影响了后起的诗人。他们都有着诗歌成就与资历的背景，曾经沧海，骄傲，自信。他们中，有的人和蔼、可敬、具兄长之风；也有人狂放，言行不羁，蔑视新人。一次对海子诗歌的讨论，个别诗人的出言不逊，深深地伤害了海子。一禾说，为此海子在他面前哭过。（本文定稿后，诗人黑大春向我讲了这样一个细节：1989年4月2日，在“首届幸存者艺术节上，为自己的直率而伤了海子的诗人多多痛悔不已，失声痛哭了很久。）

　　1989春，西川，骆一禾（左二）与欧阳江河、翟永明等

　　上海诗人陈东东，在他的《丧失了歌唱和倾听》悼文中，生动地把海子看作嗓子，把一禾看成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或海子的嗓子）存在的耳朵。这是个极为恰当和出色的比方。当我们读了一禾关于海子的文章和书信，我们会说，没有什么人比一禾更知海子及他的诗。一禾认为：“海子是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贡献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诗人，他的诗歌质量之高，是不下于许多世界性诗人的，他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得到证明。”我非常赞同他的结论和信心。海子，一个祖国难得的“点石成金”的诗人，在他的短暂的写作生涯（成熟期：1984一1989）中，为祖国和人类留下了近五百首抒情诗，七部长诗（诗剧），计两百多万字的诗文作品。这里，我想再提两位早逝的俄罗斯诗人。一位是谢苗·雅可夫列维奇·纳德松，一个终年与海子相同的诗人，他死后，俄罗斯为他制作了金属棺材，举行了隆重葬礼，随后出版了他的诗歌全集。另一位是我们熟知的谢尔盖·叶赛宁，在他的故乡梁赞，每逢9月21日（叶赛宁的诞辰日），都要举行俄罗斯文学日，他出生的康斯坦丁诺沃村，也以叶赛宁的名字命名，并与周围地区一起，被宣布为国家保护区。海子离世已经五年了，而他身后的一切，还仅限于朋友们私下的种种努力。（我感到非常惭愧的是，当时海子的后事料理、悼念活动及作品出版等，我都未能参与。）关于海子的作品，迄今我知道只出过两本。一本是沈阳的《土地》，另一本是南京的《海子骆一禾作品选》。这是两本在出版上困难重重的书。《土地》全赖可敬的一禾与西川的艰辛努力，他们编选，分别写序，筹措出版资金等等。从一禾致责任编辑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不厚的诗集在出版上的困难程度。《海子骆一禾作品选》，则据说是南京两位友人自费出版的结果。

　　关于海子，我们应该做的还很多：世上应该有一部《海子全集》，应该有一本海子传记……歌德说：“你想了解一个作家吗，那你就应该到作家的故乡去看看。”在我没有看到这句话之前，我就曾有过到海子的家乡（我不知是安徽怀宁的什么村）去看看的想法，看看他诞生的那片土地，看看他葬在了哪里。他的为国家贡献了一个诗人的贫穷的母亲，在她的长子离世后，又会陷入到怎样的困境中？我幻想，期盼，并满怀信心地相信：海子一定会从他的祖国那里，得到像俄罗斯的叶赛宁那样的荣誉。

　　1987年夏海子在昌平

　　作者简介

　　苇岸，原名马建国,1960年生于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99年5月19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享年39岁。著有散文《大地上的事情》等。

　　——本文摘自：小说月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微信编辑：孟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