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是看活人，法医是看死人。」传统观念中谈到「死亡」时，人们往往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有一群人的工作就是跟死者对话，他们抽丝剥茧，在冰冷的解剖室里试图找出致死关键，他们是面对死因的最前线——法医。不过，目前全台仅有五十多位法医，且并不是全数都能解剖大体，而这些法医正因矛盾的制度进退两难。

「可解剖的人太少，不可解剖的人太多」：法医动刀门槛提高

法医检验尸体的过程称为「相验」。若遇需解剖的案件，则需由具「解剖资格」的法医参与相验。据法务部统计，2013至2018年台湾平均一年送交解剖尸体的案件约2037件，然而全台能够执刀解剖的公职法医师仅有三位。因人力严重不足，剩余的案件会分派给拥有解剖资格但不在公部门任职的「兼任研究员」处理，但全台的兼任研究员也只有八位。

「这么多年来，真正专任的法医很少。」法务部法医研究所病理组组长、全台三位法医病理专科医师之一的许倬宪表示，一名法医一年的理想工作量是解剖200具尸体，但目前的专任法医师人数不足，不得已之下只能将工作委托兼任研究员。

吊诡的是，虽然具解剖资格的法医人力不足，但无解剖资格的法医职缺却始终僧多粥少。「当初会想念法医研究所是因为小时候看了很多（法医相关）影集，进来之后发现不是想像的那样。」国立台湾大学法医研究所学生李俐融表示，他所属的「乙组」学生成为公职法医师后不具解剖资格，且公职法医师缺额稀少。以2018年为例，全台湾仅招收一名缺额，却多达11个人报考。

激烈的竞争使得许多法医研究生必须寻找与所学无关的工作、放弃多年努力，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和环境，造成台湾法医界「可以解剖的人不够，不能解剖的人太多」？ 也许要从2015年的一场修法探讨起。

医师法医执照皆须具备 可解剖法医人力骤减

2015年立法院修订《法医师法》，引发法医界与医界的轩然大波，亦造成《法医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相互矛盾。修法前，依《法医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规范，具有「医师」资格者可进行解剖。也就是说，若为医师，即便没有法医执照，仍可以「顾问法医」、「荣誉法医」等名义执行解剖。但是立法院修订《法医师法》后，解剖需由「法医师」执行，然而《刑事诉讼法》中仍规定「医师」才能解剖。因此在不违背《刑事诉讼法》与《法医师法》的条件之下，解剖者必须同时拥有法医与医师执照。

台大法医研究所教授、现任法务部法医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孙家栋医师说明，解剖业务应由法务部法医所内的专任公职法医师负责，然而，台湾一年2000多件的案件对现有的三位法医来说是庞大的负荷，因此会有「兼任研究员」参与解剖。法务部法医所亦利用审核制度（注）降低解剖数量，以减轻三位公职法医师的工作量，「无法应付的案件则委托我们这些兼任研究员。」注：审核制度是由法务部决定是否进行解剖的标准，法务部提高标准使受理解剖件数减少。

从法务部法医研究所受理解剖及鉴定案件统计数据来看，2015年前，每年委托兼任研究员解剖及鉴定的件数约占五到八成。但在2015年修法后由于需要两张执照，2016年与2017年委外的案件数大幅下降至约三成。由此可见，2015年《法医师法》的修订使得没有法医执照的兼任研究员无法进行解剖。在总解剖案件量无显著变动的情形下，公职法医师的工作负担明显上升。

诱因不足、学制不完善 法医入行意愿低

仅管可解剖法医的工作负担增加，法务部法医所却招不到符合资格的法医补充人力。除了资格问题，薪资过低也是造成台湾「具解剖资格」法医数量不足的主因之一。法医所病理组组长许倬宪解释，台湾的法医体系由法务部管辖，且公务人员的薪水不能随意调动。一般新进医师的月薪约12万元，薪水还会随著晋升增长，但法医的月薪却一直都只有十万元。当医师的收入远高过法医，将导致同时具医师与法医资格的人不愿投身法医行列。

由于成为法医的诱因低，一直以来台湾法医从业人员并不多。政府为鼓励人才投身法医领域，于2003年在台大成立法医学研究所，并以学历为门槛，分设甲、乙两组。报考甲组的学生，需具有医学、中医或牙医等学位；而乙组则开放其他医学相关科系学生报考。两组学生从法医研究所毕业后，皆须考取法医执照才具有法医资格。甲乙组学生虽皆称为「法医」，但其中只有甲组学生能负责解剖工作，乙组毕业生仅能担任有法医头衔的鉴识人员。

如前文所提及，由于2015年《法医师法》的修订，没有医师执照的法医，也就是乙组毕业后考取法医执照之学生，仅能进行尸体相验与毒物鉴定、证物鉴定等业务。又因为各地检署每年开出的缺额十分稀少，这些毕业后的学生虽有法医执照却始终等无职缺。当初为解决「法医荒」设立研究所的初衷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衍生出新的问题，拥有法医执照却无法成为公职法医师的「流浪法医」成了另一个待解决的困境。

许倬宪认为，以学校体制培育法医并不符合职场需求，「你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必须要有一个在职的退休，才有办法人进来，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从法医研究所一年所招收的人数来看，近五年两组招收学生合计不超过五人，但地检署开出的职缺每年却几乎只有一人。乙组学生李俐融就表示，《法医师法》立法初期释出非常多名额给乙组学生，因此头一两年顺利成为法医的人并不少。然而，后几年政府渐渐用多种说法来降低名额数量，如缺额已满或无人退休等等。李俐融进一步说到，「但是我们所每年还是会不断地招收新生，假设每年都毕业两个但是两年只开一个缺，就会累积越来越多有执照的法医。」

前刑事局法医室主任、戴德法医事务所负责人石台平表示，台湾目前主导立法的人皆不具备法医身份，现任法医研究所的所长也不是法医，非法医专业的学者却是立法者，才会间接导致制度不适用现况，他形容：「政府的作法是『问道于盲』。」

法医到底该不该是医生？ 医界法界意见分歧

面对法医「不足」与「过多」并存的问题，李俐融认为若能松绑解剖需有医师执照之限制，就能够让人力重回平衡。他解释，法医研究所的学生除了法医领域的学习也须具备医学知识，「我们（和甲组学生）也就差那一年（临床实习），如果要我多上一年我也愿意啊。」在此情况下，为何要质疑无医师背景的法医在解剖业务上的能力？他也提出疑问，既然大部分医师并不想担任公职法医师，为什么政府又限制无医师执照学生的解剖资格？

李俐融坦言，身旁同学毕业后的规划大多为回归大学科系的专业领域，对成为法医也已不抱太大期望。李俐融无奈地说：「反正就是又要质疑你，又要你修课。」对于乙组学生来说，即使知道成为公职法医的道路越趋不明朗，却也只能硬著头皮完成学业。

不同于李俐融，法医高大成则认为法医必须具有医师资格。他不讳言地说：「人命关天的情况下，不能说医师不做就让你们（无医师资格的法医）来做。」高大成认为检验报告送交法庭后若结果有误，无法医专业的法官可能无法察觉。

许倬宪则认为乙组学生拥有足够能力执行解剖业务，他反而指出，无医师执照的法医面临的问题不只是资格。大部分死者家属会认为无医师执照的法医专业度不足，法医在面对法官时也会遇到困难，许倬宪举例：「法庭上会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解剖几件，你现在学经历怎么样？」同时也须考虑其他先进国家标准，除了台湾和中国，欧美国家都明订法医须具备医师资格。

许倬宪进一步说明，其实公部门中具解剖资格的专任法医师人员不足，并不是资格过度严苛的问题，符合资格的大有人在，只是法医工作的诱因太低。「（台大法医研究所）甲组每年都有人录取、毕业，但还是没有人要来（当公职法医师）。」他透露，医师考入法医研究所有时是为了丰富自身学历，并不一定会投入法医工作。

为改善解剖人力不足的问题，高大成指出放宽资格并不是解方，应要缩短医师和法医的待遇差距。同时，他也提出另一个方法，「请医学系毕业但没通过医师执照的人去上课，给他重新训练过再去考法医。」高大成认为，若从落榜医师们中挑选法医人才，他们也许愿意接受法医较低的待遇。

修法纾缓人力仅是第一步 改善法医待遇是重点

2019年5月10日，立法委员尤美女等人提出《刑事诉讼法》二一六条条文修正草案，盼将《刑事诉讼法》内容与《法医师法》统一，让法医不必拥有医师资格仍可行解剖业务。若修法通过，可解剖的人力理应可得到纾缓，乙组毕业生也能顺利找到工作。

然而修法只是第一步，乙组学生要如何让法庭认可其能力才是关键。「法庭对一个法医的要求其实是非常严苛的，检验报告封面的资格要一堆，越多的资格人家越喜欢。」许倬宪认为判定死因是重责大任，如果由多个法医一起以「法医机构」的名义合出检验报告书，便可以减少外界质疑。

尽管放宽资格能否改善台湾法医面临的人力困境，各界众说纷纭，但改变现状已刻不容缓。修法只是个中继站，为了让法医资格的筛选标准符合工作时真正所需的能力，并使人力达到平衡，台湾法医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许多年轻人都被修法后门槛卡住，但法医界需要的是传承。」正如许倬宪所说，若法医界无法改善甄补机制，导致不能逐步补入新进法医，法医人才将会出现断层。（初声／许容瑄、黄俐榛、林奕辰、庄珺茹、谢承学／政大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