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新文化運動，應該溯源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鉅變，認識到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在於克服中國傳統文化之弊，創新中國文化，爲中國的現代化提供新的精神動力系統。

　　原文 ：《新文化運動之“新”：創新中國文化》

　　作者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黃力之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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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朝型模”：

　　鐵路“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

　　循着學術慣例，以1840年爲界，可以大致地把之前定位爲純粹的中國文化話語時期。在這個漫長的時期內，中國社會是一個能夠不斷自我複製、自我循環的農業文明模型，也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對周邊國家的關係並不足以衝擊和改變中國文化話語體系。

　　臺灣學者殷海光將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世界觀（天下觀）稱爲“天朝型模”，即一個高度自足系統的自我滿足。其發生原因有二，一是歷史的原因。中國自古代就逐漸形成天下定於一尊的世界國家觀念。《尚書》裏有所謂“元后”，位於“羣后”上面，是天下的“共主”。春秋戰國時代，諸侯並起，但在諸侯上面，還有一位大家表面上不能不擁戴的天子。“天無二日，民無二皇”的觀念逐漸形成。到了秦朝，“一匡天下”的觀念型模就制度化了。這種觀念在近代成爲“統一”觀念。一般中國人總認爲“統一”是常態，也是治世的標誌，反之，“分裂”是反常，爲亂世之特徵。清王朝崩潰以後的戰事，都內含統一運動的意義。所以，中國難以出現歐洲比較穩定的分立國邦狀態，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也曇花一現。

　　二是地緣的孤立和地理知識的貧乏。這二者交互影響形成中國人對外國既無知又輕視的態度。由於中國沒有與更遠國家打交道的意願，也不具備外國地理知識，很自然地自以爲位居天下之中。明代萬曆年間意大利人利瑪竇來華傳教，繪有《坤輿萬國全圖》，印送給中國士大夫。可是，按照東西半球之分，中國的位置在地圖上被邊緣化到東邊一角上，與中國人的中國天下中心觀發生衝突。於是，利瑪竇作了變通，抹去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兩邊留下一道邊，這樣中國就出現在地圖中央了，滿足了中國人的“天朝型模”文化心態。

　　在如此無知的世界觀支配下，古典中國文化話語不僅不會呈弱化之勢，而且還會非常強勢，堅信中國優越於外國，甚至在西方工業革命已經帶來世界鉅變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據《籌辦夷務始末》檔案所載，清政府爲禁鴉片事務至英國的外交文書中稱：

　　“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利於食利於用，並利於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爲害外國否？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爲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薑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既非中國好需，何難閉關絕市？乃天朝於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絕不靳惜。無他，利與天下公之也。”

　　按照這一邏輯，中國當然是不需要學習外國的。直至19世紀80年代，在修鐵路的問題上，李鴻章大力支持，說“處今日各國皆有鐵路之時，而中國獨無，譬猶居中古以後而屏棄舟車，其動輒後於人也必矣”。引來一片反對之聲，被說成是“直欲破壞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亂天下也”，這些人相信“自昔聖人刳木爲舟，法鬥爲車，此即機器之權輿，迄後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盡器之利者，原欲留此餘地以役吾民而養吾民也”。所以，鐵路“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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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學既日興，中學固日廢”

　　就在中國“天朝型模”自以爲是地運行時，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從中世紀後期開始，文藝復興思潮逐漸蔓延，不懼威權的新人開始運用新的思維去懷疑和批判舊的思維模式，上帝受到質疑，教會和神職人員的光環在《十日談》中褪盡顏色，宗教改革進一步動搖了思想神龕的穩固性。解放了的大腦煥發出無盡的創新力量，新的經濟關係出現，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引導着創新思維前行。終於，工業革命爆發，蒸汽機的時代到來了，人類的力量總算擺脫了自身力量的侷限，機械的力量大步跨越了農田上的牛馬。

　　在歐洲土地上，全新眼光的人有了，商業的利潤動機有了，機械的裝備也有了，“發現世界”成了輝煌的探險事業，歐洲人不斷向世界擴張，古老中國終於以不同於18世紀的形象進入殖民主義者的眼中。

　　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在他的書中提及，早在1740年至1744年，英國船長喬治·安森駕駛“森圖裏昂”號船橫行於中國南海海域，1743年進入了廣州港，要求進行修理和補充給養，遭到抵制後，威脅要擊毀中國的艦隊，廣州的官員最終屈服了。英國人驚異於中國的軟弱，這似乎預示了中國一百年以後失敗於英國艦隊的命運，費約翰寫道，“用一個躺在安樂椅上的觀察家的話來說，從安森襲擊廣州到鴉片戰爭的一個世紀，需要‘通過戰爭或談判所做到的一切，來打垮這個極度自大而又極其懦弱的民族，並使之跪倒在地’。”打垮中國，成爲19世紀以來西方的共識，也構成西方對中國進行強制性的“文明的改造”。

　　終於，中英鴉片戰爭於1840年爆發了，結果是中國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戰敗，南京條約簽訂，中國被迫向西方打開國門。從此，西方人攜帶資金、生產設備、軍事裝備、工業產品，以及觀念形態，全方位進入中國。1874年，晚清重臣李鴻章意識到中西方關係不再是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地區的關係重演，而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西方列強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艦隊人員把在定海看到的中國武裝，比喻成中世紀編年史中的插圖。看上去“就好像那些老照片裏的物件復活了，恢復了生機和顏色一樣，”“在我面前動來動去，完全不曉得世界已經前進了好幾個世紀，也全然不知現代兵器的使用方法、發明和改進。”馬克思作爲世界無產階級的精神領袖，在分析鴉片戰爭時，一方面指控“半野蠻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發財的原則來對抗”，另一方面看到了“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天朝型模”就要終結了。悲劇性結局的事實是無情的，中國國力衰落至此，立足於“天朝型模”的中國文化話語體系處於岌岌可危之中。

　　循着檢討器物、制度之不足，再到文化之不足的邏輯，中國的有識之士終於認識到，以儒家思想爲核心的中國文化話語不能再無敵於天下。1904年，嚴復在《英文漢詁》中亦說，“中國自甲午一創於東鄰，庚子再困於八國，海內憬然，始知舊學之必不足恃，而人人以開民智爲不可以已。……西學既日興，則中學固日廢，吾觀今日之世變，中學之廢，殆無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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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文化聯合行動

　　滿清王朝的坍塌，意味着人們不必再害怕舊的傳統制度及其文化了，對中國來說，一種新的歷史可能性開始了——這種可能性就是，中國要在仿效西方的過程中創立新的文明，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風暴在中國南北兩處文化高地刮起來了。

　　1915年，從日本留學歸來的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雜誌（最初叫《青年雜誌》）。陳獨秀顯然認爲，國家之前途必定在於青年。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一文中，他以激烈奔放的感情、新鮮活潑的文字鼓動青年，鼓吹新文化新思想，說“吾國之社會，其隆盛乎？抑將亡耶？”“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他向青年提出六大原則：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陳獨秀的所謂六大原則，充斥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評以及對西方啓蒙主義思想文化的推崇，而且兩者是互相牽連的，批判傳統必然去吸取新的思想文化，承認新的思想文化的進步性就必然否定中國的國故。恰如《青年雜誌》文章所說，“所謂新者無它，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它，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此一新舊之分，即如魯迅在1907年《文化偏至論》中所說，“中國既以自尊大昭聞天下，善詆諆者，或謂之頑固；且將抱守殘闕，以底於滅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爲愧，翻然思變，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挖擊舊物，惟恐不力，曰將以革前繆而圖富強也。”

　　《新青年》以啓蒙青年爲目標，抨擊數千年的古老傳統——從思想控制、政治控制到家族控制，喚醒青年的自覺意識，鼓勵其走出宗法制家庭，自己主持個人命運，我的地盤我做主。而且，所載文章大多文字清新活潑，議題尖銳，當然對青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讀者紛紛用“一聲雷鳴”“望眼欲穿”來形容自己對這份刊物的感受，雜誌的印數也由最初的1000來份增加到16000份，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很驚人的，也就引發了中國思想界的騷動。

　　就在《新青年》雜誌在上海活躍起來時，在北京，著名新潮人士蔡元培1916年年末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奉行思想自由的政策，一大批新思想人物進入學校教授團，如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魯迅等，特別是時任安徽師範學校校長的陳獨秀被任命爲文科學長，北大校園內還掀起風波。

　　湊巧的是，伴隨着陳獨秀的到來，《新青年》1917年第1期雜誌在北大傳播開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赫然刊載。《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文學改良八事，其核心便是文學必須採用新的革命性的文體——白話文，終結文言文的統治，本質上就是對傳統中國文化話語方式的根本性顛覆。不久，陳獨秀也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進一步深化胡適的命題，稱“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此文一出，推動了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

　　1918年，受思想進步教師支持的北京大學激進學生創辦《新潮》雜誌，提出“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響應和支持《新青年》，這樣就出現了上海《新青年》集團和北京大學的南北文化聯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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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與科學的啓蒙讓中國走向世界

　　1930年代有人如此評價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革命：“所有最富有生氣和有天才的年輕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都羣集在他的領導之下。結果在幾年之內創造出一種令人難以置信地多產的思想生活，幾乎在世界學術史上都找不到前例。”新文化運動如東風勁吹，滌盪着中華大地上的一切陳腐之物。

　　對於傳統中國文化話語來說，新文化運動的革命性首先表現在科學與民主話語的嵌入。可以確認的是，中國之所以在鴉片戰爭及此後的中西衝突中失敗，乃在於中國缺少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所具有的優點，表現在器物、制度、精神三個方面，而在觀念形態上，聚焦於科學與民主，其邏輯關係是：沒有人的精神獨立性，就不能產生積極的創新思維，就不能帶來科學技術的革命，也就沒有先進的器物；具有精神獨立性的人，必然破除人身依附式的統治模式，必然形成民主的制度。

　　魯迅更具敏感性，他在新文化運動之前便意識到了科學與民主對中國話語的改造意義。在1907年的《科學教篇史》中，魯迅大致描述了科學發展的歷史，肯定了科學在西方文明史上的地位。關於民主，魯迅在同一時期的《文化偏至論》中，對比了中國與西方的人之價值觀差異，歐美人“其首在立人”，“必尊個性而張精神”，結果是“人立而後凡事舉”，而中國“本尚物質而疾天才”，“個人之性，剝奪無餘”，自然導致“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由此，民主與科學之邏輯關係便得到確認。

　　魯迅所提之科學民主意識在新文化運動中成爲差不多所有思想家的共識，成爲時代潮流。陳獨秀在1919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爲科學民主辯護道：

　　“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在民主科學的啓蒙思潮影響之下，成千上萬的青年人擺脫了封建桎梏，解放了思想，成爲推動中國社會變革，讓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中堅力量，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

　　新文化運動已經百年，慶幸的是，中國得益於這場偉大的革命而發展起來，強大起來，已經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是，歷史沒有終結，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還沒有最後實現，科學、民主在中國的完全實現還有一段路要走。中國必須記住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現代化的決定性意義，警惕那些對世界大勢無知的荒謬笑話再度復活，繼續堅定前行，直達理想的境地。

　　[本文爲上海市2017年度“建國70週年”研究系列：“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的歷程與經驗教訓研究”（編號2017BHB001）階段成果]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2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