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克修：答中国诗人调查问卷

（发卷人：杨雄）

一、诗歌书写题材是否有大小之分？或者说个体琐事、故土族群、江河海洋、社会现状这些题材之间，是否真存在所谓的层级？

谭克修：诗歌题材没有大小、层级之分。小诗人不可能因为选择了一个大题材而写出大诗。刻意想写出一鸣惊人的大诗的，通常是小诗人的理想。但诗的大小，不是由某人的理想决定的，是由诗人的大小决定的。

二、如何看待地域性写作？譬如以省、市、县行政地理直接命名的诗群，以“越人、越地、越文化”为主题的越人诗群。

谭克修：用地方性写作替换掉地域性写作这个词，会更合适。同一个地域内有各式各样的诗人，我会更看好哪些坚持地方性写作的诗人，即地方主义诗人。

三、如何看待十几年来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的此起彼伏对诗歌的影响，或者说，在新媒体（诗歌类型化复制）时代，诗歌和诗人何为？

谭克修：网络和新媒体对诗歌的影响是正面的。诗人阅读同行作品更多了，交流更方便直接，这会反馈到部分人的写作里来。而微博、微信也有助于诗歌向诗外人群的渗透。当然，任何时代，诗人只能靠写作来证明自己。

四、如何统筹诗人的现实感和其诗歌的现实感之间存在的分裂甚至巨大反差？或是否保持诗人角色和诗歌角色的当代统一？

谭克修：不太理解这个问题所指，不勉为其难回答了。

五、如何评价当下的汉语译诗？你认为存在所谓的“翻译体”吗？

谭克修：虽然很多翻译作品，可能没办法与原作相比，但我们依然能读出那些外语诗歌的伟大，并教育着现代汉语诗歌。由于现代汉语受到翻译语言无所不在的影响，较起真来，可能没有谁的语言不是翻译体的。若自信一点说，并不存在所谓的翻译体诗。

六、在新诗的历史和现实中，某种特定情境下的诗学追求，往往会被强加为某种普适性的“标准”，譬如所谓的“什么之争”，对此你怎么看？

谭克修：“某某之争”的命名是普适性的标准？不明白。命名不重要，争论的东西是否对得起命名才重要。

七、“新诗”超过百岁了，它有很多“名字”，自由诗、现代诗、现代汉语诗歌、当代诗歌、先锋诗歌等等，你觉得哪一个命名最合适？请简要说出理由。

谭克修：这个说来话长，在回答杨黎的新诗百年问题里，有详细谈论，不重复。有心人可去网上找找。

八、每个自觉的“新诗”作者都是一个或显或隐的批评家——你认同这句判断吗？请简要说出理由。

谭克修：诗人和批评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动物。批评可视为代表理智、有意识的思考活动，与哲学、科学距离更近。诗歌写作固然需要智慧，受制于精神深度、灵魂的力量、诗歌意识等大致稳定的常量，但还受制于诗歌意识和语言的瞬间碰撞，需要不断有本能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或者灵感，进来搅局，这些不可控的变量和前述的常量共同作用，才把诗歌推向了其未知旅程。一首诗在完成之前，没人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样子。人们把诗歌写作归为感性生活范畴。总体而言，批评在理念上会滞后于诗歌，被人们视为诗歌的副产品。对最新的诗，批评总是充满怀疑和困惑，因为诗歌中的先锋，确实会溢出批评家过去用过的阅读体验和批评经验的瓶子。批评当下未被公认的诗人作品充满了冒险，所以批评家更愿意去找那些缺少新意，但已成为书本知识的诗歌作为批评对象。这让多数当代诗人，对批评家充满了嘲讽，认为他们根本不懂诗，甚至认为他们对诗的阐释，通常是在以杀死一首好诗为目的。这显然是偏见。由于批评不只是与诗人对话，同时要与作品和读者对话，别说诗人未必能最理解读者的需求，就算对作品而言，诗人自己也未必就比内行的批评家更理解作品的价值。作品离开作者之后，在不同语境下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往往是作者始料未及的。正是那些能超越作者的原始设定和想象的诗，最后成为杰作，被留存下来。这意味着，杰作通常要在对作者本意的误读中得以成长。所以，要对那些对内行者说，完全可以大胆一点，只要能自圆其说，就不用担心对一首诗的误读问题。

但不止个别人说过，每个优秀诗人都是批评家，甚至认为当代最好的批评家角色，是诗人充当的。这至少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诗人的优秀程度，是那种大诗人级别的才行。在诗人的意识里，诗永远是第一位的，他的批评怎么也逃不掉为自己的写作进行辩护的义务。这不只是夹带私心的问题，而确实是他建立写作信心的需要，是他为何要不辞劳苦坚持写作的动力之源。如果他自身的写作不够成熟，他的批评如何值得信赖？有人把这作为一个反向的观察尺度，就是一个诗人的批评若真具有说服力，他的写作通常更为可靠。有一些著名的例子，如艾略特，在欧美现代文学中教皇般的位置，与他的《荒原》等代表作品有关，更与他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卓越建树有关。布罗茨基也是通过大量精彩的散文式诗学批评，在欧美文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强势诗人地位。更早的例子还有但丁，歌德，波德莱尔等诗人，他们的批评和诗歌作品同样卓有成效。从结果来看，人们会把这归功于一种少数的天才现象，或大师现象，而未必会归结于一个事实，即在最高级别的诗人那里，理性和感性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东西。连感觉主义诗人佩索阿也认为，“大艺术家——甚至文学中的大艺术家，艺术的最理智者——通常是非感性的人”。一般诗人确实不会有强大的力量，能调和好理性和感性之间的撕扯，并驯服他们，形成某种有益的互文效果，共同塑造诗人的形象。

在国内，批评和诗歌创作能力表现得同样出色的典型诗人是张枣。张枣的《一九一九年以来中国新诗对诗性现代性的追求》（博士论文），《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等诗学文章，对诗歌思考的深度，正好与他的诗歌写作相映生辉。有人说，有些诗人批评文章漂亮，但诗差强人意。有可能吗？有。应该说多数诗人，尤其中年之后，高度发达的理性思维，限制了体内那种青春荷尔蒙控制的感性思维发育。或者，他们体内的感性部分应该还在，但变得更理性的诗歌意识告诫自己，靠过去那种青春荷尔蒙支配的本能写作，已经不再有效。这反馈到朦胧诗群、第三代诗群里的多数诗人，青春期以后，诗歌创作能力衰减得很厉害，甚至难以为继，有的干脆就选择激流勇退，以留住过去的名声。而依然在写作的部分诗人，理性思维管辖下的批评能力变得更强，却并没有与之适配的感性思维能力跟进，诗歌作品多有不尽人意之处，包括1980年代崛起的强力诗人欧阳江河，其近年的诗歌作品如《泰姬陵之泪》，给我的主要印象是，他体内有一个雄健的批评家，而非一个诗人在言说。有这种迹象的，或还可以提醒一下依然能保持着写作强度的杨炼、于坚、西川、孙文波等，他们都曾是我看好的诗人。我希望他们能像哈代，叶芝，卡瓦菲斯，奥登，米沃什，沃尔科特，阿米亥等西方大诗人一样，诗歌能一直受惠于随年龄带来的理性智慧的增长，能老而弥坚。

但有些诗人身上的批评强诗歌弱现象，也可能是误会。误会之一是，其批评文章，可能只是看起来很漂亮而已，其说服力是那种靠卖弄知识、故弄玄虚或强词夺理等假装出来的，根本谈不上是多有洞见的诗学文章。那些文章，读完以后，除了带来头晕呕心之外，并无多大益处。那么，其批评也就不太可能与其诗歌作品形成良好的互文效应，真相是批评和诗歌都很弱。换一个角度或有助于理解。批评处于诗歌的从属地位，也决定了批评加害到诗歌的企图和能力相对比较弱，且多出现在优秀诗人如欧阳江河、于坚等身上，而诗歌加害批评的能力则要强得多，尤其在相对较弱的诗人那里，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所以，我常会降低一点标准来看待诗人的批评，只要它在维护某一类型作品时能自圆其说，言之有据，而非强词夺理，就算是严重地以自我为中心，也可以认为它成立了。这里还有一个前提，诗人批评的有效性，完全依赖于他诗歌写作的有效性。而通常情况下，诗人对诗的洞察，都保留在作品里。要把这些洞察抽象出来，形成理论文字，对多数诗人来说，太勉为其难。所以经常见到，多数诗人的创作谈，和他的写作也是两回事。如果他对自己的写作都一笔糊涂账，你能指望他的批评多有效？误会之二是，其诗歌可能并没有你认为的那么弱。诗人的批评，与诗歌作品比起来，要通俗易懂许多，辨别其好坏，不需要多高的诗学素养。而诗歌，尤其是较有专业追求的诗歌，就算专业批评家也未必能跟得上节奏，一般阅读者出现误判很正常。这个话题不再展开。

有一种现象，是可以当事实确认的，那就是批评能力有限的诗人，其诗歌的优秀程度也有限。很难想象一个理性思维欠发达的诗人，靠本能就可以把诗写得多么高级。在这个意义上，艾略特倡导诗人具有达到荒谬程度的大量学问，并不算偏激。这与我们身边理直气壮地追求无知无畏的诗人不太一样。这一类诗人，他如果不说违心话，通常会认为，除了自己和几个有同样美学癖好的诗人之作，其他人的写作都是狗屎。所以，不需要盲目拔高诗人的批评，而要对那些哗众取宠的批评保持足够的警惕。多数诗人的批评，不过是以一些盲人摸象或走火入魔的偏见，而迥异于某些专业的批评家。当然，专业的批评家里，也多有视野狭隘，文学趣味偏执，观念陈旧者，不在讨论之列。我说的专业批评家，要博闻强识以保持开阔的视野，要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以跟得上诗人的创作，要有忠诚于艺术品质的人格力量以保持尽量公允，三者缺一不可。当然，这样的专业批评家，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少的。但要做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对诗人来说，就更困难了。多数诗人的批评文字，由于充满个人对诗的偏见，不仅不值一读，反而充满了陷阱，与他们那只有匹夫之勇的写作一道，四处以真理的名义招摇过市，一直加害于诗歌的整体形象。

我或许也不例外。虽然一些朋友喜欢我的批评，还有人担心我批评的光芒会掩盖诗歌的光芒，显然是高看我了。如果要成为更高级的诗人，我体现出的批评能力，显然还远远不够，何来什么批评的光芒。我谈得不仅少，且多是出于一个诗人的本能，以即兴发言为主，没有宏大的体系建构可言。就算于我个人来说，批评也未必跟得上诗歌写作的步伐。说一句略带冒犯的话，对我有过这类担心的人，不算是可以有效对话的内行，对诗和批评的了解都相当有限。所以，得出“每个自觉的新诗作者都是一个或显或隐的批评家”这一论断的诗人，可能过于自负了，也暗含着对批评家的不满，对批评的价值认识不够。我就不苟同了。

诗不遵循简单的进化论思维...

谭克修

诗不遵循简单的进化论思维，不然唐诗早就会被宋明清的诗歌覆盖了。但对才有百年历史的新诗来说，在诗歌和语言意识上，表现能力上，确实还处于不断成熟的过程中。给我带来阅读快感的汉语诗歌，主要是当代诗人带来的，甚至主要是第三代诗人及以后出生诗人，在新世纪以来的写作带来的。所以，批评界无论是谈论百年新诗，还是选编百年新诗选时，对五四一代诗人作品的普遍高估还是很明显。他们对过去诗歌作品的批评，多从特定的历史语境来阐释，给予赞美。那未必不是同情。伟大的诗，必须挣脱被后人不断改写的诗歌史的羁绊或厚待，在直接与不同历史语境的作品竞争中取得优势。她会从诗的方向，不断带给未来阅读者以新的、深层的震颤，而确立自身。

诗不需要回避和政治、道德的关系...

谭克修

诗不需要回避和政治、道德的关系，但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是一个问题。有的诗采取一种故意抽离的方式，往纯诗方向走，这样的诗是不是意味着缺乏担当？在西方社会，并不存在这种疑问。追求诗歌本体的美学自觉，才是第一位的。在中国和俄罗斯，及颜色革命前的东欧国家，就不那么肯定了。至少，西方人对汉语诗歌评价时，会给带有煽情的意识形态因素的诗歌一个好分数。有的诗也投其所好，认为在政治上采取一种明确对抗姿态才有政治正确性，有助于打造独立诗人形象。我要提醒的是，这种写作的风险未必是来自现实的，若过于偏执，反而要以牺牲诗歌的专业素养为代价。对于成熟诗人来说，政治和道德本来就像空气，只要是处理现实的作品，它们自然会在深入到诗歌内部空间，参与更深层次的共振，而没人能够抽离出来。现实主义的诗，和政治和道德之间，有某种天然的深刻关系，并不需要你自作多情去书写它。而那些沉迷于意识形态的诗，以道德训诫师自居的诗，通常是一种刻意逢迎浅俗阅读趣味的诗，流于简单的情绪渲染而言之无物的诗。所谓的政治正确性，明明是诗歌体内的肿瘤，却被大众误以为那是现实世界的肿瘤，而大声喝彩。这种以迎合普罗大众或社会学者趣味的诗，以骨髓里的风尘味，削弱了其在文学性上的造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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