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個人還是比較贊同這個觀點的,而且這也是很多史學大家都認同的觀點。

如翦伯贊先生主編的那本《中國史綱要》中是這樣描述那段歷史的(下為原文,大家注意最後一句話):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的尖銳化

元帝時,西漢社會更是險象叢生。農民在「鄉部私求,不可勝供」的情形下,「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元帝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消除他們對西漢王朝的「動搖之心」,甚至把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制度也放棄了。儒生京房曾問元帝:「陛下視今為治邪?」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極亂耳,尚何道!」

成帝時,西漢王朝走上了崩潰的道路。成帝「大興徭役,重賦斂」。假民公田的事不再見於記載。這時,外戚王氏控制了西漢政權,帝舅王鳳、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鳳弟王曼之子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王氏封侯者前後共達九人之多,朝廷中重要官吏和許多刺史郡守,都出於王氏的門下。外戚貪賄掠奪最為驚人。紅陽侯王立在南郡佔墾草田幾百頃,連貧民開闢的熟田也在佔奪之列。王立把這些土地高價賣給國家,得到的報償超過時價一萬萬錢。外戚在元帝時勢力還不很大,「資千萬者少」;他們後來家財成億,膏田滿野,宅第擬於帝王,都是在成、哀的短期內暴斂的結果。其他官僚也依恃權勢,大佔良田,丞相張禹「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價,它財物稱是」。哀帝寵臣董賢賜田二千餘頃,賢時候家財被斥賣,得錢竟達43萬萬之巨。

商人的實力,這時又大為抬頭。成都羅裒,臨淄姓偉,洛陽張長叔、薛子仲,長安和附近諸縣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孫大卿、樊嘉、摯網、如氏、苴氏,多是資財巨萬的大商人。羅裒除了壟斷巴蜀鹽井之利以外,還往來長安、巴蜀之間、厚賂外戚王根,倖臣淳于長,「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成帝即位不久,今山東、河南、四川等地相繼爆發了農民和鐵官徒的暴動。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有東郡茌平(在今山東茌平)侯毋闢領導的暴動。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潁川(郡治今河南禹縣)鐵官徒申屠聖等的暴動。鴻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廣漢(郡治今四川梓潼)鄭躬等的暴動。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有尉氏(今河南尉氏)樊並等和山陽(郡治今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的暴動。蘇令領導的暴動經歷19郡國,誅殺長吏,奪取庫兵,聲勢最大。

哀帝時,西漢王朝的危機更加嚴重。師丹建議限田、限奴隸,孔光、何武等人擬定了一個辦法,規定諸王、列侯以至吏民佔田以30頃為限;佔奴婢則諸王最多不超過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佔田,不得為吏。這個辦法受到當權的外戚官僚反對,被擱置起來了。

在官府和地主的雙重壓迫下,農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除了繼續反抗以外,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哀帝在農民暴動的威脅下,採納陰陽災異論者的主張,企圖用「再壽命」的辦法來解脫西漢統治的危機。因此他自己改稱「陳聖劉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將」。這種自欺欺人的易號改元,除了暴露西漢統治者絕望的心情以外,毫無其他意義。

王莽改制

當農民戰爭迫在眉睫,西漢王朝搖搖欲墜,「再受命」說風靡一時的時候,王莽繼諸叔之後出任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後,王莽失勢。當丁、傅等外戚和其他達官貴人激烈反對限田之議時,太皇太后王氏表示以「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這實際上就是王莽對待當前社會危機所表示的籠絡人心的態度。平帝時,王莽復任大司馬,屢次捐錢獻地,收攬民心。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排除異己,窮治與平帝外家衛氏有關的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己者」,死者以百數;另一方面,他又極力樹立黨羽,籠絡儒生,讓他們支持自己奪取政權的活動。在這這種情況下,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於途,這些人都力圖證明漢祚已盡,王莽當為天子。

平帝死,孺子嬰立,王莽繼續輔政,支持祭祀時稱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漢宗室劉崇和東郡太守翟義相繼起兵反對王莽,但都被他壓平了,居攝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為帝,改國號曰新。

西漢王朝結束了,但西漢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矛盾任然十分尖銳。王莽為瞭解決這個矛盾,陸續頒布法令,附會周禮,託古改制。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詔,曆數秦漢社會兼併之弊:「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椎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於民臣,顓斷其命」。他針對這種情況,宣佈:「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九百畝)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夷,以御魑魅。」

王莽頒布這個詔令的目的,並不是真正改變私人的土地所有權,也不是改變奴婢的社會地位,而只是凍結土地和奴婢的買賣,以圖緩和土地兼併和農民奴隸化的過程。在此以後,地主官僚繼續買賣土地和奴婢,以此獲罪的不可勝數。因此他們強烈反對這個詔令。始建國四年,王莽不得不取消這個詔令,「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這樣,王莽解決當前做最主要的社會矛盾的嘗試,就完全失敗了。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詔實行五均六菀,企圖以此制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制止高利貸者的猖獗活動,並且使國家獲得經濟利益。五均是在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設立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每季的中月,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叫做市平。物價高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於市平,則聽民買賣;五穀布帛絲綿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民因祭祀或喪葬需錢,可向錢府借貸,不取利息;欲經營生業而缺乏本錢的,也可低利借貸。

六菀是由國家掌握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等五項事業,不許私人經營;同時控制名山大澤,「諸採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六菀中除五均賒貸一項是平準法的新發展以外,其餘五項都在漢武帝時實行過。王莽用來推行五均六菀的,多是一些大商賈,這也同漢武帝以賈人為鹽鐵官一樣。但是武帝憑藉國家的力量,能夠基本上控制為國家服務的商人,而王莽則無力控制這些人。這些人「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所以王莽實行五均六菀,同武帝實行同類措施,其結果也就各異了。

居攝二年(公元7年),王莽加鑄錯刀、契刀、大錢等三種錢幣,規定錯刀一值5000,契刀一值500,大錢一值50,與原有的五銖錢共為四品,同時流通。始建國元年,王莽廢錯刀,契刀與五銖錢,另作小錢,與大錢一值50者並行,並且頒令禁挾銅炭,以防盜鑄。第二年,王莽改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凡五物(錢、布皆用銅,共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對王莽錢幣毫無信任,都私用五銖錢,王莽又加嚴禁,以致「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王莽迫不得已暫廢龜、貝等物,只行大、小錢,同時加重盜鑄的禁令,「一家鑄錢,五家坐之,入為奴婢」。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又盡廢舊幣,改行貨布、貨泉二品。

王莽屢易貨幣,加速了人民的破產。他濫行五家連坐的盜鑄法,實際上恢復了殘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沒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穿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十六七」。這項法令增加了漢末以來奴隸問題的嚴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憤恨也最大。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張。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縣名和行政區劃,都大大加以改變,屢易其名。他還恢復五等爵,濫加封賞。官吏俸祿無著,就用各種辦法擾民。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亂愈來愈大,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拯救自己的統治,一面玩弄符命的把戲,欺騙人民;一面虛張聲勢,發動對匈奴和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不義戰爭。沉重的賦役徵發,戰爭的騷擾,殘酷的刑法,使農民完全喪失了生路。據官吏報告,人民「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嚴重的天災也不斷襲擊農村,米價高達5000錢、萬錢一石,甚至黃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這種情況更促使農民暴動風起雲湧。西漢宗室舊臣反對王莽的鬥爭也不斷發生,而且逐漸與農民的鬥爭發生了聯繫。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的統治終於在農民戰爭的無情打擊下徹底崩潰,王莽本人也成為西漢腐朽統治的替罪羊了。


綜上,大家只要認真看完了,就應該明白,西漢確實是氣數已盡。而王莽,確實也是當了替罪羊。


王莽能夠稱帝本身已經說明西漢氣數已盡了

真正擋刀的是子嬰這樣的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西漢是不是「氣數已盡」……

他孃的,再怎麼氣數已盡,也輪不到外戚王莽借「聖人之名」上位吧?

說白了,西漢這個朝代的特殊性就在於此:元成哀平時期,西漢的國家政策從初期的「儒法兼併」逐漸變成了「儒家獨治」。然後,面對巨大的社會變化(階級因素主導的社會矛盾加劇)時,儒家提出來了,漢朝不行了,我們要讓聖人匡正纔行……然後儒家聖人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竟然是類似孔子的老三樣……是各種根據上古社會記載的仿古改革。(孔子主要仿周,王莽比他更進一步,所瞭解的啥都仿了……)

這種根據當時不靠譜記載,而且上古社會本身也和漢朝相去甚遠的情況下,提出的各種仿古改革,自然下場很慘。漢朝的社會矛盾不但沒有被平息,反而愈演愈烈。(有人覺得王莽改革有點社會主義的意思,這隻能說明人類社會的起點確實是「原始公社制」罷了)

這個觀點就是謬論好不,如果西漢氣數已盡,那如果還有劉秀當為天子的說法?為何各地都有人以光復大漢為名起兵反對王莽?為什麼不用別的名義?就說明當時大漢還得人心。最終結果光武中興也說明瞭這一點。


西漢是垮在元、成二朝上的。哀帝以後爆發大規模內戰是時間問題——可能是全天下的起義,可能是皇帝的繼承人糾紛,也可能是其他因素。

我把西漢的歷史分成三個階段:高呂是一個階段,文景武昭宣是一個階段,元成哀平是一個階段。在最後一個階段,西漢體出現了意識形態從務實向務虛轉變、官僚機構的膨脹、統治階級之間的對立、階級矛盾日漸緊張等特徵。

除了西漢的創業合夥人呂氏,沒有一個外戚家族有王氏那樣有如此強大的控制力——一門五侯。而王莽繼承新都侯依賴的是「清譽」、「孝行」,是可以用權力操縱輿論得到的名聲,不是在漢初由劉邦確立、經過剷除諸呂政變強化的「無功不侯,非劉不王」那一套政治原則。

在王莽篡漢以前,王氏實際領袖是隱居於深宮的王政君,王莽是王政君在朝廷的遙控器。哀帝時王氏權力因為黨爭落敗的緣故有所衰退。但哀帝朝的外戚傅氏本身根基淺薄,又和漢哀帝不是一條心,隨著哀帝的早死,宮闈與朝廷的主動權又回到了王氏手中。然而王政君此時已經年過古稀——心力不濟帶來的懶政與老年人耳根子軟愛聽好話等一系列毛病帶來了王莽權力的膨脹乃至最終反客為主。繼位的漢平帝只有九歲,王氏這時候還是候要臉的,等到漢平帝十五歲時候死 因 可 疑又擁立嬰兒當皇帝的時候,安漢公那是膨脹到臉都不要了。

需要注意的是王氏作為外戚,其政權合法性來自於西漢晚期外戚控制朝廷的慣例,其操作輿論蠱惑人心的手段源自西漢元成以降的讖緯神學和天人感應理論,王莽改革中的一些舉措(限制奴隸與土地持有上限等)在哀帝一朝便有人提出,大致還是繼承多於創新。

雖然西漢早年藩國制度不在,但劉氏人丁興旺依舊是西漢王朝的基石,在神學加持下重奪社稷那是另一個話題,礙於時間,有空再談。

Ps:赤眉軍供奉城陽景王神,城陽景王乃是剷除諸呂政變中的朱虛侯劉章,這是個很有趣題目。


王莽其實就是儒家思想的具體化線路。最終的結果當然是慘不忍睹,這也使得以後朝代都儒法兼併的格局。其他不用多說,西漢就是死在儒家思想最輝煌的時代。大明末期也有這種現象……這個鍋儒家背,王莽只是具象化的表現而已


基本事實就是這樣。

西漢氣數將近,於是大家在使用所有辦法都不行時,就支持了王莽的主動被禪讓。可惜人力不敵大勢。叛亂還是起來了。但是老百姓反而覺得都是王莽的錯。畢竟昭宣之治到現在也沒過多久,年長些的人,都經歷過,也聽過太宗文皇帝,還有以前打匈奴的事。(漢宣帝前49年去世,王莽前45年出生)

所以大家 又開始想起來劉氏的好。


一般來說,政治家是尋求穩定的。國家元首主動要求改革,這個現象本身就足以說明,當時的形勢危急到什麼程度。

清朝光緒皇帝支持變法的時候,國內是什麼環境,大家心裡肯定都有數。清朝之後還有改革,更不必細說了,免得犯了忌諱。

至於後來的光武中興,那已經是另一個朝代了,劉秀和皇族的關係,估計也就比劉備近一點。東漢的建立也是在軍閥混戰之後,和許多大一統王朝是一樣的。戰爭重新構建了社會秩序,不然東漢絕對傳不了那麼多代。


王莽不重要,重要的是下一個打下天下的如果還是劉邦的後代。漢就不會斷。

劉邦大封劉姓王,也是因為這個。

壞處就是景帝時候的七王之亂。

就是漢末三國,真正想讓漢家繼續延續的也是人家老劉家。

漢朝劉姓祖宗族,小功封侯,大功封王,屢見不鮮,這是人家的根本利益


補充下,跟天災也有很大關係,天災頻密,偏偏還有個天人感應說,這是給皇帝鑲了層金邊,然鵝上了高臺下來就不大容易。我看過西漢後期的一張天災表格,小冰河期確實蠻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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