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和西漢的政治體制不一樣嗎？
劉秀不殺功臣，留下美名。可有人說正是如此導致東漢向地方豪強妥協，在政治體制上不如西漢。
不殺功臣≠妥協豪強。
兩漢實際上都不是一個朝代，政治體制自然有所不同。後世之所以區分兩漢正是因為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政權，壓根就沒有政治體制完全一樣的朝代。劉秀殺不殺功臣和東漢的政治體制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更沒有什麼導致妥協豪強。劉秀不殺功臣最起碼有三個因素， 一，自身能力強。二，和大部分功臣都同甘苦共患難過，這份情誼是其他開創者和手下不具備的。三，劉秀本人厚道。
事實上光武是兩漢最集權的皇帝之一，另一個就是漢武。西漢直到漢武時期皇權才得到真正意義上的集權，而劉秀甫一統一就達到了武帝集權程度，比之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王莽逐漸囊括了三公和尚書大權最終代漢自立，有此前車之鑒，劉秀是不可能再賦予任何大臣權柄，這自然也包括功臣在內。故劉秀「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而「明慎政體，獨攬權綱」成為一個獨攬大權的帝王。劉秀集權的表現從很多史料我們都可以看出。
《漢書》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
劉秀的政策就是抑強扶弱，這是當時史官蓋棺定論的，沒人比班固更知道建武永平時期是什麼樣子。
劉秀統一以後首先做的就是加強中央集權，表現在「「分化三公職權」「廢除三公封侯舊例」退功臣 進文吏」「雖置三公 事歸台閣」「抑制宗室諸侯王」等事件上。
分化三公職權
三公在西漢綏和改制前已有，但地位權利並不平等，仍以丞相為尊。成帝綏和時期把御史大夫改稱為大司空，與輔政的大司馬同賜金印紫綬，又「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把拜御史大夫不封侯改為同「封列侯」，於是三公「分職授權」，不再由丞相「獨秉三公之事」，三公的地位鼎立而平等了，這是宰相制度上的一大變局。劉秀即位閔傷前代權臣篡位，因而沿用此制度，只是更加完善了。三公有明確的分工:《續漢書·百官志》載：【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並且三公對九卿有監督權:【《通典·職官》註：「太常、光祿勛、衛尉三卿，並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三公雖然分職，但在國家大事上可以共同商討，以互相牽制。《續漢書·百官志》：【「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二公通諫爭之。】如此有利於朝廷控制三公，又使他們之間相互平衡和牽制。
在三公人選上，劉秀也有所防範，防止「監守自盜」。一般三公人選不在所負責監督三卿的範圍之內。如大司農為司空監，而馮勤為司徒；太僕當司徒監，而趙 熹為太尉，朱浮、張純、馮魴為司空；光祿勛當太尉監，而杜林為司空等。這樣，其人為三公後，不會在小範圍內形成派系，以至於形成黨派。
廢除三公封侯舊例
西漢初年常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之後元勛皆盡，拜三公之時同封列侯。建武初年劉秀沿用舊制，對任職的三公皆封為列侯，比如宋弘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栒邑侯。伏湛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但建武五年這一制度即發生變化，比如侯霸代伏湛為大司徒，僅封關內侯，一直到去世沒有封為列侯。劉秀之所以不再封候霸為列侯就是要打破西漢三公任職封侯的舊例，自此之後凡任職三公者再無封侯，除非先前就是列侯。而封關內侯的也只有馮魴和趙熹而已。所以徐天麟在《東漢會要》卷十七引袁夢麒曰：「自是之後，位三公者，皆不復有茅土之封。」而劉秀的目的很簡單，限制三公權利。
剝奪三公監察、審核權
劉秀還剝奪了三公的監察審核權，比如設置御史台剝奪了三公監察權。在西漢監察機構由御史大夫負責，御史大夫下有兩丞，一曰中丞就是負責監察彈劾的。漢成帝時期將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但職能未變。建武時期大司空改掌水土事，不再負責監察事務。中央監察機構改稱御史台，由御史中丞負責，御史中丞脫離御史大夫，改屬少府。少府直屬皇室，等於劉秀間接的奪取三公的監察權。
而劉秀所置的司隸校尉也和西漢不同，司隸校尉始置漢武帝，漢成帝時一度廢置，漢哀帝時復置此官為司隸，屬大司空。建武初復置此官，但既不屬於大司空，也不屬於御史中丞。而是一個獨立監察機構，直接對皇室負責且職能也發生變化。
《後漢書·朱浮傳》：「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
劉秀設置的州刺史也不再與三公有直接關係，按照西漢舊制，州牧劾奏地方二千石長吏，皆須通過三公府派員「案驗」，然後決定是否罷免，而劉秀卻把三公的這部分權力給剝奪了。刺史劾奏二千石長吏，無須再經三公「案驗」，而是直接向皇帝奏報。從而取代了三公審核權。
雖置三公 事歸台閣
尚書始置戰國，原本掌管文書奏章，職微權輕。漢武帝時征伐改制，朝廷多事。文書奏章激增，又加上相權問題，所以讓尚書台參與政務，並形成了領尚書事的制度。尚書台職權漸漸擴大，到了西漢末年已經是相當重要的職位了。而建武初劉秀為了削弱三公的權利進一步擴大尚書台的職權，將重要的事務交由尚書台處理。劉秀特詔此官長官尚書令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在朝會時專席並坐，當時號「三獨坐」。而尚書令的地位又高於其他兩官。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綱紀，無所不統」衛宏《漢舊儀》：「主贊奏，封下書」，尚書令不僅有將百官奏章上言皇帝，還有對詔書封閉加印下達公卿的權力。比如《後漢書·鮑永附子昱傳》注《漢官儀》：「群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續漢書·百官三》尚書令「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文書眾事」，又有與三公配合掌管選舉的大權 。 如此一來自然會 起到牽制三公的作 用 。隨著尚書台職權擴大，原本屬於三公的權利也轉移一點到尚書台。尚書還有責讓三公的權力。《後漢書·王梁傳》載：建武二年，大司空王梁進擊檀鄉，「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
雖然劉秀事歸台閣的目的是為了架空三公，但也注意兩者之間的消長。他同樣限制尚書台，防止它過於膨脹而無法控制。首先，尚書職在禁省，「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在平時，與御史台「皆以官蒼頭為吏，主賦舍，凡守其門戶。」尚書官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輕易「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與外界接觸是比較困難的。其次，尚書台有尚書、尚書僕射和六曹尚書，稱為「八座」，此外又有左、右丞和尚書郎三十六人。凡是大事，皆由「八座」共同商議，聯名上奏，「而有不合，得建異議」，其間是互相牽制的。雖然尚書郎地位不高，但「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誥命」，有時所起作用很大，以至形成「八座受成，事決於郎」的局面。可見尚書台內部也有相互制約機制。
再者尚書令僅為千石，真正的職輕權重，如此方便朝廷駕馭。另外劉秀對選任尚書的官員也十分謹慎，比如親自選用孝廉充當尚書令以代替原本的以令吏遞補的方式，孝廉選自民間，無所旁接，還要經過考試和試職期，才能轉正。劉秀為了控制尚書台還專設小黃門郎接受尚書奏事，小黃門郎是皇帝近侍更好控制。而當時內外群官都是劉秀親自選舉，加以嚴察，職事過苦，尚書這種近臣更是被拖過來劉秀親自打，群臣不敢正言（劉秀這點真的很糟心）。
退功臣而進文吏
天下統一以後如何處置元勛們是歷代帝王棘手的問題。有前車之鑒，劉秀既然想保全功臣就只能讓他們遠離權利中心，而退功臣進文吏是最好的辦法。不僅是劉秀考慮如何處置功臣問題，功臣們也考慮如何自處。如建武七年鄭興的上書就反應出這個事實（這裡只截取片段）【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眾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群臣多舉郭伋為大司空，因為有流言說劉秀想用功臣，如果用功臣則會帶來人位謬，眾惶恐的結果。所以鄭興希望劉秀成全群臣的讓善之功，以定他們的心。雖然劉秀當時沒採納，導致後來很多人都小心翼翼，一有風吹草動便風聲鶴唳，比如馮異入關後專制關中，關中號稱咸陽王，嚇得馮異戰慄怖懼。
建武十三年，天下統一。劉秀就開始正式著手解決功臣問題，他以奉朝請的名義把功臣都集中在京師，大肆獎賞，給他們榮華富貴。接著逐漸收回他們的軍權，建武初為了適應戰事需要設置了很多將軍之位，這些人大多成為功臣。而統一以後不再需要這麼多將軍，「班勞策勛 」 的同時「罷左右將軍官 」。鄧禹與賈復帶頭上交兵權，奉朝請或者加位特進，接著耿伯昭，劉隆、朱祐都「上將軍印綬」主動交出兵權，留奉朝請。及至建武十五年， 寇恂 、馮異 、岑彭 、蓋延 、銚期 、祭遵 、任光、萬修、邳彤、劉植、耿純 、景丹 、 王梁 、 傅俊都已去世，鄧禹、賈復、大耿、朱祐、劉隆皆主動交出兵權。陳俊 、臧宮征奉朝請 ，李忠征詣京師 ，杜茂免官。只剩下吳漢，王霸、馬成、馬武手握兵權了。而吳漢一直是劉秀信任的，所以能居上位，一直當大司馬。王霸、馬成、馬武、都是邊境需要屯兵鎮守邊境以備匈奴。
退功臣的同時進文吏，劉秀不再以功臣任職重要官職。大批地引進文士如尚書台職權的加強，各郡縣守令的任用，天下逸士的徵召等，都體現出文治。即便那些功臣武將，也多在劉秀大力倡導下，轉而改向研習經學。
苛責三公 相位難任，
劉秀的大司徒多由擔任過郡太守的地方官吏擔任，因為他們主管民政，有豐富的經驗。而司徒的職責就是主管國家民政事務，說明劉秀重視任職能力。而觀歷任大司徒人員我們就可以知道劉秀的大司徒並不好當，準確說劉秀不允許他們有一點點成為權臣的苗頭，對他們限制非常嚴厲。比如伏湛因為河南尹，司隸校尉兩人爭論沒有奏報給劉秀就被冊免。侯霸因為舉薦劉秀討厭的閻楊被劉秀懷疑，差點險遭橫禍。韓歆因為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裡，最後被劉秀追詔責切而自殺。歐陽歙因貪贓枉法坐死獄中，戴涉因為群舉薦的人偷盜被連累下獄而死。故史稱大臣難居相任。
大司馬一職主管軍事，建武二十年之前一直由吳漢擔任，因為吳漢質厚少文且對劉秀非常忠心，這種忠是忠於劉秀個人。所以劉秀非常信任他，故吳漢能「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而吳漢本人斥責妻子多置田地，奉公守法。吳漢死後劉秀僅以劉隆行大司馬事，未任大司馬之職。一是因為劉隆本是功臣，任他為大司馬不符合劉秀退功臣進文吏的思想。二，大司馬職權過重，主管軍事，非有軍功者外又找不到合適人選。所以讓劉隆以驃騎將軍以行大司馬事最為合適。而劉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至建武二十七年他上交兵權，只以列侯奉朝請而已。同年劉秀改大司馬為太尉，三公皆去大字。任命趙熹為太尉，趙熹少有節操。他先擔任過懷令和平原太守，治理有方，百姓歌之，劉秀嘉之。任用他既信得過又達到不以功臣為職的目標。且同年大司空竇融也被冊免，劉秀最終做到不以功臣任職。
大司空由李通擔任，而李通在職期間都是稱病不理事，「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掛名而已，及至建武十二年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李通之後由竇融擔任大司空，及至建武二十年因戴涉坐死獄中，劉秀以吏事責三公，故策免竇融。
消除地方勢力
竇融是地方勢力的代表，是統轄五個郡的地方長官，說是一個小政府不為過。而劉秀任命竇融為大司空就是將他調來京師以削弱他的勢力。前期天下未統一，劉秀對竇融算是禮遇，屬於拉攏狀態。及天下統一以後，劉秀下詔書把他的勢力一鍋端了進來。《後漢書·竇融傳》載：「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曾被劉秀皆封為侯的五郡太守，以及他們的「官屬賓客」，都被劉秀一一征（端）來。到京師後，竇融主動「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劉秀「詔遣使者還侯印綬」，而把涼州牧和張掖屬國都尉的大印接收過來。不久劉秀將竇融提拔為大司空，並對其部下給予妥善的安置。如武威太守梁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如此，劉秀兵不刃血的瓦解了河西勢力，將之收入囊中。
由以上的史料我們可以得知，劉秀是一個非常集權的帝王，正是因為他獨攬大權，建武十五年以後，度田、廢后、廢太子等事件才得以完成。
西漢初年劉邦被迫分封七位異姓王，東漢初年可沒人敢要求劉秀封自己為王，唯一一個自認為功當為王的彭寵，劉秀藉由朱浮打壓他的傲氣，不成想造成了他的反叛之心，儘管如此劉秀也未見妥協他，而是選擇出兵平叛。西漢初年雖然劉邦終將七王全部剪除，但其開國元勛蕭何、陳平等皆被委以公卿重任，直至漢武時「宰輔五世，莫非公侯」，不少功臣倚恃功高，與皇權不斷發生矛盾，結果功臣多遭屠戮，或受「縲紲」之苦，既影響了君臣名分，又不利於專制集權。西漢初期同異姓王分封天下，所以才造成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局面。前期與同姓諸侯王分封天下，所以才有七王之亂。及至漢武，皇權才得到真正的集權。而這些問題，建武時期都不存在。
沒有完美的制度，也沒有一百年不變的制度，古代是人治社會，再好的制度碰到昏君也會被破壞殆盡。皇權再集中也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須依賴官僚，外戚，官宦，依靠他們來推動國家機器運轉。此時若是君主年幼或者昏庸無能就會發生外戚篡權或者權臣把持朝政的局面。
誠如漢武集權，後期照樣有霍光這樣的權臣，廢帝都是一句話的事情，哪怕後面漢宣帝奪回政權，可幾十年後還會有王莽這種篡權者。劉秀也是一個道理，無論他活著多麼集權，也無法阻止他死後會發生宦官外戚輪流把持朝政的局面，千防萬防最終難防。又如朱元璋，這位出了名的專制，廢除宰相制就是為了集權，可明朝照樣有權臣宦官當道。可見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
劉秀自古被批評的最多的便是過於集權和專制。
《昌言·法誡篇》
「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
另外參考蘇軾兄弟的評價。
最後劉秀度田是成功的，不存在妥協豪強。
拈花恨意遲：光武度田到底是失敗還是成功的？?www.zhihu.com
反對一下答主左家明王的回答，本回答部分內容為駁樓上回答，部分內容為自己觀點，部分內容為駁一些流毒甚廣的東漢謠言。
求同存異……求同存異……求同存異，有問題可以指出來，不要禍及家人，先行謝過
中國歷史總體上來說，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是不斷完善的，除了極個別的情況，基本不會有倒退，或者用馬克思唯物史觀來說，政治制度是螺旋上升的。（僅指統一王朝）
總的來說，東漢的制度相比較西漢是更健全的，因為西漢更像是在摸著石頭過河。
不是武帝朝以後才叫西漢，西漢是一個整體，割裂來看對東漢不公平。
樓上的答主說西漢一直以來強枝弱干，可是七國之亂和臧荼、英布等人的叛亂不正是因為地方勢力做大尾大不掉才爆發的嗎？
西漢的制度本身就是鬥爭的結果，其混亂也是歷朝歷代獨一份的，而且本身割裂性較強，故只能分段來看，無法統一的看待。
西漢早期立國憑藉諸侯王之功，建國後自然就有了異姓王的問題，直到劉邦晚年白馬之盟，才基本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說終高祖一朝，主要解決的就是異姓諸侯王的問題。
異姓王問題解決之後緊隨而來的就是外戚干政，而且這次的問題更為嚴重，呂氏子孫公然封王，把持朝政，呂后駕崩後呂產甚至有了不臣的心思，這一政治問題直到誅滅諸呂也未曾解決，外戚問題更是直接導致了西漢的滅亡。
諸呂問題好不容易解決了，同姓諸侯王又開始尾大不掉，這一問題直接引爆了七國之亂，至景帝朝才初步解決，到武帝朝的推恩令才基本解決。
武帝朝是西漢的一個轉折點，各項政治制度走向正軌，對外平滅南越，真正意義上實現了祖國的統一（個人觀點，在武帝的武功中，平滅南越比北卻匈奴更為重要)，但是，劉徹駕崩後的權力分配出現了問題，導致西漢又產生了權臣干政的局面。
漢宣帝其實是我最喜歡的一位西漢帝王，他執政後消滅霍光集團，西漢的政治才真正意義上的穩定下來，但是不久之後，西漢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反觀東漢的制度建設是直接承接的西漢，自然少走了許多彎路，這也是東漢沒什麼存在感的原因，只有解決問題爆發衝突的事件才有代表性，才更容易被人記住。
東漢對於地方的控制，從建國並統一始就沒有發生七國之亂規模那麼大的叛亂，楚王劉英和山羊王劉荊的叛亂都是胎死腹中，比起西漢的七國之亂席捲大半個帝國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對於諸侯王的控制，東漢比西漢強的不是一點半點。
一:東漢對於諸侯國的措施:
1:統而不治
諸侯王對於封地只享有經濟權而不享有政治權，封國內200石的官員都需要中央任命，可以說諸侯王勢力在東漢時期根本不對皇權構成任何影響。
2.減少食封
俗話說飽暖思淫慾，諸侯王一旦有了錢，那麼保不齊就要覬覦不該覬覦的東西。
於是東漢的帝王又祭出了第二把經濟大劍。
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後見而言曰:諸子裁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
東漢的分封只有光武帝朝比較捨得，從明帝開始基本就是減半，到了章帝時期，後漢書對於諸侯王的食封有兩個字的評價"鮮薄"
3:恩威並施
相對於西漢武帝朝之後對諸侯王的苛責，東漢諸帝對諸侯王還是比較寬容的。
阜陵質王劉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眾,有司奏請誅延」,明帝則「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
這種寬容並不代表皇權的衰弱，相反，這種寬容正是因為東漢諸侯王已經對皇權不夠成威脅了。
至於東漢後期藩鎮割據，那是靈帝聽信了劉老闆的鬼話廢史立牧造成的後果。
二:關於世家的問題
現在的鍵史圈一提東漢就是世家政治，一提明朝就必須東林誤國，可問題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1:關於東漢立國不正包庇士族
光武帝第一次度田是失敗了，但是建武15年第二次度田中，劉秀不僅成功度田，還殺了十幾個地方大吏，並"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這不和漢武帝的政策一致嗎？甚至劉秀的政策比漢武帝的政策還要徹底，漢武帝將豪姓遷往長安是無奈之舉，政府的觸角伸不到那麼遠的地方，而劉秀就可以將豪姓遷往他郡，側面證明劉秀時期對於地方的控制力度是比武帝時要高的。
而這次度田的結果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至於東漢度田政策的失效也要等到東漢中後期了，而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
2:關於東漢被世家大族把持朝政
建議複習黨錮之禍，士大夫要真有那麼大的權力就不會有黨錮之禍了。
而且漢末兩大姓，汝南袁氏和弘農楊氏。
袁家一代目袁安在漢章帝時發家，弘農楊氏第一個當丞相的楊敞是漢昭帝時期，第二個當宰相的楊震是漢安帝，把鍋一口氣甩給東漢實在是有失公允。
士家真正做大要到兩晉時期了，世家把持朝政的局面要在東晉時期才形成，原因也是司馬睿在江東無法立足不得不的求助於琅琊王氏，東漢正兒八經打下來的天下，憑啥啥都聽你世家的？
世家干預朝政的表現是什麼？是王敦那樣自身在朝中有巨大的影響力還能在國之重地割據一方，東漢最大的世家袁家除了秩序崩潰後割據的袁紹以外，誰有這麼大的權力，袁紹袁術甚至還要在殺豬戶何進門下討生活。更別提弘農楊氏了，楊修之死還是曹操一句話的事，給司馬睿一百個膽子，他也不敢殺王敦吧。
三:劉秀大隕石術
這個現在幾乎成梗了，這個梗錯誤的讓許多人以為劉秀昆陽大捷是靠的流星墜地而忽略光武帝本身的軍事才能。
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
這個流星正確的翻譯應該是一種寓意兵敗的天象，而不是一顆大流星誇擦一下砸到王尋的兵營里了。
固然昆陽大捷有這種天象的加持，但要是全部都是因為流星的因素，昆陽大捷也就不會被偉人反覆咀嚼了。
先寫這麼多吧，歡迎討論，多歧為貴，不求苟同。
從禮制、典章上看，差別不大。
但是政治結構差別太大。
西漢早期，強幹弱枝的政治理念導致整個西漢地方實力派勢力較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陵邑制度。每一任皇帝死了，就遷天下富戶到陵墓附近新建一個邑。
一個朝代，民間勢力擴張最快的就是王朝早期經濟社會發展野蠻生長的時候，到了王朝中期，社會進入穩定反而缺少那種快速積累壯大的豪強。而西漢初期，把這種人全部聚集到帝都，而在帝都這些地方小地主壓根就不夠看。在古代富戶們被遷徙、豪強被抑制，整個社會財富沒有形成嚴重的貧富差距。朝廷權威在地方勢力面前，無比強大。這就導致實際上西漢是中國所有王朝中，集權最重、民眾經濟最寬鬆的朝代。因為強幹弱枝，所有政治鬥爭的主戰場都只能發生在長安。而地方上因為割韭菜的原因，沒有大家族把控地方，漢朝政治的基礎就成了良家子。因為西漢良家子過得不錯，所以皇家聲望很高，因此整個社會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與皇權角力。這個時候喜歡政治鬥爭中心是皇宮。通常是皇帝和太后的鬥爭。王莽篡漢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是第一他是外戚，第二他名聲好，第三天人感應。
而東漢的建立，本就是各地地方實力派支持的結果。這就導致，劉秀不是不想殺功臣，而是根本不可能自毀根基。從這個時候開始，西漢的強幹弱枝政治方略被徹底破壞，各地以士族為代表的地方勢力開始崛起。君子之德五世而斬，帝王之廟七世而桃（中國古代沒有十二輩人的皇帝）。隨著西漢恩澤的消退。漢朝的統治根基由良家子變為士族。而士族以地方為根基，在長安攫取權力。這個時候，政治鬥爭已經成為，皇帝和士族的鬥爭。
後來士族繼續成長成為世家。世家被衣冠南渡後，軍閥勢力崛起，為了打壓軍閥，文官崛起，文官崛起導致軍力欠佳，於是文武徹底分離。
西漢初、中、末期都不一樣，感覺東漢更多的是延續了西漢末年的政治體制吧。
主體一樣。皇權至上，郡縣制，三公九卿，兵制、稅制、禮儀基本一樣。具體政治運轉有些不同，西漢外戚干政厲害，初期丞相權力很大，中後期設立中朝，分割丞相權力。東漢宦官外戚專權，地方豪強做大，士人開始壟斷文化官場，三公被架空。
西漢大約是丞相制，東漢大約是三公制
東漢恢復了袞冕
自古衣禮一體 和西漢還是不太一樣的
社會發展肯定不會後退，歷史車輪沒有長時間倒裝的可能性，最多停滯。
王莽改革的時候西漢就已經是地方豪強割據了，最多說劉秀沒能解決，不能說這就是東漢的錯，這不科學。
看後邊穩定的隋唐就知道東漢問題出在哪裡了，很簡單的說就是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口數量暴增，然後陸地產出的鹽以及西北農業無法供給「首都」這個概念了。
前面的三國魏晉南北朝就是社會中心到處飄來飄去選點的過程。
隋唐開鑿大運河，連通南北水運只是短暫解決一時的問題，宋元明徹底開通大運河，才能定都北方，南北才勉強平衡，結果就是西部逐漸荒廢，英法看到這個，一把小手槍頂在大動脈上就可以威脅整個大清。
王莽、劉秀就真的是穿越之人，也解決不了這後面2000年的生產力發展問題，得帶多少書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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