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被欺負得不成樣的中國人，天天喊著要西化，認為西化才能救中國。

但他們卻忘了，中國之所以是中國，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就因為中華文明存在。

沒有中華文明，就沒有中國，不尊中華文明，就不是中國人。

西化不是救中國，而是實實在在的亡中國。

我們要明確一點，西方不代表現代化。

就像現代醫學，它的分界線不是西醫和中醫，而是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

堅守中華文明不是守舊，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是西化。

這句話貌似是一個英國教授說的？其實狗屁不通。什麼叫偽裝成一個國家的文明？難道中國現在是一個獨立的文明？不是融入了西方現代文明中間？現在中國流行的思想，不管是底層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是官方的馬克思主義，都是西方文明的發明。被中國人借用而已。

加州學派的核心思想，就是對現代文明的資本主義假設，民族國家的假設提出了完全的質疑。

民族國家，只是歐洲獨特的歷史現象。起碼，美國就沒有所謂民族國家的現象。中國，更沒有民族國家的現象。

資本主義，與商業文明是一種相互混淆的概念。

商業文明，人類各個族群與國家都存在，與資本主義的現象完全劃分不清楚。如果資本主義，指向拿破崙戰爭以後的歐洲維也納體系，那麼這就是歐洲的獨特的現象。

中國在19世紀以前，不可能誕生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那麼21世紀的中國，更不是資本主義的模式。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誕生，標誌著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誕生。歐洲民族國家的誕生，本質上就是建立起了君主、國王等政治領袖的最高權威，民族國家的從此可以在歐洲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從政治體制、經濟制度、法律體系與軍事制度上，享有完全的對所轄疆域的廣大民眾的管理權與指揮權，這是對中世紀歐洲體制的徹底顛覆，也就是人本主義思想的徹底的勝利。

對照歐洲民族國家的實質內涵，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正是民族國家的時期，秦漢統一帝國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歷史上民族國家歷史的逐步衰退。

隋唐宋、元明清時期，中國歷史上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的時期，已經是類似於人類歷史上的帝國時代，類似於奧斯曼帝國時代、西班牙帝國時代、大英帝國時代，以及美帝國主義時代。可以說，俄羅斯的歷史，與中國歷史極為類似，蘇聯的建立，乃是俄羅斯歷史上的帝國時代。

因此，帝國時代才是人類19世紀以來，現代文明體系的主要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體制的特徵。

五段社會論，只是歐洲歷史的假設與推演，完全是19世紀人類社會科學的成果，無法預估蘇聯的誕生，以及21世紀中國的崛起，以及印度與日本、東南亞、巴西的復興。

人類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以及哲學思想的發展，在21世紀已經遠遠超越了19世紀的知識局限性。起碼，特朗普之流，是完全不認同五段論的。特朗普之流，只是一種極端實用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的霸權思維，這一點與古羅馬帝國、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帝國的邏輯，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

因此，只有毛澤東才是現代中國的真正的創始人與締造者。毛主席，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教條主義傾向，因此尼克松才可能向中國伸出和解、和平的橄欖枝。當今，面對特朗普之流的無比囂張的氣焰，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的唯一指路明燈。

要進行正確的中西歷史比較，必須有兩個前提：（一）必須破除歐洲中心論；（二）對西歐與中國雙方歷史變化的認識必須正確。

在以往的中西歷史的比較研究中，確實也存在著諸多弊端。其中最嚴重者，是歐洲中論（或西方中心主義）的盛行。不論中國學者還是西方學者，都把歐洲的經驗視為普遍模式，然後以此為出發點來看中國。所以儘管雙方學者政治觀點常常有所不同，但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卻往往得出相似的結論。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這種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的中國史研究提出了質疑。比較激進的學者，甚至號召在中國研究中拋棄西方學術規範，以建立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學。

但是，許多學者雖然努力試圖擺脫過去偏見的束縛，但是由於各方面的原因，所以當他們提出新見解時，往往在許多方面仍然未能如其主觀希望那樣徹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而導致此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不僅在於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缺失，而且也在於中國史研究和歐洲史研究兩大領域之間的隔膜。

一方面，大多數研究歐洲史的學者，對中國史的了解十分有限，所以他們在進行比較時，其對中國歷史認識常常還是五六十年代的研究結論（例如「宋代革命論」、「明清停滯論」等）。

另一方面，許多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對於西歐歷史的認識也往往還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水平上。他們不僅對西歐歷史了解過於狹窄（如人口、家庭、區域經濟、農村工業等重要主題都未被重視），而且對許多重大歷史變化的理論認識也十分局限（如工業革命以前和以後的經濟成長方式及其相互關係，罕有學者加以注意）。

在此意義上而言，以往中西比較研究中所使用的「歐洲模式」，是建立在一種對西歐歷史的不充分或者甚至是錯誤的了解的基礎之上的。

本世紀的西方史學是以１９世紀的社會理論為基礎的。由於歷史認識論的變化，近年來史學家們對歐洲歷史的看法發生了很大改變。對於從１９世紀社會理論中得到的認識規律（例如用宿命論的進程來解釋過去和預見未來、認為物質的因素勝於信念的因素及客觀的因素勝於主觀的因素，等等），今天的史學家已感到不滿意。這種不滿迫使學者們去創造對歐洲歷史的另一種認識。

在中國歷史研究中，不論是全盤套用或是全盤否定依據西歐經驗得出的規律和認識規範，都失之於偏頗。因此，反對西方中心主義而又不拒絕歐洲經驗，才是21世紀中國崛起以後，研究世界與中國的歷史演化的必然途徑。

西方國家的全球性政治擴張，以及起源於歐洲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導致的經濟究變革，是推動近二百年來世界歷史發展的最強大的力量。在今天，如果離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兩大進程，就很難去想像歐洲歷史。但在西方之外的地區，由於原先不存在歐洲式的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所以以往學者們都認為只是到了歐洲影響所及之時，這些地區才進入世界歷史洪流。

因此，「本地對西方挑戰的回應」，通常被認為是這些地區近代歷史的主軸。然而事實是，各個非西方的社會都具有其文化與歷史的完整性；它們的文化與歷史，都與歐洲影響無關。

這種排開歐洲影響的重要作法，破除了上述以「本地－西方」為主軸的單元論的局限，主張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社會均具多元特性，從而創造了本土的非歐洲文化的「差異」的多種含義，尋找真實的中國歷史，探討中國在21世紀以後其政治與經濟變化的軌跡，才是面對特朗普之流挑戰的當務之急。

儘管學者們在關於非西方地區的研究中，大多力求擺脫歐洲，但是要超越歐洲中心論，首先應當回到歐洲。

應當將歐洲民族國家形成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發生情況，作為歷史過程而非抽象的理論模式認真進行討論。

不應因為反對歐洲中心論，就斷言以歐洲為標準來進行比較不對；相反，應當擴大這種比較。這種做法使我們可以在必要時修改舊有見解而後用之，而不是將這些見解視為弊履而拋棄之。

歐洲中心論的世界觀固然失之偏頗，但從其它的中心論（包括「中國中心論」）出發來進行比較，情況亦然。

只有在普通問題的研究上培養起多元化的觀點，才能對歷史上的諸多可能性的問題提出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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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中西比較研究（以及中國史研究）中，出於對西方中心論的迷信，許多學者所研究的，實際上並非「過去真正發生過」的現象，而是「過去應該發生（而未發生）」的現象。

不論我們主觀願望如何，歷史只是過去確實發生過的事實。因此史學所研究的對象，只能是過去確實發生過的現象，而不能是按照某種邏輯或理念「應當」發生的現象

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也充滿各種可能性。某些事件曾經發生，並不意味著它們「必然」發生。若是要追求唯一可能的結果，實際上就是在使用決定論的邏輯，對整個事件作簡單的解釋，從而陷入宿命論的泥坑。既強調研究重心是過去真正發生過的現象，但也不排斥歷史的發展存在各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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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學者們在關於非西方地區的研究中，大多力求擺脫歐洲，但是要超越歐洲中心論，首先應當回到歐洲。

應當將歐洲民族國家形成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發生情況，作為歷史過程而非抽象的理論模式認真進行討論。

不應因為反對歐洲中心論，就斷言以歐洲為標準來進行比較不對；相反，應當擴大這種比較。這種做法使我們可以在必要時修改舊有見解而後用之，而不是將這些見解視為弊履而拋棄之。

歐洲中心論的世界觀固然失之偏頗，但從其它的中心論（包括「中國中心論」）出發來進行比較，情況亦然。

只有在普通問題的研究上培養起多元化的觀點，才能對歷史上的諸多可能性的問題提出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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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壇上出現了「科學化」的傾向，即學者們力求使史學研究「符合科學規律」。因此，他們常常力求「解釋」某些歷史事件發生的先後關係。一個諸如「某事如何發生」的問題，會引起一種回應，即詳細討論某事件發生的環境與理由。

但是史學家對過去發生的事件的解釋方法，卻大不同於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所使用的方法。在一定的已知條件下，從一組具有特定性質的物質中，物理學家和化學家能夠預知某些結果。而史學家卻無法做到這一點。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史學家解釋過去的方法，與天文學家、進化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採用的方法有相似之處，因為這些科學家所致力解釋的也是過去的事件。

地質學家只能夠解釋大峽谷如何出現，而不能預見大峽谷的出現，因為大峽谷的形成並非依照邏輯，必然採用它形成時所採用的那些形式和方法。大峽谷在的存在，也未表明人們能夠有把握預見另一個大峽谷何時何地出現在自然世界或人類世界，所有複雜的歷史過程都充滿了各種偶發事件或意外事件，這些事件使得以後的活動格局會以新的方式形成。

當然，有些事情總是比其它事情看來更有可能發生。不論我們回顧已經發生之事，還是展望可能發生之事，情況皆然。

換言之，已經發生之事不一定就是實際上最可能發生之事。

但是歷史學家卻很容易將真正發生了的事，同「應當發生」的事聯繫在一起。這種必然性的意識，掩蓋了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存在著的多種可能性。

時間跨度越長，在某些時點上尚有其它道路可走的可能性就越大。歷史變化的長期序列並非必然的，也非天生如此的。

許多學者已將長期的因果關係作為目的論加以擯棄，但他們還須對歷史的變化做出許多修正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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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歐洲歷史變遷的動力，有一些十分相似的地方。在經濟方面，中國和歐洲二者都存在工業化以前時代的發展動力和物質限制。這些相似之處頗有助於我們了解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中、歐政治與社會性質的相似性較為複雜，因為中、歐在國家形成及轉型過程中確實存在共同的因素，但二者之間存在的差異也同樣明顯。

中國與歐洲在工業化以前時代的經濟變化動力的相似性。既說是有相似之處，便不能認定這種動力帶有歐洲工業革命的特徵。從另外一方面來說，中國與歐洲的差異性，則有助於理解二者在國家的形成與轉型以及民眾反抗的作用與意義等方面的特點。

由於中國與歐洲歷史變遷的動力同時包含著相同與相異之處，因而形成了歷史變遷的多重軌跡。即然是多重軌跡，以「一」貫之的做法自然是不行的。

珠玉在前＋拋磚

聽過兩句類似的話。

一句格式類似

其他國家是一個國家擁有一支軍隊，普魯士是一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

一句內涵類似

日本就像一個飯糰，而中國像一盤炒飯。但是這盤炒飯盛在名為中華文明的盤子里，你不能將盤子和炒飯分別看待。

觀點大意是，亞歐大陸東端的這個龐大組織，本質是「中華文明」，表象是「中國」。凝聚力是文化認同而不是民族認同，或者說民族內的認同是文化上的，而不是血緣上的。

延伸這個觀點，可能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以東的人民，如果以更接近的文化團結在一起，建國，也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

西方的「自由民主」是資本主義文明，而中國這個國家雖也開始搞資本主義，卻有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的文化傳統，那就是東方之道。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道德經》。

君子者，欲達己則達人。

美式自由文明實際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拜金拜物自由，是美元統馭下的自由，其對外奉行霸權掠奪以解決資本主義固有的經濟危機，即緩解貧富兩極對立矛盾。美式文明源於人性之貪，天道缺失。人不等於物，應復興東方之道，擺脫物馭，爭取人的真正自由。

舉個例子，古希臘就是文明，但是古希臘並不算一個國家，它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只是古希臘人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城邦國家，然後這些國家都相繼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化，然後這些文化在個個城邦之間交流，融會貫通，就變成了今天歐洲文明的起源，可以說古希臘就和春秋時期的中國差不多，如果這時候古希臘也出現了一個秦始皇，把這些大大小小的城邦統一了，那麼古希臘也可以是一個用國家偽裝成的文明。

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中國是眾多偽裝成國家的文明之一。

僅僅是中國恰好覆蓋了中國文化區而已，同理伊朗、日本、蒙古、匈牙利、芬蘭、土耳其、以色列...也全都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

另外這句話和中國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本質不衝突。

中國是偽裝成一個國家的文明,這句話是由"民族國家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實體，是歐洲在19及20世紀主導的現代性/民族自決和自治概念及實踐"衍生的.

憑什麼國家只能用民族去凝聚?我們不能把西方的話當成聖旨,我們要說「西方大多數國家是偽裝成一個國家的民族」.為什麼說是大多數國家?很簡單,舉個大家都知道的國家,米國.它是一個移民國家,靠的是"自由"文化來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