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 爰書：某裏的裏典甲送來該裏士伍丙，報告說:「懷疑是麻瘋病，將他送到。」訊問丙，供稱:「在三歲時患有瘡傷，眉毛脫落，不知道是什以病，沒有其他過犯。」命醫生丁進行檢驗，丁報告說:「丙沒有眉毛，鼻樑斷絕，鼻腔已壞，探刺到他的鼻孔，不打噴，臂肘和膝部……兩腳不能正常行走，有潰爛一處，手上沒有汗毛，叫他呼喊，其聲嘶啞，是麻風病。"
• 爰書：某裏公士甲等二十人送來同裏的士伍丙，共同報告說:「丙口舌有毒，甲等不能和他一起飲食，前來報告。」當即將甲等的姓名、身份、籍貫記錄在文書背面。審問丙，供稱本人的外祖母里人丁曾因口舌有毒論罪，在三十多歲時被流放。丙家如有祭祀，邀請甲等，甲等不肯來，他們也沒有邀請過丙飲酒。裏中如有祭祀，丙與同裏的人和甲等聚會飲食，他們都不肯與丙共用飲食器具。甲等和同裏弟兄以及其他認識丙的人，都不願和丙一起飲食。丙並沒有毒，沒有其他過犯。"
• 城旦、鬼薪(古代刑法名稱)患麻風病，如何論處？應遷往癘遷所(麻風病隔離醫院)。

圖片來源：今日頭條2018-10-15

這裡就不得不提一個人，在鍾南山之前，中國大地蓋棺定論的「國士無雙」——伍連德，一個僅一個月遏制住清末東北鼠疫，既救人無數更救國於巨大瘟疫的傳奇人物。

因為他，110 年前清末的那場鼠疫還未出東北三省就被扼殺，才沒有在中國土地上肆虐。歐洲一場鼠疫要一兩百年才能恢復，而那時正處於列強割據的內憂外患局面下，誰會給中國 100 年的時間？

1910 年，風雨飄搖的清廷已經快要到極限了，面對虎視眈眈的西方列強節節敗退，這時東北卻突發瘟疫。得病者發燒、咳嗽、出血，然後死亡，皮膚幾天內變成紫色，每日死亡人數以百計，引起民眾和政府的極度恐慌。

清政府派去一批批的官吏紛紛病倒在疫區，讀著四書五經出來的官員對此手足無措，根本沒能力處理這種情況，行將就木的清政府與疾風驟雨般的疫情交織在東北三省的寒冬裏。

而在中國土地上強取豪奪的列強諸國，以保護僑民為理由，竭力強調中國的落後不足以應付瘟疫災難，威脅清政府交出防疫權。

香港已經淪為殖民地，但英政府清潔局教訓猶在，如今交出防疫大權，等於交出東北主權，清政府再落後也不會做此決定，他們邀請時任天津陸軍醫學堂副校長伍連德出任全權總醫官。

伍連德，是世界上第一位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第一位入圍諾貝爾醫學獎的華人。

1920 年 12 月末，伍連德到達東北後，發現已經有另一位防疫專家到達，就是來自法國的醫師梅尼，43 歲的梅尼並不信任 31 歲的伍連德，時常借著自己資深的經歷唱反調。

伍連德認為，東北此次是肺鼠疫，可通過飛沫人傳人，醫務人員應該集中精力嚴格隔離鼠疫患者，將他們與不咳嗽的疑似者分開，除常規治療操作外，還應戴上由軟棉和紗布製成的口罩，避免感染，但是梅尼醫師對來客的議論不感興趣。

在某次梅尼檢查感染肺鼠疫患者時，拒絕戴口罩。在病房裡，他接連檢查了 4 個病人，面對病人前胸和後背叩診與聽診。

進一步問診後，梅尼醫師便離開醫院回到了旅館。四天後，梅尼開始感覺不適，劇烈頭痛和發燒、咳嗽並伴有痰液，甚至痰液中帶粉紅色血絲。幾天後，梅尼面部發紫，意識喪失，最後，在他訪問該醫院 6 天后死亡。

梅尼死後，所有人開始意識到戴口罩的重要性。伍連德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戴上 1 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也沒有不適感，這種口罩簡單易戴，價格低廉，當時每個只需二分半，伍連德調動了大量人力物力，確保口罩源源不斷地供應給市民。

這種口罩，被後人稱為「伍氏口罩」。

（伍氏口罩）

伍連德另一創舉，是在東北實行快速有效的隔離治療措施，開創了中國歷史上防疫新歷史：

1. 疫區分區負責制，定期排查患病人員，患病者送到醫院，接觸者送到隔離營；

2. 專人專事，醫務人員負責排查患病人員，步兵負責城市人員流動控制，警察負責民事工作；

3. 徵用現成建築物，如關閉的學校、撤空的客棧甚至空置的火車皮，劃分出辦公、消毒、醫務人員休息、接觸者隔離四個分區；

4. 制定嚴格的接觸、消毒流程。

隔離治療措施開始實行的第一個月內，鼠疫死者總人數已達 3413，最嚴峻的一天死亡 183 人，情況依然嚴峻。

伍連德發現，城內的屍體堆積也成為疫情難以控制的因素。12 月末到來年 3 月的東北，凍土通常深達 5 至 7 英尺，挖掘墓穴極為困難。

由於死亡率激增，棺材完全不夠用，於是粗陋的棺材和裸露的屍體隨意堆砌在城外，綿延至少長達 1 英里，暴露在白雪覆蓋的地面上，任憑風雪吹打。

面對這種情況，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集中火化，然而，某些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卻橫亙在他面前。集中火化在當地未有先例，尤其是中國人對祖先的崇拜近乎宗教信仰，守護先人陵墓是孝道的標誌之一。如此集中火化，會被看做對人性的褻瀆。

首先古代的很多傳染病也和「病從口入」有很大的關係的。比如說東漢末年的廣陵太守陳登就是因為喜歡「食腥物」，所以導致「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從而出現「胸中煩懣，面赤不食」的癥狀，於是華佗在給陳登辨明證後，便給他服用了一升湯藥，結果陳登喝下去後，立刻就吐出了三升「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形態的蟲子，廣陵太守陳登頓時感覺十分清爽，「所苦便愈」。雖然如此，但是華佗卻斷言說，陳登的病會在三年後重新發作，如果陳登在三年後再次感覺「胸中煩懣，面赤不食」的時候，沒有「遇良醫」為其「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的話，那麼廣陵太守陳登必死無疑，結果陳登果然在三年後再次發病而死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華佗這個草澤醫生才被把持朝政的魏武帝曹操知道。從這件是就可以看出，古代的「大疫」很多時候也是和「病從口入」有關的。

中國古人有一句話叫做「大災之後，必有大疫」，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因為衛生條件較差，以及頻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加上戰亂頻繁，以及朝廷的橫徵暴斂而導致糧食減產，「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飢流，羌貊叛戾」，於是乎飢腸轆轆的流民為了填飽肚子，就可能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比如說：「京師大飢，民相食」、「 （東漢建寧）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東漢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飢，江淮間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劉）寵。孫策遣使奉貢。」等等的慘劇，而這樣的做法肯定是最終讓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相互傳播的更快的，同時流民四起，到處逃竄，必然把更多的病毒帶到了全國各地去。又比如說，當許多人家裡的家畜死了後，他們可能會把家畜直接扔到大江大河中，這樣一來，當有人飲用了這種浸泡過家畜屍體的水以後，也是可能被疫病襲擊的。

其次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礙於醫療條件落後的限制，所以當某地發生「大疫」後，朝廷能做的事情大概是兩件事，第一件是派遣一些官吏帶著一些醫生到疫區去對災民進行安撫工作，並且將病號隔離，比如說：

〖（東漢）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春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廬江大疫。甲午，河間王（劉）建薨。……京師旱。任城、梁國飢，民相食。〗——範曄《後漢書?孝桓帝劉志本紀》

【（東漢建寧）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東漢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謁者巡行致醫藥。……（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春正月，大疫。】——範曄《後漢書?孝靈帝劉宏本紀》

然而因為當時的醫療條件不好，又十分缺少預防疫病的經驗，所以這些官吏和醫生在當地勘察疫情的時候，也是非常容易染病身亡的，這種事就和上戰場打仗一樣，可謂九死一生的。比如說在東漢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的那場「大疫」當中，晉宣帝司馬懿的大哥司馬朗就是因為在跟著大軍徵討合肥，于軍中查看疫情的時候，不幸染上疫病，所以他直接在這一年病逝于軍中的。

除了派遣朝廷醫官到疫區「巡行致醫藥」之外，古代朝廷還能做的事情恐怕就是由當朝天子下詔減免賦稅，或者「親錄囚徒」，以及進行各種禱告，亦或者通過改元而「大赦天下」的方式來祈求好運了，比如說：【（東漢永建元年即公元126年）冬十月甲辰，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東漢永建二年即公元127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玄菟。甲辰，詔稟貸荊、豫、兗、冀四州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疾病致醫藥。護烏桓校尉耿曄率南單於擊鮮卑，破之。三月，旱，遣使者錄囚徒。……（東漢陽嘉）三年（公元134年）春二月己丑，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得澍雨。】——範曄《後漢書?孝順帝劉保本紀》、【（東漢元嘉二年即公元152年夏）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東海朐山崩。】——範曄《後漢書?孝桓帝劉志本紀》

最後還有一點就是，中國古代雖然不管是盛世還是亂世都經常發生「大旱」、「大水」、「大蝗」等自然災害，如東漢王朝的將近兩百年時間中，就頻繁的發生「京師大疫」、「三月，十州蝗」、「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洛陽」，「 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可謂「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但是由統治階級的政策失誤，或者橫徵暴斂，而導致的「人禍」是遠遠大過這些自然災害本身對人民羣眾造成的傷害的。比如說，因為東漢王朝剛開國的時候，人口太過於稀少，所以以漢光武帝劉秀為首的東漢朝廷就下令將大量草原民族遷入中原地區，而這些經常接觸老鼠的草原民族也可能會成為病毒的另一個傳播途徑，又因為東漢朝廷並沒有處理好內遷胡人與本地漢人之間的民族矛盾，所以類似於「隴西鍾羌叛」、「零羌叛亂」、「鮮卑寇幽、並二州」、「江夏蠻叛」、「巴郡板楯蠻叛」、「武陵蠻叛」、「蜀國蠻叛」之類的事件可謂貫穿了整個東漢王朝，而朝廷派遣將軍鎮壓這些羌胡暴亂的時候，必然要向百姓收取更加沉重的賦稅，再加上某些統治者為了一己私慾，而大肆在民間搜刮美女，以充實後宮，將大量百姓的血汗錢用於建造華麗的宮殿，以供其享樂，如：【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著商估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範曄《後漢書?孝靈帝劉宏本紀》，這樣一來必然有更多人因為沒有糧食，沒錢治病而四處流亡，又會有很多貧民進入深山成為盜匪，去劫掠其他的人民，從而導致更多的饑民，更多的盜匪，形成了惡性循環，所以四處逃竄的流民就可能把疫病的感染源帶到了全國各地，而這樣的疫情不僅會影響到所有的人的生活，還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歷史進程。比如說在東晉十六國時期，因為當時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經常爆發「大疫」、「大水」、「大蝗」等自然災害，所以無論是北方胡人南征，還是東晉王朝的將軍率領大軍北伐，雖然可能取得一定的戰績，但是最終都是可能因缺糧，或者疫病的原因而退兵，同時，東晉朝廷為了穩定局勢，也只能多次下詔，儘可能減少軍費開支，以減輕飽受自然災害之苦的人民身上的負擔，這可能也是兩晉南北朝會形成上百年對峙局面的一個原因。再比如大明崇禎年間（公元1627年到公元1644年）的華北大鼠疫，也是肆虐了大明王朝的許多地區，包括大明首都北京，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明軍的戰鬥力，又因為當時的大明朝廷在自然災害十分頻繁的情況下，仍舊繼續橫徵暴斂，所以這也直接更加激化了階級矛盾，於是乎闖王李自成的起兵也可謂是一呼百應了。

等人死的差不多了為止。

歷史上對瘟疫的認知比較晚的，直到瘟疫論的出現，纔有一個初步的認識。古代要阻止瘟疫蔓延只有找到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隔離病患，但這個沒有現代醫學知識很困難。至於治病的葯那就更別說了.....

清末東北大瘟疫，當時束手無策，等到伍連德出來，纔得到遏制。清末如此，不要說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