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 爰书：某里的里典甲送来该里士伍丙，报告说:「怀疑是麻疯病，将他送到。」讯问丙，供称:「在三岁时患有疮伤，眉毛脱落，不知道是什以病，没有其他过犯。」命医生丁进行检验，丁报告说:「丙没有眉毛，鼻梁断绝，鼻腔已坏，探刺到他的鼻孔，不打喷，臂肘和膝部……两脚不能正常行走，有溃烂一处，手上没有汗毛，叫他呼喊，其声嘶哑，是麻风病。"
• 爰书：某里公士甲等二十人送来同里的士伍丙，共同报告说:「丙口舌有毒，甲等不能和他一起饮食，前来报告。」当即将甲等的姓名、身份、籍贯记录在文书背面。审问丙，供称本人的外祖母里人丁曾因口舌有毒论罪，在三十多岁时被流放。丙家如有祭祀，邀请甲等，甲等不肯来，他们也没有邀请过丙饮酒。里中如有祭祀，丙与同里的人和甲等聚会饮食，他们都不肯与丙共用饮食器具。甲等和同里弟兄以及其他认识丙的人，都不愿和丙一起饮食。丙并没有毒，没有其他过犯。"
• 城旦、鬼薪(古代刑法名称)患麻风病，如何论处？应迁往疠迁所(麻风病隔离医院)。

图片来源：今日头条2018-10-15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在钟南山之前，中国大地盖棺定论的「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个仅一个月遏制住清末东北鼠疫，既救人无数更救国于巨大瘟疫的传奇人物。

因为他，110 年前清末的那场鼠疫还未出东北三省就被扼杀，才没有在中国土地上肆虐。欧洲一场鼠疫要一两百年才能恢复，而那时正处于列强割据的内忧外患局面下，谁会给中国 100 年的时间？

1910 年，风雨飘摇的清廷已经快要到极限了，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节节败退，这时东北却突发瘟疫。得病者发烧、咳嗽、出血，然后死亡，皮肤几天内变成紫色，每日死亡人数以百计，引起民众和政府的极度恐慌。

清政府派去一批批的官吏纷纷病倒在疫区，读著四书五经出来的官员对此手足无措，根本没能力处理这种情况，行将就木的清政府与疾风骤雨般的疫情交织在东北三省的寒冬里。

而在中国土地上强取豪夺的列强诸国，以保护侨民为理由，竭力强调中国的落后不足以应付瘟疫灾难，威胁清政府交出防疫权。

香港已经沦为殖民地，但英政府清洁局教训犹在，如今交出防疫大权，等于交出东北主权，清政府再落后也不会做此决定，他们邀请时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出任全权总医官。

伍连德，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第一位入围诺贝尔医学奖的华人。

1920 年 12 月末，伍连德到达东北后，发现已经有另一位防疫专家到达，就是来自法国的医师梅尼，43 岁的梅尼并不信任 31 岁的伍连德，时常借著自己资深的经历唱反调。

伍连德认为，东北此次是肺鼠疫，可通过飞沫人传人，医务人员应该集中精力严格隔离鼠疫患者，将他们与不咳嗽的疑似者分开，除常规治疗操作外，还应戴上由软棉和纱布制成的口罩，避免感染，但是梅尼医师对来客的议论不感兴趣。

在某次梅尼检查感染肺鼠疫患者时，拒绝戴口罩。在病房里，他接连检查了 4 个病人，面对病人前胸和后背叩诊与听诊。

进一步问诊后，梅尼医师便离开医院回到了旅馆。四天后，梅尼开始感觉不适，剧烈头痛和发烧、咳嗽并伴有痰液，甚至痰液中带粉红色血丝。几天后，梅尼面部发紫，意识丧失，最后，在他访问该医院 6 天后死亡。

梅尼死后，所有人开始意识到戴口罩的重要性。伍连德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 1 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没有不适感，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当时每个只需二分半，伍连德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

这种口罩，被后人称为「伍氏口罩」。

（伍氏口罩）

伍连德另一创举，是在东北实行快速有效的隔离治疗措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防疫新历史：

1. 疫区分区负责制，定期排查患病人员，患病者送到医院，接触者送到隔离营；

2. 专人专事，医务人员负责排查患病人员，步兵负责城市人员流动控制，警察负责民事工作；

3. 征用现成建筑物，如关闭的学校、撤空的客栈甚至空置的火车皮，划分出办公、消毒、医务人员休息、接触者隔离四个分区；

4. 制定严格的接触、消毒流程。

隔离治疗措施开始实行的第一个月内，鼠疫死者总人数已达 3413，最严峻的一天死亡 183 人，情况依然严峻。

伍连德发现，城内的尸体堆积也成为疫情难以控制的因素。12 月末到来年 3 月的东北，冻土通常深达 5 至 7 英尺，挖掘墓穴极为困难。

由于死亡率激增，棺材完全不够用，于是粗陋的棺材和裸露的尸体随意堆砌在城外，绵延至少长达 1 英里，暴露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任凭风雪吹打。

面对这种情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集中火化，然而，某些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却横亘在他面前。集中火化在当地未有先例，尤其是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近乎宗教信仰，守护先人陵墓是孝道的标志之一。如此集中火化，会被看做对人性的亵渎。

首先古代的很多传染病也和「病从口入」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东汉末年的广陵太守陈登就是因为喜欢「食腥物」，所以导致「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从而出现「胸中烦懑，面赤不食」的症状，于是华佗在给陈登辨明证后，便给他服用了一升汤药，结果陈登喝下去后，立刻就吐出了三升「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形态的虫子，广陵太守陈登顿时感觉十分清爽，「所苦便愈」。虽然如此，但是华佗却断言说，陈登的病会在三年后重新发作，如果陈登在三年后再次感觉「胸中烦懑，面赤不食」的时候，没有「遇良医」为其「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的话，那么广陵太守陈登必死无疑，结果陈登果然在三年后再次发病而死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华佗这个草泽医生才被把持朝政的魏武帝曹操知道。从这件是就可以看出，古代的「大疫」很多时候也是和「病从口入」有关的。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卫生条件较差，以及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加上战乱频繁，以及朝廷的横征暴敛而导致粮食减产，「阴阳差越，变异并见，万民饥流，羌貊叛戾」，于是乎饥肠辘辘的流民为了填饱肚子，就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比如说：「京师大饥，民相食」、「 （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东汉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袁术自称天子。三月，袁绍自为大将军。夏五月，蝗。秋九月，汉水溢。是岁饥，江淮间民相食。袁术杀陈王（刘）宠。孙策遣使奉贡。」等等的惨剧，而这样的做法肯定是最终让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的更快的，同时流民四起，到处逃窜，必然把更多的病毒带到了全国各地去。又比如说，当许多人家里的家畜死了后，他们可能会把家畜直接扔到大江大河中，这样一来，当有人饮用了这种浸泡过家畜尸体的水以后，也是可能被疫病袭击的。

其次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碍于医疗条件落后的限制，所以当某地发生「大疫」后，朝廷能做的事情大概是两件事，第一件是派遣一些官吏带著一些医生到疫区去对灾民进行安抚工作，并且将病号隔离，比如说：

〖（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庐江大疫。甲午，河间王（刘）建薨。……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范晔《后汉书?孝桓帝刘志本纪》

【（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东汉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春正月，大疫。】——范晔《后汉书?孝灵帝刘宏本纪》

然而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又十分缺少预防疫病的经验，所以这些官吏和医生在当地勘察疫情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染病身亡的，这种事就和上战场打仗一样，可谓九死一生的。比如说在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的那场「大疫」当中，晋宣帝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就是因为在跟著大军征讨合肥，于军中查看疫情的时候，不幸染上疫病，所以他直接在这一年病逝于军中的。

除了派遣朝廷医官到疫区「巡行致医药」之外，古代朝廷还能做的事情恐怕就是由当朝天子下诏减免赋税，或者「亲录囚徒」，以及进行各种祷告，亦或者通过改元而「大赦天下」的方式来祈求好运了，比如说：【（东汉永建元年即公元126年）冬十月甲辰，诏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伤害什四以上，勿收责；不满者，以实除之。……（东汉永建二年即公元127年春）二月，鲜卑寇辽东、玄菟。甲辰，诏禀贷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贫人，所在安业之。疾病致医药。护乌桓校尉耿晔率南单于击鲜卑，破之。三月，旱，遣使者录囚徒。……（东汉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春二月己丑，诏以久旱，京师诸狱无轻重皆且勿考竟，须得澍雨。】——范晔《后汉书?孝顺帝刘保本纪》、【（东汉元嘉二年即公元152年夏）六月，彭城泗水增长逆流。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京师蝗。东海朐山崩。】——范晔《后汉书?孝桓帝刘志本纪》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古代虽然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都经常发生「大旱」、「大水」、「大蝗」等自然灾害，如东汉王朝的将近两百年时间中，就频繁的发生「京师大疫」、「三月，十州蝗」、「八月丙寅，京师大风，蝗虫飞过洛阳」，「 是岁，九州蝗，郡国八雨水」，可谓「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但是由统治阶级的政策失误，或者横征暴敛，而导致的「人祸」是远远大过这些自然灾害本身对人民群众造成的伤害的。比如说，因为东汉王朝刚开国的时候，人口太过于稀少，所以以汉光武帝刘秀为首的东汉朝廷就下令将大量草原民族迁入中原地区，而这些经常接触老鼠的草原民族也可能会成为病毒的另一个传播途径，又因为东汉朝廷并没有处理好内迁胡人与本地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所以类似于「陇西钟羌叛」、「零羌叛乱」、「鲜卑寇幽、并二州」、「江夏蛮叛」、「巴郡板楯蛮叛」、「武陵蛮叛」、「蜀国蛮叛」之类的事件可谓贯穿了整个东汉王朝，而朝廷派遣将军镇压这些羌胡暴乱的时候，必然要向百姓收取更加沉重的赋税，再加上某些统治者为了一己私欲，而大肆在民间搜刮美女，以充实后宫，将大量百姓的血汗钱用于建造华丽的宫殿，以供其享乐，如：【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范晔《后汉书?孝灵帝刘宏本纪》，这样一来必然有更多人因为没有粮食，没钱治病而四处流亡，又会有很多贫民进入深山成为盗匪，去劫掠其他的人民，从而导致更多的饥民，更多的盗匪，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四处逃窜的流民就可能把疫病的感染源带到了全国各地，而这样的疫情不仅会影响到所有的人的生活，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历史进程。比如说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因为当时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经常爆发「大疫」、「大水」、「大蝗」等自然灾害，所以无论是北方胡人南征，还是东晋王朝的将军率领大军北伐，虽然可能取得一定的战绩，但是最终都是可能因缺粮，或者疫病的原因而退兵，同时，东晋朝廷为了稳定局势，也只能多次下诏，尽可能减少军费开支，以减轻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人民身上的负担，这可能也是两晋南北朝会形成上百年对峙局面的一个原因。再比如大明崇祯年间（公元1627年到公元1644年）的华北大鼠疫，也是肆虐了大明王朝的许多地区，包括大明首都北京，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明军的战斗力，又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廷在自然灾害十分频繁的情况下，仍旧继续横征暴敛，所以这也直接更加激化了阶级矛盾，于是乎闯王李自成的起兵也可谓是一呼百应了。

等人死的差不多了为止。

历史上对瘟疫的认知比较晚的，直到瘟疫论的出现，才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古代要阻止瘟疫蔓延只有找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隔离病患，但这个没有现代医学知识很困难。至于治病的药那就更别说了.....

清末东北大瘟疫，当时束手无策，等到伍连德出来，才得到遏制。清末如此，不要说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