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錯。

當時的宋朝「三冗」問題嚴重，國庫空虛，對夏戰爭一塌糊塗，進行改革是一個共識，別看司馬光那些保守黨這不行，那不行，他們自己也希望改革，問題是改革的方向與王安石一黨是不同的，司馬光他們更多的是希望從「三冗」上砍刀子，老生常談。但是王安石這邊已經認識到「三冗」是砍不幹凈的，必須要開源。

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經濟、軍事成果顯著，問題也不少，但是王安石發現了問題，不敢輕易去改變或者取消，因為司馬光等人都在等著攻擊他，不出問題，就有一群人天天罵新法，一旦他自己承認新法出了大問題，就會被人群起而攻，最後連累整個新法。而且在推行新法時，王安石選用的官僚在執行時也是問題多多，王安石也有識人不明的問題。

而司馬光在元祐更化的時候，問題簡直炸上天了。新法經過十幾年的推行，效果跟弊端都很清楚，新法固然有很多問題，但是其中有益處的也很多，結果司馬光一上台直接把新法廢了個乾淨，又恢復了一些舊法。蘇軾就針對司馬光恢復差役法，特別上了《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反對司馬光全盤廢除雇役法，恢復差役法。蘇轍也對此進行了反對，然並卵。又為了結好西夏，把四寨送了。司馬光、高太后希望社會穩定，與民休息的本意沒錯，但是像這樣不分是非，一把把新法廢個乾淨，實際上是起了一個壞頭，因人易政，新舊反覆，一直折騰到北宋滅亡前。

要是看了歷史還簡單的俊對錯，那可能是還沒摸到歷史學習的門吧，興衰利弊和對錯有時候沒什麼關係的

王安石要幫宋神宗搶士大夫及地主階級的錢，司馬光就是士大夫和地主階級

怒答一發，所說全錯！

兩個人的是非功過用非黑即白的評價標準來看，基本屬於亂七八糟各有道理的結果。

王安石出身布衣，從民間崛起，其實對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看得比司馬光要更清楚更深刻，也就是說他的社會變革道路，具有更強的針對性。但是，王安石的辦法有一個特點，就是操之過急，當時大宋立國已久，各種利益集團早已經形成，並漸成根深蒂固之勢，真要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是需要兩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一旦操之過急，必然引起既得利益集團的瘋狂對立，造成政局不穩，各項政策也必然會出現扭曲執行。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更多的事解決路徑的問題，但針對性並無大的問題！換句話說，王安石找了大宋的部分核心問題，是本，但是解決辦法有很大問題！

換司馬光，出身官宦，可以說是現有體系的受益者，所以他對當前問題的認識沒有王安石深刻，但他也看到了部分問題，但是因為他所處階層緣故，他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抱有一定也得搖擺性，既想維護住現有既得利益，又想解決出現的問題，但是，他所維護的與要解決的問題之間本身對立性就極強，這就決定了這種心思之下提出的辦法有效性不強！所以神宗更支持王安石，只要解決問題，雷厲風行也無不可。所以，終神宗一朝，更多的是支持王安石。

這個階段其實無論是非，兩方都有絕對合理的理由，難以論斷，一個要革新，一個要維穩，都沒有問題！

問題就出現在司馬光的重新上台，這裡司馬光再多的聖人光環也無法掩蓋其卑劣的行徑。神宗駕崩後，後黨專權，重新啟用司馬光，這個時候的司馬光早已脫離了國家利益，更多的是為了報復新黨，根本不談結果，無論對錯，一刀切，就算是之前行之有效的措施也一併給廢了，放棄戰士用鮮血換來的國土，亂殺有功之臣，整個大宋不僅沒穩，而且越來越亂，這與司馬光要負有主要責任的，蘇軾范純仁等所謂舊黨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個人認為，前期，兩人功過相抵，一個為革新，一個為維穩，無論從哪個角度出發，都對國家有利，但王安石對問題的認知更深。後期，司馬光大錯特錯，對宋有極大不利影響，既沒解決問題，又使得朝局動亂，於宋有罪！

宋朝早期的變法，都是路線之爭，沒有誰對誰錯，更沒有誰好誰壞。激進路線和保守路線，人類歷史幾千年里，從來沒有誰對誰錯的結論。

變法的雙方都沒有針對對方的人品道德做過攻擊，相互都是尊重並承認對方的品格和操守，大家的區別只是政見相左。

所以你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王安石和司馬光沒有誰對誰錯之分。蘇軾是個文學家，他不是一個政治家，所以蘇軾不應該放進來討論。

當王安石下台後，新黨舊黨之間開始為了利益而不是政治理念相互攻奸，宋朝的問題就已經不是變法的問題了，而是內部鬥爭造成分裂，國家再也不能團結一致，這個問題比變法本身造成的傷害大的多了，類似的明末黨爭的結局。而這個問題就不是變法本身的問題，而是宋朝皇帝的駕馭能力和宋朝體制制度的缺陷問題了。

就變法本身來說，我們打個比方，秦趙長平之戰，廉頗的主張是穩固防守，趙括的主張是及早決戰，廉頗和趙括誰都沒有錯，誰都不是壞人，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希望贏得戰爭，如果對面的對手不是白起，或許趙括就贏了，歷史書上或許就會把趙括和他的戰略記錄為成功的典範，而把廉頗描述成老而無用的典型。

變法這種事情牽一髮而動全身，沒有一定成功的變法，變法砸了把國家變沒了的例子多了去了，成功與失敗或許就是那麼一線之隔。

一個懸崖，讓你跳，跳過去了功成名就，跳不過去屍骨無存。幾率各半，你怎麼選擇？你爸支持你跳，你媽反對你跳，誰好誰壞誰對誰錯？

宋朝變法爭論不休的重要原因是：其他歷史上的變法無論好壞都有結果，結局一清二楚。唯獨宋朝的變法半途而廢，沒有結果，就如同只寫了前八十回的紅樓夢，下面沒了，給大家留下了無限的想像空間，加上大家寄託了很多美好期望，才會有這麼多的爭論。

這種困惑你該去讀書，鄧廣銘，漆俠，呂思勉。

漆俠說得很清楚，諸條新法在唐末和五代時期皆有雛形，不是荊公閉門造車的產物。而如青苗法等等荊公在寧波潛山等地方執政都有試運行過。司馬光說沒錢就省著用啊，神宗說好啊，愛卿你來看看怎麼個省法，你來做，我支持你。司馬光滑頭來了，那個微臣食君之祿當為君解憂，然微臣正忙著編史書呢，仁宗皇帝就開始的大工程了，愛莫能助啊陛下！

青苗法為了解決貧農被大地主剝削問題，司馬光表態說窮人活該，好吃懶做，沒錢財糧食就想借，所以一直窮。而我們這些貴人富庶因為吃苦耐勞，篳路藍縷，不肯借貸。

免疫法還沒實行，神宗問愛卿怎麼看？司馬牛說我們陝西那裡弄的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神宗mmp,聖旨還沒發怎麼免疫法就荼毒陝西了？睜眼說瞎話？欺君之罪該如何處置？保甲法為了加強民間武裝，將來北復燕雲，同契丹人人一決雌雄做儲備，同時加強民間治安。司馬光說我們漢人就擅長讀書耕田，兵刃弓馬之事，是北方游牧強項，人家騎馬來搶劫漢人只能引頸就戮乖乖等死，何必折騰兵事，浪費資源，騷擾百姓？ 北宋地盤不大可也不是老趙家請客吃飯得來的啊，曹太后家為何顯貴？不得不服司馬牛預言能力沒多少年女真人來了汴京，情況和他描述差不多，皇帝都被擄走了。司馬相公號稱節儉，洛陽豪宅蓋得很隱蔽。道德無暇，你那個什麼筆記記那麼多荊公子虛烏有小黑賬幹嘛？是君子所為？邵康節人家父子不在廟堂也就罷了，您和荊公幾十年交情為人究竟如何不知道？您不是兢兢業業勞心祿力編纂史書呢嘛，有真么多功夫聽人瞎扯還記成冊。還有一次，神宗和荊公鬧了矛盾，荊公耍大牌，神宗看不行啊，當時司馬光是中書舍人還是什麼負責起草詔書的，就讓砸缸寫封詔書道歉。砸缸癮上來了，寫了一封嚴厲斥責荊公的文書，什麼君臣本分之類的。陽奉陰違？假傳聖意？荊公當然知道怎麼回事了，發脾氣，神宗當然也知道這個糟老頭子壞的很，居然火上澆油，就把砸缸發配出京了。

總有人說熙寧新法異想天開，脫離實際，荼毒百姓。其實不過是反對派聲勢浩大，而趙官家兩位開創者得位不正，只好與士大夫共天下，權威不足，導致新法被歪曲。比如司馬光就這麼明著玩弄神宗，有恃無恐。神宗真火了要殺蘇軾的時候，保守派在幹嘛？除了韓琦這類既得利益者之外，還有就是宋朝制度了，導致那些閑著不干事的文人到處雞蛋挑骨頭，呂思勉評價好高務名，就是無腦反對。

很簡單，元豐年間，紹聖年間，皇帝乾坤獨斷，出了什麼大亂子了？真若新法害處難么大，元豐兵敗西夏就該有人喊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然後星火燎原了。反而是神宗多年靠新法有了家底去敗。神宗哲宗沒有熬過那些混蛋是最可惜的了。

王安石的做法順序有錯，從無產階級的角度看，出發點是對的。

司馬光從出發點，就是代表地主階級，在現在精神貴族的角度看，也是對的。

從王安石評價桑弘羊的角度看，他想學桑弘羊。蘇軾就是文學賢良，不停的放空炮，看似愛民，其實是代表司馬光那類人階級的利益的。

桑弘羊在漢武帝時期，用算緡令，告緡令讓地主階級破產了。（我遇到個儒棍，他說還有「不告緡令」這條，不過要他正面回答出自史書哪，他找不出來，只好引用野書）。

在鹽鐵會議時，再掌握鹽鐵所有權，同時用 「均輸平準」控制物價。結果是地主階級被抑制了。

王安石一開始，地主階級還存在，鹽鐵所有權都沒有收回，都在各士大夫，地主階級手中。「均輸平準」的議價權，也在地主階級手中。王安石能成功，才是奇蹟呢！

桑弘羊的「均輸平準」在精神地主階級的儒棍角度是這樣看的。

如果王安石的政策結果是好的，儒棍就會這樣評價王安石推行的「均輸平準」了。

自由市場造就物價混亂，均輸平準施行了，緩解了物價，甚至穩定物價，無功。但是若之後均輸平準的政策名存實亡，又導致物價亂，那麼「均輸平準」政策就是有過了。

所以從精神貴族的儒棍角度看，王安石才剛開始，就意味著結束。反思這段歷史時，儒棍不是反思地主階級 （司馬光那類人）已經控制北宋的命脈，回天乏術了。而是痛罵曾經想做出改變的人，想改變的人，有罪。

這就是儒棍的邏輯。

沒有誰對誰錯。也沒有誰代表哪個階級。哪有什麼階級？只有大家對變法這件事上有不同的理解而已。既然題主說了讀了蘇軾傳，我們就先說蘇軾好了。三蘇的學說，又稱蜀學，基本的概念就是回到儒家的本源，尊重人性，也尊重人的差異性——君子和而不同，大家沒必要非得按照同一個標準生活。但王安石不一樣，王安石的確看到體制的弊端，但他推行新法的過程裡面，卻使用強迫別人就範的手段，利用國家權力，讓人必須遵守他所認可的儒家標準。這是蘇軾最瞧不上王安石的地方。他諷刺王安石說，天下的土地，有貧瘠有肥沃，有乾旱有濕潤，但王安石想讓無論什麼土地，都長一樣的莊稼。但同時他也承認，『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他是贊成王安石推行的一些新法的，只是他覺得這些新法的推行方式是錯誤的。沒有真正按照儒家的方式，尊重人們的自主選擇，尊重人們的基本權力。蘇軾後來也被稱作是元佑黨人、保守派分子。那麼反對新法就是代表著所謂『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嗎？這個階級論的歷史觀實在讓人無語。三蘇是什麼大地主？父子三人參加完科舉，聽聞家中母親病故，回家奔喪發現家裡自從父子走後已經破敗不堪，家裡的婦女兒童都快吃不上飯了。蘇洵一輩子都沒能通過科舉考試，最後還是國家看他這麼大的一個文豪，全天下讀書人的楷模，一輩子都沒功名，才安慰性地給了個九品校書郎。所以要說三蘇代表所謂『士大夫』階級，我第一個跳出來不信。再說司馬光，這個人的確出身貴族階層。但他反對變法，也並不能就說他是要維護『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中國古代的貴族階層，從秦漢到隋唐一直都有，以往科舉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的時候，國家權力就是在那幾個大家族手中。全世界都這樣，老百姓也覺得天經地義——當然也有造反的，但從來也不是主流民意。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也同樣是因為覺得王安石操之過急，而並非全盤否定新法。後來王安石下野，司馬光也上台後也未全部廢除新法，而是保留了相當一部分對國計民生確有幫助的內容。個人認為，北宋的這幾位大儒，在變法的事情上，方向都是一樣的，都認為國家應當改革。但具體怎麼改，彼此有矛盾。這就沒有誰對誰錯了。

我只知道王安石沒有割地，司馬大人把新黨打下來的五洲割給了西夏

王荊公報懷國壯志，以新法謀國太切，害民者有之，然益國者亦有之。司馬溫公懷民而恨新法，欲盡廢之而保民。而二公固於黨爭， 一曰盡立，一曰盡廢，操切之極，保守之極，可謂是矣。

觀牛李與王馬之事，一朝得勢則盡廢前朝，未能批判繼承，僅一味廢棄。其人羅織罪狀、書名鑄碑，可謂權柄在手安能不用矣。義山為牛李而著無題，蘇軾為王馬而貶瓊州，皆若此也。唐人宋人以至今日，國人非不能為事，而難於意氣也。

政治的事情哪有那麼多的對錯，做成了就是對的，荊公的改革明顯不怎麼接地氣。雖然多年基層工作經驗，但看起來他還是不夠了解基層。

針對當時的頑疾，司馬光之流也並沒有提出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荊公的勇氣還是值得欽佩的。

司馬光。學識才華是有的，但人品有問題。

北宋有一個很有名的案件——阿雲案，阿雲是經常被家暴的可憐婦女，有一次阿雲在反抗中不小心殺掉了他的暴力狂丈夫，這個案件在當時很有影響力，類似今天的龍哥反殺案。最後鬧到了天子那裡，神宗徵詢大家意見，司馬光和王安石各執一詞，司馬光要求殺掉，王安石覺得情有可原坐牢就可以了，不需要死刑。最後神宗用了王安石的建議，沒有殺掉阿雲。沒有想到的是，這麼小的一個事情，卻深深傷害了司馬光的自尊心，十幾年後，司馬光掌握了大權，他居然對這件事念念不忘，把當年的阿雲找出來，然後重新判了死刑，這樣他才舒了一口氣。睚眥必報、以公徇私，這樣的人當政實是北宋悲哀。

司馬光和王安石

有瑜亮情結

兩人相交一生

又鬥了一生。

我在知乎連載的新書

《故國晚秋-兩宋繁華往事》

可能會給您更好的答案！

蘇軾傳罵王安石比寫蘇軾多，最後悔買的幾本書之一

都沒有錯。變法派和頑固派各有利弊，所以蘇軾處於中間哪個都不支持，一生貶謫，哭遼 ?

蘇軾是個文學家，王安石是政治家。看從哪個角度。

王安石變法，從古至今，評價都不高

沒有對錯～

王安石就是政治上不夠敏感吧？

改革就是你死我活～不全部干到～換成自己的隊伍～玩什麼？

當然未必能全部干到～你總得干到了在改革呀，可能忘記了吧～可能搞不倒也是真的～

謝邀。

「事實有真假，觀點無對錯。」

一個革新，一個守舊。

一個高喊與時俱進有未來，一個振臂祖宗之法不可廢。

要談對與錯，那我們評判對錯的標準是什麼呢？國富民強？科技發展水平？人民幸福指數？攻城略地之成敗？

沒什麼對錯，新黨和舊黨都是為了讓國家更好

其中的問題主要就是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是否合適

建議可以去看看新法相關的論文啥的，雙方都有問題，雙方也都有可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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