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生於1926年7月，祖籍浙江吳興（今湖州市），童年長於安徽蕪湖青弋江畔。生於紳商門第，因家道中落和日本侵略，中學階段始隨家人顛沛流離，備嘗艱辛。1946年9月入金陵大學就讀歷史系，1948年11月與一批追求進步的大學生投奔中原解放區，進入開封中原大學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組，從此與歷史結下不解之緣。後中原大學隨軍南下武漢，與華中大學合併而立華中師範學院，遂在該校歷史系從事教學與科研，至榮退。章先生今雖年逾九旬，仍然精神矍鑠，思維敏捷，常出振聾發聵、令人深省之語，獲學界普遍尊崇。其學術威望和社會影響之高度，綜要如下：

　　首先是豐碩的研究成果和學術之力。先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六十餘載，從青年時代對晚清狀元實業家張謇的研究，到中年時代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再到壯年時代對近代商會與資產階級、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研究，及至晚年對中國教會大學史、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與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及南京大屠殺研究等，都取得了海內外學術界關注的重要研究成果，並且是上述許多新領域的開拓者，由此成爲“中國近代史學界之泰山北斗”（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頒獎詞）。先生常用於自勉和鼓勵學生的“歷史是已經劃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無疑是先生在史學研究道路上漫漫求索的真實寫照。時值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有媒體稱之爲“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第一人”，先生認爲這一說法不準確，他不能承受；但於86歲高齡對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三個百年”的全新視野與方法，亦即從過去、當下、未來這三個一百年的長時段眼光重新考察、認識辛亥革命，在當時的學術界應屬絕無僅有。

　　其次是獨特的學術品格和史學思想。無論是自己精研，還是指導訓練學生做學術研究，先生都時時注重拷問“史魂”，以“治學不爲媚時語，獨尋真知啓後人”爲原則，始終表現出超越世俗的純真與虔誠。他強調“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並以此爲題撰文闡明史學家、歷史學者既是歷史的守望者，又是歷史的參與者與創造者――守望真實的歷史，記錄並研究，亦隨歷史不斷推進，通過史學研究參與、影響現實社會生活，成爲連接現實、過去、未來的橋樑。

　　他很早就致力於建構“社會歷史土壤學”，強調辛亥革命時期社會環境的研究，實現了從革命向社會的視角轉換，從社會結構的變遷研究辛亥革命。他還一再主張中國近代史研究必須走出近代，上下延伸，橫向會通。上下延伸是指時間，橫向會通是指空間，而走出的目的是爲了更好地迴歸，將中國近代史研究置於更爲綿長的多層次多向度時間，和更爲廣闊的多層次多維度的空間裏。這一學術思想，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不斷深入，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

　　再次是善爲人師，言傳身教，潤物無聲，桃李天下。常言道名師出高徒，先生卻常謙稱他是高徒出名師――因衆多優秀的學生使他這位老師的知名度更高，自己充其量只是一枚鋪路的石子。改革開放後不久，中國正式建立學位制度，先生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定的全國首批博士生導師之一，從那時起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其中不乏如桑兵、馬敏、虞和平、王奇生等多位俊才，而留學美國的王汎森、羅志田也是先生當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的受業弟子。2009年《近代史研究》發表《從引證看中國近代史研究（1998-2007）》一文，統計出這十年間中國大陸近代史學界發表論文最多的8位中青年學者，其中多達5位出自先生門下（如果算上羅志田則是6位），作者大發感慨，“章門弟子”於是更加揚名於海內外近代史學界。

　　最後是執着關切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勇於指陳利弊，體現出人文學者的社會關懷。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多年擔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在任期間充分尊重高等教育發展規律，身體力行，使當時並不知名的這所大學與美國多所著名大學建立起合作關係，在多方面獲得長足發展，至今仍爲該校師生敬重，以這位堪稱教育家的老校長爲傲。

　　先生也是我國請辭文科資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主動要求退休的第一人，高風亮節可見一斑。先生榮退後，既爲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發展進步感到欣慰，也在多種場合一針見血地指出種種嚴重問題與失誤，直指我國最高教育管理部門應對出現這些問題和失誤負有很大的責任。先生還認爲學風是世風的先導，大學學風應該引導社會世風，而不是受其影響和污染。晚年先生更常常思考和闡發有關人類文明的重大命題，建言立說，警示當下重物質，輕精神，重科技，輕人文，以及社會倫理與道德墮落的嚴重危害，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呼籲、倡導建造一個經濟繁榮、文明進步、相互平等、和睦相處，共享福祉的世界家園。

　　2018年12月，章先生榮獲第七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該獎項被視爲與國家自然科學三大獎齊名的中國人文社科領域最高榮譽。先生當之無愧、實至名歸。

　　（來源：289藝術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