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在公元前1世紀逐漸形成了高句麗（前37-668）、百濟（前18-660）、新羅（前57-935）三大政權，史稱“前三國時期”。《論語》在這一時期傳播的確切記錄已經出現，在三個政權統治範圍內的傳播各有特色。

高句麗建國初期開始用漢文修史。故國川王時期（179-196）的乙巴素任國相（宰相）之前曾經說：“不逢時則隱，逢時則仕，士之常也。”這句話與《論語·泰伯》篇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在句式、含義上很相似，由此能夠看出他讀懂並有意運用了《論語》。小獸林王二年（372），“立太學，教育子弟。”這是朝鮮半島設立太學的最早記錄。不過，《論語》未見於高句麗子弟所讀書目，這說明在當時以《五經》爲中心的儒家教育體系中，《論語》還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

百濟建國後不久也開始用漢字記事。日本史書《古事記》記載，應神天皇時期（270-310），百濟博士王仁帶《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赴日本傳播儒家思想，很多學者認爲這是《論語》在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場”。2005年韓國仁川出土了公元3-4世紀百濟時期的《論語》木簡斷片，“這一發現說明，在百濟時代關於孔子經典著作的學術研究已經不僅侷限於首都漢城，還傳播到了周邊地區。”武王四十一年（640）“二月，遣子弟於唐，請入國學。”《三國史記》“武官”條載百濟設“孔子廟堂”一職，但設立時間和官職高低不詳，應當是負責守衛孔廟乃至國學的武官，可見百濟社會對儒家思想的景仰。較高句麗而言，百濟的《論語》傳播很有特色，在實物、制度方面都有令人信服的證據。

新羅接受儒學以後，將儒家理論用於治國安邦，如《北漢山新羅真興王巡狩碑》（韓國國寶3號，568年刻成）中有這樣一段碑文：“是以帝王建號，莫不修己以安百姓。”其中的“修己以安百姓”一句就出自《論語·憲問》篇。新羅統一半島前夕的幾位國王都重視儒學，加強與唐朝的政治、軍事、文化聯繫。如善德王九年（642）“夏五月，王遣子弟於唐，請入國學。”真德王二年（648）“冬，……遣伊飡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朝唐，……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

統一半島之前的新羅，主要藉助“世俗五戒”和“花郎道”思想來傳播《論語》，特色鮮明。“世俗五戒”即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交友以信、臨戰無退、殺生有擇，與《論語》的主旨基本吻合。正是在這種認同的基礎上，新羅人在特定場合能夠恰當引用《論語》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如624年百濟大舉入侵，沙樑郡人訥催引用《論語·子罕》篇曰：“陽春和氣，草木皆華，至於歲寒，獨松柏後凋。今孤城無援，日益阽危，此誠志士義夫盡節揚名之秋，汝等將若之何？”“花郎道”堅守“世俗五戒”，是新羅培養、選拔優秀人才的一種獨特模式，融三教於一身。人們在貴族子弟中“取美貌男子，妝飾之，名‘花郎’以奉之，徒衆雲集，或相磨以道義，或相悅以歌樂，遊娛山水，無遠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擇其善者薦之於朝。”著名的“花郎”有仇梨、欽春、官昌等人。“花郎道”這種傳播《論語》的獨特方式在新羅統一半島後繼續發揮着重要作用。

統一新羅的歷代統治者均重視教育。682年，神文王（？-692）設立國學，並效仿唐朝，將《論語》和《孝經》指定爲必修課程，從國家制度的層面確保了《論語》的傳播範圍、力度及效果，這是《論語》在朝鮮半島傳播史上的重要座標。聖德王十六年（717）“秋九月，入唐大監守忠回，獻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圖，即置於太學。”惠恭王十二年（776）“二月，幸國學聽講。”景文王九年（869）“又遣學生李同等三人隨進奉使金胤入唐習業，仍賜買書銀三百兩。”這些措施都促進了新羅儒學教育的發展，也有力推動了《論語》的傳播。統一新羅還推行了“三品出身制”，以文才選人，《論語》仍是考察的基本項目之一。朝鮮半島的儒學教育由此形成了新的局面，而《論語》已經被明確列入重點學習、考察的經典行列，其影響力越來越大。

這一時期的士人更加深入地學習儒家經義，在日常生活中進一步體悟《論語》“內聖外王”的哲理，很多人能夠自由運用《論語》來抒情言志。如《三國史記·金庾信列傳》載其言曰：“吾聞見危致命、臨難忘身者，烈士之志也。”其中“見危致命”一詞出自《論語·子張》篇。《百結先生列傳》曰：“歲將暮，鄰里舂粟，其妻聞杵聲曰：‘人皆有粟舂之，我獨無焉，何以卒歲？’先生仰天嘆曰：‘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來也不可拒，其往也不可追；汝何傷乎？’”其前兩句話分別出自《顏淵》篇和《微子》篇。更重要的是，這時的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很多《論語》元素。崔致遠（857-？）被譽爲東國文宗、漢文學之祖，年輕時入唐學習，其詩《長安旅舍，與於慎微長官接鄰》曰：“上國羈棲久，多慚萬里人。那堪顏氏巷，得接孟家鄰。守道惟稽古，交情豈憚貧。他鄉少知己，莫厭訪君頻。”其中“顏氏巷”就源自《論語·雍也》篇。回國之後，他在兩篇碑銘的《序言》中也引用了《論語》中的詞句，《智證和尚碑銘序》雲：“其具體則身仞餘，面尺所，儀狀魁岸，語言雄亮，真所謂‘威而不猛’者。”“威而不猛”一詞引自《論語·述而》篇。《真監和尚碑銘序》雲：“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吾豈匏瓜，壯齡滯跡？”兩句均引自《論語·陽貨》篇。儘管引用的數量不多，但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此《論語》就正式走進了朝鮮的文學作品中，其詞章、義理成爲文人表情達意的依據和基礎，被使用的頻率更多、發揮的空間更大了，《論語》的傳播也隨之更爲廣泛。

《論語》在朝鮮半島的早期傳播跨越了千年。在傳播過程中，歷朝歷代都看重《論語》中的倫理思想對社會、人生的重要指導意義，強調對“忠”、“孝”思想的體悟、踐行。因爲當時還同時存在着原始宗教、佛教、道教等思想，所以《論語》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並沒有成爲朝鮮半島這一時期唯一的指導思想。

總之，《論語》在朝鮮半島的早期傳播是《論語》魅力逐漸展現的一個過程，它提高了朝鮮半島的儒學水平，爲《論語》在朝鮮半島的繼續傳播做了充分的準備。這也是儒家文化圈裏的一件大事，它開啓了“東亞漢籍之路”，奠定了儒家思想域外傳播的重要基礎，是研究儒家文化圈的構成、儒家文化影響的重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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