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 - 2019年5月16日）、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出生于广州，在香港和上海长大，从苏州园林中汲取灵感。1935年，他移居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但很快转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他加入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并与包豪斯建筑师Walter Gropius和Marcel Breuer成为朋友。上学时贝聿铭就对当时的新兴建筑风格感到十分感兴趣。

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来说，贝聿铭赢得了「艺术中任何结果的每一个奖项」，包括美国国家艺术与文学学院的Arnold Brunner奖（1963年），美国学院的建筑金奖艺术与文学（1979年），美国建筑师协会金奖（1979年），日本艺术协会建筑学第一个Praemium Imperiale（1989年），Cooper-Hewitt终身成就奖，国家设计博物馆，1998年Edward MacDowell奖章在艺术，和2010年英国皇家金质奖章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1983年，他被授予普利兹克奖，有时被称为诺贝尔建筑奖。评委会在其引文中说：「Ieoh Ming Pei给本世纪带来了一些最美丽的室内空间和外部形式......他在材料使用方面的多样性和技巧接近了诗歌的水平。」

贝聿铭先生曾为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建筑学提供奖学金，条件是他们返回中国工作。1986年，他是自由勋章的十二名获奖者之一。在被授予2003年亨利·C·特纳奖由国家建筑博物馆，博物馆董事会主席Carolyn Brody称赞他对建筑创新的影响：「他的宏伟设计挑战了工程师设计创新的结构解决方案，他对建筑质量的严格要求鼓励承包商达到高标准。」 1992年12月，贝聿铭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由总统老布希颁发。

访谈语录

「一个建筑师在40岁之前是不会成名的，都是在实习。（An architect is not an architect before age of 40. He was only an appretice.）」（如今名建筑师盖里（Frank Gehry）更是说，一个建筑师在60岁前，都是在实习）。

「选择一个好客户比选择一个好项目来得重要的多，(Choosing the right client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choosing the right project.)」，（因为客户的支持，你才能将你的理想实现）。

——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

我17岁就到美国宾州大学攻读建筑专业，后转学麻省理工学院，一直成绩优秀，所以1945年尚未获得硕士学位，就被哈佛设计院聘为讲师。

31岁的时候我作了一个让人惊讶的选择：离开哈佛，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去工作。因为觉得学校里自由不够，希望能学点新东西。当时的公司负责人对我信任，眼光长远，能给我一点自由，让我自己开展工作。

当时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纽约最具吸引力的建设项目是一些廉价房屋的利用开发，我说服上司，创造性地用水泥墙代替了砖块墙，采用舷窗式的窗户来扩大屋子的空间，改善采光，并在楼与楼之间留出了空地作为公园。这次设计思路改变了部分市民的生活环境，当时得了个称号——人民的设计师。 正在叫好的时候，我再次作出选择，离开房地产公司出去发展，因为那里还不够自由，尤其是发展建筑构思非常困难。那时候有25人跟我做，我要退出，这25人怎么办？只好带著这25人一起走，责任非常重大。 但我很坚决，更渴望在文化建筑方面出点力，譬如美术馆之类，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 长达70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我先后设计规划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美国国家艺术馆东楼、肯尼迪图书馆等建筑，大部分作品都与文化艺术有关，符合了自己的追求。 有人说一个设计师的命运75％来自他招揽生意的能力，我不同意。建筑师不能对人说：「请我吧！」自己的实力是最好的说服工具。怎么表现你的实力？那么就要敢于选择，敢于放弃，决定了的事情，就要有信心进行下去。

64岁，我被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参加卢浮宫重建，并为卢浮宫设计了一座全新的金字塔。当时法国人非常不满，说我会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高喊著「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法国人不分昼夜表达不满，翻译都吓倒了，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 当时的确有压力，我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而且卢浮宫举世闻名。不过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必须相信自己，把各种非议和怀疑抛诸脑后。旁人接受我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我得首先接受自己。总而言之，建筑设计师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主见，随波逐流就肯定被历史淹没了。

后来金字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改建之后参观人数比之前翻了一倍，法国人称赞「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我也被总统授予了法国最高荣誉奖章。那天记者采访我，我仍然保持一贯的低姿态，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 这么多年，我敢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在保守和创新之间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17岁赴美国求学，之后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阔别近40年的中国探亲观光，心中无限感慨。中国就在我血统里面，不管到哪里生活，我的根还是中国的根。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的衣著打扮，家庭布置与生活习惯，依然保持著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中美两方面的文化在我这儿并没有矛盾冲突。我在文化缝隙中活得自在自得，在学习西方新观念的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在作品中我极力追求光线、透明、形状，反对借助过度的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去创造出独特设计。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建筑不是服装，可以赶时髦，建起来以后，不能说明年不流行了就立刻拆掉。我从来不赶时髦，你问美法两国的建筑师，他们都知道我比较保守；但我也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现代派。还有人称我是现代主义大师，相当多的作品都是西式建筑，但在设计方面我力争把古典和创新相结合，并且摸索新路改进自己的风格。很多人对此不习惯，不接受。大凡人都喜欢守旧，觉得以前的很好，为什么要改呢？ 我曾受邀在日本东京的静修中心建造一个宗教的钟塔，这座钟塔的形状很像日本一种传统乐器：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渐变平变扁，越往顶端越锋利。日本人很喜欢，后来再次邀请我为博物馆作设计。博物馆的馆址被选在偏远的山上。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读过一个中国故事叫《桃花源记》，很羡慕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对，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博物馆选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桥，穿过山谷通向博物馆。日本人非常接受这个设计。

在现代做建筑应该现代主义，不能往后走，要往前走，但是传统的东西也要恰当使用。的确，创新并不容易，我相信持续的艺术，但创新必须有一个深厚的源头。我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为达到自己最理想的设计风格，我不参加任何形式的竞争投标。起初总是有些困难，但很快就能以自己的风格和实力得到世人认可。我一生之中设计了70多件作品，在建筑界小有建树获得荣耀，那是因为我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和能力范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建筑，注释人生。真正想赚钱的业主不会请我，真正有眼光的人并不多，评论并不是最重要的，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没有人能永远风光

我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我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 人生并不长，我的原则是，只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创造出有震惊效果的美感。

在我的几十件作品当中，博物馆的项目占到很大的比重。我希望博物馆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担负起自己的一份文化责任感。我尤其喜欢年轻人来看我的博物馆，人越多我越是开心，所以我常常到以前做过的博物馆溜达，看看观众里面年轻人多不多，因为将来是他们的世界。我一直尽力保持活力。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我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57街，赶著回家。

去年，我86岁，把自己的「封刀之作」选在苏州，想用全新的材料，在苏州三个古典园林——拙政园、狮子林和忠王府旁边修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设计方案一出台，又引起了各界强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这座全新博物馆将破坏原有建筑的和谐，损害这些古建筑的真实与完整。但这不能改变我的设计初衷。苏州博物馆真正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我想他们会理解并喜欢的。那不仅是人们对贝氏建筑光环的追逐，而且是一个建筑师在年近90岁的一份认真、执著和创新，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没有人能永远风光，但建筑是悠久的，最要紧的是看你的工作如何，工作能否存在，50年以后、100年以后……任何名分都会随时间流逝，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

——我所属的那一代美国建筑师，是从现代运动的开创性观念成长茁壮，坚信现代运动在艺术、科技与设计的卓越成就。我也强烈感受到，多年来许多陈词滥调之作皆以现代主义为名。然而，我相信这项传统的延续性，因为它绝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一股活生生的力量，激励并影响著当代……

建筑师会刻意去研究光线下的体量互动、探索空间里移动的秘密、检视尺度与比例，最重要的是，建筑师会寻找场所精神的特质，因为没有任何建筑物是单独存在的……

我相信建筑是实用的艺术。建筑要成为艺术，必须以需求为基础。就我看来，表现的自由，是在每一件案子经过深思熟虑的范围内行动。达芬奇曾说「力量生于限制，死于自由。」把这句忠告铭记在心，将能获益良多。

代表建筑

梅萨实验室（NCAR及相关项目），美国科罗拉多州，1961

肯尼迪图书馆，美国波士顿，1979

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东馆，美国华盛顿，1968

卢浮宫改造，法国巴黎，1993

苏州博物馆，中国苏州，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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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萨实验室（NCAR及相关项目）

贝聿铭说，他希望梅萨实验室中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看起来就好像是雕刻出来的山。

1961年，当沃尔特·奥尔·罗伯茨（Walter Orr Roberts）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外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设计新的梅萨实验室时，裴能够重新亲自动手设计。该项目与贝聿铭先前的城市工作不同; 它将停留在落基山脉山麓的一个开阔地带。他和他的妻子在该地区开车，参观各种建筑物并调查自然环境。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美国空军学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觉得它「脱离了大自然」。

概念化阶段对贝聿铭来说很重要，他提出了摆脱包豪斯传统的需要和机会。他后来回忆起他在该地区度过的漫长时间：「我回想起我小时候和母亲见过的地方 。在科罗拉多山区，我试著再次沉默的听著 - 就像我母亲教过我一样。对这个地方的调查成了我的一种宗教体验。「 他也从古代普韦布洛人民的梅萨维德悬崖住宅中汲取灵感; 他希望建筑物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为此，他呼吁进行岩石处理过程，使建筑物颜色与附近的山脉相匹配。他还将建筑群放回到俯瞰城市的台面上，并设计了蜿蜒而曲折的道路。

与NCAR一样，贝聿铭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设计佛罗里达新学院的宿舍时，结合了立体主义和自然和谐的元素。

罗伯茨不喜欢贝聿铭最初的设计，称他们为「只是一堆塔」。罗伯茨认为他的设计是典型的科学实验，而不是艺术作品; 这让贝聿铭感到沮丧。然而，他的第二次尝试完全符合罗伯茨的愿景：一系列分散的建筑群，由较低的建筑物连接，并由两个地下层相互补充。该建筑群采用立体主义设计的许多元素，并设置人行道以增加同事偶然相遇的可能性。

2

肯尼迪图书馆

贝聿铭认为约翰肯尼迪图书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委托。

约翰·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11月被暗杀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为如何建造一个可以作为合适纪念馆的图书馆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提供建议。该小组审议了几个月，并考虑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师。最终，肯尼迪基于两个考虑因素选择了贝聿铭来设计图书馆。首先，她赞赏他曾用于早期项目的各种想法。「他似乎没有用同一种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她说。「他似乎接近每个项目会只考虑它，然后开发一种方法来制造美好。」 最终，肯尼迪基于她与裴的个人联系做出了选择，她称之为「真正的情感决定」，她解释说：「他像杰克一样充满希望;他们出生在同一年。我认为和他一起大踏步会很有趣。」

该项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种困扰。第一个问题是场地范围，肯尼迪总统上任后不久就开始考虑其图书馆的结构，他想要包括他的政府档案，个人物品博物馆和政治科学研究所。在暗杀之后，名单扩大到包括对被杀害的总统致敬的纪念品。各种必要的夹杂物使设计过程复杂化并造成严重延误。

贝聿铭的第一个提议设计包括一个大玻璃金字塔，它将内部充满阳光，意味著肯尼迪政府在美国有这么多人的象征乐观和希望。肯尼迪太太很喜欢这个设计，但是一旦项目宣布，剑桥市就开始出现阻力，剑桥是该建筑的第一个提议场地。许多社区成员担心图书馆会成为一个旅游景点，造成交通拥堵的特殊问题。其他人担心这个设计会与附近的哈佛广场的建筑感觉发生冲突。到了70年代中期，贝聿铭尝试提出一种新设计，但图书馆的反对者拒绝了他所有的努力。这些事件使贝聿铭感到痛苦，他把他的三个儿子都送到了哈佛，虽然他很少讨论他的挫败感，但他的妻子很明显。「我可以通过他在一天结束时打开门的方式得知他有多累，」她说。「他的脚步拖著，对他来说，人们不想看到他的建筑使他非常的痛苦。」

帆船和图书馆的外观

最后，该项目搬到了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附近的哥伦比亚角。新场地不太理想;，它位于一个旧的垃圾填埋场，就在一个大的污水管道上。贝聿铭的建筑团队增加了更多的填充物来覆盖管道，并开发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通风系统来征服气味。最后，一个新的设计亮相了，大型方形玻璃封闭的中庭与三角形塔和圆形走道相结合。

1979年10月20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收到很多评论。评论家们普遍喜欢这座完工的建筑，但贝聿铭本人却并不满意。贝聿铭认为多年的冲突和妥协改变了设计的本质，最终的结果缺乏原有的激情。「我想给肯尼迪总统留下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他在2000年说道：「它本可以而且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项目。」 贝聿铭的这个设计提升了他作为建筑师的声誉。

3

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东馆

国家艺术馆东馆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的馆长宣布需要建造一座新建筑。Paul Mellon是画廊的主要赞助人，也是其建筑委员会的成员，他将与他的助手J. Carter Brown（1969年成为画廊总监）一起寻找建筑师。新结构将位于原始建筑的东侧，并具有两个功能：为各种流行收藏品的公众欣赏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办公室空间以及奖学金和研究档案。他们将新设施的范围比作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了解了贝聿铭在爱荷华州得梅因艺术中心的工作后，他们雇佣了贝聿铭。

贝聿铭积极参与该项目的设计，并与最近招募到公司的William Pedersen和Yann Weymouth两位年轻建筑师合作。他们受到的第一个阻碍是建筑工地的不寻常形状，在宪法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交叉点上的一块梯形土地。1968年，Pei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下了两个三角形的粗略图表。较大的建筑将是公共画廊; 较小的将容纳办公室和档案馆。这种三角形形状成为建筑师的独特视角。随著开工日期的临近，Pedersen向他的老板建议，稍微不同的方法会使施工变得更容易。贝聿铭只是笑著说：「不妥协。」

东楼西南角

艺术博物馆日益普及，给建筑带来了独特的挑战。梅隆和裴都预计会有大批人参观新大楼，他们也做了相应的计划。为此，他设计了一个宽敞的大厅，屋顶上有巨大的天窗。各个画廊位于周边，允许游客在观看每个展览后返回宽敞的主房间。美国艺术家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大型移动雕塑后来被添加到大厅。贝聿铭希望大厅与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中央房间一样令公众兴奋。他后来说，现代博物馆「必须更加重视其教育责任，特别是对年轻人。」

国家艺术馆东馆的外墙

国家艺术馆东楼的大厅

建筑外部的材料是精心选择的。为了配合原始画廊大理石墙的外观和纹理，建筑商重新开放了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采石场，从那里收获了第一批石头。该项目甚至找到并聘请了Malcolm Rice，他是一名采石场主管，负责监督1941年的原画廊项目。大理石被切成3英寸厚的块，并排列在混凝土基础上，底部颜色较深，顶部颜色较明亮。

1978年5月30日，东楼在公开揭幕前两天获得了荣誉，其中有一个由名人，政治家，捐赠者和艺术家参加的黑领带派对。当建筑物开放时，流行的观点是热情的。大批人群参观了新博物馆，评论家们普遍表示赞同。Ada Louise Huxtable在「纽约时报」上写道，Pei的建筑是「对当代艺术和建筑的创造性住宿的富丽堂皇的声明」。较小建筑物的锐角一直是公众赞美的集中点，多年来，它已经被游客抚摸的有些磨损。

西楼广场中心向东看东楼入口

然而，一些评论家不喜欢这种不寻常的设计，并批评整个建筑物对三角形的依赖。其他人则对大型主要大厅提出异议，尤其是试图引诱休闲游客。评论家理查德轩尼诗在他对Artforum的评论中写到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乐趣氛围」和「古罗马赞助的光环」。然而，最具声望的评论家只要亲眼看到它，就开始欣赏这个新画廊。艾伦·格林伯格在第一次亮相时就嘲笑了这个设计，但后来写给了卡特·布朗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是对的，我错了！这座建筑是杰作。」

4

卢浮宫金字塔

卢浮宫和金字塔夜

当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81年当选法国总统时，他为各种建筑项目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中之一是卢浮宫博物馆的翻新。密特朗任命了一位名叫 émileBiasini 的公务员来监督它。在参观了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包括美国国家美术馆之后，他让贝聿铭加入了这个团队。建筑师对巴黎进行了三次秘密旅行，以确定该项目的可行性，只有一名博物馆员工知道他为什么在那里。贝聿铭终于同意重建项目不仅是卢浮宫所需要的，而且是博物馆未来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成为第一位在卢浮宫工作的外国建筑师。

卢浮宫和金字塔白天

新设计的核心不仅包括对建筑物中间的CourNapoléon进行翻新，还包括对内部的改造。贝聿铭提出了一个中央入口，与国家美术馆东楼的大厅不同，后者将三座主要建筑连接起来。以下是用于研究，存储和维护目的的额外楼层的复杂情况。在庭院的中心，他设计了一个玻璃和金字塔，首先与肯尼迪图书馆一起提出，作为入口和前厅天窗。它被下面的另一个倒金字塔镜像，将阳光反射到房间里。这些设计部分是对法国著名景观设计师AndréLeN?tre的挑战几何的致敬（1613至1700年）。贝聿铭还发现金字塔形状最适合稳定的透明度，并认为它「与卢浮宫的建筑最相容，特别是与屋顶的多个面」。

Biasini和Mitterrand喜欢这些计划，但翻新的范围使Louvre导演AndréChabaud不满。他辞职，抱怨该项目「不可行」，并构成「建筑风险」。公众也对设计作出了严厉的反应，主要是因为拟议的金字塔。一位评论家称其为「巨大的，毁灭性的小工具」; 另一个指责密特朗以「专制」为巴黎施加「暴行」。 贝聿铭估计，90％的巴黎人反对他的设计。「我在巴黎街头收到许多愤怒的目光，」他说。一些谴责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弦外之音。一位对手写道：「我很惊讶有人会在美国寻找一位中国建筑师来对付法国首都的历史中心。」

不久，贝聿铭和他的团队很快赢得了几个关键文化偶像的支持，其中包括前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遗长皮埃尔·布列兹和法国首席执行官克劳德·蓬皮杜。为了安抚公众的愤怒，贝聿铭接受了当时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的建议，并在院子里放置了一个全尺寸的金字塔缆绳模型。在展览的四天期间，估计有60,000人访问了这里。一些评论家在目睹金字塔的拟议规模后，不再提出反对意见。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结构的影响，贝聿铭要求采用一种玻璃生产方法，从而形成清晰的窗格。金字塔与下面的地下层同时建造，这在建造阶段造成了困难。当他们工作时，建筑团队遇到了一套废弃的房间，里面有25,000件历史物品; 这些被纳入结构的其余部分，以增加一个新的展区。新的卢浮宫庭院于1988年10月14日向公众开放，金字塔入口于次年3月开放。到这时，舆论已经在新装置上软化了; 一项民意调查发现金字塔的支持率为56％，其中23％仍然反对。报纸Le Figaro曾强烈批评他的设计，但后来在金字塔庆祝其杂志补充十周年。英国查尔斯王子好奇地调查了这个新场地，并宣称它「非常令人兴奋」。巴黎Le Quotidien的一位作家写道：「令人恐惧的金字塔变得可爱。」 贝聿铭的经历令人筋疲力尽，但也有回报，卢浮宫金字塔已成为贝聿铭最著名的作品。

5

苏州博物馆

「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贝聿铭曾这样表达他对博物馆的偏爱。

贝老先生曾说，「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建设比我在国外搞其它建筑设计要难得多。」苏博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有生命的小女儿，令人惦念，怜爱。

从90年代开始，就有人来找贝聿铭，想要他在苏州做些什么，来来去去苏州也经历了五六任市长了。贝聿铭当时就说：「你们不用找我，你们重要的不是现代的高楼大厦，现在你们需要的是城市的保护方案，而且还必须把运河清理干净。苏州坐落于京杭大运河之上，也是当时的主要交通渠道，但多年以来受到了严重的工业污染。我说，如果他们不改善水质，这个城市就会衰败，他们对此也默认了。要真正改善河道水质其实很难——他们得从长江引水。于是我告诉他们，当苏州的水变干净了，我就会回来。」

把运河清理干净——这个要求在当时其实很高，好像贝聿铭在有意拒绝。但他其实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参与苏州古城的保护，先派大儿子贝定中去为苏州解决城市问题。已于2003年过世的贝定中是城市规划师，他参与到1996年的「苏州，为新的中国塑造一座古城」项目里，其中也包括对水质的改善。在关于这个项目的一本书的后记里，贝聿铭写道：「在新千年里，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爆炸性现代化工业化浪潮里，如何保护中国的历史名城。而这也正是我请定中为老家苏州解决的问题。他和易道（EDAW）公司的同事一起，为苏州最敏感的区域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目标是在保持和强调苏州历史特点的同时，找到古城区的重建和复兴之路。」

贝聿铭等了很久，等到苏州有一定经济地位了，水的治理也有很多措施了，才开始做苏州博物馆。这时候，贝聿铭已经85岁，同样采用儿子公司主持项目、他来做顾问的形式。某种意义上，这并不仅仅是他对自己故土的回报，更显示了他对于历史重要性的坚实信仰。苏州博物馆也是继续他在香山饭店的实验——对于现代建筑和历史传统之间联系的探索，对于中国本土语言的寻找。

某种意义上，苏州博物馆项目是最接近贝聿铭建筑理想的。他一生坚持现代主义，但在进入这一领域的一开始，就试图要超越早期现代主义的白板理论。在哈佛读书时，他曾打断格罗皮乌斯的讲课，争论说，「国际风格」不应该消融世界各地的不同风俗和特色。这位现代主义建筑的创始人回答说：「好啊，那你证明给我看。」贝聿铭提交了他的「上海艺术博物馆」方案和模型：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有好几个凉亭，还有淙淙流过茶园的溪水。他解释说，他的博物馆不同于西方模式，因为中国艺术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当你想到东方艺术时，你所考虑的是截然不同的事物。那是非常隐秘的——玉石、象牙、陶瓷都是这样的，甚至画卷也不例外。无论其长短，画卷是从不摊展开的；它们总是束之高阁，只有特殊场合才供人一饱眼福。因此，你不会在一座庞大的希腊式或罗马式复制品中展示这种艺术。因此，观看、展览这种艺术的环境必须区别于我们的西式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中的假山

贝聿铭说，在中国做建筑，不能想像不做园林。庭园和房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是融为一体的。庭园也不能太大，通常都是按照人性化比例设计的。在他看来，园林的三个主要元素——水、植物和石头，是三件很简单的东西，但这上面却可以有丰富的变化。「苏州的园林是诗人、文人、画家做出来的，他们把做园当成是作画作诗一样。可是现在那样的人才几乎没有了，我也不是这种人才，可是我还想要试一试。」水位于博物馆的中央，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季节欣赏水里的植物和游鱼。而因为庭园不大，植物不在于名贵，而在于造景，每一棵树都是他亲自选的。贝聿铭专门设计了一个紫藤园，园林有两株紫藤，代表老的苏州博物馆——忠王府里的文脉传承。

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穿梭。

您是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大师，贝聿铭先生。

R.I.P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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