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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當地時間5月13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公告稱，正在採取必要措施，對中國剩餘價值約3000億美元的輸美商品徵收關稅。就在5月10日，美方正式宣佈對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25%關稅。那麼，中美經貿關係究竟未來會走向何方？中美到底如何才能更好地解決貿易摩擦？本期微信推薦人大重陽第46期報告中的關於未來趨勢研判和政策建議部分內容，報告原題爲《共享繁榮仍是可能——中美經貿關係全景報告》。2018年8月29日，該報告在由人大重陽和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於紐約共同主辦的中美智庫貿易對話之一“貿易與中美經濟合作”圓桌會議上發佈。

中美貿易摩擦的起因很明確，主要源於美國對華經貿政策開始變得強硬，而非中國調整對美經貿政策。美國挑起貿易爭端源於自身的訴求得不到滿足，試圖用強硬的手段施壓中國。美國的利益訴求可以在其三大政策的調整中體現出來。

1. 美國貿易政策調整

由小布什總統時期的推進多邊貿易自由化到奧巴馬總統時期的區域貿易自由化再到如今的迫使對方實行貿易自由化。特朗普上臺以後，美國從原來的重視貿易帶來的絕對收益到現在的重視相對收益（特別是與中國收益的比較），越來越看到貿易帶來的不利之處。比如，特朗普認爲中國入世後獲得巨大收益，美國的收益卻沒那麼大，從而獲得相對損失。這種轉變導致特朗普政府對推進貿易自由化的興趣下降。美國以貿易不平衡爲由提出所謂“對等貿易”，威逼中國擴大進口、進一步開放市場。

2. 美國經濟政策調整

美國在里根政府時期，曾將削減貿易逆差作爲重要的施策目標，小布什總統和奧巴馬總統並沒有將此作爲重要施政目標。特朗普上臺後，重新將削減貿易逆差作爲重要的施策目標。其經濟領域的減稅、基礎設施建設、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貿易保護等均爲了削減貿易逆差。特朗普還明確希望中國短期內能削減1000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順差，並於2020年前削減2000億美元貿易差額，作爲市場經濟倡導者的美國要求中國運用非市場經濟的手段削減貿易逆差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當然，貿易逆差問題並非中美經濟關係中的核心問題，因爲該問題與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社會模式特別是美元霸權的內在要求高度相關。即便強行壓縮了對華貿易逆差，美國貿易赤字仍然會以相同甚至更大的規模出現在與其他貿易夥伴的國際收支表上。然而在貿易上挑起爭端，容易塑造領導人和統治精英“英雄”形象，贏得民衆對其封鎖中國其他各項政策主張的支持，從而讓領導人及其團隊在國內政治週期中佔據有利地位。

3. 美國對華政策調整

奧巴馬政府時期，其“重返亞太”的主要目標就是針對中國。在貿易領域，其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的高標準性質明顯具有客觀上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意圖。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明晰。在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將中國和俄羅斯並列作爲其競爭對手。

美國要在技術上壓制和阻止中國，鞏固自己在技術方面的壟斷或競爭優勢。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在技術領域或技術密集型產業中，中國的競爭力顯著提高。所謂的“強制技術轉讓”“盜竊技術”和“知識產權的破壞”等指責中國的聲音都十分猖獗。對中國未來發展或高科技產業能力建設的“預防性打擊”反映了美國一些人超越其領先技術優勢的焦慮和不情願。與此同時，美國也在努力讓其他國家，特別是其盟國共同努力，限制與中國的技術交流和技術合作。美國國防部發布的《中國技術轉讓戰略報告》明確指出，有必要與盟國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審查外國技術投資，共同限制向中國的技術轉讓。

與此同時，美國希望通過重塑國際體系來重塑和制約中國。美國精英層已經產生了一種共識，即中國“精明地”利用了現有的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爲基礎的多邊經貿框架搭了美國的便車。2018年5月底，美國、歐盟和日本的貿易部長在經合組織部長理事會期間進行了討論，提出了一個路線圖，以促進新的工業補貼和涉及國有企業的新的WTO規則。2018年的七國集團聯合公報因特朗普的“任性”而未成立，它還包括使世貿組織更“現代化”和更“公平”的要求。據此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的意圖不是迴歸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看似退卻，實則以退爲進，採取雙管齊下的做法，利用國內法律和加強與主要盟國的政策協調，實現世貿組織和其他多邊框架的全面升級和擴大，甚至意圖改變與WTO概念不相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以限制和削弱中國的制度來源。

長期情況下，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方向大致有以下三種情況。

1. 第一種情況

這種情況是中美經過一個時期的反覆貿易摩擦，中方在貿易談判時“讓渡”一些經濟利益，以現有WTO爲基礎的多邊經貿框架繼續運行。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做出以下讓步，降低關稅，擴大美國產品和服務的進口（這也是爲了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縮小中美之間的貿易差距，進一步放開國內市場，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在這種情況下，兩國之間的關稅增長和所涉及的貿易量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總的來說，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經濟和貿易體系得到了大體上的維持（或者只進行了一些小的改革），國際經濟關係大體上恢復到貿易摩擦展開前的狀態。

但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中美貿易摩擦形勢正變得越來越緊張。2018年8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對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徵稅稅率由10%提高到25%。中方於2018年8月3日提出了“比例對等”反制措施，對原產於美國的5207個稅目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5%-25%不等的關稅。這意味着短期內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可能性比較大。中期選舉之後，如果美國的受損利益集團對美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中美之間可能會通過談判緩解貿易摩擦。即便緩解，未來中美之間貿易關係仍可能會較爲緊張，第一種最樂觀的情況很難實現。

2. 第二種情況

這種情況是中美之間未能在貿易方面取得共識，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沒能成功實現WTO框架的升級與拓展。在這種情況下，中美之間互相對彼此的進口加徵關稅的“名額”已經用盡。據克魯格曼分析，如果各國放棄現有多邊規則，單邊設置最優關稅水平，均衡水平的關稅率可能達30-60%。

中美貿易摩擦如果再繼續升級，只能是擴展到投資方面，升級爲中美貿易投資戰。雙方對投資領域的施加限制，設置投資障礙和提高投資成本。此外，美國慣常以投資審查的方式對中國投資加以限制。美國正在推動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改革，是爲了加強“國家安全”，增加對外國收購公司的關注，它還側重於審查支持全球恐怖主義的國家，以及中國和俄羅斯等“關注國家”。但是，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到金融行業的可能性很小，即中美之間在貿易，投資和金融等領域不會發生全面的經濟戰爭。雙方都難以承受全面經濟戰的負面後果。在這種情況下，世貿組織仍然在支持國際貿易體系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但它沒有辦法阻止個別主要經濟體的違規。

3. 第三種情況

第三種情況是中國與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無法實現WTO多邊體系的“現代化”版本。美國可能重啓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議（TTIP）談判並最終達成協議，或者讓現有的一些機制承擔起經貿多邊機制的作用。

在此所說的中方“核心訴求”，主要包括對黨和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國有企業治理、技術合作和發展中國家身份等方面的嚴格限制。中美分道揚鑣或發達經濟體及其緊密夥伴將中國排除在它們的貿易與金融體系之外，其結果顯然是負和博弈，至於雙方誰損失更大，這取決於誰更容易受到傷害。在這種情況下，另一個可能的結果是，以世貿組織爲中心的多邊體系要麼被邊緣化，要麼僅是名義上的多邊體系。

對於中美貿易摩擦，在歷史上能夠給予啓示的主要是美日貿易摩擦事件和大蕭條時期美國加徵關稅行爲。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美國的貿易保護只是源於其自身貿易政策的調整，並沒有涉及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其參考是有限的。從技術角度來看，在大蕭條時期，美國只是降低了貿易開放度。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與今天的中美貿易摩擦有明顯的差異。第一，美日關係和中美關係不同。美國一直把日本視爲盟友，但只是爲了自己的經濟利益而限制日本對美國的出口。當前的中美關係明顯更爲複雜。其次，日本當時主要考慮美日關係並沒有採取堅決的反措施，中國則進行了堅決的反制。第三，當時日本的發展水平明顯高於現在的中國。日本和美國之間貿易摩擦的參考價值主要體現在美國當時對日本施加的限制以及對日本的影響上。

中國總的原則方面，不管是普通民衆還是中國政府，對進一步擴大貿易開放程度和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基本形成共識，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政策不會因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發生改變，下一步中國將在金融市場、國有企業改革、知識產權保護、區域貿易安排、自由貿易港建設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開放新舉措。

在供需高度匹配、中國有龐大市場而美國有優勢產業的前提下，擴大進口、促進合作是共贏的選擇。爲擴大進口，中國降低了多種產品的進口關稅，並取消了28種藥品的進口關稅，截至目前，中國已對8000餘種進口產品實現了零關稅。此外，中國設立了多個自由貿易區，加快實現貿易投資便利化，爲擴大進口創造有利條件。中國還將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作爲中國主動開放市場，擴大進口的重大政策宣示。2018年5月19日，中美雙方於華盛頓就雙邊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也指出，中方將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產品、能源、製造業產品、服務貿易等商品和服務出口。2018年7月2日，商務部等多部門聯合發佈《關於擴大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通過四個方面擴大進口的政策舉措。

一是優化進口結構促進生產消費升級，支持關係民生的產品進口，適應消費升級和供給提質需要，支持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日用消費品、醫藥和康復、養老護理等設備進口。落實降低部分商品進口稅率措施，減少中間流通環節，清理不合理加價，切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完善免稅店政策，擴大免稅品進口。大力發展新興服務貿易，促進建築設計、商貿物流、諮詢服務、研發設計、節能環保、環境服務等生產性服務進口。增加有助於轉型發展的技術裝備進口，增加農產品、資源性產品進口。

二是優化國際市場佈局，加強“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充分發揮多雙邊經貿合作機制的作用，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作爲重點開拓的進口來源地。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積極推進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的自貿區談判，加快建設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落實自最不發達國家進口貨物及服務優惠安排。

三是積極發揮多渠道促進作用。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持續發揮外資對擴大進口的推動作用，完善外商投資相關管理體制，優化境內投資環境。推動對外貿易與對外投資有效互動，加快推進簽訂高水平的投資協定，提高對外投資便利化水平。創新進口貿易方式，加快複製推廣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成熟經驗做法，加快推進汽車平行進口試點。

四是改善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條件。大力培育進口促進平臺，培育形成一批示範帶動作用突出的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優化進口通關流程，提高進口貿易便利化水平。降低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清理進口環節不合理收費。加快改善國內營商環境，加強外貿誠信體系建設和知識產權保護，推進以缺陷進口消費品召回體係爲核心的進口消費品質量追溯體系建設，嚴厲打擊假冒僞劣商品，規範和完善國內市場秩序。

然而，2001年至今，美國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一直沒有放鬆。甚至愈演愈烈。8月1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將44家中國實體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其中包括多家電子、航空研究機構。高科技出口管制也是導致中美貿易逆差的重要來源。美國研究機構報告顯示，如果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放寬，對華貿易逆差可減少35%左右。針對當前中美貿易模式中存在的困局，中美雙方仍有進一步合作以謀求更大發展的空間。

就中國方面來看，第一，落實相關擴大進口措施。從國情出發，制定擴大進口的政策，同時推進中國農業結構、能源結構改革；推進製造業與服務業之間融合發展，發展高端生產性服務外包，培育綜合服務提供商，更深更廣地融入全球價值鏈。

第二，中方應提高自主研發能力，加大科研創新力度，扶持高新技術行業發展，培養高新技術人才，推動產學研相結合。儘量減少美方出口管制給中方帶來的不利影響。

第三，敦促美方放開出口管制。要積極開展兩國溝通交流，充分利用相關對話機制和平臺，增進戰略互信。

第四，加強與美方企業的交流合作，通過美方企業和民間組織向政府施加壓力，來達到放鬆對華出口管制的目的。對美國而言，美方應深入研究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的負面影響，並重新制定對美國國家安全無嚴重影響的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清單，推進中美高科技產品貿易。中方也應當根據市場需求發展本國的高科技產品行業，並與美方定期更新和調整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的產品清單（郝潔，2016）。

近年來，美國在在基礎設施領域需求很大。根據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測算，到2025年美國在基建領域需要總投資4.59萬億元，資金缺口高達兩萬億美元。特朗普總統提出了總額1萬億美元的“美國基礎設施優先”計劃，擬重點加強交通路網、清潔水資源、能源、電網、遠程通訊、國家安全等領域基礎設施投資。

中國在國內外基礎設施領域建設能力突出，高速經濟增長爲中國積累了資本優勢。過去十年間中國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已高達11萬億。此外，中國對美國投資在2015年就超過了美國對中國投資，累計對美國投資超過一千億美元。在特朗普最爲看重的飽受去工業化衝擊的地區吸引綠地投資方面，中國企業比如福耀玻璃，也已經爲美國地方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從90年代起，福耀美國公司就在阿拉巴馬和南卡萊羅那設立了辦事處和倉儲中心，近年來在密歇根和俄亥俄投資的生產基地創造了接近400萬個美國就業崗位，已完成對美投資達到10億美元。

根據ENR（《美國工程新聞記錄》）雜誌2017年各項排名結果，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獲得全球最大國際承包商第三名。此外，中國商務部發布了一項重要數據：2017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1382.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5%。中國的基礎建設實力強勁，經驗豐富，具備資金、技術、建設、運營等方面的優勢，而美國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很大，雙方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很強的經濟互補性。但是由於美國的投資審查制度不透明，以及政治環境的不利影響，在對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基礎設施進行投資時，容易受到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及其他相關審查機制的審查。第二，中方參與美基礎設施建設時可能會受到採購規定的限制，因爲中國尚未加入WTO《政府採購協定》。第三，中方企業缺乏國際運營能力。錯綜複雜的國外監察環境、成本估算與勞工管理經驗的缺乏都導致中方參與美國基礎設施建設存在一定阻礙。第四，特朗普政府在提出一萬億基建計劃的同時，指出基礎設施建設將遵循“買美國貨，僱美國人”原則。這就對中國資本、技術和勞工整體輸出的傳統海外基建模式產生了衝擊。同時，美國本土企業將得到優先待遇，這不利於促進中國對美基建投資。

雖然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存在挑戰，但是面對美國基建領域的重大機遇，加強中美基礎設施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中方應當發揮政府推動作用，加強與美方政府間協調，推動與美簽署基建投資相關的協定文件，爲基礎設施合作奠定基礎。

第二，應當充分了解在美投資的審查程序，並加強對美國市場環境的把握，避免政策障礙和盲目投資，提高國際運營能力。

第三，中方企業應當提高中國工程技術標準，並與美本土及其他國傢俬人資本展開多元化合作，提高本土化經營能力。

第四，以“一帶一路”爲契機，歡迎美方加入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建設，促進中美在第三方國家基建領域的合作。特朗普政府對中美開展“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持有積極的態度。作爲《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早期收穫》的成果之一，美方政府派代表團參加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美方代表稱願利用自身在全球基礎設施發展方面的經驗，參與“一帶一路”相關項目建設。

第五，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美國優先”原則衝擊了中國傳統的海外基建模式，並使得中方企業處於競爭的不利地位，中方政府應當與美方就實際基建項目加強談判，保障中方企業的合理競爭地位。

中國對於開放的態度是明確、堅定的。爲落實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相關部署，中方決定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直接或間接投資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的投資比例限制放寬至51%，上述措施實施三年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將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單一持股不超過20%，合計持股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銀行業股權投資比例規則；三年後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投資設立經營人身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的投資比例放寬至51%，五年後投資比例不受限制。逐步適當降低汽車關稅，在2018年6月前在自貿試驗區範圍內開展放開專用車和新能源汽車外資股比限制試點工作。對幹玉米酒糟在進口環節和國內環節實施相同的增值稅政策，恢復免徵進口環節增值稅。

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期間，中方提出一攬子擴大開放措施。包括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完成負面清單修訂，全面落實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降低部分產品進口關稅等。2018年6月28日，中國發布2018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首先是全方位推進開放，涉及金融、交通運輸、商貿流通、專業服務、製造、基礎設施、能源、資源、農業等各領域，共22項開放措施。其次是大幅精簡負面清單，從2017版負面清單的63條特別管理措施縮減至48條，進一步縮小外商投資審批範圍。另外，對部分領域安排作出了整體安排，列出汽車、金融領域對外開放路線圖時間表，逐步加大開放力度，給予相關行業一定過渡期，增強開放的可預期性。29日，中國出臺了外企備案管理新規，減少了外資來華開辦企業的成本。30日，2018版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出爐，較2017版負面清單縮短一半以上，並取消了石油、天然氣勘探限於合資、合作的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資放射性礦產冶煉加工及核燃料生產的規定；進一步將小麥、玉米新品種選育和種子生產外資股比由不超過49%放寬至不超過66%；將上海自貿區試點的開放措施推廣到所有自由貿易區。7月1日，汽車整車和零部件、化妝品、水產品等一大批商品進口關稅大範圍下調。其中日用消費品最惠國平均稅率從15.7%降至6.9%，平均降幅達55.9%；汽車進口關稅由25%調至10%。中國爲擴大開放連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將繼續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促進全球共同發展。

中方鼓勵市場雙向開放和平等競爭，將逐步擴大市場準入，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並切實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保護包括外資在內的廣大企業的知識產權權益。提高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推動中國市場進一步開放。開放應當是平等的、透明的。但在中方積極擴大開放的同時，美方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和CFIUS審查制度導致中美市場開放不對等以及中方赴美投資頻頻受阻。

此外，中方市場開放力度不夠。以金融業爲例，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與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嚴重不匹配。作爲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出口國，金融業開放程度的國際排名不僅遠落後於主要發達經濟體，甚至近年來被諸多發展中國家超越。即便是不同行業之間的橫向比較，金融業開放程度也相對較低。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總體不高。即便是開放程度最高的債券市場，其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

爲推進雙向開放，首先，中方應與美方談判，呼籲美國切實放寬對華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管制、履行中國入世協定書第十五條義務、公平對待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推動中國公司獨立在美申請相關金融業務牌照進程、慎用貿易救濟措施。其次，中方應切實加大市場開放力度，並結合自身改革目標，以對外開放促進國內改革，在對外開放過程中不斷提高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從體制根源上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雙向開放是解決貿易失衡的關鍵。但是兩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監管方式也存在差異，因此，雙方應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理念，增強戰略互信，擴大雙向開放。雙方需要通過消除投資壁壘和投資歧視性政策，建立公平、開放的投資政策。雙方應共同致力於改善投資環境、知識產權保護、國家安全審查、提高規則透明度，以更好地推進雙向開放。

自2008年啓動談判以來，雙方迄今已舉行了30餘輪談判，取得了重大階段性進展。中方爲推進談判作出了巨大努力。2013年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過程中，中國宣佈同意“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與美進入實質性談判。遺憾的是，由於美國大選，中美BIT談判被暫時擱置。

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表示，特朗普政府計劃重啓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將令美國公司進入更大範圍的中國市場，但前提是華盛頓在其他貿易問題上取得進展，如牛肉出口、中國對生物科技進口和能源產品的規定。2017年6月20日，美國牛肉被批准進入中國市場，這意味着中方爲重啓中美BIT談判邁出了第一步。

中方爲推進中美BIT談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美方在談判中要求中方提供一份短並切實可行的負面清單，這對中國一直使用的正面清單制度發起了衝擊。中國一直在不斷爲縮短負面清單而努力，比如，加快自貿區建設並推行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完善國內相關法律法規，縮短負面清單長度，進而減少外資進入限制，放鬆外資在華管制。

中美雙方已就一些條款達成共識。但由於中美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雙方在負面清單、環境標準、投資與投資者定義、國有企業、外匯資金轉移、金融服務、業績要求、法律法規透明度和爭端解決機制等方面仍存在分歧。首先，美國在負面清單中列舉了關鍵基礎設施、重要技術、國家安全三項，但不對具體定義做詳細解釋；並且中方在美投資、經營的任何階段，美國行政當局都有權中止項目，產生的成本由投資人負責。這使得中資在美會遇到更大的不確定性，對應的正當權益也可能會受到損失。其次，美國成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針對外資併購的國家安全審查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構成了嚴重阻礙。自1975年美國成立外國投資委員會以來，美國總統僅否決過三次併購案，均來自中國投資者。近年來，因安全審查導致併購受阻的中國企業投資項目金額已超過500億美元①。美國的安全審查制度不夠透明和公開，再加上受政治因素和商業利益幹擾，讓中國在美國的投資面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中方投資者的利益難以得到保障。

推動中美BIT談判的最好結局是雙贏。對中方而言，中方應從全球政治經濟佈局及中美政治經濟關係角度來審視中美BIT談判，充分了解談判背後利益集團的鬥爭，並堅持“以開放促改革”的總體思路，在對現有外資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基礎上平衡各部門的利益衝突（樑勇等，2014）。

對美方而言，中方應敦促美方對負面清單定義作出詳細解釋，並且就一些有爭議的條款展開友好的談判和協商。其次，由於CFIUS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極大地阻礙了中國企業在美投資，中方應敦促美國政府加強對CFIUS的監管，使安全審查制度更透明和公開，防止正當的“安全審查制度”被濫用，減少政治因素和商業利益對中國在美投資的幹擾，爲中國赴美投資提供一個更公平、公開、透明的市場環境。

當前，中美雙方已經開展了數千個科技合作項目，爲中美關係穩步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中美科技合作主要從三個層面展開，分別是政府間合作、企業間合作和學術研究交流合作。

其一，政府間合作。《中美科技合作協定》是兩國最早的合作協議之一，在該協議下，已簽署了近50個部門間協議，支持了雙方跨部委、跨機構的數千個合作項目。2016年，兩國續簽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在該框架下中美雙方通過科技合作聯委會、創新對話等政府間合作機制開展務實有效的科技創新合作，兩國繼續在農業、衛生、環境、能源等重點領域深入展開合作。經過兩國政府的努力，中美科技合作產生了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合作項目，併爲兩國提供了積極穩定的雙邊關係。

其二，企業間合作。中美企業間科技合作已成爲中美科技合作的主題。互在對方設立研究中心是企業間合作的一個重要表現。美國500強企業已有300多家進入中國，在華最大的40家研發機構當中，美國企業約佔一半。近年來，受到“走出去”政策的影響，許多中國企業也在美國設立研發機構。此外，在2015年“美中互聯網論壇”中，在這次會議中，微軟與國有企業中國電子科技集團達成合作協議，共同爲中國的政府機構和企業專業領域用戶提供本地化的操作系統Windows10。同時，微軟也與百度、紫光等公司簽約成立合資公司，提供基於微軟技術的WindowsAzure、Office365雲服務和定製化雲計算服務等等。中美企業間的科技合作進一步豐富了科技交流的形式，推動中美科技合作不斷髮展。

其三，學術研究交流合作。中美青年科技論壇已成功舉辦兩屆，該論壇旨在進一步推動中美青年之間的科研交流，爲雙方未來的長期合作奠定基礎。中美科技人員交流計劃起始於2004年，主要是安排美國優秀研究生暑期赴中國大學和研究所、實驗室與中國的科技人員共同開展研究工作。此外，還有中國青年科學家訪美計劃等等科研交流項目，爲中美科技合作創造人才基礎，從而更好地促進雙邊合作與發展。

2017年9月28日的首輪中美社會和人文對話在華盛頓舉行，在該對話中，雙方將共同開展以下合作：（1）加強中美聯合科研，推進兩國科技聯合研究中心建設。（2）探索部州、省州科技創新合作新途徑。（3）推動中美科技人員交流合作。（4）開展兩國科技部門間的政策交流與對話。（5）鼓勵兩國企業在創新創業方面開展交流合作。（6）推動兩國科技型智庫合作，促進科技政策交流。

爲保障中美科技投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不斷加強，已建立了較爲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中國一直積極與美國開展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合作。但是，美方指責中國在雙方科技合作過程中侵權行爲比較嚴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中國知識產權保護起步晚，意識薄弱，管理能力、經驗也不足。

此外，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管制從未鬆懈。對美國企業的中方合資併購也頻繁遭受嚴格審查。在高技術產品價值分工中，美國科技技術實力強勁，處在價值鏈的中間；而中國擁有低廉的要素成本、強大的製造實力和龐大的市場，處在價值鏈的兩端。中美兩國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高技術產品作爲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採用出口管制是違背市場形勢的政策。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聲明稱，支持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限制中國對美國科技公司投資的審慎做法，並表示加強併購安全審查可以保護美國敏感技術外流。

爲推動中美科技合作，創建良好的新型大國關係，第一，應建立穩定的中美科技夥伴關係，建立以政府爲主導的合作機制。廣泛開展中美雙方民間外交。重視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在開展科技外交中的作用，並推動中美科研學術文化交流，爲科技合作創造人才基礎。第二，完善相關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加強科技合作相關人員的知識產權意識，提升美方對中方保護知識產權的信心。第三，積極推進美方放開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順應價值分工與市場形式，發揮雙方優勢，推進中美貿易平衡，維持中美關係趨向穩定。

（註釋略）

本期報告課題組共同組長：

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屠新泉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

報告執筆人團隊

劉斌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副教授

呂越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副教授

陳晨晨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劉英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關照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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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爲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