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作者朱云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暨世界科学院院士，目前担任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及台大政治系所合聘教授。本书作者以「裂解」与「再融合」来梳理现阶段全球化趋势所面临的窘境。世界自二战后至苏俄解体，由两极对抗进入一超多强的竞争格局；惟世界早非从前在美国带领下进入的全球经济整合时期，如今欧美民粹主义（Populism）当道，影响所及，势将让原本的一超多强局面被逆全球化浪潮所席卷，最终化为乌有。然而，本书作者始终正面看待全球化发展，尚有赖于世界各国在不同层面上合作（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研究等方面），目标是建构一条有利于全球人类通往未来发展的康庄大道。

首先，「逆全球化」的现象为全球化带来不确定的风险。由奥巴马政府任内所积极推动之亚太再平衡战略，由其精心打造的〈泛太平洋伙伴协议〉与〈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力图让美国重夺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惟好景不常，奥氏的如意算盘打得正热之时，却被中途杀出的川普打乱。川普从竞选到当选美国总统，每每以「美国利益」为其决策指南，当选后，即宣布退出前述两个协议，并在其国内大搞排外主义。在欧洲，也不遑多样，诸如英国脱欧公投与德国激进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首度进入国会殿堂；在极右翼政党主导下，在反移民和反全球一体化的推波助澜下，过去长期支持贸易自由化的欧美诸国，其国内共识已濒临崩解。

作者认为，美国总统川普（见图）从竞选到当选美国总统，每每以「美国利益」为其决策指南，当选后，即宣布退出前述两个协议，并在其国内大搞排外主义。（资料照，AP）

过去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的原因，莫过于二战后的首三十五年间，由于经济萧条，「镶嵌式自由主义」即成为西方已开发国家普遍采行之体制。这套体制被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称为资本的「历史性妥协」（Historic compromise），其精髓在于「当资本的跨国流动性低时，资本家更愿意和国内政府与其他阶级达成妥协，将利润用于投资，促进发展，扩大就业。．．．其出发点主要是照顾西方集团核心成员及其外围成员的利益，而苏联集团则自己组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互助体制，但美国带头创设的这套体制，的确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发挥主导作用。」总而言之，在这套体制下，资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资本主义」，引申而言，即一方面抑制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对弱势者的扶持，某程度减缓贫富之两极分化。

晚近中国大陆在一九七八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四十年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制造国。中美两强有可能如西方主流学者所言般，即将跌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中美关系在近期出现的高度不确定性，系始于川普当选后，不断升高对俄罗斯与中国大陆的战略围堵，当中尤以中国为其首要战略假想敌。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实由来已久，从早期的麦卡锡主义到近来刻意炒作中国政府、企业对美国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并强调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从商业到科技，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四出奔走，警告企业和学术研究机构，须严防中国企业透过科技合作来窃取美国的高科技秘密，并有意在美国华人社群中营造一种肃杀的气氛。中美间紧张关系，无非是美国「一山不容二虎」的基本心态所导致。首要原因乃美国普通民众对国际事务的无知所致，加上美国公共媒体过去长期妖魔化中国，故不仅是基层百姓，就连社会菁英也时常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再加上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故其民意极容易受到不怀好意的政客所煽动。假如这种肃杀氛围持续下去，难保中美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若果真如此，那将会是对全球经济的一场浩劫。如书中作者一向强调，中国并没有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野心，再加上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并没有任何领土的纠纷，更何况民族的仇恨。是故中美关系下一步终将走向何方，尚待观察。

作者指出，中美关系在近期出现的高度不确定性，系始于美国总统川普（见图）当选后，不断升高对俄罗斯与中国大陆的战略围堵，当中尤以中国为其首要战略假想敌。。（资料照，AP）

在后西方秩序下中国之角色将如何定位？美国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伊教授目睹川普政府治下的美国所采取的激进单边主义，包括任意退出多边协定和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所制定下的规则，并急于抛弃国际公共财之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时，若中国没意愿或能力承担此重责大任的话，世界经济将出现公共财供给短缺危机，长远看来，全球失序也就指日可待。惟本书作者认为，美国从全球公共财供给者中退出，既是危机，也是转机；即谓之全球治理体系将迎来历史上难得之变革。对中国而言，更属难得的机会，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在美国不愿再承担国际公共财的提供者时，更是有挺身而出之能力与条件，成为全球多边主义体制中关键的支柱。

在建构以中国为首的全球多边主义体制时，作者在书中提及到由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创立的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为开发中国家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也同时为这些国家培养政策菁英，并不时前往当地考察，以便提出具体政策建议。中国式发展模式正积极地影响后进国家领导人对其本国长远发展战略之制定；另外，在「分而不夺」的援外模式下，也正在重塑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固有的印象。比方说，AID DATA这个大学智库长期收集全世界跟发展援助有关的全部数据，透过追纵过去中国曾经援助的全球一百三十八个国家，连续十四年运用卫星夜间高空图像来观看相同的一个位置亮度层次与空间分布的变化，从而评估这些援外项目对所在国到底产生如何实质的影响。

中国不仅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财，从铁公机（铁路、公路和机场）到无形的知识与技术的分享，比方说从非牟利角度出发豁免落后国家向其支付专利授权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运用「二元经济结构」，即一方面严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这条底线，二方面让选择赴城镇务工的农村人口得以保留自家的宅基地、自留地、以及可移转的土地承租权益；在此经济结构下，具体功能相当于「无条件基础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让城镇失业人口得以回乡务农，避免成为市场调节期中出现的新增城镇失业人口。本文也赞同如此体制上的优势，一来得以让农民工把在城市中习得的经验或知识，成为推动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性支柱，二来透过完善的电商平台，且运用物流系统，得以让农产品顺利运抵城市，供其日常生活之所需。如此想必能成为后进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时的借镜（中国发展的经验），并且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中，提供印度洋沿岸国家相当的发展机遇。

中国发展的经验想必能成为后进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时的借镜，并且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中，提供印度洋沿岸国家相当的发展机遇。图为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北京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与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左）会面。(资料照，AP)

最后，现阶段的欧美各国需要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这个政治学术语是由曾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教授瑞吉（John Ruggie）所创，原本欧美各国吸取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资本主义危机反复出现的历史教训，并且深刻体认到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体制上对资本主义的威胁，故急于约束市场这只「怪手」，成立了许多市场监管机构，希望达到保护消费大众之目的，进而保持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外平衡。不幸的是，届雷根总统和柴契尔夫人于一九八０年代初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来，欧美各国仿佛又回到从前那个「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世界」。在那个「强弱分明」的「丛林世界」中，意味著「个体」的生存大于一切；惟若将视角拉高至全球层次，基于先进国家在个体利益的驱使下，后进国家在科技发展的追赶上，往往就需要支付先进国家高额的授权金，如此的结果显示出在可预见的将来，未开发国家要达到联合国在西元2000年所制定的千禧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似乎更难上加难。

归结一句，若欧美诸国不能修复「镶嵌式自由主义」，未来全球的典范转移，究竟会是鹿死谁手？吾人尚需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