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諮詢如何幫助「真的慘」的來訪者？
本科級別的心理學教材中有講過，若來訪者的主要問題在於不恰當的思維方式（例如災難化思維），則諮詢師可通過引導來訪者逐漸以恰當的思維方式取而代之來解決其心理障礙。
但若來訪者的實際生活中的遭遇就「真的很慘」，慘到讓諮詢師覺得「如果換成我也不一定挺得住」，這種情況下諮詢師一般會如何幫助來訪者呢？
因為我現在接診的人群和我最初決定學心理諮詢時候想像要一起工作的人群完全不一樣，我也用了一段時間接受這個差異，所以就一直很在意這個提問。
我想，這個提問可以通過兩部分來回答。
第一部分是諮詢的理論與技術。題主問到了不恰當的思維方式和諮詢師的引導，這是典型的認知行為療法的概念化的方式。好幾位答主提到了尊重、共情、支持等更為人本主義也更為基礎的做法。本科的時候有門選修課是災難心理學，老師講過一句話我一直記得——創傷是正常人對非正常情境的正常反應。用目前高票回答的說法就是「幫助來訪者體驗合理的消極情緒」。另外也有答主提到了PTSD以及干預方法，美國這邊TF-CBT的模型應該是比較成熟的，有很多實證研究作為支撐。我們機構的督導說PRAC模型特別好使，先做一些關於創傷的科普psychoeducation，然後幫助來訪者放鬆relaxation，接下來關注情緒表達affect expression，再之後就可以探索來訪者的思維方式cognitive coping，如果能把這些扎紮實實做到位，就已經對來訪者幫助很大很大了，後面的步驟當然也有幫助，但如果實踐中無法實現的話也很正常（很多很多來訪者會因為各種原因脫落）。當然，用TF-CBT的前提是，來訪者的生活以及穩定下來了，現實層面上的創傷事件已經停止了——如果創傷還在進行當中（比如被性侵的來訪者還和侵犯者有接觸甚至還在不斷被性侵，或者被家暴的來訪者並沒有和施暴者隔離開），TF-CBT是不適用的。
第二部分則是諮詢師對「慘」的判斷，對諮詢的期待，以及這種判斷和期待對專業表現的影響。
這部分對我來說依然是很需要花時間和心思處理的一部分。
我從一年多以前開始和我現在的機構有接觸，去年秋天是在課後項目做志願者，今年春天暫停了一段時間，夏天開始在心理諮詢的項目里當實習生，五月開始跟診，七月開始接診。
去年秋天就總是和諮詢師提到這件事兒。一年前日記里是這麼寫的——我並不喜歡這個community，我想回到我原來的生活，相比於現在這個更大的世界，之前真的是狹隘又枯燥，可是它對我來說舒適且安全。而且我現在真的是生怕回不去……我一定會回去的，哪怕回去的路上充滿了research paper。多元文化能力真是個嚴峻的考驗啊。心累。
去年九月第一次得知來訪者的很多背景信息和家庭情況，被嚇到之後情緒複雜，一邊哭一邊給我媽發微信，花了很久才緩過來。
那之後過了大半年，我開始以實習諮詢師的身份接觸這個人群了，現在的來訪者里有經歷嚴重成癮問題的，有被判過重罪或者多次逮捕的，有被政府部門剝奪撫養權的（兒童虐待與忽視），有寄養系統里的孩子（被親生父母虐待或者忽視過），有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絕大部分來訪者都沒有讀過大學，大概有一半都沒能高中畢業。收入極低，機構的收入大多數是政府補助（比如一些人都是被政府部門要求完成心理諮詢，否則就會蹲監獄，被判刑，或者徹底失去撫養權）。
這和我想像過很久很久的心理諮詢完全不一樣，而且，我作為來訪者的諮詢和我作為諮詢師的諮詢，特別特別不一樣。我用了很多節我自己的心理諮詢來適應和接受這個差異。在我反應最強烈的階段，我曾經一臉情真意切苦大仇深地問我的諮詢師——你和工作這麼這麼久了，你覺得我能好么？或者，你大多數時候覺得我能好么？你是怎麼覺出來的？為什麼我和一些來訪者工作的時候，心裡總有個聲音說，再也不會好了，能好才奇了個怪呢？是我不行還是他們不行啊？
我的諮詢回答我——「來訪者能不能好，好沒好，其實是關於諮詢目標的一個問題。但是在諮詢中，可能來訪者想的那個目標，和諮詢師的目標，並不一定是一樣的目標。」我接著就說了一句，如果把督導和機構也算是，那可能得有三個甚至四個不一樣的目標了。
關於諮詢目標，機構里的同事也談過。總有一些來訪者讓諮詢師覺得「進展緩慢」，然後諮詢師有可能就很沮喪。督導的說法是——有的來訪者就是變化很快，有的來訪者變化慢一些，但是諮詢師工作的價值不應該完全靠來訪者的改變速度與幅度來判斷。對變化快的來訪者，諮詢師可以促進變化。對變化慢的來訪者，諮詢師的陪伴和支持也很重要。
關於來訪者的「慘」，我非常敬佩的一個老師常常說——如果你總想著拯救你的來訪者，不管這個來訪者是什麼情況，那麼多半你作為諮詢師的狀態是有問題的，你需要注意這件事兒，否則你和來訪者的互動也早晚也要出問題（比如諮詢師打破邊界為來訪者免費諮詢或者在諮詢外提供方便等，這些看起來慷慨大方，但實際上對諮詢關係並沒有幫助）。
我想了很久，更加本質的說法是，作為諮詢師，我其實並沒有權力去判斷來訪者「慘不慘」，這並不是諮詢的一部分；就算是我忍不住覺得來訪者很「慘」，我的「覺得」在和來訪者的工作里，也並不重要，在這件事情上，作為諮詢師，「我不能要我覺得，我得要來訪者覺得」。而且，當我們覺得別的什麼人很「慘」的時候，不管是同情還是幸災樂禍，都很難排除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和自戀——這對諮詢的開展也有害無益。
把這零零散散的許多總結起來——當我忍不住覺得來訪者「慘」的時候，大概會提醒自己的人性觀，相信生而為人的尊嚴和韌性，反思和調整自己的價值取向以及自己作為諮詢師的目標，然後還可能會問來訪者，你是怎麼度過這些困境的？在這個過程中用了哪些資源？你自己的哪些品質和能力是有幫助的？
最後用我大約四年以前申請碩士申請文書的一句話結尾吧。「Neither can we solve all problems of our clients nor live a perfect life ourselves . . . the meaning of counseling is not to solve every problem but to make a little difference and to be aware of it.」
昨天遇到了一些事情，夜裡寫這個回答的時候心情比較波動，今天平靜了來更新一下。把之前的截圖刪掉了，總覺得萬一哪天某個來訪者看到這些，可能對諮詢關係會有影響，其他的內容沒有變動。在這裡補充幾個想要分享的點：
第一個是諮詢師的人性觀。
首先，「人性觀」這個東西不是心理諮詢領域的專利，早幾千年我國的哲學家思想家就已經在討論「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這個深刻的議題了。
而在心理諮詢的實踐中，我的好幾位老師都強調過，positive view of human being（對人性對積極看法）是作為心理諮詢師的一個重要的優點（strength），而我相信這個優點和其他很多都優點一樣，都是可以被培養都，也都是可以被消磨的。我希望我從事的行業，我每天做的事情，我生活的環境，以及我所處的人際關係，可以幫助我培養它而不是逐漸消磨它。更具體來說，就是和自己真心欣賞的人成為朋友，做自己能夠感受到價值的工作。從心理諮詢理論取向的角度來看，不一樣的理論對人性的理解（way of understanding）也是不一樣的，我最喜歡舉的例子是Adlerian和傳統精神分析的區別，因為曾經Adler是受過精神分析培訓的，精神分析就總強調早年經歷和無意識對人會起到決定作用，而Adler非常不同意這一點，他認為過去的經歷是既定事實，但是人可以選擇自己對那些經歷的理解和態度，這比既定事實更重要。簡言之，傳統精神分析說人被過去決定，Adler說人被過去影響，人可以選擇自己怎樣被過去影響，人有學習並且「突破」過去、超越自卑的能力——這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性觀。回到如何和「真的慘」的來訪者工作這件事兒。我在人性觀這件事上是Adler的「死忠粉」，我相信不管人遭遇了什麼，環境和資源怎麼樣，年齡多大，曾經做過什麼事情，每一個人都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學習，有能力選擇，有能力成長，有能力感知幸福和快樂……所以在一些時候，尤其是和有過嚴重被虐待經歷的小朋友工作的時候，我會更多地提醒自己，我面前的來訪者，雖然曾經經歷過很多逆境，未來也許還是會有很多不順，但是這個人，就和其他每個人一樣，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學習，有能力選擇，有能力成長，有能力感知幸福和快樂。
第二個是對「系統」的理解。
此處系統主要是指社會制度和文化（福利制度/寄養系統/種族歧視等等），以及這些制度和文化對個體，尤其是在整個社會中處於「弱勢」的個體，的影響。
引用一段教科書來說明心理諮詢行業和弱勢來訪者群體以及社會系統之間的聯繫：
Grounded in ecological theory, mental health counselors recognize that the problems clients face are embedded in an ecological context. Unfortunately, too many persons in our society are subjected to forms of injustice, inequity, and stigmatization. Although counselors encourage clients to take appropria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wellness, they also recognize that barriers inhibiting wellness are sometimes institutionalized. Thus, it is necessary for counselors to work for change not only in the behavior of clients but also in the attitudes and actions of the larger systems.
考慮這件事兒也不是一兩天了。去年我一門課的老師以前做過school counselor，和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家庭有過很多專業的互動。她分享了過去的一些工作經歷。作為諮詢師，我的老師需要問她的學生來訪者一些問題，比如情緒怎麼樣，精神狀態怎麼樣，另外的一些評估會通過學生的任課老師進行，比如向老師了解學生的行為表現。這些評估測量都是諮詢師的本職工作。我的這位老師發現，有一些家長會故意教孩子做出一些問題行為——這樣才能保持某些disorder的診斷，然後拿到某些政府福利。
聽到這些事情，我的第一反應極其憤怒，就覺得「這些當家長的還有沒有良心了」。可是老師說，如果我們可以站在家長的角度想，家長也未必就是理直氣壯拿孩子當工具搞政府福利，可能家裡就是很困難，可能拿到福利才能讓孩子吃得稍微好一點……而至於美國政府福利相關的制度，已經是我身邊很多美國人日常吐槽的話題了。我近期遇到了一個模式上（很多很多來訪者都是相似的情況）而非內容上（某個具體的個案）的挑戰——要怎麼對待關於來訪者的某些背景信息？
具體來說，我作為諮詢師，會和來訪者面對面地相處，並且在這些相處中了解來訪者——就和所有的心理諮詢情況一樣。同時，由於機構的性質（政府資助，很多個案是法庭要求必須完成的諮詢，而非來訪者），我們會收到一些政府機構或者法庭的轉介，總有一些合理合法的機會了解到很多別的東西（比如說來訪者被暫時剝奪撫養權，就會有相關機構發報告過來，告訴我們之前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決定剝奪來訪者的撫養權）。從法律或者倫理的角度來說，諮詢師有資格了解這些信息。然而，這些信息對諮詢未必是有幫助的。通常來說，提供這些信息的人（通常是政府部門的case worker）所描述的情況總是比較嚴重的，會報告來訪者之前種種有問題的行為；而來訪者在諮詢中又會報告很多政府部門case worker的敵意甚至是歧視。所以，我目前面臨的困境在於——我要不要看這些信息（因為看的話不違規，不看的話也並非失職）？看過之後要怎麼對待？相信幾分？要不要和來訪者溝通？我最近打算和督導們討論一下這件事情，如果有同行看到這裡，也歡迎在評論區交流討論！
第三個是諮詢師對自己的探索和覺察。
這個大概分為兩方面，第一方面是諮詢師作為一個人的價值觀，第二方面是諮詢師從專業發展角度的目標與期待管理。
個人價值觀的方面之前提到一句。當諮詢師覺得來訪者「真的慘」的時候，也許諮詢師應該和自己討論一下——這個來訪者到底怎麼「慘」了？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狀態「真的」慘？
具體來說，我來自一個特別傳統的家庭，本科畢業之前讀的都是中規中矩的還不錯的學校，我和身邊大多數同齡人接受的價值觀都是要努力，要進步，要往上走，要做精英，要實現夢想，要發揮價值……用張根在《三十而礪》裡面的話說就是——我已經習慣了通過追求不屬於我的東西讓自己變得體面，但是每次都讓時間撕掉了遮羞布，這讓我的人生充滿了諷刺的重複……二十幾年來只有人幫我製造幻想，沒有人教我剋制慾望。
習慣了這樣的價值觀，張根辭職去送外賣的做法會顯得很「出格」；習慣了這樣的價值觀，看到社會底層的「低端人口」會覺得對方很「慘」。
可是這樣的價值觀並不是唯一的價值觀，也未必是最好、最正確、最適合我的價值觀。今年夏天的時候我意識到，我很多年裡所習慣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確實在我的文化里正統、努力，時不時還可以優越、高傲，但同時也難免疲憊、狹隘、脆弱。當我想到這些的時候，就會意識到，我很多的來訪者其實並不那麼「慘」，而如果我能真誠地認為他們並不慘，我就能更有效地和他們工作。諮詢師的專業發展目標是另一件微妙的事情。
我五月份剛剛開始見習的時候經歷了一個比較不舒適的階段——我作為來訪者的諮詢和作為諮詢師的諮詢太不像了，總覺得自己要麼是個假來訪者，要麼是個假諮詢師，要麼都是。此處需要引用這個回答：打算做長程的心理諮詢，不知道應該採用認知行為療法還是精神分析療法？開始實習之前，我對心理諮詢的設想或者說是幻想都是「不聚焦在癥狀表現」的工作方式，我所以為和所期待的心理諮詢就是「把一個人的人格做出儘可能全面的理解」，不是治療或者解決問題，而是當做是藝術去賞析來訪者的人格。我的諮詢師做到了這一點，我也一直都相信自己通過學習和練習同樣可以做到。然而，我開始實習之後，絕大多數的工作都是針對問題和癥狀的——這是我的大多數來訪者所需要的，這也是我的機構需要我實現的，從倫理上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我個人情感上一時沒反應過來。我用了一段時間來接受這一點——在現實的層面上，這已經是我現階段最好的訓練機會了，而且這件事情完全不需要我違背自己的價值觀和作為諮詢師的初衷。我會覺得，想清楚這件事情之後，我在實習機構的工作更踏實也更坦然了，這對來訪者、對我自己、甚至對機構來說都是好事兒。至於當我在之後的職業發展階段（畢業後，或者有執照之後）有更多選擇的空間和機會時，我會選擇怎樣的方式去工作？想過，也和諮詢師討論過，目前沒想好，以後再說。眼下先盡量把手頭的事情做好吧。只是今後在有的選的時候我會提醒自己多想想，我喜歡、適合、擅長的工作方式和服務對象是什麼？我在諮詢中想要實現的專業發展，和來訪者來諮詢的訴求有沒有衝突矛盾？如果有的話，我作為諮詢師要怎麼處理？具體到「真的慘」的來訪者，有一些諮詢師（不管是想治療癥狀解決問題，還是想理解藝術賞析人格）的困境之一是工作中的自我效能感。不管從事什麼行業，工作中的挫敗感和低效能感都不是個令人舒服愉悅的感受。舉例來說就是——我花老大力氣了，可是來訪者「真的慘」啊，就是不見好，這該咋整？還能不能行了？
這種時候我大概會思考一下，「見好」這事兒要怎麼定義？作為諮詢師，我對來訪者「見好」的這個需求來自哪兒？我的來訪者有沒有覺得自己「見好」？有多迫切地希望自己「見好」？是不是有必要重新和來訪者討論一下諮詢目標和治療計劃？最後引用一下倫理課老師的忠告——諮詢師要讓自己本來狀態就是好的，而不是指望見完來訪者之後自己有成就感了才能狀態好。如果諮詢師的好的感覺要依賴於和來訪者的工作，是非常容易出問題的。
先說答案，尊重、真誠、共情和積極關注。
這些要素，體現的是心理諮詢師在價值、尊嚴、人格等方面與來訪者平等，把來訪者作為有思想感情、內心體驗、生活追求和獨特性與自主性的人去看待，尊重來訪者、為來訪者的痛苦而深情，這是建立關係的重要內容。
要做到這點，首先應該理解這些概念的意義。以人為中心療法的代表人物羅傑斯就非常強調尊重、共情等因素對於心理諮詢的重要意義，他提出諮詢師應該「無條件尊重」來訪者，並將其列為使來訪者人格產生建設性改變的關鍵條件之一。
這點比較難，比較難理解，我舉個生活中的例子。
當你的朋友前兩天丈夫因為車禍去世，新婚不到100天就遭此大難，她找你傾訴，作為朋友的話，此時你看到她痛苦流涕的時候，該怎麼做？
此時，你最好的辦法是「沉默」，不要多說，也不必說，深情地看著對方，如果關係好時可以給個擁抱，然後在語言上，多用一些共情的話語。比如：
你丈夫對你來說很重要，他的去世讓你生活過得很艱難，遭遇這樣的車禍，是我們都想不到的；
他平時很愛你，前兩天我還跟他見面，他對我說跟你在一起很幸福，每當談起這件事的時候，我都能感受到他對你深情的眷念；
你丈夫是一個很細心體貼的人，和他相處很愉快，他很好，你和他在一起，能夠獲得平時得不到的照顧和感受，他對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說這些話就夠了，不用說太多安慰的話，只要感同深受，她就能感受到你在關心她、理解她、陪伴她，有這份體貼和關心，比「沒事的，你會好的，你以後還會找個更好的男人」更有作用。
也許說完這些話，她會大哭，被你的話再一次刺激到，但是這種哭泣，是一種宣洩，也是一種內心壓抑的釋放，對她來說是有好處的。
回到心理諮詢的工作中，同樣的這些表達可以在來訪者身上去體現，這是一種尊重，也是一種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
心理諮詢的工作中，大家可能經常聽到「諮詢關係」這個詞，心理諮詢是否有作用，諮詢關係非常重要。諮詢師尊重來訪者，來訪者能體驗和感受到，這種尊重、關心給來訪者創造了一個安全、溫暖的氛圍，使其能夠敞開心扉，最大限度地表達自己，也可以使諮詢師可以完整把握、體驗來訪者的內心世界。
如何幫助「真的慘」的來訪者，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不過分的幫」，諮詢師要代入這份情感，一起和來訪者承擔這份痛苦，接納對方所有的一切，讓對方知道，你的痛苦我也感同深受，我也為你感覺難過，我會陪伴你，你的痛苦就不要一個人扛了，我在你身邊，請相信還有我。
我堅信，愛能讓來訪者獲得成長，也會重獲新生。
回歸到合理情緒行為療法的框架中，埃利斯需要處理的並不是所謂的「不恰當的認知」，確切地說，應該是不理性的認知。
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我覺得悲傷，痛苦，這有什麼不恰當的？
這種心理活動，被埃利斯稱為合理的、不舒適的心理活動。
而如果這個人體驗到的並不是悲傷痛苦，而是絕望，覺得以後的日子沒法過了。這就存在不合理性了！
所以我們要做的，並不是讓來訪者沒有消極情緒，而是讓他們體驗合理的消極情緒。
區分是否合理的原則如下：
- 靈活，不僵化。比如相信男人不穿裙子，但是見到蘇格蘭人，也覺得挺好。
- 注重實效性，這些信念是能解決問題的。比如遇到難題，思考「我遇到了困難」，就比思考"我是個廢物"有效。
- 合乎邏輯，這個好理解，你遇到了一個大豬蹄子，不等於全世界所有男人都是大豬蹄子。
- 基於現實，你被開除了，並不會真的會餓死，無論如何你都能有個工作。
重要的是，埃利斯的操作其實非常人本，並不會拍桌子說：你這麼想不合理！
而是像蘇格拉底一樣的玩兒法，慢慢提問，你自己就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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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在實際的心理諮詢工作中，諮詢師也會感覺到來訪「真的很慘」，慘到讓諮詢師覺得「如果換成我也不一定挺得住」。
這讓我想到最近上映的電影《小丑》主人翁，他接連遇到被欺凌、被陷害失去工作、社保系統崩潰導致失去藥物和心理支持的來源，他精神上（幻想）的父親當眾嘲笑他，他（以為）身體上的父親拿錢來羞辱他甚至毆打他，他以為自己深愛的母親又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並且在小時候任由他的繼父虐待他......終於，在所有的支持系統崩潰的時候，他也崩潰了，連續射殺數人，也導致了自己生命的終結。
我想如果我是小丑的主人翁，我也不一定會比他處理的更好。但我相信，主人翁在每一個瀕臨崩潰的瞬間，都曾經努力的想要活著，他努力抓住所有他可以抓住的稻草：他試圖努力工作讓媽媽過的更好，試圖讓他的諮詢師理解他，試著讓觀眾喜歡他，試著尋找他「父親」的認同，甚至在絕望時還想要通過表演自己的自殺來獲得觀眾的喜愛。就像我的督導常說，即使是那些最有自殺意願的來訪，當天他們來找你時，都說明他們的內心有一部分渴望更好的活著。渴望更好的活著，就是諮詢師可以開始工作的基礎，也是改變發生的基礎。
當然，如果來訪者的經歷「真的很慘」，有可能說明你的工作難度更大，因為這可能意味著：來訪者社會支持系統不足、來訪者在生命的早期就遭受過創傷（我們知道，越早經歷創傷，越難修復）、來訪者的癥狀（或心理問題）更加嚴重、更加難以共情、諮詢師也會更多陷入到無力的感覺等。所以面對這樣的來訪者，諮詢師更加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諮詢師需要時刻保持好奇，保持開放的態度，來了解一段經歷對於來訪者不同的意義。不論是怎樣慘的經歷，在諮詢中重要的都不是經曆本身，而是來訪者對這段經歷的理解。離開了這個假設，來訪者就只能體驗到隔靴搔癢的問候和自以為是的共情，這將是對諮詢關係有破壞意義的。
例如，也許很多人覺得一個孩子失去母親是非常傷心的事，但對於一個從小收到虐待的孩子，也許母親的去世對她來說，心理上的意義卻是解放的，他終於可以表達他的憤怒而不必擔心受到傷害。
又例如，一個女孩子4歲那年突然得知父母給他添了一對雙胞胎弟弟，而且因為弟弟身體不好，父母把過多的精力放在兩個弟弟身上，而忽略了對她的照顧。如果你武斷地以為這個孩子覺得很傷心很憤怒，因為父母忽視了她，那你可能就錯了，有可能在她的內心，把這個錯誤放在自己的身上，覺得是自己不夠好，所以才讓父母不夠關心她。
在探討這些經歷的過程中，諮詢師切忌以自己的視角來感受來訪者的感受，要時刻以來訪者為中心。在緩慢地、不斷地敘述這些經歷的過程中，來訪者會自己開始調整自己對於一段經歷「具有什麼樣的意義」的理解，當他們重新開始調整對這些經歷所賦予的意義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具有新的力量。
2、和來訪者的痛苦在一起，一起感受和承受那種痛苦。
沒有人願意獨自走進那個黑夜，有人陪著，會好很多。
很多來訪者的痛苦來自於他們不能在意識層面回憶曾經痛苦的經歷，但這些經歷卻總在潛意識層面閃回。就像我們很多人說的，太痛苦了，我太想把它們忘掉，但卻總是不得不想起，或是晚上做噩夢，我不得不經常喝醉才能勉強睡個好覺。
把沒有被處理的傷口打包起來，是一個臨時應激處理方式，它可以讓我們在惡劣的環境下先活下來。但如果我們一直不去醫院消炎清創，傷口就會潰爛發炎，甚至危及生命。
我們和來訪者在一起感受痛苦的過程，就是清創的過程，可能很疼，但很有必要。但這個過程必須非常非常小心，非常非常緩慢，非常非常用心。就像處理被燙傷的病人，諮詢師必須要記住，你永遠不可能完全了解，來訪者有多疼。所以每一次，你都要儘可能的體會來訪者的疼痛，並且試圖和這種情緒待在一起。
諮詢師受訓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要學會如何與來訪者的痛苦待在一起，不逃跑，也不試圖馬上提出解決的方法，而是耐心等待來訪者自己發展出最適合他們的發展方法。
3、穩定的陪伴 ，給予來訪者未曾獲得的補償和滿足
很多時候「真的慘」意味著缺失和創傷。也許這些慘痛的經歷讓來訪者失去了體驗被「愛」的感覺的機會，包括被傾聽（不厭其煩的）、被理解、被支持、被無條件的關注、被無條件的接納、穩定的依戀等。
這種缺失會讓他們失去發展「內在有力量的自我」的機會，一旦獲得這種機會，來訪者就有可能生長出這樣的力量。諮詢師能夠成為來訪者一個「替代性的理想客體」，可以幫助來訪者獲得補償和滿足，從而發展出應對創傷的力量。
誠然，在我的執業生涯中，我常常會被來訪者所具有的那種生命力所吸引，在穩定的陪伴和傾聽中，他們會用你想像不到的創造力來應對他們自己曾經的經歷，開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生命之花。
實際上，當你和來訪者工作一段時間後，就會意識到，他們所經歷的，常常都是我們無法想像的、換了自己也難以承受的苦痛。這不是個例，而是絕大多數。因為能夠依靠自己就解決的問題，是很難讓一個人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花著不菲的費用、或許需要很長時間、還要向一個陌生人敞開心扉去談那些深藏在內心多少年的秘密的。
所以你說真的慘，這是一定的。
而諮詢師都能挺得住么？不一定。甚至就算我們被訓練多久，也依舊可能出現無意識的防禦去隔離來訪者的「慘」，保護自己，所以作為一個諮詢師，不是我們要求自己去「接得住」這樣的來訪者，而是我們要做大量的訓練、個人體驗、督導、學習等等，以實際的成長讓自己變的更加「厚重」，才能承擔來訪者的「重量」。因為越慘的來訪者，往往負重就越大。
但我們一定要比他們更強大么？或者需要經歷過類似的經歷但是成功的戰勝過么？
其實不是。從某個角度說，他們可能本身就很強大。能夠經歷那些慘痛卻沒有倒下，並且給自己許多有效的防禦才走到今天的人，他們可能比我們更熟悉和知道如何面對那些糟糕的狀態。所以在諮詢關係里，諮詢師不是導師，不是榜樣，更不需要有過同樣經歷，我們能起到作用的，就是容納和理解。
容納是什麼，就是能夠成為一個容器，承接住來訪者各種情緒、苦痛與恐懼。這有點像母親的子宮，將孩子包裹在溫暖又安全的身體里，讓他有安穩和重新生長的動力。
理解是什麼，我一直覺得像是一個通道，從你這裡，走到對方那裡。當你在一個深處看到他，真正的他，這就實現了理解。
這兩點，或者僅僅是這兩點就已經非常難了，我們幾乎全部的學習和訓練都是為了這個而存在，看似我們沒做什麼，但卻又做了最重要的事，因為作為一個諮詢師，要記住的就是：只要給到一個足夠的環境，一個人就可以自然成長。我們只需要做好這個「環境」，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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