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由「阶级」谈起。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宣言里的第一章将整个社会历史描述成「阶级斗争的历史」，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从封建社会的废墟之中萌芽生长起来，但它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只是建构出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以及新的斗争形式来替代旧有的而已……（资产阶级的时代）阶级对立被简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无产阶级站在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忍受资产阶级的蛮横剥削，沦落至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劳动的工具、资产阶级的奴隶。马克思与恩格斯遂藉《宣言》号召无产阶级站起来，以革命为手段，公开反抗资产阶级的霸权。

在《共产党宣言》问世超过160年以后，资产阶级仍保有其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优势地位。林宗弘教授在对麦田版《共产党宣言》的导读中，也已细数当代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的资产阶级之劣行，认为《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有效（林宗弘，2015）。而独立至今58年的马来西亚，也正依循资本主义的路径前进，贫富差距日益严重。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在马来西亚发布《2013年马来西亚人类发展指数报告》，直指马来西亚人民相对贫穷率攀升，人们的贫富差距也十分巨大——其中，1%富有人士的财富，就超过40%贫穷人口的总和 。另外，马来西亚没有金融资产的家庭也占了总人口的53%。若依种族划分，马来人共占55%，华人与印度人分别占了45%与44% ，三大种族之间的百分比差异并不大。实际上（或讥讽地说），在「贫穷」的层面，马来西亚三大种族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继而论述：「现代的工业劳动，加上现代资本的威力，早已将他身上任何的民族色彩都铲平抹尽」。宗教与文化是形塑族群认同的重要依据，面对著资本主义以及相继而来的世俗化社会之威胁，在其中角逐的各个民族不止承受著经济上的剥削，也容易产生「失根」的焦虑。V.S奈波尔曾在《在信徒的国度》中，这么描摹一位刚走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穆斯林马来人：

我还待在村子里的时候，气氛与城市完全不一样。你离开了乡村。你看到这些明亮的光线，就开始体会自己身边围绕著拜金的物质文明。因此，我也忘了我的宗教跟我的承诺——在每天礼拜的方面。可是我还没离谱到出去打混，干些下流的事情……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我只是忘了要定时礼拜，忘记了我的责任。我只是放松了自己。我给自己的框架不够切实，太过软弱。我只有四处浮荡，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然而，无产阶级的觉醒并未在马来西亚发生。资产阶级的精英政府巧妙地将贫穷归于「族群竞争」的结果，塑造「华人垄断马来西亚经济」、「印度人占据政法界」等刻板印象，并于1970年推行新经济政策，激化族群间的对立。我们不难想像，一个马来人会因此将华人等同于资产阶级，并视「资本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为「华人对马来人传统文化的挑战」。

马、恩两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建议：「让无产阶级政治形成一个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一个民族」。这意味著分属在无产阶级此一社会类别中的个体，必须对自己的权益、历史使命、社会处境等有所认同，才能真的组成一个行动群体，并将理念付诸实践。但在马来西亚精英政府的族群分化政策下，无产阶级也被分化了，而身为敌人的资产阶级，则掩身在以「宗教」、「文化」、「民族」的重重屏幕下，消失在我们的眼前。于是，在宗教、文化各异的族群之间，要怎么联合彼此，组织成一个新的「阶级」或「民族」，也成为马来西亚当代的巨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