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很少有不喜歡《莊子》的。

李白就寫詩讚莊子：萬古高風一子休，南華妙道幾時修。誰能造入公牆裡，如上江邊望月樓。

蘇東坡說：「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莊子》為中國人開創一個汪洋恣意、儀態萬方的精神高地。

然而一本《莊子》洋洋洒洒10餘萬字，既有艱澀難懂的形而上之道，也有聞所未聞的形而下之物，如果想要閱讀，該從哪裡入手呢？

根據上一篇「《道德經》為什麼是一本好書」的思考進路，我們依然從《莊子》所產生的時代以及時代對於莊子的影響說起。

一

莊子是東周戰國中期人，東周先春秋後戰國。

春秋時期，周所確立的宗法制搖搖欲墜，為了維護現有的政治格局和秩序，齊桓公召集各諸侯在葵丘會盟，提出：

尊王——尊崇周天子的權力，維護周王朝的宗法制度。

攘夷——攘斥夷狄。

禁抑篡弒——凡某諸侯國國內臣子篡權，同盟諸國互不承認，並出兵平亂，另立新君。

裁製兼并——凡在同盟，互不侵犯，有爭端，請於盟主，公斷。某國遇外寇，同盟諸國出兵相救。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自有霸政，而封建殘喘再得苟延。

春秋後期，霸政衰微，大夫執政，直到「三家分晉」：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瓜分了晉國，韓、趙、魏三國產生，意味著春秋時期「葵丘會盟」所確立的政治秩序土崩瓦解。不光是政治秩序，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人倫秩序，也都隨之煙消雲散，東周進入了戰國時代。

「三家分晉」前的列國形勢圖

「三家分晉」後的列國形勢圖

如果說春秋是一個古風尚存，搖搖欲墜的末世，那戰國就是一個爾虞我詐，以力相爭的亂世。

而莊子所身處的宋國就更加可怕了。當時宋國，宋康王執政，史稱「桀宋」，就是說，宋康王像夏朝末代國君桀一樣殘暴，昏聵。而宋國的百姓時刻處於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他們的生活貧困、卑污而短壽。

莊子在《人間世》中，記載了顏迴向孔子辭行，要去衛國勸諫，評價衛國的國君「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全國哀鴻遍野，百姓死者不計其數。其實就是莊子借書中的「衛國」來評價現實中的宋國。

在這樣的國家中，做官就是要曲意奉承，助紂為虐，否則就有性命之虞，對於生性高潔的莊子來說，是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官場，並與之同流合污的，但即使不做官也是擔心受怕，貧困潦倒。

二

讀到這裡，熟悉戰國史的人也許會說，宋康王殘暴不仁，莊子不在宋國為官，可以去其他諸侯國啊，畢竟戰國是一個人才大流動的時代，只要有才能，就總會有一展抱負的地方。楚王不是仰慕大名，派特使請莊子出山嗎？

理論上沒毛病，但實際上對於莊子而言，不是他不能靠才華取得功名富貴，而是他不想。

《齊物論》里有一個朝三暮四的故事，宋國有一個養猴的人，因為養的猴太多而家財匱乏，於是他就打算限制猴的食物。他對猴子說，早上給三個橡子，晚上給四個橡子，猴子大怒，直到他說早上四個晚上三個，猴子才歡喜。

思想家和普通人的區別在於：普通人往往只看到朝三暮四（害）是不好的，卻意識不到，朝四暮三（利）也存在危害。而思想家總是能看清事情的本質，無論朝三暮四，還是朝四暮三，本質都是一樣的。

戰國本質上是大爭的時代，搶土地、搶財貨、搶人口、搶人才。諸侯不爭，就會被其他諸侯侵略，大臣不爭，就會被其他人取而代之，而百姓呢，根本就沒有資格爭，只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無論是哪一國的諸侯，都是一手持寶劍，一手握名利，讓大臣為他賣命，雖沒有宋康王那麼極端，但本質上並沒有區別，而身為大臣，王權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頂，在《人間世》中的楚國貴族葉公子高，就因為擔心完不成楚王交辦的任務，急得氣火攻心。

而大臣之間呢，為了保住權位也是無所不用其極，龐涓害怕師弟孫臏搶自己的位子，捏造罪名砍去了孫臏的雙足並在他臉上刺字。商鞅，以訂立盟約為名，欺騙昔日的好友魏公子卬赴宴，將其俘獲。

在莊子看來，大爭的戰國，利害同源，害顯而易見，利潛藏殺機，其本質都是在戕害個體的生命，而莊子又是如此地熱愛生命，所以他不喜歡爭，也不屑於爭。

然而，莊子也明白所謂「時也命也」，既然他與大爭的世道如此格格不入，那也不必強求，所以他安時處順，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個體精神世界的構建之中。

三

讀《莊子》，抓住兩個字「破」、「立」，對現實世界的「破」，對個體精神世界的「立」。

在莊子看來，現實世界中那些看似正確的道德和價值標準，其實都是片面的、相對的、可變的。而一個人不開心，往往是被世俗的道德、價值所綁架，鑽進了牛角尖。但世俗的道德、價值就一定對嗎，必然適合每個人嗎？

比如「聖勇義智仁」，《胠篋》中，盜跖說，大盜也有五德，小偷揣測房子里有沒有珍藏，聖也；入室盜竊，第一個衝進去，勇也；偷完之後，給同夥斷後，義也；判斷能不能偷，知（智）也；分贓均勻，仁也。只有這五種品德具備，才能成為大盜。

「聖勇義智仁」本來是現實世界中評價一個人品德高下的標準，然而莊子看來，「盜亦有道」，聖人有，盜賊也有，那又如何來判斷一個人的賢良好壞呢，這無異於是對亂世之中道德準則的極大諷刺。

比如，人到底是有用好，還是無用好呢？

在《人間世》中，莊子說，桂樹因為可以吃，所以被人砍伐；漆樹因為可以用，所以被人割皮。人們只知道有用的好處，哪裡知道無用的好處啊。

莊子在這則故事中，指出了個人對於他人、社會的價值與個體生命的矛盾。世人一味地標榜，一個人的價值就是看他對國家的和社會有沒有用，但往往對於個人來說，「越有用越被用」，所謂「能者多勞」，越是能幹幹得越多，也越辛苦，還不如無用可以安享天年。

在《齊物論》中，莊子認為現實世界裡，那些看似不變的立場、觀點、價值其實都是片面的、相對的、可變的，而諸子百家，都自以為是，各執一端，相互攻訐，在莊子看來，他們這樣吵來吵去，只不過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來否定別人的立場。以這樣片面、有限、相對的立場和標準來要求、評價別人，是以僵死的規矩壓制自然的天性。

在《至樂》中，記載了一則故事，有一隻神鳥落在魯國，魯國的國君用車子迎接它，在宗廟裡對它敬酒，演奏《九韶》想讓它高興，準備牛、羊、豬三牲全備的肉作為它的食物。神鳥悲鳴，不進食不飲酒，三日而死。

魯國國君以自己的方式來養鳥，而不是以鳥的方式來養鳥，即使對它再好，最終也只是對生命的戕害。

因此，莊子才要破仁義、破名利、破物我、破生死，破除現實世界對於人的決定性影響，回歸個體生命的精神世界，為亂世之中飽受命運顛沛流離的人找到永恆不變的生命安頓之所。

四

在莊子看來，人類不能僅僅只有政治、社會和經濟所構成的世界，還必須應當有存在於每個人內心之中的精神世界，所以在莊子的筆下，得道的聖人，大都超然世外，在自己的世界中不亦樂乎。

《讓王》中，堯要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不受，讓給子州支父，子州支父以病推脫，讓給善卷，善卷說：「我站在宇宙之中，冬天穿皮毛，夏天穿粗布；春天耕種，秋季收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情舒暢。我為什麼要治理天下呢？」

王權，天下之重器，人人趨之若鶩，而在莊子筆下的聖人，避之不及，莊子正是藉此，來說明精神世界對於個人的重要性。

美國作家梭羅在《瓦爾登湖》里也說：「每個人都是自己王國的國王，與這個王國相比，沙皇帝國也不過是一個卑微的小國，猶如冰天雪地中的一塊小雪團……天空既在我們的頭上，又在我們的腳下……人生如果達到了此種境界，自然會認為無論何處都可以安身」。

那是不是有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就能無憂無慮，自在逍遙了呢？也不是。

《秋水》中，河伯以為天下的水流都聚集於自己一身而沾沾自喜，等到見了北海才知道自己只是井底之蛙。而北海之神卻說：「我在天地間，就像是小石頭小樹木在大山上一樣，沒什麼好自誇的。」

莊子借用秋水的故事，來說明，構建內在的精神世界，不僅要反觀內心，還要放大自己的心量與格局，做到物己融合，正如在《齊物論》中所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把自己揮灑在天地萬物之中，浸沒在天地萬物之中，那是一種超越性的，純粹精神性的自我存在。

當個體精神世界的大門被打開，人生的格局被無限放大，你就成為《逍遙遊》中的大鵬鳥遨遊天際，世間萬物在你眼中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太空寥廓，

上無所極，

人間世事，

不過如此。

五

劉熙載在《藝概》中說， 「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屈子是也；無路可走，卒歸於有路可走。莊子是也。」

他將屈原和莊子對比，屈原是楚國的世家貴族，前途遠大，但最終被逼得走投無路，悲憤投江而死。

莊子，宋國漆園小吏，與世俗格格不入，毫無前途可言，但卻自在洒脫，安貧樂道，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逍遙大道。

其實，莊子何止是為自己走出了一條大道，他還為之後的中國文化走出了一條大道：

在莊子之前，中國所有的思想家，無論老子也好，孔子也好，墨子也好，他們都是在探求國家社會的治理之道、根本之道。

但是莊子卻不再從現實的世界中去尋找答案，而是轉向了人內在的精神世界。莊子的思想雖因戰國的特殊時代應運而生，但因所見之深刻，而超越了時代，中國的隱士文化自此而生，中國的山水精神自此而生，中國的文人藝術自此而生。莊子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獨一無二的高峰，中國文化思想因為有了莊子而顯得超凡脫俗，與眾不同。

人生一場，怎能一帆風順，大都會遭遇現實的困頓、情感的挫折、物慾的侵蝕，在人生迷茫痛苦絕望的時候，讀一讀莊子，想一想兩年多年前的戰國亂世，有一個在濮水垂釣的老人，在斜風細雨之中，感悟著天地的奇妙，尋找著永恆的安寧。

那樣的快樂是平靜的快樂，是自在的快樂，是永恆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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