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視爲眼中釘的東林黨，究竟是不是一個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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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冰粉

　　晚明政壇上的“東林黨”大名鼎鼎，但很少有人會想到：東林究竟是不是一個“黨”？歷史上，它真的存在過嗎？

　　在諸多關於明史的著作中，大都如此論述：顧憲成與同鄉高攀龍等人創立東林書院，以講學爲名，實則議論時政，朝中同黨遙相應和，這就是所謂“東林黨”。《中國歷史大辭典》的解釋則是：“東林黨——明後期以江南士大夫爲主的政治團體。”

　　然而，東林黨的政治主張是什麼？他們之間僅僅依靠書院來聯繫嗎？朝中的同黨是誰？談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回溯“東林黨”本身就會發現，其實在顧憲成等人的文集、書信中，並沒有自稱“東林黨”的痕跡，這個稱謂最初是一個來自政敵的誣稱。

　　圖/東林書院

　　01書院本末

　　東林書院創立之始，就不是一個議論政治的場所。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等人在宋儒楊時書院的舊址，創辦了東林書院。在當時陽明心學逐漸興起的情況下，其目的在於正本清源、排斥異端，以程朱理學爲己任，鞏固“正統學脈”在讀書人心中的地位。所謂“議論朝政”，並非事實。

　　東林書院的日常講會，議論的不是政治，而是儒學。書院有會約明文規定：“每會推一人爲主，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此外，顧憲成嚴格規定東林中人不許幹預政治，不得“評有司短長”、“議鄉井曲直”。即使是在顧氏去世後，這一院規也仍然被繼任的高攀龍、吳覲華所保持。

　　圖/顧憲成

　　02 飛來橫禍

　　萬曆後期，政治上的鬥爭愈演愈烈，門戶之見異常嚴重。當時人們習慣按照官員的籍貫來劃分黨派，如浙黨、楚黨、齊黨之類，但這種劃分方法與歷史事實是有出入的，晚明許多黨派並不都以地域爲系，其中有不少都是時人臆測。東林書院的創辦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雖然早已革職還鄉，以講學爲念，最終還是被捲入了這場黨爭之中，“東林”二字，後來直接成爲整人的手段。

　　矛盾的第一次發端，是萬曆三十三年。京察是明朝考察京官的老傳統，每逢此時，內閣都要與吏部相爭，在這一年的京察中，閣部之間的矛盾達到了高潮。當時的內閣首輔沈一貫歷來排斥異己，把持朝政，早已引起朝中不滿，於是在劉元珍的彈劾過後，龐時雍、朱吾弼等人又紛紛響應，一時之間，勢如水火。

　　這場鬥爭在後人的描述中，變爲浙黨與東林相爭的典例，沈一貫以“浙黨”魁首的形象而出現，而劉、龐、朱三人被視作“東林黨”。暫且不論沈一貫是否爲“浙黨”，這三人中除了劉元珍罷官後編撰《東林志》之外，其他兩人和書院全無關係，如何能被視爲同黨？

　　然而對於東林書院而言，更加糟糕的是萬曆三十九年的京察。內閣輔臣朱賡病逝後，李廷機閉門不出，內閣僅剩一人。原本補充閣員，應以翰林出身爲標準，由於李三才勢力漸興，一些支持他的官員提出——閣員也可從外僚中補充。

　　李廷機的親信當然也不甘示弱，立即上疏彈劾李三才，捏造出“結黨營私”、“奸貪大著”等諸多罪名。一時之下，李三才的處境異常艱難。在這個緊要關頭，顧憲成做了一個致命的選擇。他寫信給內閣輔臣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爲李三才辯護，這三封信送達北京後，反而使局面更加失控。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李三才以病免職。同年三月，京察開始，李廷機一派攻擊的矛頭順勢由李三才轉向東林書院，御史徐兆魁在一篇冗長的奏疏中寫道：“今顧憲成等身雖不離山林，而飛書走使充斥長安，馳騖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奪之權盡歸其操縱。”

　　自此，東林書院被強行套上“黨”名，而且再也沒有摘下這些莫須有的罪名。此後反對書院的人愈來愈多，官員們已經完全把東林書院視作一個“黨”來攻擊。雖然朝中也有正直之士爲顧憲成等人辯護，但終究寡不敵衆。次年五月，顧憲成在一片誹謗聲中離開人世。

　　03 衆矢之的

　　到了明朝末年，“東林黨”已經完全成爲一個無意義的靶子。魏忠賢把自己的政敵一概斥爲“東林黨”，其部下王紹徽甚至仿照《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爲點將錄”，建議“按名黜汰”，用來討好魏忠賢。此外還有《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東林朋黨錄》、《盜柄東林夥》等。凡是被視作“東林黨”的人，都會被一個不剩的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