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 都有努力不倦的醫生 在醫療環境不好的現在 仍然堅守崗位 

        其實 台灣的醫生 想要救人的心 是沒有變的

        只有回到很美的醫病關係 才能給台灣民眾雙贏的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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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角落：在生死一瞬間看見生命

     

我在健檢中心看到的護士都打扮得很體面、很漂亮，而且講話很有禮貌，為什麼你們急診的護士不是這樣？」曾有民眾向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主任陳維恭抱怨。

連其他科的醫生也有意見，問陳維恭：「為什麼你們急診醫師不打領帶？打領帶不是看起來更有精神、更專業嗎？」

急診醫護人員的應對態度與穿著，其實正反映他們的工作性質：步調快、不可預測、壓力大。

急診病人多、有時病情變化快，為爭取時間與效率，醫護人員通常說話快、音量大，往往被病人和家屬誤認為很兇；急診醫師值班時穿著俗稱「青蛙裝」的綠色工作服，是因為病人的病情難以預料，隨時可能嘔吐或噴濺出血液，穿工作服才方便脫換；不打領帶，是為避免病人意識模糊時拉扯到領帶，讓醫生沒辦法進行急救；急診醫生還常穿休閒鞋或球鞋，以便不停走來走去查看病人、跟家屬說明病情、幫忙推病床或器材，甚至狀況緊急時必須用跑的。

這樣的工作性質也造成急診醫護人員向來有「三高」─工作風險高、壓力高及人員流動率高，許多急診醫師不到45歲就選擇離開，轉戰其他領域；而陳維恭是少數在急診第一線工作達20年的醫生。如今46歲的他，頭髮已顯花白，好似「證明」了急診工作確實勞心勞力。

急診醫師挑戰重重

20年足夠讓陳維恭經歷所有急診醫師會遭遇的考驗：必須在短時間內診治一個接一個的病人、夜晚及假日得輪班，非常挑戰體力，也勢必犧牲跟家人相處的機會。一位護理人員說，曾看到陳維恭的太太帶女兒來醫院，因為她「很想看爸爸」。

病情可能隨時急轉直下也是一大壓力。「工作愈久，愈能體會疾病的千變萬化、難以捉摸，」陳維恭說。比如病人一開始主訴上腹痛或拉肚子，先拿藥回家，第二次再送來就變成盲腸炎；或一開始出現感冒症狀，讓病人帶藥回家，誰知感冒病毒跑到心臟，引發心肌炎，病人3天後就過世了；也有些病人的症狀表現不典型，例如心肌梗塞有急性胸痛、冒冷汗、暈眩、嘔吐、心律不整等症狀，但早期心肌梗塞有20～30％的人沒有任何症狀，在在讓急診醫師提心吊膽。

同時，急診醫師天天接觸形形色色的病人、家屬，「必須回應他們各種聽得到的要求和看不見的期待，」陳維恭說。甚至曾有家屬恐嚇醫護人員「好膽麥走」、口袋藏著槍來找他們算帳。「這些都不是醫學教科書教過的。那種壓力外人真的很難想像。」

一連串壓力，讓他想輕生

1999年，陳維恭接連遭逢生命中的重大衝擊。他太太在生第四個寶寶時發生極危險的羊水栓塞，瞳孔放大，他親手急救做心臟按摩，和醫療團隊一起把太太從鬼門關救回來。但寶寶卻因缺氧而變成腦性麻痺，一出生就住進加護病房；太太也因為接受緊急捐血，血液來不及篩檢而感染C型肝炎。

陳維恭一面照顧妻子，一面承受新生命即將消逝的悲痛，即使對習慣大風大浪的急診醫師來說，這仍是極大的壓力。

約5個月後，他們讓寶寶拔管，讓孩子自然走。「釋懷是嘴上講的，內心的傷痛永遠無法復原。」

壓力仍不停累積。3個月後，921地震來襲，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靠近災區，病人大量湧入，後續救災工作也延續了幾個月；隔年還有醫院評鑑，陳維恭花了不少心血準備。

醫院評鑑後，他開始失眠、游泳時覺得快窒息、下班離開醫院就覺得胸悶，好像吸不到空氣，必須回去讓同仁幫他接上心電圖，「聽到心跳的聲音我才放心。」也不敢出遠門，怕隨時會發生不測。連續3個月如此，「我知道自己生病了，是恐慌症。」

恐慌症的苦，他感同身受

直到某天，他跟太太說很想從他們住的10樓跳下去，他才警覺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孩子們還小，太太也還沒有完全康復，我怎麼可以跳下去？」

他休假兩星期，徹底遠離工作，每天去山上聽大自然的聲音，並靜下心來看書；再回到工作崗位，雖然仍睡得不太好，但狀況已好轉。

這段經歷讓他特別能體會恐慌症病人的苦，會儘量多跟他們聊聊。他說，很多恐慌症病人四處求醫，卻找不到致病原因，光吃安眠藥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他曾遇過一個賣早餐的中年病人，抱怨胸悶、失眠、焦慮。陳維恭發現，病人的壓力來源是「凌晨3點要起床做豆漿」，所以總是睡不熟、愈來愈早醒。陳維恭點出這一點，建議他考慮暫時不要做豆漿，病人恍然大悟。

每當陳維恭說出恐慌症的症狀與痛苦，病人都張大眼睛說：「醫生，你怎麼知道？」他回答：「我當然知道，這些我都經歷過。」「將心比心，這樣病人更願意接受醫生的建議。」

「多管閒事」力量大

家庭問題、社會問題、複雜的人性、人生的愛恨情仇……都在急診室交會。「醫生沒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但至少在他成為我的病人時盡力幫他，做到我的最大值，」陳維恭說，急診醫護人員要「多管閒事」，多問一句、多做一點，或許對病人和家屬就有莫大的幫助。

比如有個病人主訴長期失眠，卻不知何故大罵醫院的棉被髒、醫生不給他打抗生素，太太則透露病人在家也很暴躁，甚至會打她。陳維恭研判病人可能有躁鬱症，但他一定不願意看精神科，怎麼辦？

後來檢查出病人肝功能異常，陳維恭說服腸胃科收他住院，並請精神科會診，費了番功夫才把病人安置好。「如果我沒有確切幫病人解決問題，他會繼續迷失在醫院裡，他的家人就像人質，一直活在暴力的陰影下。」

「多管閒事」的精神其實來自尊重生命。住院病人通常是治療一陣子後去世，但急診病人卻可能在幾小時內去世。看盡生命的脆弱與無常，陳維恭對個人生死很豁然，「但是對病人的生死卻不能豁然，必須非常尊重生命。」

他形容，病人就像掉下懸崖，醫生可以抓住他的手，想盡辦法幫忙，也可以放手，「醫生的情操其實就在一念之間：你願意為病人付出多少？我的想法是要積極一點，哪怕病人到院時已沒有生命徵象，醫生也要竭盡所能去救。」

曾有一個孕婦，第二天就是預產期，卻因不明原因昏迷，到院前已沒有生命徵象。陳維恭說，這樣的病人救回來的機率不大，從專業來看不一定要救，但回歸醫者的本能，他瞬間的念頭就是：救！接著開始一連串急救，而他拿起手術刀便往孕婦的肚子劃下去。雖然最後母子都沒能存活，但至少大家盡力了。

珍惜得來不易的急診專科

從1990年在台北榮總接受住院醫師訓練開始，陳維恭就沒離開過急診。曾跟他一起當住院醫師的台北榮總急診內科部主任顏鴻章說，有些住院醫師在輪流去其他科學習時決定「投靠」別科，但陳維恭仍然回到急診的崗位，「那時就看得出他對急診的熱情，不然早就『脫逃』了，」他笑說。

當年選急診外科，陳維恭的理由很簡單：喜歡動手，很快幫病人解決問題。但這條路要走下去，不能單憑興趣，勢必需要堅強的信念，而他的力量一則來自想回饋母校中國醫藥大學，再則對急診醫學的責任感，督促著他不能輕言離開。

台灣急診醫學制度的誕生走了一段艱辛的路。

會去急診的多半是急重症的病人，應該由有經驗的主治醫師來看診，但十幾年前，各醫院的急診室多半由還在學習階段的年輕住院醫師，甚至實習醫師值班，病人幾乎變成「白老鼠」。

同時，急診病人的病情通常比較複雜，比如外傷病人可能頭、胸、腹部同時受傷，但當急診醫師找其他專科醫師來幫忙，得到的答覆卻是：「這不單是我的專科的問題，病人還有別的問題，你先去找ＸＸ科。」各科推三阻四，都不想收難照顧的病人。許多急診醫師不禁問：「醫療專科化以後，各科分工很細，但為什麼嚴重的病人卻變成沒人要？」

後來他們開始爭取設立急診專科，希望藉由制度訓練出一批醫生，有能力、有意願在第一時間處理各種急重症，再判定是否需要後線專科醫師的協助。終於在1997年，衛生署通過急診醫學科為主專科，1998年開始辦理急診專科醫師的執照甄審。「急診專科得到國家認證，可以和其他科平起平坐，」顏鴻章說。

正因得來不易，所以更值得珍惜。陳維恭說，急診醫學得到了舞台，醫生更應該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不違背爭取它成為專科的初衷。尤其他們是第一批投入急診、且持續守住崗位的醫生，如果禁不起風吹雨打而早早「陣亡」，不就代表急診醫師的生涯短暫？那麼成立專科又有什麼意義？

沒看見，不代表不存在

最近陳維恭把在急診室的見聞寫成《看不見的角落》，他笑稱這是「畢業論文」，為自己投入急診醫學20年留下些紀錄。

他最希望傳達的訊息是：社會上有很多被遺忘的人，他們真的不存在嗎？「他們存在，而且同樣的事每天都在重複上演。但如果每個人都能不斷關心周遭的人，盡力伸出援手，或許就能減少很多不幸，」陳維恭堅定地說。

書中許多個案對他衝擊很大。例如一個男子因吸毒過量而身亡，年少的兒女卻毫不畏懼地握住他的手，淚流滿面。陳維恭以前不太喜歡遇上吸毒的病人，覺得他們多少有點不自愛，但直到看到這一幕，他不禁想：吸毒者或許沒有完全失去良知，他會不會也有善良的一面、也是個慈愛的父親，只是我們沒看到？相較於孩子的不離不棄，社會又給這些邊緣人多少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