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闌」字集釋

作者：子喬

現在解釋《利簋》的文章，大都從於省吾先生之說，讀「王在闌師」之「闌」為「管」，謂在鄭州。筆者認為，這種解釋忽視了新世紀以來的新發現和新研究。下面，筆者將彙集諸家的觀點，並斷以己見。

以下按發表時間排列，為顯示方便，統一寫作「闌」，但均以原文為準：

1、唐蘭：「闌地有太室，應在殷都附近。此時，周王朝在掃蕩殷紂軍隊的殘部，武王不會離殷都太遠。」（《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文物》1977年第8期）

2、於省吾：闌「應讀為管蔡之管。古文無管字, 管為後起的借字。……為管之初文。後世管字通行而古文遂廢而不用。……管為管叔所封地，……《括地誌》謂在『鄭州管縣』。《周書·大匡》和《文政》，在武王克殷以後，均言『王在管』，可以參證。」（《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第8期）

3、張政烺：闌「離商都城不遠，在今何處未詳。」（《〈利簋〉釋文》，《考古》1978年第1期）

4、徐中舒：「其地必去殷都朝歌不遠。於氏以闌為管叔之管，以聲韻及地望言之，其說可信。」（《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文物》1978年第6期）

5、黃盛璋：「闌必為離紂都不遠的一個重地。……我以為『闌』即『洹』，即安陽殷墟，……」（《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文物》1978年第6期）

6、蔡運章：「我們認為，『闌師』即偃師。」（《〈闌師〉新解》，《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

（按：於省吾先生的觀點信從者眾多，除了早期的徐中舒先生之外，對於後來完全採納於說的文章，本文就不再收錄了。）

以上諸說，多數都認為「闌」地距離「殷都」不遠，這是由《利簋》「甲子……有商，辛未，王在闌師」的時空關係所決定的。但是「不遠」是一個相對的、模糊的概念。如果晚商的都城牧邑在今河南省淇縣（又稱坶、沬、妹、朝歌，不是安陽殷墟），其到鄭州的直線距離有110公里左右，這算「遠」還是「不遠」呢？難說，必須有參照纔行。

在給出確切地點的「管（鄭州）說」、「洹（安陽）說」和「偃師說」中，於省吾先生的「管（鄭州）說」影響最大，信從者眾多，幾乎成為定論。但是，進入新世紀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據筆者所見，重要的新發現和新研究有以下幾個：

7、王震中先生在2004年發表的《商代周初管邑新考》中認為：

「闌邑即管邑，但……商代的管邑和周初作為三監之一管叔封地的管，不在鄭州一帶，而在商的朝歌以東商代衛地範圍內的濮陽一帶，……鄭州一帶……管地的得名……應該是周公平定三監之亂、管叔被殺之後，管叔的後裔遷到這裡的緣故。」（《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9月，第478頁）。

8、李學勤先生在2005年發表的《試論新發現的坂方鼎和榮仲方鼎》中認為（按：「坂」用現在的通行字代替）：

「坂方鼎說『王賓文武帝乙肜日，自闌｛?亻?冉土｝』，事後又說『王返入闌』，可知這次祭祀不在闌地。據後崗鼎銘，闌有大室，而肜日祀典並未在那裡舉行，不難推想，帝辛是前往其父宗廟親行典禮。這便表明，闌這個地方距帝乙宗廟（即周原卜甲的『文武帝乙宗』）不遠，才能於當日之內往返。

闌的相對位置，還能與利簋的記事參照。簋銘雲，周武王於甲子日克商，第八日辛未在闌。《逸周書·世俘》載有辛未前後幾天的事蹟，直到克商第二十一日甲申，還有『百（伯）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虎賁是武王親軍，受命伐衛，同日告捷，足證武王一直沒有離開商都一帶。不少學者讀『闌』為管，認為即今鄭州，我也曾從其說，現在考慮，恐未必是。」（《文物》2005年第9期）

9、鄭傑祥先生在2013年發表的《周初銅器銘文「王在闌師」與「王祀於天室」新探》中，雖然仍從於省吾說，讀「闌」為「管」，但與大多數同類說法不同，他認為管地不在今鄭州管城區，而在鄭州石佛鎮一帶（《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

王震中先生的觀點可以稱為「濮陽說」，但此說的重點在於證明「管」在濮陽，若「闌」讀為「管」可信，則「闌」地纔在濮陽。《坂方鼎》與李學勤先生的解讀則提供了「闌」地與帝乙宗廟（也應在殷都即今淇縣一帶）「能於當日之內往返」的線索。戴文濤女士在2008年發表的《利簋銘文匯釋》中，遺漏了王震中、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重要觀點，並對蔡運章先生的觀點做了錯誤的理解和轉述（《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1月，第17卷第1期）。

筆者認為，《坂方鼎》的這個線索非常重要，因此下面就考察一下，以上諸說的地點距離殷都（淇縣）能否「於當日之內往返」（當時的路徑不詳，所以用直線也即最短距離作為參考）：

1、蔡運章之「偃師說」：偃師商城遺址距離淇縣約160公里。

2、於省吾之「管（鄭州）說」：鄭州管城區或石佛鎮距離淇縣約110公里（按：管城區與石佛鎮很近，不超過10公里，這裡暫不區分）。

3、王震中之「管（濮陽）說」：濮陽（具體地點不詳）距離淇縣約80公里。

4、黃盛璋之「洹（安陽）說」：安陽小屯村距離淇縣約60公里。

讓我們根據《坂方鼎》的線索，分析一下以上四說的可能性：

如果是騎快馬，而且中途可以多次換馬，160公里當日往返（320公里），在理論上是能夠實現的（但辦事的時間就很有限了）。然而商王去祭祀，肯定不會是以這種方式去趕時間，事先應該有所規劃。

我們假設商王的隊伍裏沒有徒步者，而是以馬車的速度行進，且沒有輜重。馬車的實際速度受制於很多因素，比如：馬的情況、車的構造和質量、路的情況、駕車人的技術、乘車者對顛簸的承受程度以及時間上的實際需要等等，一般為每小時20-40公里（不包括馬沒有跑的情況）。由於資料匱乏，我們暫時無法推算商代晚期馬車的一般速度，但是速度過快，乘坐者（王）肯定會很不舒服，因此我們暫時按每小時20公里計算，相當於傳統家用自行車的最快速度，已經比較快了。

可以看出，「偃師說」和「鄭州說」是能夠排除的，如果考慮到休息和祭祀的時間，「濮陽說」也可以排除。「安陽說」基本上符合條件，但休息和祭祀的時間就很緊張了，再考慮到我們是按直線距離估算，而且是假設隊伍裏沒有徒步者，那麼60公里（往返120公里）可以說已經是上限了。就算是現代社會，我們到60公里外的異地去參加典禮之類，往返常常也需要一個白天的時間。

然而，「安陽說」的問題是：首先，商代本有「洹」字，卜辭常見，指洹水即今安陽河。「洹」字從「水」從「亙（xuān）」，「亙」亦聲。「亙」象水流迴環之形，正與洹水圍繞殷墟的情形相似（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中華書局，1988年1月，第2頁）；其次，「洹」為水名，雖然有些水名可以轉為地名，但具體到「洹」字，未見商周之際以之稱呼安陽的例子。因此，「闌」讀為「洹」指安陽殷墟還只是可備一說而已。

實際上，筆者認為「闌」地距離殷都（淇縣）在40公里以內最為合理。當然前提有三個：

1、《利簋》的「闌」和《坂方鼎》的「闌」為同一地。

2、對《坂方鼎》「闌」地距離帝乙宗廟「能於當日之內往返」的解讀是正確的。

3、帝乙宗廟在晚商的都城牧邑（朝歌）即今淇縣一帶。

對於第1點，雖然可能性很大，但仍不能百分之百確定。對於第2點，由於「自闌｛?亻?冉土｝」和「返入闌」這兩個活動均在「乙未」日下，所以可以確定是當日往返。「自」是「從」、「由」的意思，表示是從「闌」地出發去帝乙宗廟舉行祭祀，當日返回。如果是在當日之後返回的，則應寫出具體是哪天，如《利簋》「甲子……辛未……」、《天亡簋》「乙亥……丁丑……」等對王的活動的記錄，都是如此。對於第3點，既然帝乙、帝辛時代的都城均在牧邑（朝歌），則帝乙的宗廟不在這裡的可能性不大。

還有必要補充一點：即使沒有《坂方鼎》提供的線索，「偃師說」也是可以排除的，因為太遠了。正如曹漢剛先生所說，如果辛未日是克商之後的第八天（不算甲子日為第七天），武王是不可能到達偃師的（曹漢剛：《利簋為成王世作器考證》，《中原文物》2014第3期）。可是，曹漢剛先生卻認為，如果「王在闌師」的「王」是成王，而辛未日屬於成王世，則「偃師說」就可備一說了，而筆者認為「利簋作於成王世」之說不可信，詳見拙文：《新見〈玉苟盉〉「穆王」為生稱說》（http://www.sohu.com/a/198081804_311846）。

總之，根據《坂方鼎》提供的線索，「闌」地到淇縣的直線距離不超過60公里的可能性較大，又以不超過40公里的可能性為最大。「偃師說」、「鄭州說」、「濮陽說」因距離遠而值得懷疑；「安陽說」雖然可備一說，但是也存在商代本有「洹」字以及當時「洹」字可否指安陽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借鑒王震中先生的思路：「闌」可以讀為「管」，但當時的管地並不在鄭州，而是在殷都（淇縣）東面很近的地方，只是不會遠到濮陽。無論如何，《利簋》「闌」地的具體位置，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2017年10月23日 初稿

2017年10月25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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