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中國是金融發展的“反例”？！張傑教授解析正確理解中國金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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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的眼中，中國恰好提供了一個金融發展重要性的“反例”。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學術委員主任張傑看來，這表明西方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問題還沒有深入瞭解。究竟如何看待中國金融制度的結構與變遷？如何理解探尋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張傑教授4月23日在人大重陽對話名家系列講座上對此做了深度解析。本文由速錄整理而成，已由本人審閱。
張傑：我今天給大家說說近來讀書的點滴感受。我現在的生活狀態，除了給學生上課是第一要務，另外就是讀書。我現在悔恨當學生的時候沒有抓緊時間讀更多的書，現在已經年過半百，後悔來不及了，所以得爭分奪秒地看書，書看多了以後就有些想法。所以，今天晚上這個題目，雖然和我們2月份中央那個會議的精神有點契合，但我的角度可能是個遠視角。大家可能會聯想到中國的金融現實，特別是走中國有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或者金融供給側結構，但我不直接談這些問題。
下面我分幾個步驟和大家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原來我的副標題是“制度金融學視角”，過於宏大，所以我選擇了“內部金融市場視角”，這個角度對大家而言可能有些陌生，我儘量說得清楚一些，如果解釋不清楚，那就不是陌生的問題，而是尷尬的問題了。
其中有個令人不解的問題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全球的學者仍然在糾結着，說中國經濟增長無論如何都顯得“不正常”。爲什麼？中國經濟雖然增長了，但是通過一些不正常的因素支撐着。這個“不正常”從哪兒來？從主流經濟學視角看過去，中國人現在是“財大氣粗”，但支撐“財大氣粗”的因素，從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文獻當中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釋。
美國經濟學家富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道格拉斯·蓋爾(Douglas Gale)寫過一本名爲《比較金融系統》的書，他們在其中文版的序言中，給中國讀者說了幾句話，這一說不要緊，還真露怯了。向來我對他們的著作充滿敬意，但看完這幾句話之後覺得他們對中國問題還沒有入門。他們說：“與傳統共識相比，中國恰好提供了一個反例”，什麼是反例？就你們（歐美）是正例，中國只能是反例?!他們接着說：“按傳統標準，中國的金融體系是個失敗的系統”，話鋒一轉，“但實際上中國已經取得了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經濟增長。”這是極具代表性的一句話，道出了一個風行全球的悖論，這個悖論充斥在主流經濟學教材以及文獻的字裏行間，透露出對中國經濟崛起的不解。
美國一位名叫奧爾利克的作者2011年3月曾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認爲中國的銀行體系是“一頭怪獸”，但即便是這樣的銀行體系，也照樣“爲經濟帶來增長，爲投資者帶來回報”。中國銀行體系崛起是全球金融發展史上劃時代的事件，中國這40年支持經濟改革開放發揮重大作用的中國銀行業和歐美商業銀行不一樣，但是逐步成長壯大了，現在全球最大的四家銀行就是中國的四大行（工農中建）。一開始，全球的人都說中國的商業銀行和“巴塞爾協議”的要求不相符合，註定無法成長。幾千億資產時說它快倒閉了，幾萬億資產時也說快倒閉了，幾十萬億資產時還在說快倒閉了。現在幾大行資產加起來接近百萬億了，逐漸沒有人說這四大行要倒閉了，但他們的疑惑並未消解。
有一本風靡全球的大學教科書，中譯名爲《貨幣金融學》，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米什金（Mishkin）教授，他在第11版第8章的一個“應用”中同樣提問：“中國是金融發展重要性的反例嗎？”教材和著作是不一樣的，教材是要傳播正確的知識，要提正確的問題，特別是要提能夠達成共識的問題。教材一般都有標準答案，著作沒有標準答案。米什金教授接着也問到：“中國金融發展水平較低，它是如何實現迅速的經濟增長的呢？”幾乎所有的學者看待中國銀行業和經濟增長的關係時口吻竟然是如此的近似，如此的不謀而合！
什麼是反例？我對反例這個說法很反感，當中國經濟曾經引領世界經濟時，歐美國家還在幹什麼呢？美國日裔學者福山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後來連續出版了兩本著作，來進一步闡釋自己“歷史終結論”的框架，其中聽取讀者建議打了一些補丁。不管怎麼着，“歷史終結論”已經傳遍全球。福山歷史終結論要表達的意思是：西方的制度是亙古以來最好的制度，哪怕到地球毀滅的那一天也是最好的制度。也就是說，大家別再探索別的什麼制度了，我們歐美國家已經給你們造好了最好的制度，你們就照搬吧。
基於此，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前述所謂中國“反例”的意思了。你們中國的制度，中國的經濟增長道路，太不正常了，不正常就意味着不可持續。這儼然是“歷史終結論”的經濟金融版本。
我們這一代人是看着中國改革開放一路走過來的，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雖然出現了減速，但增長百分之六點幾的速度依然不低。若着眼於經濟學常識，我們希望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慢下來，因爲增速放慢意味着經濟穩定了、成熟了，只有不成熟或者處在成長中的經濟纔會高速增長，中國經過40年的高增長（平均增速9.5%），增速應該慢下來了。西方國家增速超過2%就已經很好，增速0%也不要緊；增速慢，下降到6%左右，或者停留在6%的某個區間，意味着中國經濟經過迅速崛起之後趨於穩定了。穩定意味着什麼？穩定就是幸福感，意味着我們閒暇時間更多了，難道不好嗎？因此，我們沒有必要非得追求9%、10%的增長！那是不正常的，有違經濟發展規律的。
與中國經濟崛起相映成趣或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學者仍然沒有站起來。說的直白一點，不少學者仍然盲目拜倒在主流經濟學的石榴裙下。中國經濟改革與開放已經過去40年了，中國學者的自信與骨氣還沒有建立起來，這是一種嚴重的“缺鈣”現象。西方的學者不一定懂得和理解中國，他們爲什麼很有底氣的在一些教科書、文獻上面反覆地強調中國是反例，何等傲慢；不懂中國還指手劃腳，哪來的底氣？我們自己需要反思，這實際上不完全怪人家，因爲我們自己把理論解釋權拱手相讓。
我想再說說這個副標題的事兒，也就是爲什麼要從“制度經濟學視角”調整爲“內部金融市場視角”。我想選擇一條“羊腸小道”深入進去，看看決定我們國家經濟發展道路最底層的金融因素到底是什麼。對於經濟學研究來說，看問題一定要着眼於摸着最底層的因素，只有如此，我們纔會有底氣，心裏纔會放心。這就是“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的祕笈。相比之下，“制度金融學視角”顯然過於寬泛，不可能觸碰到細節，看待問題最多是淺嘗輒止、浮光掠影，最終只能落得個隔靴搔癢的結局。迄今爲止，全球的學者包括中國的學者仍然沒有找到理解中國金融體系、金融制度、金融道路的真正細胞與基因，打個比方，自然科學界在做人類以及其他生物的基因組排序，據說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但是對於中國金融體系、金融制度的“基因組”排序，還沒有學者開始着手。問題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我竊以爲，沒有找到金融制度的“細胞”和“基因”是關鍵。這就是我爲什麼選擇“內部金融市場”視角的深層次原因，因爲我認爲此視角中包含着解讀中國金融體系或者金融制度演進密碼的“基因”。
顯然，下面我們要做的工作，就相當於找尋中國金融體系的細胞或基因，並且嘗試着排排序，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着我一起來給中國金融制度的基因排序。這相當有價值，中國經濟金融遲早要成長爲巨人，但必須以這個基因作爲基礎，而不是從國外嫁接進來一個什麼東西，然後盼着開出幾朵制度奇葩。
順便提一下，近些年來，大分流或者東西方經濟分岔一度成爲世界級話題。其實，這個問題提得很有價值，價值在什麼地方？在於凸顯了東西方兩個視角，而不是此前歐洲中心論的視角。但遺憾的是，迄今大家針對此問題的討論尚未成爲理論主流，當然不少討論仍然沒有合理的路徑。這並不意味着今天我從此視角進行的討論就找到了合理路徑，我只是嘗試性地給大家提供一個我的思路。我認爲，要理解中國目前面臨的金融問題，包括金融供給側結構，如果不從內部金融角度入手，是不得要領的。
這裏有一個重要的提示，我國內部金融市場，有大內部金融市場和小內部金融市場之分。大內部金融市場支撐的中國40年來的改革與增長。舉例，我們40年來經濟增長平均速度9.5%，銀行體系提供信貸的增速18%，哪一個銀行體系能夠如此堅韌不拔地給高速經濟提供金融支持？這也是我們現在依然沒有理解透的一個方面。
說到內部金融市場，國有銀行給改革進程中的國有經濟提供貸款便是內部金融市場的典型例證。有人會問，憑什麼國有銀行只把錢貸給國有企業？原因很簡單，那是因爲它們知根知底，不然的話，憑什麼叫做“內部”金融市場呢！在不少場合人們會問，國有大銀行爲什麼不怎麼情願給小微企業貸款，非得中央和監管當局三令五申才向這些企業伸出援手？僅從理論上說，銀行體系是要和熟人經濟打交道的，毫無疑問，國有銀行天然地對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更熟，做貸款計劃首先想到國有企業順理成章。大銀行給小微企業貸款反倒是有點突破銀行體系的熟人金融格局。因此，至少在理論層面上，我對這個問題保留意見。
與大型企業的高信貸獲得度相比較，小微企業金融困局牽扯其實到另外一種內部金融市場，這也是我們隨後將要討論的問題核心。但是，這個問題雖然名曰“小”，其實不小，毋寧說是很大很深。僅就小內部金融市場爲什麼重要這個問題，若要得到哪怕是最最初步的答案，也必須得從更爲久遠深邃的歷史時空去搜尋。好在中華文明5000年延續不斷，爲我們搜尋答案提供了無比廣闊的歷史平臺。
談到歷史上的利率，我們不能不提兩位美國學者霍默和西勒的《利率史》，它可以稱得上是西方最有名的研究利率歷史的著作，這本書很厚，可謂是煌煌鉅著，這兩位學者的艱苦工作也讓我歎爲觀止。
涉及到中國歷史上的利率問題，這本書做如是說：“縱觀中國悠久的歷史，信貸結構一直不是很發達。在中國，信貸一般都是從私人或者當鋪那裏獲得個人消費貸款的形式，用於生產目的的信貸即便在現代時期也十分罕見；商業信貸一般都用於投機目的，利率往往大大高於農業或者工業的正常盈利能力”；“在中國，信貸從來沒有服務於經濟發展目的，不像在歐洲和美國”。根據這本書的粗略統計，概括地說，自公元前2世紀至17世紀中葉，中國平均年利率水平在60%至120%之間，遠高於歐洲的10%至15%。當然這些利率既有私人的也有官方的，通常情況下私人利率比官方利率要更高一些。
儘管我對他們的學術努力倍感欽佩，但還是不得不說，在涉及中國長期歷史進程中的總體利率水平及其性質問題上，他們明顯存在嚴重的誤判。不用細究，按照常理，如此高的利率水平，經濟增長的成本必然高企，任何時期人們試圖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都會被極高的資本成本侵蝕殆盡。若果真如此，中國歷史上那些曾經照耀世界文明演進之路的繁榮盛世從何談起；缺乏了經濟增長與財富積累，中華幾千年的文明又將如何延續！
西方學者的結論並不孤立，在中國曆代典籍特別是正史和官方的有關文獻上，利率記錄更爲觸目驚心。本人攻讀碩士學位的專業方向是貨幣金融史，對此領域的文獻鑽研不深但有涉獵，因此多少有些發言權。《管子·輕重丁》中就有利率調查記錄。據說，齊桓公曾派人奔赴四方進行信貸調查，結果，四方皆有放債，但利率各異。摺合成年率，當時齊國西部利率爲100%、東部與南部的利率爲50%、北部的利率爲20%。相比之下，平均利率水平遠高於同期的西歐國家。
唐代特別是盛唐時期經濟發達、社會穩定，這個“萬花筒般”的朝代長期以來寄託着不少中國人的榮耀與夢想。不過，在盛世繁華的另一面，這一時期的民間利率和官方利率均高得讓人難以理解。據唐代官方文獻記載，當時的法定利率一般在年率60%以上，民間利率則更是在年率100%之譜。根據《宋刑統》（卷26）的記載，唐開元25年（737年），法定月息竟然一度高達60%！彭信威是中國貨幣史的大家，他寫的那本劃時代鉅著《中國貨幣史》恐怕不會有人超越，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據其記載，北宋利率雖然低於唐代，但青苗錢利率40%，南宋利率也在三分（30%）之譜。
中國唐宋時期擁有極高的利率記錄，這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爲什麼不尋常？因爲它不符合經濟學常識，如此高的資金成本，那經濟增長的負擔得有多重？面對奇高的利率，誰去投資？按照常理，根本不會有人去投資。原因很簡單，資金成本如此之高，只有瀕臨絕境的人才能借錢，比如賭徒、吸毒者，難道盛唐賭徒成羣嗎？或者盛唐的時候已經有人吸毒？這當然都是笑話，如此高的資本或資金成本，和我們印象當中的盛唐兩宋經濟繁榮極不匹配。
這就是問題所在，怎麼辦？史料言之鑿鑿，盛唐氣象也是史料昭昭，那麼，支撐了盛唐兩宋經濟繁榮的金融因素到底是什麼？眼下，我們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之中，支撐改革開放40年平均9.5%經濟增長的金融因素又是什麼？以上兩個時期之間有無內在的歷史邏輯聯繫？我們期待着能從歷史邏輯中找到解讀悖論的線索。
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教授曾經寫過一本名叫《世界經濟千年史》的書，其中的亮點是尋找和梳理經濟歷史數據，通過歷史數據刻畫世界經濟歷史演進邏輯和發展大勢；雖然不乏爭議，但其學術首創之功依然值得讚許。根據麥迪森教授的刻畫，唐宋時代，中國的人均GDP是唯一持續超過歐洲人均GDP的時段，前後大概持續600多年，若將中間的五代十國減去，也有大概5個多世紀（1820年以前，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比重，最高的是1820年，大概32.9%，遠遠超過目前美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的比重）。這5個多世紀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最好的年代，其中長期被盛唐遮蓋了光芒的兩宋經濟特別是南宋經濟，是那個時代全球經濟發展的奇蹟。而且，據有關文獻研究結論，它還是唯一一個依託商業稅（特別是市舶稅）支撐國家運轉的王朝，最高時，商業稅佔到整個財政收入的70%。在人們習慣地稱其爲農業帝國的時代，這是極不尋常也極不簡單的事情。但問題是，那個時代有記錄的利率卻很高，王安石的“青苗錢革命”最終也未能獲得成功，給金融史留下了千古謎題。
中國金融歷史上長期存在“兩級怪象”，要麼高利，要麼赦（廢）債。相關史料中，廢債與高利的歷史記錄都不少，最著名的當屬馮諼焚券（借據）爲孟嘗君“留後路”的事。這種現象到底意味着什麼呢？史書總是傾向於記錄極端事件，這些事件容易“抓”人們的眼球或者“刷”存在感；越是抓眼球的事兒就越要記錄，那些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稀鬆平常的事情反倒不容易留下“蛛絲馬跡”。
這裏有一個合乎邏輯的推測，唐宋經濟繁榮必有與之匹配的金融制度與金融市場，或許，這種金融制度或金融市場對於今天已然深受主流金融理論薰染的我們而言，註定感到十分陌生，從而難以理解。回過頭來想，唐宋的經濟繁榮也是由一大羣有血有肉、要喝水喫飯的人推動的，這些人並不是什麼餐風啜露的神仙。所以，我們應當設身處地地爲那個時代的老百姓着想，想象他們是如何操持自己的事業，共同支撐和分享屬於自己的經濟繁榮。完全可以想象，那個時代肯定存在一種與其經濟繁榮匹配的低成本的金融市場。當然，有人會問：你下這個結論，不是要和鑿鑿史料較勁嗎？沒有歷史依據，你憑什麼說那個時代有一種低成本的金融市場在支撐着唐宋繁榮呢？
這裏需要尋求歷史邏輯的幫助。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十幾億人當中，能夠完整閱讀一遍《二十四史》的人恐怕是鳳毛麟角，能通讀一遍其中《食貨志》的人也大致寥寥無幾。《二十四史》的確卷帙浩繁、浩如煙海，即便皓首窮經、廢寢忘食，也沒有幾個人能夠讀完，更不用說讀通讀透了。即便如此，像《二十四史》這樣的正史，所能記載的東西恐怕只是千百年來人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生活的多少萬分之一。可以肯定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絕大多數生活是進不了《二十四史》的。
因此，正史當中記錄的東西，我們不能否認它們確屬事實，但一定不是事實的全部。忽略掉的份額到底有多大，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忽略卻實實在在地影響着我們對某些歷史時期真相的判斷。假如唐宋時期的正式高利記錄只佔當時全部融資活動的1/10，若我們把這個1/10放大到1/5、1/2，甚至覆蓋整個社會金融活動，那就要誤讀歷史。說到這裏，我不禁感嘆，相對於前人，後來的人多少有些無奈。歲月荏苒、逝者如斯，千百年之前的事情，時過境遷，與當下人們的生活漸行漸遠，既然與當下的生活沒有多少瓜葛，其在人們日常生活與情感中的分量也就輕如飄絮。因此，當代絕大多數年輕學者，很少有人設身處地替古人着想。針對於此，當年陳寅恪先生反覆強調對待歷史需要秉持“瞭解之同情”理念，也就是對歷史世界要投以同情之眼光、理解之態度，只有如此方能與歷史典籍上所記載的那些事情同呼吸共命運，最終也才能深刻理解它們。只有如此，我們纔有可能在絕大多數日常金融記錄闕如於正史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補上缺環，完整地勾勒與呈現金融歷史的演進真相。
《二十四史》裏能夠立得上傳的，至少也得是王侯將相，老百姓在其中難覓蹤跡，但歷史卻是這些人譜寫的。面對這種狀況，我們感到非常爲難的是，千百年來那些真實記錄老百姓日常金融信息的真憑實據如今無從獲取。當時簽訂的借款合同或許是竹子的、木頭的、紙的以及絹帛的，這些東西都很難保存下來。當然，也有留下來的，比如甲骨、青銅器等，上面記錄了不少重要的事情。但是，哪有誰家籤個借款合同，動輒弄個青銅器如鼎簋啥的！？由此聯想到，爲什麼當下不少人喜歡研究資本市場，因爲有關上市公司的信息多。
將金融市場分爲兩類，即外部金融市場與內部金融市場，這不是我本人的發現，而是前人的貢獻。作爲一個真正的學者，一定要尊重他人的學術首創與理論貢獻，這不是高標準，而是底線。
不久前，江蘇人民出版社在其久負盛名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翻譯出版了一本《大分流之外》，作者是人們早已熟知的華裔學者王國斌和另一位合作者羅森塔爾。這本書以“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爲副標題，有一章專門討論信用市場問題，而且佔的篇幅還不少，其中有關“兩類金融市場”的內容頗有分量，值得反覆品味咀嚼。
按照這本書的分析，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兩類金融市場：歐洲是外部金融市場主導，中國是內部金融市場主導。歐洲爲什麼需要外部金融市場，而內部金融市場發展得不好或者幾乎沒有發展？原因大致爲，由於種種原因，歐洲很早就出現了公司制，特別是有限責任公司制度。從理論上講，有限責任公司的資金來源也是有限的，因爲有限責任匹配有限出資，所以對外部金融市場的需求就特別強烈。正因如此，商業銀行體系、債券市場等外部金融市場就應運而生。
中國爲什麼沒有產生對外部金融市場的需求？原因其實也不復雜，那就是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國家長期以來盛行合夥制。和公司制相比，合夥制大體上屬於無限責任性質。哥兒幾個合夥辦一家公司，一旦經營不善瀕臨倒閉了，怎麼辦？只要還想接着幹下去，只有一個辦法可想，那就是從家裏繼續拿錢彌補虧空，沒有現錢，那就變賣古董字畫房產等等。既然如此，正常情況下，合夥制度的內部資金相對充裕，因此也就不太需要外部金融安排。
當然，中國並非不存在外部金融市場，只不過與歐洲的外部金融市場相比較，後者的利率更低。歷史地看，從古希臘開始，歐洲文明一路演化過來，塑造了獨特的城邦經濟；城邦之間相互爭鬥衝突，甚至頻繁爆發戰爭，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疆域及其政體。有趣的是，各個城邦以及後來的國家之間總在打仗，使得政府的借債頻率與債務規模不斷擴展。國家間的戰爭作爲雙刃劍，負面的效應如生靈塗炭等顯而易見，但各國政府之間爲戰爭籌款而展開的債務競爭也在很大程度上鍛造並錘鍊了政府的聲譽。因爲政府若沒有聲譽就會借不到錢，借不到錢，你就無法贏得戰爭。歐洲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大家都在拼政府聲譽，誰能發債籌到錢，就能僱傭和武裝最好的軍團，自然就能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
還有，西歐的工業化是立足於城市，因爲在戰爭頻仍的年代，城市相對於鄉村會更有安全保障，這裏的安全保障自然也包括金融安全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大量金融資源湧入城市，使得城市的資金供給比較充足。資金供給充足了，價格（利率）自然會下降。與此同時，公司制下，絕大部分企業相互之間爲了獲取低成本的資金，也會展開信用競爭，也就是比誰更講信用。基於這種情況，利率也會跟着企業平均信用度的提高而呈下降趨勢。
再看看中國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高利率往往出現在那些因種種原因脫離合夥制度的人羣中間。一些史料文獻透露出的信息，外部市場的借貸者通常是一些特定的人羣，每個時期總有臨時遭遇變故而陷入金融窘境者；個別投資者的某些經營活動可能被家族視爲風險過大而不給予內部金融支持，就只能通過外部金融市場獲取高利率資金來紓困。
必須注意，中國自古以來存在兩種信用體系，而且5000年逐步形成並延續下來。一是基於大一統體制構築的大信用體系——國家信用體系，聯繫到現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長期經濟增長對這種信用體系的依賴有目共睹。二是定居血緣文明孕育的小信用體系——家族信用體系。這兩種信用體系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都是極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重要的是，由此形成了兩種內部金融市場，即基於國家信用的大內部金融市場，和基於家族信用的小內部金融市場。翻開中國數千年曆史長卷，一種十分醒目的景象映入眼簾，那就是基於國家信用體系，不同歷史時期均投資建設了十分龐大的公共基礎設施。基於國家信用的投資，包括河湖治理、灌溉工程、驛道、防禦工程等。舉其要者，秦統一六國前的鄭國渠、都江堰、靈渠等大型公共工程建設，秦始皇統一後的修長城、直道、馳道等；隋煬帝開鑿大運河，隨後歷代均有疏浚與改造；清代康雍乾時期對黃河的治理，等等。問題是，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國家工程，可資利用的相關資源從哪裏來？中國歷史上是崇尚低稅率的國家，早期的規矩是十一而稅，漢朝的時候最低三十稅一。答案只可能是，利用國家信用體系儘可能多的動員人力物力財力。
除此之外的局部性、區域性的公共品投資大體上基於底層信用，依靠小內部金融市場來完成，其中家族宗族合夥、鄉土士紳襄助十分常見，且成效顯著。如今，這些都可以從歷經歲月風雨而倖存下來的遍佈全國的古鎮古村落得到印證。
不妨回過頭來再看王國斌和羅森塔爾的判斷。他們認爲，“中國的信用交易由來已久且形式多樣，只要拋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歐洲式金融制度的執念，未來的研究者一定會發掘出更多理解中國信用市場的維度”。他們隨後進行古今聯繫，進一步認爲，“20世紀末期中國迎來新一輪投資熱潮，其資本市場與歐美和其它亞洲地區迥異，因此需要考慮，歷史上的中國或許和今天一樣，憑藉着一個獨特的金融市場來應對各種資金需求”。很顯然，中國自古以來一直存在一種特殊的“內部金融市場”，這種市場與源於歐洲的外部金融市場相映成趣。改革開放以來，不少時候，我們曾經傾向於一切都要和歐美接軌，把是否遵循歐美經驗視作檢驗改革成敗的唯一標準，甚至到了唯歐美馬首是瞻的地步。現在看來，歐美經驗（當然不限於歐美經驗）的確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但這並不意味着要將其奉爲圭臬。作爲一個有着數千年文明歷史傳統的古老國度，當其邁入新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征程時，沒有任何理由不接受自己文明的薰陶，而一頭扎進別的文明懷抱。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着眼於新的視角，人們一定能發掘出更多理解中國金融制度演進邏輯與金融發展道路的維度。
與中國歷史上兩種內部金融市場對應的是雙重低負債。可以說，中國是一個“負債厭惡”的國度。就國家低負債而言，在數千年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王朝中央政府的借債記錄十分罕見。就民間低負債而言，長期歷史進程中，中國老百姓總體上恥言債，除非到了生死存亡、迫不得已的地步（高利率便孕育於此）。
何以如此？基本原因在於兩種內部金融市場的長期存在。大內部金融市場匹配於政府低負債，小內部金融市場匹配於民間低負債。如果非要用主流理論來解釋，我們不妨試試“科斯定理”。首先需要認定，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民間部門，它們都是理性的，這就意味着它們一定會選擇效率更高的方式來配置金融資源。再來看，古代的人，特別是唐宋時期的人，一來都不笨，二來都是理性的。有了上述確認，我們就可以判斷，那個時期人們之所以普遍選擇內部金融市場，那是因爲內部市場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當然，那現在的主流理論眼光看，這種選擇有一個副產品，那就是中國沒有產生與歐美比肩的外部金融市場，以致讓不少人感覺到我們要比歐美的金融體系矮一截。
如何認識雙重內部金融市場的形成機理與邏輯呢？首先需要留意，中國很早就形成了一個廣大的地理區域，不僅廣大，而且還形成了內聚力或向心力。西周青銅器銘文以及其他歷史文獻中留下了不少記錄，如“宅茲中國”、“逐鹿中原”等，都反映了這一點。相比之下，在歐洲，羅馬帝國疆域不算小，但其內部結構近似於鬆散聯盟，而且疆域時常變動，不如中國總是有一塊相對穩定且足夠大的區域。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這種超大規模效應雖然有過中斷，但總體上仍然延續了二千多年，這是考察中國問題時需要留意的最大特點。大內部金融市場就與這種超大規模效應緊密相關。
爲什麼國家的超大規模效應會合乎邏輯地內生出大內部金融市場呢？簡言之，歐洲的鬆散疆域格局以及或許以此爲條件的高戰爭頻率，使得國家在空間上的騰挪餘地較小，只能在資源的跨時配置上做文章，而外部金融市場中的借債便屬於典型的跨時配置。在中國歷史上，國家之所以不輕易舉債，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影響之外，更爲實際的原因是空間騰挪餘地足夠大，“東方不亮西方亮”，沒有必要打跨時配置的主意。在中國的成語中，“寅食卯糧”是貶義性質的，說明人們在理念上不習慣接受跨時配置。但遺憾的是，迄今人們在研究中國金融問題時大都忽視這一點。
我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上海復旦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期間偶爾聽當地人抱怨說，如果不給你們（我當時在陝西西安的一所高校教書）西部地區轉移支付，我們上海人的境況會好很多。如從空間配置的角度看，這種抱怨可以理解，但欠公允。中國地大物博，地區差異巨大，各個區域存在相互依存效應。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人抱怨給西部經濟落後地區轉移支付，怎麼不抱怨你們同時在用人家西部便宜的其他資源呢；沒有“西氣東輸”（還有“北煤南運”），東部發達地區的人們又將如何生活？據報道，北京人現在喝的水中經過“南水北調”過程輸來的漢江水已經佔到70%了，如果漢江流域的人們也做如是想，京城的人還不得渴死。因此，中國特殊的空間資源分佈格局決定了只能維持超大規模效應，這一點太重要了。
再看小內部金融市場。可能也是基於區域地理與人文傳統差異的原因，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個傳統，即各個地方因俗而治。西周早期推行分封制，周公旦讓其子伯禽代爲就封魯國，因爲他本人忙着輔佐年紀尚幼的周成王。過了一段時間，伯禽回來述職，周公趕忙詢問工作情況，沒想到伯禽回答說治理魯國簡直太費勁了，我想依照周朝既定的規矩，把那邊的風氣整肅整肅，要看到成效恐怕得等上三五年。姜尚（姜太公或齊太公）回來述職，周公詢問齊國治理得怎麼樣了？沒想到姜太公做這樣的回答：我到齊國之後，因俗而治，不需要改變什麼，順着民意就行了。周公慨嘆道：看樣子魯國最終還是要輸給齊國啊！不出所料，齊國後來成爲春秋五霸之首，祕笈就在於“因俗而治”四個字，也就是底層老百姓的生活以及經濟事務你不要過多幹涉，尊重其多年形成的傳統。老子《道德經》提出“無爲而治”，這是中國幾千年積澱而成珍貴制度遺產。
小內部金融市場就是基於這個制度遺產而產生和得以延續的，原因很簡單，各個地域“因俗而治”，就會形成各異的小半徑地域文化和小半徑信用形式。若從宏觀層次上俯瞰，這種小半徑信用如星羅棋佈般散落在一個廣袤的地理空間之中，構成那個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演進的底層信用基礎。更爲重要的是，以家族爲原點的底層信用半徑會不斷擴展，且具有極強的回溯效應；任何時點上的信用表現都可追溯到底層信用原點，因爲基於家族的底層信用原本是生了根的，或者說是接了地氣的。
不妨就底層信用多說兩句。可以說，不管發生什麼交易，若能最終追溯到底層信用，這種交易便是有效的。既然如此，對於企業的金融困局，到底什麼樣的解困辦法是最有效的，便有了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凡是能夠追溯到底層信用的辦法便是最徹底有效的辦法。試想當年王安石的青苗法金融實驗，打算通過政府自上而下的信貸安排來解決原本屬於底層信用的問題，短期固然可以，但長期註定不可持續，因爲缺乏底層信用基礎的支撐。
進一步看，上述雙重內部金融市場，其實是相互依存、相互借力的，共同形成金融市場制度的某種均衡狀態。縱觀中國經濟歷史演進的長期過程，某個時期如果這兩個市場組合的好，必然會出現繁榮盛世。循着這種邏輯，唐宋經濟繁榮的出現，想必是這兩個內部市場正好達成了最佳組合，或者取得某種制度均衡。再好的上層制度設計與運行機制，如果缺乏底層信用基礎的支撐，就如同在沙灘上修建高樓，遲早要推倒重來。缺乏堅實的底層信用基礎，就會湧現很多沒有經過信用編組的人羣、沒有經過信用編組的家族以及沒有經過信用編組的企業；沒有經過信用編組的人羣會成爲流民，沒有經過信用編組的金融資源會成爲遊資。一有風吹草動，流民也好、遊資也罷，都會成爲經濟社會結構中最不穩定的因素。如此看來，沒有底層信用的約束，經濟運行過程將處處潛伏風險。更何況，沒有了家族信用的約束與牽繫，國家的治理成本也會成倍地增加。
這裏順便給大家展示一個考古成果。1975年，湖北江陵楚紀南城鳳凰山漢墓出土簡牘634枚，其中10號墓簡牘記載了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合夥企業”（小內部金融市場）。西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里正（社區首領）張偃與另外9個人合夥創辦了一家商業企業，每個合夥人承諾出資200錢，當然既可出資也可出力。這家合夥企業創辦的背景是，西漢初期地方基層擁有較爲自由的裁量權，可以根據地方社會特性，對官方治理體系進行調整。這份珍貴的考古成果真真切切地告訴我們西漢早期的文景之治和經濟繁榮是怎麼出現的，合夥企業的發展靠的是底層信用以及以此爲基礎的小內部金融市場。
千百年來，中國人追求的盛世理想，其要義就是探尋國家、地方與民間的制度均衡，制度均衡了，老百姓纔會生活的踏實、幸福。換個今天提供角度，上述制度均衡理想其實就是追求大內部金融市場和小內部金融市場的組合或均衡。
中國歷史上，經濟增長比較好的朝代，大內部市場和小內部時常的上下配合是比較完美的，可惜的是這種時期並不多，屈指數來，大概就是兩三個。我早年喜歡讀許倬雲先生的《西周史》，後來成爲暢銷書的他的不少著作也很吸引人。許先生的書，看似跟大家很輕鬆地講一個故事，仔細琢磨，其實有着相當堅實的歷史文獻基礎。我後來特別關注了看他1998年出版的一本名曰《歷史分光鏡》的隨筆集，其中實際上提出了中國的“盛世黃金率”。他認爲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朝代一是西漢，二是盛唐，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時期各延續150年左右。按照我的理解，這兩個朝代（時期）如果按照政府和民間（市場）劃分，從資源配置權力的角度看過去，政府控制的比例1/3，民間控制的比例2/3。如果達到這個比例，就意味着這個朝代（時期）實現了制度均衡。從許倬雲教授隨筆集中提煉出的這個結論，對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歷史上的盛衰狀況及其規律，具有極大的啓發意義。
儘管只是一個大概的比例，當然算不上精確與科學，但許倬雲的“盛世黃金率”提醒我們，如果偏離了上述均衡比例，比如說政府控制的比例超過1/3，經濟就會被管死，如果民間控制的比例超過2/3，經濟則會亂套。這正好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流行的一句口頭禪即“一控就死，一放就亂”暗合，沒想到許倬雲教授已經對此進行了定量刻畫。中國是一個具有超大規模的統一國家，研究任何問題都需要立足於這樣的背景纔會有意義。
無獨有偶，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首創者科斯先生在生前撰寫的最後一本書專門討論中國經濟轉型問題，他在這本名爲《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的著作中首次提出“中式市場經濟”的說法，其要義就是尋求政府和民間（市場）力量的均衡。也就是說，政府與市場都不能單獨包打天下，需要相互之間達成制度均衡。這一點，對於具有超大規模效應的中國而言，尤爲重要。
歸結起來，許倬雲和科斯的觀點實際上揭示出，制度組合和制度均衡是重要的，不同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之下的制度組合和制度均衡是存在差異的。也就是說，在不同的制度均衡之間無法進行簡單比較。基於前面的邏輯，從金融角度來講，中國的特色就是大內部金融市場和小內部金融市場的結合。我們應當秉持這樣的理念和角度向歐美學習借鑑其金融市場經驗，而不是簡單照搬一些花裏胡哨的表層框架來裝點門面。
實際上，基於前面的討論，不難看出，我們通常所講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不符合中國背景下的表達。說到底，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種說法屬於歐美語境下的範疇，不能精準刻畫中國的情形。現在我們拿來概括中國的事兒，怎麼着都覺得彆扭，覺得遺漏了不少東西。我竊以爲，僅就今天的討論主題而言，如果用“大內部市場”替代政府，用“小內部市場”代替原來的所謂市場，我們至少可以對中國金融問題進行貫穿古今、更接地氣的通透理解。
前面談的都太遠太大，下面結合一下中國現實談一點民間金融困局的事兒。民間金融困局不是中國獨有，而中國民間金融困局也不是今天才有。最近數十年，中國實際上長期存在一種所謂的“金融逃離”現象，這種現象與當下流行的金融排斥、金融包容或者普惠金融不是一回事，我的潛臺詞是，普惠金融理念不一定能夠解釋中國的民間金融事情，而普惠金融政策也不一定能夠解決中國的民間金融困局。問題的要害不是如何把金融因素輸入民間或鄉村，而是如何遏制金融因素逃離民間或鄉村。中國長期以來之所以存在金融逃離的現象，其根源在於底層信用基礎脆弱，無法內生出能夠真正滿足其金融需求的金融制度。我本人早些年到一些地方做調研，當時就發現不少地方創建民間金融機構（拿到牌照）的目的就是趕快把資產規模做大，然後儘快逃離民間。
這裏有一段往事，18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秋天，我陪同黃達老師到陝西商洛去考察，我們坐在車上，道路兩邊的廣而告之中，“把農村信用社儘快辦成銀行”的標語十分醒目。這就是問題所在，不到底層走走難以體會到這一點。就這樣，鄉村社會和小微企業逐漸失去了小內部金融市場的陪伴與支持。這種事情很早就有了，不是現在纔有，只不過如今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下滑，小微企業和民間金融困局方凸顯其重要性和嚴峻性而已。
今年年初，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重要傳記，傳記的主人就是伴隨中國金融改革走過幾十年風雨歲月的劉鴻儒先生。劉鴻儒先生和前面已經提到的黃達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兩位金融老人，我都有幸得到他們的耳提面命。這個傳記可讀性太強了，因爲劉鴻儒先生是中國金融改革的親身參與者、推動者和決策者，他的故事就是一部中國金融改革史。
這部傳記中記載了讓劉鴻儒先生感到遺憾的信用社的“城市遭遇”。那是20世紀80年代初，河南鄭州出現城市信用社，專爲城鎮個體戶和小企業服務；此後其他城市陸續跟進。時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劉鴻儒設想：能否將城市信用社辦成支持小企業和個體商販的合作金融系統？未料，此後地方政府插手加上不法私人投資者擠進來唯利是圖，促使信用社走上他途。此後，城市信用社開始轉向銀行方向，不少重組爲城市商業銀行，徹底背離初心。
當年劉鴻儒先生想把信用社留在基層，但是當時的地方政府不願意，因爲留在基層不符合它們的效用函數。地方政府期盼着把信用社做大。不幸的是，它們的願望實現了。目前在國內各大城市雄踞通衢大道、繁華鬧市的資產規模動輒達到幾千億、上萬億的城市商業銀行不都是從當年那些信用社成長起來的嗎！？現在它們是何等“氣度非凡”，沒想到現在國家政策又要讓它們回過頭去服務於小微企業，“重走長徵路”。不過，時過境遷，有很多東西恐怕現在想補都補不上了，或者需要花費很大的氣力才能補救一二。
五、底層信用基礎與中國小內部金融市場的重建
不妨再說說底層信用基礎，因爲它直接關係到小內部金融市場的重建，以及小微企業與民間金融困局的出路。要想紓解小微企業的金融困局，我們需要從長遠着眼，政策步履應當從容一點，切莫急功近利，否則欲速不達。爲什麼一定要慢慢來，相關政策步伐要掌握節奏，那是因爲問題的癥結在於底層信用基礎，而底層信用基礎的重建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見到效果的。如果我們這一代人要爲國家千秋萬代的經濟金融事業發展着想，就一定要從一些基礎性的、眼下看來不會有多少政績的環節入手，修復底層信用基礎就是這樣的環節。說實在話，我們這幾代人已經享受了四十餘年經濟迅速崛起的榮光，該給我們的後代留下一些正向的基礎制度遺產，底層信用基礎就是這樣的制度遺產。
需要再次提及一位日裔美籍學者的著作，它出版於1995年，這位作者名叫福山，前面已經提及，書名叫《信任》，還有一個副標題，叫“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書中提及非洲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在美國創業共同面臨的信貸困擾。話說20世紀最初幾十年，和非洲裔美國人一樣，華人創建家族企業同樣得不到白人經營的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但不一樣的是，缺乏銀行信貸對於亞裔美國人並不構成障礙。原因何在？祕笈在於內部金融市場（週轉信用協會）。福山認爲，“華人的‘會’建立在親戚關係基礎之上，一般由同鄉、同宗族或同姓者人羣內部組織成立”。多少年來，華人企業家走遍全球，迄今已建立起不少世界級企業，其中的金融原因就是依賴內部金融市場。看來，內部金融市場的作用，在美國的重要性如此，在中國也不例外。歸根結底，我們需要從底層信用基礎做起，重新構建內部金融市場機制，這纔是長久之道、治本之道。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改革進程中，大內部金融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它是中國長期經濟高增長的關鍵支持因素。可以說，大內部金融市場當中最亮眼的一部分就是國有銀行體系對於中國改革40年經濟增長的貢獻，當然就此我們還沒有達成共識。但我堅持認爲，至少從爲經濟改革與發展進程提供金融支持角度看，國有商業銀行體系是成功的。
中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建立了一種迥異於歐美商業銀行體系的國有商業銀行體系，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金融制度發明。但是，長期以來，這種偉大的金融制度創造卻一直受到國內外不少人的非議與唱衰，因爲一開始人們是傾向於模仿歐美的商業銀行體系的，多虧沒有走這條路，否則後果難以預料。國有商業銀行的成長過程給了我們一個啓示，那就是應當用合適的制度，而不是最好的制度，因爲，好制度如果用不上，那就是費錢費工、好看不中用的“制度擺件”。
按此邏輯，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或者紓解民間金融困局，得用合適的金融制度，而不能用看似“高大上”的金融制度。若試圖用大內部金融市場的方式自上而下求解小微企業的金融難題，就如同當年曾經打算用歐美金融體系求解改革過程國有經濟的金融難題一樣，都是無解的。
我們經常說“原湯方能化原食”，消化餃子要用餃子湯，不要用啤酒、可樂來灌。由此聯想到，虛弱的小微企業“腸胃”需要金融“小米湯”的滋養，而不是動輒就用魷魚海蔘鹿茸鱉精來伺候。小微企業家沒有心情把玩和欣賞“盆栽金融”，因爲那不解決實際問題。可以預見，找尋疏解小微企業金融困局的“中國方式”必將催生現代金融史上除了國有商業銀行體系之外又一次偉大的金融制度發明。小微金融困局雖然據說是全球性難題，長期以來，各種辦法都嘗試過，總體上看，無用者衆而有用者寡。怎麼辦？不妨試試中國辦法。
餘論：研究中國問題，需要見微知著、返璞歸真
近些年來，不知是源於何種原因，部分中國學者逐漸養成了貪大求宏、棄長索短的學術嗜好。現在該是摒棄這種嗜好的時候了，因爲一個國家經濟成敗的祕笈往往隱藏在其經濟結構和經濟生活的細部。比如，裊裊炊煙中或許蘊含着構築底層信用基礎的要素，長期歷史進程中的“告老還鄉”營造着彌足珍貴的鄉土信用氛圍。而這些是無法從正史當中得到的。
正因如此，我們的理論着眼點和文獻整理思路應當由正史高論轉向筆記雜談，將搜尋的目光投向普通民衆的喫喝拉撒、喜怒哀樂、雞毛蒜皮、錙銖必較。同時，或許更爲重要的是，爲達此目的，我們需要從書齋和模型走進田間地頭和衚衕里弄，在此過程中燒製和打磨構築經濟分析微觀基礎的片磚只瓦。
我近來對歷代筆記留意較多，我原來粗略翻閱過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這是一部劃時代的世界級著作，但沒有過多注意其中經濟金融方面的內容，後來留意了一下，發現在這部著作中記敘了一些彌足珍貴的金融故事。大家都知道凱恩斯的理論以及凱恩斯革命，其要義是政府投資可以拯救經濟。原本以爲這是凱恩斯的發明，但看過《夢溪筆談》的有關記敘之後，發現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因爲早在中國北宋時代，范仲淹就已經在杭州實踐政府投資拯救經濟的理論了。
多少年來，經濟學領域的專家教授學生們在數理模型和計量驗證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有思想價值的學術成果並不多。實際上，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是飽含土腥味的。人們一開始誤以爲中國經濟學與歐美之間的學術差距在於工具落後，過了好久才意識到，真正的差距在於人文涵養。人文涵養內容豐富，涉及人文功底、學術素養、學術操守、科學精神等諸多方面，它事關你對自己的國家能認識多少、瞭解多少以及以什麼樣的態度去認識和了解。可以說，你對你的國家瞭解到什麼程度，你的學問就會做到什麼程度。理論工具永遠是必要條件，而人文涵養是充分條件。
中國的經濟學已經過多地受制於數理模型，而亟需獲取諸如“唐詩宋詞”這樣的人文滋養。巴爾扎克曾經說過一句話，“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祕史”，一直不理解。現在我慢慢理解了，小說（還有其他文學作品）是那個時代人們最真實的心臟跳動。就中國的文學經典而言，我們能夠從《紅樓夢》的字裏行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當時政治社會經濟的具體狀況；透過它，我們可以看到和體驗到被一般文獻和正史“加總”或者過濾掉了的有血有肉的人們的真情實感。顯然，我現在又給自己未來的讀書研究生涯額外增加了一個任務：重新回到中國文學史，由此再出發，研究中國的貨幣金融問題。簡言之，主流視角下中國經濟存在的諸多悖論需要在中國特定的制度視角下方可還其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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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爲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