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臉的呈現

媒體時代的中國面容

假若對中國人的攝影形象史做一番簡單“考古”，我們不難發現“拍攝中國人”既是一個橫亙中西的跨文化命題，也是關乎藝術與政治、審美與範式的美學命題，更是涉及技術與媒介、主體與再現的哲學命題。無論如何，晚清民國時代的攝影都算不上普及和日常，不論是近代鏡頭下城市底層、都市文人和滿清遺民，戰爭時期解放區的戰士和人民羣像，或是共和國社會主義美學下的典型人物，它們作爲歷史資料，總是顯得稀罕、新奇而珍貴。

中國人的攝影形象真正迎來“春天”，需要快進至改革開放後的大衆媒體時代。從銷量極高的全國性報刊、日漸普及的商業影樓，再到普通家庭擁有的傻瓜相機或數碼相機，技術條件與社會生態的改變，撩撥着人們去欲求、創造和擁抱全新的審美趣味。置身網絡媒體的新世紀，數字技術又一次顛覆了人像攝影的規則。從中國初代網紅的誕生，到社交網絡中諸種風格的製造，手機自拍風潮讓中國人進入個人影像過剩的年代，而這一次攝影本體論上的躍遷，是一個“環球同此涼熱”的世界命題。

紙媒時代

藝術史學家漢斯·貝爾廷在《臉的歷史》一書中提示我們，“臉”不能僅僅被理解爲一種個體特徵，臉的歷史最終被證明是一部社會史，社會因素被強加在人的臉上並通過後者得以反映，而臉同時也受各種社會條件所制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媒體製造的海量攝影印刷品，諸如人像海報、圖書與攝影集，連同普通人自己拍攝的照片，都呈現出複雜的“時代的面容”。

明星臉是一種媒體臉。由明星形象佔據的報刊雜誌或長篇封面，透露出具有時代典型意義、可供傳播和消費的臉部審美標準。1979年復刊的《大衆電影》雜誌就此而言富有代表性。不同於邢燕子、黃寶妹那樣典型健康、壯實、英姿颯爽的社會主義工農女性，《大衆電影》的封面女星審美史公然透露出“就是要挑逗”的訊息。編輯部主任馬銳回憶，“復刊後有讀者提議封面人物‘最最盼望爲靚女，次爲俊男。’”這是市場對於面孔的渴求。

80年代、90年代的《大衆電影》封面。

上世紀80年代初，叉着腰講“我漂亮”的電影女星劉曉慶曾以驚世駭俗之語，對尚且保守的中國人進行了一次有關逆反與張揚的啓蒙。觀察《大衆電影》封面刊登的“美人照”，多以圓臉、天然狀態爲美。在女性形象迴歸女性化的過程中，《大衆電影》還曾因過於性感而引發“傷風敗俗”的爭議。1982年，陳雲曾發出“期刊和廣告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的警告，他要求中宣部要嚴格把握這一問題，“我們國家應該是宣傳英雄主義的”。

中國新聞年鑑1984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美人像”在所謂的“她世紀”日趨成爲主流。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都市青年主體重塑的市場需求下，電影、女性時尚及生活方式類雜誌蓬勃發展，除了《時尚·cosmopolitan》、《Elle 世界時裝之苑》、《瑞麗·服飾美容》等主流女性雜誌，誕生於20世紀末的男性時尚雜誌如《時尚先生》、《男人裝》等，亦積極塑造着關於理想女性身體及性別氣質的刻板印象。在信息爆炸的90年代，評判美女的標準不再整齊劃一，美麗變得相當多元化。如日中天的香港電影及娛樂業輻射到內地，風姿綽約的香港女星對中國女性的審美產生了深遠影響，至今仍使人頻頻回望。

明星肖像當道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同樣是男色當道的開始。如果說濃眉大眼的國字臉男星唐國強、朱時茂仍與社會主義美學中剛毅、力量型的男性形象具有相近的正氣，那麼此後中美混血的歌手費翔、臺灣少男組合“小虎隊”和香港的“四大天王”，則帶來了異域風情、乖巧、憂鬱、文雅或是亦正亦邪的男色傾向。進入21世紀，臺灣的花樣美男組合F4（言承旭、周渝民、吳建豪和朱孝天）令整個亞洲陷入狂熱。歐美日韓多元化的審美，也伴隨海外影視劇的引入而令人矚目。

香港“四大天王”。

當人出現在圖像中時，人臉總是成爲圖像的中心。伴隨大衆媒體圖像印刷與影視劇的傳播，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迎來了臉部生產的擴張。明星透過大衆媒體確立其權威，建立了新的臉部崇拜。由明星的肖像製造出不同的偶像類型，爲大衆提供了不同的幻覺，即便他們在影像之中遙不可及，只將所有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而不做任何迴應，但普通人總能透過觀看的移情而重新找到自己。

值得留意的是，人們對於攝影肖像的熱情不單停留在電影或娛樂明星身上。上世紀末，作家們的臉也開始大量出現在小說封面之中。出版行業似乎在傳達這樣的信息：人們不僅要喫“蛋”，還要看到“下蛋的雞”。女作家，包括純文學作家，尤其是被冠以“美女作家”之人，封面肖像照的亮相成爲作品包裝乃至暢銷的一個環節。對於衛慧這樣透過小說教導“新人類”都市生活的作家而言，人的外形已被裹挾爲作品的一部分。

前些年流行的“八十年代熱”與懷舊世紀末代的文化之中，人像攝影構成了召喚往昔靈韻的重要元素。不論是專業攝影師對於社會面孔的捕捉，或是普通人在世紀末的昏暗影樓或是家用相機拍下的形象，都作爲普通人視覺經驗的表達，而構成對明星媒體肖像的關鍵補充。這些照片備受推崇，因其拍攝對象或拍攝者來自民間，被認爲呈現了中國人自然真實的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及由此滋生的欣快與悵惘，成爲這些人像表情與面孔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肖全、劉香成、任曙林等攝影師，因其對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細膩捕捉，而在近年來的集體懷舊中成爲大衆熟知的“時代記錄者”。他們的作品既塑造也符合了新時期中國人對於世紀末的人之美學的想象。

被稱爲“中國最好的人像攝影師”的肖全，某種意義上奠立了中國文青男女在文化浪漫年代的形象典範。他於19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這一代”的拍攝，而他拍攝的對象（也是朋友），後來恰好成爲文學、詩歌、音樂、影視、美術、演藝領域頗有聲望的“英雄人物”。相紙中透露的憂鬱、矜持、不安或桀驁氣質，構成了八十年代文化圈騷動而又溫存的影像敘事，以及無法被“中年危機”所消解的、可供反覆咀嚼的神話。

肖全人像作品。

城市急遽更新換代，令戀舊情節迅速醞釀。任曙林於1979—1989年間拍攝的《八十年代中學生》，被“八十年代”的鼓吹手、藝術家陳丹青稱爲“一段青春的影像記錄”，“一個理想主義時代最後的背影”。“五六十年代的房舍、舊式的課桌椅、木質黑板，改革初期的成衣，平民孩子的穿戴，還有辮子、粗布鞋、國產的球鞋，甚至女生倚傍攜手的姿影”，這些早年共和國的物質形態，連同“八十年代的神態”，此後逐漸地，永久性地消失了。切近而又遙遠的時間感，持續而又斷裂的改變，對於攝影師而言是天然的富礦，普利策獎獲得者劉香成因此受到中西方評論家的讚譽。他甚至因此得到某種看似矛盾的評價：陳丹青認爲“劉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舉終結了此前西方的中國影像”，而當代藝術評論家凱倫·史密斯則認爲“劉通過鏡頭把標準的‘西方的思索’帶到了中國，卻又不失中國氣息，還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關心政治”。時代龐雜的信息量令這些面孔意味深長。

任曙林作品。

劉香成作品。

無論如何，上世紀末的中國人迎來了美的平民化時代，除了獲認可的攝影師能捕捉到這種“美”，商業攝影與業餘攝影使普通中國人也能夠記錄自己的臉孔。家庭舊相簿裏，往往充斥着上世紀末興起的影樓廉價藝術照：兒童臉上掛着濃烈誇張（甚至跨性別）的妝容，一家人站在東方明珠或埃菲爾鐵塔等世界名勝爲背景牆紙跟前，佯裝完成了一次異域的旅行。此外，還有大量由家庭成員以傻瓜相機拍攝的親密的、非正式的照片，那些充滿曝光錯誤、抖動、缺乏構圖或是欠缺美學設計的粗糙作品，恰恰表明個人形象的生產進入了更加“民主化”的過程，與私人體驗的聯繫變得更爲密切。

柯達相機的口號是，“你負責按按鈕，我們負責其餘。它把攝影推到了成千上萬的人面前，無需培訓或任何技巧就可以自己拍照。如約翰·塔格在《表徵的重負》中所說，攝影所謂的“民主”雖然受益於新技術的發明，但如果不是攝影產品的營銷概念發生了激進變化，它斷不會產生那麼大的影響。柯達不僅原創了一種相機，而且把自己的營銷目標鎖定在那些從未拍過照的人，這種對於攝影實踐邊界的跨越相當激進。

培護大衆業餘攝影觀唸的關鍵，在於設備和材料的大規模生產、機械化的維護、高度組織化的市場結構。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裏，對於使中國人謎一般陷入狂熱的“自拍”而言，也是如此。

網絡時代

當流行歌詞唱道“泛黃有它泛黃的理由”，就好像是在說羅蘭·巴特對於攝影作爲一種生命形式的比喻：“照片的命運和（易逝的）紙張一樣，就算它被印刷在較爲堅硬的材料上，它死亡的必然性也不會減少半點；和有生命的機體一樣……它的生命只能綻放片刻，便會隨之衰老。它會受到光和潮溼的侵襲，並因而變得斑駁，直到生命耗盡，最後消失……”老照片受到被拍攝的實在參照物的束縛，它的生命載體會泛黃，會變化和老去。時間的消極性，對於攝影的韻味起着有益的作用。當我們感懷舊照時，我們在感慨歲月無可避免的磨損。

然而，數字圖片與自拍時代的到來，讓“攝影”擺脫了這種脆弱的物質性，它不但可以永葆當下，而且能夠任意修圖，這對攝影的真實性提出了徹底的質疑，也使舊式膠片對於所攝之物的愛和忠誠顯得煞有介事。當我們拿起數碼相機或手機，輕描淡寫地說“拍照”時，它一開始就與虛構相互雜糅。如韓裔哲學家韓炳哲所說，數碼攝影的自由，使它對於現實只剩下引用式、碎片式的關聯。這種便利性使得數字媒體時代的拍攝者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人們不再只是被動的圖像消費者，或被攝者，也成爲自我圖像的活躍生產者。在21世紀，中國不斷湧現的初代網紅羣體，就日漸體現出自我形象生產的多樣性。

網絡論壇興起的初期，已有不少依憑個人肖像而“紅”的素人。比如2004年，水木清華、北大未名和MOP等網站因出格的“S”身形照片而走紅的芙蓉姐姐，以及幾年後因外形與言論均令人矚目而走紅的“奇葩”鳳姐。儘管她們的標新立異，擊中的是網友“審醜”心態。無論如何，那是百花齊放、恣意作妖的審美異質性時代，一切標準尚未塵埃落定。那一時期，QQ空間還曾流行非主流風格的大頭貼與自拍照。

MSN時代走紅的網紅鼻祖“毒藥”，是此後奠立新美學範式的某種先聲。2005年起，“毒藥”在MSN空間裏記錄自己的個人生活，配發大量照片。一位俊美、多金、有才華、有品位的神祕青年男子，他在英國留學的經歷，對藝術與時尚的理解以及旅行見聞，透過仿擬“大片”的個人肖像呈現出來，並迅速俘獲了一批忠實粉絲。

“毒藥”的走紅似乎預示了早期以文字爲主要載體的互聯網即將轉向圖像的視覺爆炸，以及此後“顏值”時代的到來。他作爲素人“明星”被崇拜和追捧的形象，甚至早於郭敬明小說中那種典範式的偶像般的男主角。在智能手機、單反與微單等設備不斷更新，以及影視寫真、古裝、私房照等藝術照類別的日益豐富之下，我們見證了網絡上不同風格肖像照的生產。貓撲、天涯、豆瓣等草根論壇，都產生了各自的“女神”“男神”範本，比如豆瓣上文藝女神張辛苑、復古少女南笙等，是風格化修圖和濾鏡的先行者；而以素顏著稱的奶茶妹妹，則成爲直男審美的標杆。

如果說臉在大衆媒體時代早已成爲娛樂業和新聞業的主宰，那麼在數字媒體時代，人們對於臉的偏好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不少網紅可以僅靠顏值在網絡立足。而此前，只有影視明星才能俘獲大衆的幻想，大衆傳媒製造的“明星臉”與普羅大衆的“無名臉”之間是一條橫亙的溝壑。如今，理想圖像也可以被其他更爲日常、可接近的偶像“網紅”所佔據。這種偶像不但易於崇拜與模仿，而且樂於迴應觀衆熱切的目光，因爲這也是他們將自我肖像發佈在網絡上供人賞味的初心所在。

智能手機的自拍功能與修圖軟件的美顏效果，使每個人都能從事“臉部圖像生產”。曬圖成爲一種日常，而令人滿意的自我肖像在社交網絡上纔是可展示的。一種對臉的私人消費正在互聯網上蔓延開來，人們紛紛將自己的“臉”放到網上供人觀賞。居伊·德波（Guy Debord）曾提出“景觀社會”，如今人們可以與自己的網絡肖像生活在兩個平行世界之中。

當自拍成爲慣常時，有關自拍的方法論自然得以形成。在當下的中國，這種範式俗稱“錐子臉”，儘管尖下巴、白皮膚與大眼睛的標配被很多人諷刺爲“假臉”（這種長相畢竟太不“中國人”了，更像是漫畫人物），然而這種審美仍牢牢佔據着統治地位。影視明星范冰冰與Angelababy的面孔既是這種面孔的淵源，也是這種面孔的模仿者，因爲她們也需要不斷參照這副“面具”來“修訂”自己自然生就的臉。受到男色消費的影響，男性網紅的自拍往往介乎男性氣質與“無性別意識”之間，近年流行的小鮮肉，追求一種“比女生更美”的精緻樣貌。

發佈自拍照成爲女明星的慣常做法，既體現也引領着自拍時代的審美。圖片摘自鞠婧禕、景甜、范冰冰個人微博。

顯然，自拍時代對於“好看”的理解在變化。大衆媒體與數字媒體發生了分層，權威雜誌與時尚大片中的明星與模特形象依舊起到了範式奠基的作品，人們發明瞭“高級臉”、“鮎魚臉”等詞語去形容那些不同於“錐子臉”這種普通“商業外形”的審美術語。普通人可以藉助自拍與美顏而獲得一張近乎明星臉，與此同時，人們也意識到明星的自拍甚至可以比普通網紅更不堪（比如以自拍糟糕著稱的神仙姐姐劉亦菲）。網紅的出現，與明星分庭抗禮，儘管二者的落差在於是否能走出美顏鏡頭。不過，如今“網紅/主播”已成爲富有生產力的行當，他們的身份正在慢慢被接受爲一種“正當職業”。

儘管以“自畫像”爲前身的“自拍”是人類源遠流長的慾望，是主體建構自己視覺形象和自我認識的一種方式，但在今天，自拍更爲關鍵意義則在於傳播。劉濤在《美圖秀秀：我們時代的“新身體敘事”》一文中指出，自拍使人抽離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獲得一種美學化、碎片化的神聖感，這種自我圖像成爲一個暫時性的偶像。在網絡上向朋友展示美化過的自己是第一步，而此後話語的互動（獲得評價和讚美）纔是這一儀式的高潮。這意味着好友也將我的自拍當成某種偶像來看待，久而久之，圍繞自拍就形成了一個小圈子的膜拜結構。明星臉、大衆臉、網紅臉，正是在這種結構下交互融爲一體。

臉的產業

自拍時代的“中國製造”

 沒有人再過着無圖像、無臉的生活。

——烏爾裏希·勞爾夫（Ulrich Raulff）

如果不能嘗試理解“自拍”，我們將很難談論今日的攝影。自拍已成爲當代攝影的重要組成部分，全世界的人都愛上了自拍，但中國人絕對走在世界的前列。不同於攝影術傳入初期時國人所身陷的被動，今天自拍產業下的“中國製造”，正在將某種高度量化、技術激進的美學範式變成一種“自然狀態”。美的立法者不再是作爲審美權威的導演或攝影師，也不是作爲立法權威的國家，而是無法還原到具體個人的數字化大衆。

在修圖軟件、手機製造業、照相館、醫療美容業、證件照連鎖店等做“臉”生意的新舊產業之中，臉的數據化已成規範，進行着隱蔽的、日常的、無休止的審美價值觀規訓。當我們發佈一張照片需要鄭重其事地宣佈“無濾鏡”、“無美顏”時，說明未經修飾的圖片已是稀罕之物。作爲顏值經濟的代表，仰賴照片的美圖公司和醫美APP新氧如今已成功上市。攝影被層層包裹進不同產業，反過來倒逼着我們去重新定義“攝影”的本質。

一鍵美顏

從技術上壟斷“美”

如果你願意，你也將是一個被“加工”的對象，希望你“出廠”的時候足夠閃亮。當然，別忘了來美圖秀秀社區發佈你的“出廠”造型。 

——美圖秀秀廣告文案

華爲G9 Plus自帶的相機中，嵌入了業內首創的實時美妝，它是當下頗得姑娘們歡心的自拍模式。

——華爲G9 Plus自拍美學

成立於2008年10月的美圖公司堪稱中國美顏界的鼻祖，它聲稱“讓世界變得更美”是其使命，“打造美麗生態鏈,讓每個人都使用美圖產品”是其願景。它所創造的一系列軟硬件產品,的確推廣了一種審美：白乃至於蒼白，眼睛不合比例地大，下巴尖削以至於鋒利。偏愛可愛、無辜更勝於美豔的中國口味，也在其濾鏡選項（蘿莉控、少女日記等）中有所體現。由於諸多“一鍵美顏”設計是針對理想化女性面容的，因此，糙漢使用美圖軟件拍攝的照片，往往呈現出反差的怪異（比如高曉鬆）。

美圖後的特朗普與希拉里。

如今被視爲“中國特色”的人像美顏，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將黃種人向歐洲人改造的人臉算法——高鼻大眼、輪廓清晰的歐式長相，被置於顏值食物鏈的算法頂端。這也是何以美圖秀秀在海外市場被斥“種族歧視”的原因，它的美麗魔法將黑人“一鍵”變爲介乎黃種人與白人之間的“另類”。

美圖手機、OPPO、華爲等主打自拍攝影功能的國產手機，讓自拍成爲一門預先“加工”的藝術。你在前置鏡頭中看到的自己，已經是一張經過層層修飾的數據之臉。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工業感深重的“美圖臉”究竟“美”在哪裏。正如常理看來，匠人耗費數十年打磨至溫潤的玉石，總比工業切割出流暢而無稚拙感的玉石更富於美感一樣。然而“美圖”軟件的顛覆性在於取消真實身體的合法性，這是一種介乎自覺與不自覺之間的洗心革面。

如同傻瓜相機讓攝影屬於每個人一樣，濾鏡也讓所謂專業修圖能力屬於每一個人。美圖家族的不同產品爲角色加工藝術提供了配方說明。比如——

美顏相機：“一秒變美,效果超自然,賣萌搞怪時尚啥都合適”;

潮自拍：“主題濾鏡庫幫你拍出電影級大片”。

美圖秀秀：“潮人都愛的全新濾鏡 讓你隨手拍出高級感，來社區分享你拍照祕籍”。

即便有人認爲Instagram、Snapseed等海外修圖軟件比看起來機械而廉價的美圖濾鏡更爲“高級”，但美圖秀秀創造的風靡小程序卻具有不同凡響的新奇吸引力，對中國人與老外而言都是如此。比如,2017年Twitter上流傳着將特朗普、希拉里及各國明星政要P成脣紅齒白娃娃臉的濾鏡，這被視爲美圖秀秀一次成功的海外輸出。儘管這些濾鏡走紅之後都迅速過氣，但速朽正是流行的真諦。

如今美圖公司已在戰略上宣佈轉向社交，這種臉的共同體可以基於線上也可以基於線下。一張自然的臉將無法得到一張面具的迴應，這就是當今自拍世界的准入規則。“一鍵美顏”基於一套機器學習算法的運作，而這背後則是AI產業“碼農”乏味的重複勞作，修圖工具在模型訓練階段開始之前,需要數據標註員先做好圖片的標註，正如醫美醫生在臉上標註出需要更正的錯誤五官那樣。

左圖是《上影畫報》1958年第8期封底，紀錄電影《黃寶妹》中的黃寶妹，她是上世紀50年代的工人明星和時尚偶像。後兩張是使用美圖秀秀濾鏡“蘿莉控”和“少女日記”之後的黃寶妹形象。

可量化的美

一種反面相學的“看臉”

美不是天賦，而是一種後天習得的能力。爲此新氧正推出一整套的解決方案，讓變美這件事不再依據讓人抓不住、摸不透的主觀標準，而是完全可量化、有數據支撐的標準體系。這套標準體系不僅可以幫助醫生更精準地承接來自用戶的感性訴求，同時也可以幫助醫美消費者利用科學更聰明地變美。

——新氧美容微整形專業醫美廣告

美顏相機已預先規劃了“美”的範式，這也意味着人要反過來去配合工廠標準件的製作標準，透過學習加以自我改造。專業醫美APP新氧對於攝影的運用，恰恰體現出這一點：數據化的臉如何反噬自然的臉？透過對於人像照片的“科學”分析，新氧將千人千面定義爲需要“返廠加工”的殘次品。

這是人像照片在今天的新功能，它是量化美學凝視與研究的對象。2019年1月，新氧首次發佈了《2019新氧美商報告》，第一次對“美麗商數（beauty quotient）”這個概念給出了清晰定義。即，一個人對美感和美學的感知、理解與運用能力。除了智商（IQ）和情商（EQ），如今我們也有了“美商（BQ）”。

或許我們更爲熟悉的詞語是“顏值”。然而,“美商”一詞還包含了更爲精準的分類。去年，新氧推出了一款叫作“新氧魔鏡”的智能產品，它基於平臺大數據與AI算法分析人臉，底層是由一百多個臉部特徵構成的網狀結構，這些臉部特徵的不同組合,最終都可以歸屬於三個分析維度的框架下：年齡感、智力感和距離感。

一個人的獨特氣質，往往可能是由一兩個面部小特徵所決定的。新氧將這些特徵稱爲“顏值代碼”。顏值代碼不僅決定了不同人的氣質，還可以爲希望改變外形的人們提供精確的數據指引。這意味着被視爲每個人面容中的“獨特”，都可以被程序化和代碼化。我們甚至可以基於“顏值代碼”和平臺消費數據，來預測未來一年的流行臉型。比如新氧斷言，黑蓮花臉、厭世臉和爭氣臉將是2019年的流行趨勢。

發明概念永遠是重要的，尤其是藉助科學化的語言。今天的人像美學陷入了類型學的狂熱。新氧所命名的臉的風格類型極富畫面感：幼幼臉、少女臉、好嫁臉、御姐臉、仙女臉、高智商臉……與此同時，它將幼齒、聰穎、淡漠、呆萌、成熟等不同感覺祛魅，並還原爲精準的數值和比例。

這是一種反面相學的計算。中國古人講究看相修心，相隨心轉；西方城市現代性興起時的面相學，則致力於研究階層和辨別犯罪。今天的面相學則打碎了美的整體性，這依賴於機器的感知方式來做“圖解”，最終要達成的實踐是透過整容“改運”，儘管其標準可能是一種“無人”之相。

最爲弔詭的是，在“新氧美學院”關於美的論述中，最愛被拿來舉證的是天然美女張柏芝、劉亦菲、林青霞等女星的臉。透過拆解這些天然的面孔，醫美論述將鼻子、嘴部這樣的細節轉化爲一套“渾然天成”的方法論，其結論是“唯一正確的審美是‘自然’”。然而實際上，天然最大的特質恰恰是生成與未知，是造化而非改造。

事實上，修圖和整容都非新事物，民國都市女性中已經流行歐化長相，比如林徽因就曾被質疑做過雙眼皮，民國女明星也會使用雙眼皮膠。然而，這與今天基於影像大數據的醫美產業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鴻溝，因爲算法的普遍原則比審美的個人趣味或社會風尚具有更強的規訓能力，即便是國家層面的社會主義美學，也無法具備這種內在的強制性。

分享一張證件照

作爲法律證據的人像

證件照是你最好的名片，它必須展現你美好的一面。我們提供規範的儀態標準和自然的妝容。

 ——“天真藍”廣告文案

網紅男女所推崇的錐子臉，其切割琢磨並非基於人的審美標準，而是爲了符合上鏡以後的美學標準——鏡頭屏幕會將人臉拉寬。美圖AI的存在，即是按照鏡頭標準改造自然的人面，近來網傳哈薩克斯坦總統沉迷美圖秀秀的糗事，因他國總統不給自己P圖而最終暴露。新聞圖片的真實性也受到美圖軟件的考驗。

這種美學規訓就連證件照也不能倖免。如今，結婚照是朋友圈最能吸“贊”的照片類型，在“天真藍”這樣的攝影工作室拍攝一張能在社交網站“拿得出手”的結婚照成了必然之選。在藝術理論家約翰·塔格看來，證件照原本是權力毛細血管式的運作工具。19世紀新的複製技術使圖像在西方得以大規模應用後，照片作爲一種身份識別標準，成爲政府統計匿名人羣和監控大衆面孔的手段。而如今監控也必須服膺於新的臉部哲學。

網友說，“好想活在‘天真藍’的身份證裏”。社交網絡使得證件照成爲具有傳播價值的可消費之物。當喫瓜羣衆對於明星素顏證件照的憔悴和平庸故作驚詫時，我們忘了“明星臉”原本就是一張面具。

攝影術早被質疑的真實，在今天的自拍時代反過來生產着另一種真實。網紅可以透過影像生產傳播帶貨賺錢，現實生活則構成其平行世界。人們可以爲取悅自己而去改動面目，然而有關“美”的話語規則早被現實制定，成爲我們難以擺脫的敘事。後現代社會似乎再難尋覓一種集體身份，然而統治集體的範式卻從未遠離我們。如漢斯·貝爾廷所說，在臉上佩戴人造面具的原始習俗在現代社會以一種荒誕的方式得以延續，“人們寧可終其一生戴着面具四處遊走，也不願滿足於擁有一張天生的臉，天然的臉讓他們感到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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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新京報·書評週刊》B01版～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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