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歷史上的黨錮之禍是什麼情況？
這種鬥爭是由最初的「清議」發展為一場社會政治運動。「清議」所抨擊的對象是專權的宦官和統治階層的腐敗，結果並沒有導致國家政治的改善，卻使一大批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遭到政治迫害和禁錮。應當指出，官僚士大夫同宦官集團的矛盾在形式表現為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但鬥爭本身和「黨人」的主張也具有強烈的社會改良性質。太學生作為知識精英和候補的官僚，積極參與國家政治，體現了其較強的政治責任，但最終成為權力爭鬥的犧牲品，這不能不說是「大一統」集權政治的悲哀。
「黨錮」事件的發生，斷送了東漢統治階級通過內部統治結構的調整而挽救王朝危局的可能性。最後，遍及許多州郡的黃巾起義直接瓦解了東漢王朝。公元189年東漢王朝為權臣逼迫遷離洛陽，從此至220年，東漢王朝名存實亡，各大地主官僚階級的割據狀態逐漸形成。
就這一事件來講，諸多史學家認為士大夫一黨對這一事件影響較大，持支持態度，但最終成為鬥爭的犧牲品，甚至覺得這場鬥爭直接使得東漢王朝開始崩盤。
東漢王朝的黨錮之禍，是一場政治鬥爭，也是一場關乎到東漢社會走向的重要事件。要想了解清楚其中的情況，我們還得從東漢初期說起。
東漢是靠豪族集團支持而建立起來的。為了答謝豪族的支持，劉秀等給予其大量官職，並同其聯姻以鞏固地位，例如劉秀的皇后陰麗華即來自河北的陰家。不過，皇帝勵精圖治時，這些豪族尚能規規矩矩，可是到皇帝年幼闇弱時，豪族便趁機架空皇權，例如和帝時期的大將軍竇憲爭權便是如此。但是皇帝大了，為了奪回權力，便要另外利用一批人，離皇帝最近的是誰呢？就是宦官集團。
在宦官的協助下，皇帝鞏固了地位，而為了獎賞這些人，皇帝便對其委以重任，例如漢靈帝時候的十常侍，曹操的父親都曾認宦官為乾爹，可見的其權勢熏天。
這自然又引起了新的政治勢力的不滿，那就是靠熟悉儒家經典而進入官場的儒生大學士們。這些人積極向皇帝建言，企圖剷除這些宦官，於是，為了反撲，宦官們便對這些進諫者大開殺戒，黨錮之禍也就出現了。
東漢和帝以後，國力走向衰落，外戚宦官輪番登臺擅權專政，導致朝廷政治黑暗，各種矛盾激化。一些有見識有眼光的官僚士人為了挽救統治危機，以太學為陣地，以輿論為武器，抨擊宦官，羞辱的稱其為「小人」、「刑餘之人」。而宦官誣稱這些官僚士人為「朋黨」、黨人。到了桓靈時期，雙方的矛盾激化，並最終引發了長達四十年的「黨錮之禍」。「黨錮之禍」分為兩次，第一次是在桓帝後期，以李膺、陳蕃等人為首，166年，李膺任司隸校尉不顧朝廷的大赦令強行處死一名宦官黨羽，被宦官記恨，誣告他結黨營私，桓帝大怒，將李膺下獄，並在全國範圍內抓捕黨人。167年，桓帝大赦天下，釋放二百餘名黨人，遣回原籍，遭到禁錮，終生不得為官，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第二次黨錮之禍是167年，竇太后與陳蕃合作起用被禁錮的黨人，圖謀除盡宦官，後泄密，宦官率先發動政變幽禁竇太后，殺陳蕃等人。169年張儉揭發宦官侯覽罪行，被其反誣結黨謀反，靈帝下令捕殺黨人，李膺、杜密等一百餘人慘死獄中，受其牽連之人有六七百人。176年，靈帝下詔，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只要在官府任職，一律免官禁錮。直到184年，黃巾農民戰爭爆發，政府恐黨人與農民起義者合流，才宣佈解除黨禁。至此，黨錮之禍結束。
東漢漢桓帝和漢靈帝時期的黨錮之禍，本質上就是皇權、外戚和士人之間的權利鬥爭，宦官則是皇權的延伸，是當時皇權對抗外戚的依靠。皇帝想要有一番作為、掌控國家權力，就必須依靠宦官。而士人更希望皇帝「垂拱而治」，這顯然與皇帝的想法有衝突，而外戚集團就想要一個聽話的皇帝。
外戚宦官作為暴發戶到處搶掠，兼併土地，同時有把持了官吏的選舉權，濫用親朋好友的同時更是以此牟利，因此侵佔了當時士人的利益，堵塞了當時士人的仕途，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了以結黨為形式，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的批評。
漢恆帝時期，太后梁妠死後，恆帝借宦官之力聯合宮中衛士，殺死梁翼（跋扈將軍），滅其族，剪除梁氏的外戚勢力，自此宦官開始了擅權的局面。公元166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泛、徐宣等人為非作歹，並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而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人，在大赦以後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以此開啟了第一次的黨錮之禍。
東漢歷史上的黨錮之禍是指發生在漢桓帝、漢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
黨錮之禍前後發生了兩次，最後結果都以反宦官集團失敗被殘酷鎮壓告終。黨錮之禍使東漢成為歷史上宦官專權最嚴重的朝代，在宦官專權下，正直官員受到壓制，小人得道，政治更加腐敗，為黃巾起義和漢朝滅亡埋下了伏筆。
那麼東漢為什麼會出現兩次大規模黨錮之禍?
究其原因主要是君主專制體制的弊端。在君主專制體制下，皇位世襲，皇權至高無上。但從漢和帝開始，繼位皇帝最大15歲，其餘年齡都很小。皇帝年幼，太后臨朝聽政。太后為了鞏固統治，往往依賴孃家人輔政，這就出現了外戚干政的問題。皇帝親政後，這些外戚不甘放權，繼續想控制皇帝，皇帝和他們的矛盾激化。為了打擊外戚，皇帝就提高身邊親信宦官的權力，參與朝政，外戚和宦官的鬥爭逐漸白熱化。可見，黨錮之禍本質上就是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產物，而這歸根結底是君主專制體製造成的。
東漢中後期，由於主少國疑導致宦官和外戚被重用，由此引發了儒生的不滿，加上東漢後期，世人品評之風興盛，人們喜歡用道德來評價人，外戚和宦官的做法引起了士大夫團體的不滿，尤其是宦官集團。後士大夫集團想清除宦官集團，但宦官向靈帝求情，最終靈帝偏寵宦官，禁錮士大夫，編造名冊抓捕，是為黨錮之禍。
東漢王朝 , 是依賴於豪強大地主的支持和擁戴而建立起來的。光武帝劉秀為避免西漢末年 「上威不行，下專國命」的歷史重演，儘可能把豪強地主的強大勢力納入東漢統治的軌道，便極力加強皇權，實際上是皇帝總攬國家的全部政 務。皇權的加強，相權的削弱，在東漢後期朝政衰落的條件下，導致了外戚、宦官挾主專權的局面。即誰掌握了皇帝，誰就可以左右一切。因此，外戚和宦官兩大集團便對皇權展開了無休止的爭奪。不管是他們中間的哪一方得勢。對人民羣眾都會帶來新的災難。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激化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 的矛盾。自漢安帝始，越來越多的農民羣眾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他們自立首領， 殺官吏，燒城邑，強烈地震撼了東漢的統治政權。面對農民革命的風起雲湧，統治階級中部分憂國之士便本能地站了出來，為挽救行將滅亡的東漢王朝而進行努 力。由於他們的階級侷限性，他們把農民階級的反抗鬥爭歸結為外戚和宦官的放縱和專權。因此，他們「清議」朝廷，懲治奸暴，同外戚宦官展開了鬥爭。
黨錮之禍是指發生在東漢桓、靈帝時，士大夫們對宦官亂政這一現象不滿從而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黨人是宦官對文人士大夫們的蔑稱，黨錮之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兩次黨錮之禍都以文人士大夫集團的失敗而結束，由此士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被殘酷鎮壓。
黨錮之禍可以說是政治立場的對立，黨人和宦官集團是兩個相對的利益集團，一個代表著正義一個代表著邪惡，於是就發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正義要打敗邪惡而正義往往弱小，於是正義受到打擊，事物的前進總是曲折反覆的上升。
試問黨人和宦官互換身份的話，黨人何嘗又會對敵人手軟呢？無非是立場不同利益有別而已，試看歷史上的政治鬥爭哪個不是勝利者說的算數，希羅多德說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不是嘛！黨錮之禍就很好的詮釋了這樣一個事實！
黨錮之禍是東漢桓、靈二帝時的士大夫聯合太學生與官宦鬥爭失敗的結果。黨錮的意思是被劃為黨人的士大夫終生不得再入仕途，黨錮共兩次。
東漢後期出現了外戚與宦官輪流執政的局面，東漢後期的皇帝大多短命，新皇帝年幼繼位，不得不依靠外戚；等皇帝長大成人，便依靠家奴，也就是宦官打擊外戚，樹立自己權威；下一個皇帝上臺，又依附於外戚，外戚趁機打擊前朝宦官，如此反覆……由於宦官驕橫，士大夫和太學生把東漢的社會問題歸結於宦官專權，因此極力想要打擊宦官，但是都失敗了。至於士大夫失敗的原因，首先是士大夫結黨觸怒了皇權。對於皇帝而言，宦官只是家奴，雖然跋扈，但是不至於推翻自己，而士大夫結黨則不同，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古代的皇帝對於結黨問題非常敏感的原因。黨人成為超越東漢皇權權威的潛在力量，對皇權產生了威脅,皇帝必然會選擇站在宦官一邊，打擊士大夫。其次，黨人大多都是出身士大夫豪族階層，把持了地方的用人大權。其次，黨人「錯誤」的政治理念將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宦官集團身上，欲滅宦官集團而後快，宦官走投無路之際發動反撲，取得了勝利，宦官自然不可能殺掉所有黨人，因此想出來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就是讓這些人沒法參與政治，也就是黨錮。
「黨錮之禍」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禁錮黨人所帶來的禍亂。」這裡黨人指的是以士大夫和太學生為代表的清流黨， 他們以儒家思想反對宦官專權，渴望澄清政治。
東漢自和帝依靠宦官剷除外戚勢力，對宦官大加任用，使之權傾朝野，與外戚勢力交相執政，這些腐朽力量胸無大志，攪亂朝政，使當時政治異常黑暗。
這就導致飽讀儒家詩書，滿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的士大夫與太學生的嚴重不滿，他們諷議朝政，反對宦官勢力，其代表人物李膺等人還利用職權對其進行打擊，這就引致宦官的不滿與反撲。
東漢桓帝166年和靈帝168年前後共發生過兩次「黨錮之禍」。兩次黨錮之禍都以黨人的失敗而終，黨人遭受嚴重的打擊，被殘酷鎮壓，黨錮之禍傷及東漢根本，為黃巾之亂和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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